闵行城市交通执法大队 是不是钓鱼执法
| 发布时间： | 2009-10-14 | 点击次数： | 0 |
案情回放：
闵行城市交通执法大队 是不是钓鱼执法
2009年10月10日
起诉书中要求闵行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撤销处罚决定；代理律师称“倒钩”属实将损害政府公信力。
- 关注焦点
上海白领张军(化名)称遭“倒钩执法”，近日状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昨天该案立案。谈及打官司的目的时，张军说他只希望执法部门有勇气承认错误，他还表示以后不会再捎有急事需要搭车的人。
昨日中午，上海称遭“倒钩执法”的当事人张军(化名)，状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案立案。9月28日，张军提交诉状，要求法院撤销上海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认为执法者设套
起诉书中，张军陈述称，他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称，随后车被扣，并被罚款一万元。
张军认为，该事件中被告故意设计陷阱。他指出，被告雇用社会人员，冒充犯病乘客，利用原告同情心搭载原告汽车，以便诬陷原告非法运营，被告以此为由，对原告处以高额罚款，其雇用人员也会因此获得奖金。张军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律师称执法大队陷困境
昨天，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介绍，张军是在有人自称胃疼而载其一段路，客观上也没有收取费用，其行为属于帮助别人，是值得提倡的。
郝劲松表示，如果确属“倒钩”，那将是“栽赃式执法”，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合。他认为，“倒钩”属实的话，将会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因为执法大队一方面说自己执法形象良好，提倡市民展现良好素质，另一方面打击这种行为，只能陷入表里不一的困境。
- 事件回放
日前，上海白领张军称，因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遭遇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被扣车罚款。该事件经报道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建强，在接受上海一电视台采访时称，事件过程与张陈述相反，但刘多以“不清楚”、“不能透露”、“这是工作秘密”回应电视台主持人提出的质疑。(记者张寒)
“我再也不会捎有急事的搭车人”
上海白领张军称，告状不为钱，只希望执法部门有勇气认错
- 对话
- 对话人物
张军 新上海人，大学毕业留沪，现拥有上海户口，在一家500强集团公司工作，职务是市场经理，年收入约20万元。(来自张军自述)
昨天，面对诉讼胜诉可能性多大的问题，上海白领张军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起诉书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赔偿，“就是不想被人误会为了钱”。
为什么打官司？
洗刷清白是次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善用权力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起诉？
张军：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我也不愿意这样站在风口浪尖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作法让我太冤屈了。政府部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们拿人民的权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太愤慨了。所以我选择起诉，来维护自己。
新京报：整个事情让你觉得最愤慨的地方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他们派出倒钩，博取人的同情心，然后再抓人。他们不仅违法，更有违道德的底线。说实话，打这场官司，我不是为了钱，我对官司的胜败也看得很淡。其实，他们以前也从无败诉过。我甚至觉得，洗刷清白都是次要的，我最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更加善用人民给他们的权力。
新京报：你说他们从未败诉，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张军：根据他们的公开资料，他们自己说的。而且，我接触到的起诉的和我相似的情况，也都是败诉。
新京报：和你相似情况的车主，有人劝你不要打这个官司？
张军：对，有一个一审二审都败诉的车主劝我说，他觉得没用，打不赢的。但是，我之所以还要打，也是希望给自己有一个交代。那一万块钱，我并不太在意。打官司这种事情，其实谁都知道，耗费很多时间，也不见得有结果。
新京报：你觉得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
张军：说实话，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谁知道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前的不都败诉了吗？
新京报：一审败诉，你还会上诉吗？
张军：我会的。
新京报：这件事之后，很多类似情况的车主找过你，你想过提起集体诉讼？
张军：有十几个类似情况的人找到我，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一起起诉，法院不会受理，所以还是个人诉讼。他们希望我能站出来。其他也有几位，可能会提起诉讼。
新京报：你所期望的这场官司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张军：每一个伟人都会犯错，人无完人。我觉得执法部门怎么能连一个简单的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呢。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他们有这个勇气，对被伤害的百姓承认错误。
新京报：如果最后输了，怎么办？
张军：我没有办法，输了我也没办法。所谓小悲切切，大悲希声。也只能如此。我相信人民心中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新京报：你的诉讼要求只是撤销行政处罚，没有提到其他赔偿。
张军：也是考虑不被人误会我是为了钱。
对未来有何影响？
我想我以后的防备心会很强
新京报：事情发生一个月了，对你的影响大吗？
张军：对我影响很大，我压力也很大。就拿打官司来说，朋友都劝我，民告官，很难。父母也很谨慎，不支持我打官司。
新京报：当初事发时，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张军：我觉得屈辱，很强烈的屈辱感。事后，我想起来也觉得屈辱，怎么会有这样一群执法人员？我父母劝我往好处想，他们说：“你要想，幸好不是真正的强盗”。可是，换句话说，不是真正的强盗，穿着制服，这样对我，让我感受到的是更强烈的失望，怎么会这样？
新京报：你觉得对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张军：有。我想我以后的防备心会很强。
新京报：如果以后碰到有人遇急事要搭你的车，还会捎他(她)吗？
张军：说实在的，我不会了。
为何不接受黑车之说？
我要开黑车，我起码要开一个油耗小的吧
新京报：说你开“黑车”，能说一下个人情况吗？
张军：我是一个新上海人，大学毕业留在上海，现在是上海户口，在一家500强的集团公司做事。我做的是电子行业，职务是市场经理。
新京报：收入怎么样？
张军：收入不算太高，差不多一年20万左右。
新京报：你觉得说你非法运营，不可思议吗？
张军：稍微有一点思维的人，都不会认为我开“黑车”。我住在普陀，开车去闵行去运营黑车？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开的是福克斯，这不是什么好车，但是我要开黑车，我起码要开一个油耗小的吧。不过说这个没用，人家执法部门说，还有人开奥迪拉黑活呢。
新京报：你说，当时那个人是装胃疼，你让他上车的？
张军：是的。当时是红灯，他说胃疼，打不到车，他满脸痛苦的样子。我跟他说过我私家车不带人。他说给我20块钱，我说我不要。后来，看他实在痛苦就让他上车了。但后来刚一停车，他就抢我的钥匙，后来七八个人冲出来，把钥匙硬抢过去。
新京报：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大队长接受采访时说，事情过程和你说的截然相反。
张军：是，我也看到了，但是他说截然相反，却什么都不肯说。我希望他们能公布当时的录音录像资料。当时，我被他们推搡得非常狼狈，我看到他们录了像。为什么不公开？现在就一句截然相反，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新京报：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碰到这种事？
张军：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钩子。我是一个普通人，真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普通人，突然扣我一个帽子，他们的权力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新京报：有没有尝试过找你所说的钩子？
张军：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是见了，他化成灰我也认得。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钩子是毫无廉耻的人，他害人拿钱。话又说回来，开黑车是不好，不合法，但是比起钩子来，起码合情理。
被倒钩伤害的人，像我，我地震也捐款，当然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但起码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还有的车主，有一大堆义务献血证。这起码从侧面证明，我们都不是坏人。为什么到了他们那边，就成了坏人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挑战道德底线的执法方式呢？
新京报：你一直都使用的是化名。
张军：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希望生活受影响。而且，有些钩子是无业游民，我怕他们危害自己。(记者张寒)
上海钓鱼执法内幕:"钓钩"得手一次领钱六百
2009-10-20 01:34:00 来源: 华龙网-重庆晚报
核心提示：知情人士透露，在上海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闵行执法队2年里“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重庆晚报10月20日报道 近日，上海陆续出现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议事件。该市闵行区一公司白领张军在上班路上因好心搭载“突发胃病”的一陌生男子去医院，不料该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即拔走张的车钥匙，旋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被以“非法营运”为名罚款1万元。目前，张军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而同样认为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9岁司机孙中界，因无法自证清白竟愤而自杀，虽最终未遂，却几乎将手指切断……
这些案例，让人们对“放钓执法”引起空前关注和严重质疑。而记者深入这一“灰色领域”发现，其内幕更是让人震惊。
老司机：
上海市有上千个“钓钩”
在两天的暗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位在闵行区跑了多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向记者证实，所谓“钓钩”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这位老司机说，近些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执法”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而“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然后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他们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而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受害者：
执法队勾结社会“打手”
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肯定了这一说法，他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两年中，他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去年夏天，他驾驶公司面包车经过闵行区一片宽阔地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以“热晕了”为名，要求“顺路载上一程”。5分钟后，这个男子拔出他的车钥匙。同时，陈瑞勤被几个身穿便衣的男子“当场抓获”。“当时我根本没看出来他们是执法大队的，我要他们出示证件。”陈瑞勤说，这一要求使他招致了这伙人的毒打，他们自称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人”。
而令陈瑞勤震惊的是，他在执法大队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伙社会闲杂人员。为首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个子在1米8左右，带着七八个“小弟”，这些“小弟”将陈瑞勤再次暴打了一顿。事后，陈瑞勤得知，这个30多岁的男子便是和执法大队来往密切的“钓头”，他手下至少有几十个“钓钩”。
利益链：
专业“钓钩”月赚数千元
陈瑞勤告诉记者，他在两年的密访中发现，“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闵行区就至少有3个“钓头”，手下有100多个“钓钩”。
陈瑞勤掌握到的情况是，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甚至有的“钓头”开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买了房”。
记者另外了解到的一个似乎有对应意味的数据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律师说：
“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犯罪
遭遇“放钓执法”的司机多数选择了“吃哑巴亏”，当然也有勇于揭黑幕者。文首提到的张军就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其代理律师是著名律师郝劲松。
18日，郝劲松给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出了共19封申请函，要求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近几年来的“钓鱼”信息，包括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数量、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钓钩”人数以及奖励金额等“敏感”数据。
郝劲松称，早在几年前，“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就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媒体评论
人民日报：“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羊城晚报：钓鱼执法本质是“公权碰瓷”
南方日报：“钓鱼式执法”以人民为假想敌
武汉晚报：“钓鱼执法”是黑社会思维模式
京华时报：“钓鱼”执法的背后是不能公开的真相
广州日报：罚款执法变异，钓鱼执法丛生
新京报：“钓鱼执法”背后是部门利益的驱动
武汉晚报：为何没人去钓贪官？ 综合中国青年报等
新闻回顾：交管人员装病求助 白领好心搭客反被称黑车
上海一白领好心发帖称自己搭载一个自称有病的男子，不料男子上车后突然拔走车钥匙，随后冲出多个交管执法人员，由于自称"有病"的男子主动要求给钱，交管人员坚持认定这位白领涉嫌非法运营。近日，这类"钓鱼式"执法打击黑车的方式引发了广泛争议。
车主遭遇"钓鱼执法"续:起诉执法大队获立案
上海一车主好心搭载自称有病的男子，结果遭遇运管部门“钓鱼执法”，认定涉嫌非法运营，被扣车罚款一万。近日当事人通过维权律师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对方撤销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昨日，上海闵行区法院已正式立案。
2009年10月10日
起诉书中要求闵行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撤销处罚决定；代理律师称“倒钩”属实将损害政府公信力。
- 关注焦点
上海白领张军(化名)称遭“倒钩执法”，近日状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昨天该案立案。谈及打官司的目的时，张军说他只希望执法部门有勇气承认错误，他还表示以后不会再捎有急事需要搭车的人。
昨日中午，上海称遭“倒钩执法”的当事人张军(化名)，状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案立案。9月28日，张军提交诉状，要求法院撤销上海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认为执法者设套
起诉书中，张军陈述称，他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称，随后车被扣，并被罚款一万元。
张军认为，该事件中被告故意设计陷阱。他指出，被告雇用社会人员，冒充犯病乘客，利用原告同情心搭载原告汽车，以便诬陷原告非法运营，被告以此为由，对原告处以高额罚款，其雇用人员也会因此获得奖金。张军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律师称执法大队陷困境
昨天，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介绍，张军是在有人自称胃疼而载其一段路，客观上也没有收取费用，其行为属于帮助别人，是值得提倡的。
郝劲松表示，如果确属“倒钩”，那将是“栽赃式执法”，与行政执法的正当性不相符合。他认为，“倒钩”属实的话，将会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因为执法大队一方面说自己执法形象良好，提倡市民展现良好素质，另一方面打击这种行为，只能陷入表里不一的困境。
- 事件回放
日前，上海白领张军称，因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遭遇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被扣车罚款。该事件经报道后，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建强，在接受上海一电视台采访时称，事件过程与张陈述相反，但刘多以“不清楚”、“不能透露”、“这是工作秘密”回应电视台主持人提出的质疑。(记者张寒)
“我再也不会捎有急事的搭车人”
上海白领张军称，告状不为钱，只希望执法部门有勇气认错
- 对话
- 对话人物
张军 新上海人，大学毕业留沪，现拥有上海户口，在一家500强集团公司工作，职务是市场经理，年收入约20万元。(来自张军自述)
昨天，面对诉讼胜诉可能性多大的问题，上海白领张军说，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起诉书中他甚至没有提出赔偿，“就是不想被人误会为了钱”。
为什么打官司？
洗刷清白是次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善用权力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起诉？
张军：我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我也不愿意这样站在风口浪尖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作法让我太冤屈了。政府部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们拿人民的权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太愤慨了。所以我选择起诉，来维护自己。
新京报：整个事情让你觉得最愤慨的地方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他们派出倒钩，博取人的同情心，然后再抓人。他们不仅违法，更有违道德的底线。说实话，打这场官司，我不是为了钱，我对官司的胜败也看得很淡。其实，他们以前也从无败诉过。我甚至觉得，洗刷清白都是次要的，我最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他们能够更加善用人民给他们的权力。
新京报：你说他们从未败诉，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张军：根据他们的公开资料，他们自己说的。而且，我接触到的起诉的和我相似的情况，也都是败诉。
新京报：和你相似情况的车主，有人劝你不要打这个官司？
张军：对，有一个一审二审都败诉的车主劝我说，他觉得没用，打不赢的。但是，我之所以还要打，也是希望给自己有一个交代。那一万块钱，我并不太在意。打官司这种事情，其实谁都知道，耗费很多时间，也不见得有结果。
新京报：你觉得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
张军：说实话，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谁知道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前的不都败诉了吗？
新京报：一审败诉，你还会上诉吗？
张军：我会的。
新京报：这件事之后，很多类似情况的车主找过你，你想过提起集体诉讼？
张军：有十几个类似情况的人找到我，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一起起诉，法院不会受理，所以还是个人诉讼。他们希望我能站出来。其他也有几位，可能会提起诉讼。
新京报：你所期望的这场官司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张军：每一个伟人都会犯错，人无完人。我觉得执法部门怎么能连一个简单的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呢。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他们有这个勇气，对被伤害的百姓承认错误。
新京报：如果最后输了，怎么办？
张军：我没有办法，输了我也没办法。所谓小悲切切，大悲希声。也只能如此。我相信人民心中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新京报：你的诉讼要求只是撤销行政处罚，没有提到其他赔偿。
张军：也是考虑不被人误会我是为了钱。
对未来有何影响？
我想我以后的防备心会很强
新京报：事情发生一个月了，对你的影响大吗？
张军：对我影响很大，我压力也很大。就拿打官司来说，朋友都劝我，民告官，很难。父母也很谨慎，不支持我打官司。
新京报：当初事发时，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张军：我觉得屈辱，很强烈的屈辱感。事后，我想起来也觉得屈辱，怎么会有这样一群执法人员？我父母劝我往好处想，他们说：“你要想，幸好不是真正的强盗”。可是，换句话说，不是真正的强盗，穿着制服，这样对我，让我感受到的是更强烈的失望，怎么会这样？
新京报：你觉得对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张军：有。我想我以后的防备心会很强。
新京报：如果以后碰到有人遇急事要搭你的车，还会捎他(她)吗？
张军：说实在的，我不会了。
为何不接受黑车之说？
我要开黑车，我起码要开一个油耗小的吧
新京报：说你开“黑车”，能说一下个人情况吗？
张军：我是一个新上海人，大学毕业留在上海，现在是上海户口，在一家500强的集团公司做事。我做的是电子行业，职务是市场经理。
新京报：收入怎么样？
张军：收入不算太高，差不多一年20万左右。
新京报：你觉得说你非法运营，不可思议吗？
张军：稍微有一点思维的人，都不会认为我开“黑车”。我住在普陀，开车去闵行去运营黑车？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开的是福克斯，这不是什么好车，但是我要开黑车，我起码要开一个油耗小的吧。不过说这个没用，人家执法部门说，还有人开奥迪拉黑活呢。
新京报：你说，当时那个人是装胃疼，你让他上车的？
张军：是的。当时是红灯，他说胃疼，打不到车，他满脸痛苦的样子。我跟他说过我私家车不带人。他说给我20块钱，我说我不要。后来，看他实在痛苦就让他上车了。但后来刚一停车，他就抢我的钥匙，后来七八个人冲出来，把钥匙硬抢过去。
新京报：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大队长接受采访时说，事情过程和你说的截然相反。
张军：是，我也看到了，但是他说截然相反，却什么都不肯说。我希望他们能公布当时的录音录像资料。当时，我被他们推搡得非常狼狈，我看到他们录了像。为什么不公开？现在就一句截然相反，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新京报：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碰到这种事？
张军：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钩子。我是一个普通人，真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普通人，突然扣我一个帽子，他们的权力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新京报：有没有尝试过找你所说的钩子？
张军：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是见了，他化成灰我也认得。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钩子是毫无廉耻的人，他害人拿钱。话又说回来，开黑车是不好，不合法，但是比起钩子来，起码合情理。
被倒钩伤害的人，像我，我地震也捐款，当然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但起码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还有的车主，有一大堆义务献血证。这起码从侧面证明，我们都不是坏人。为什么到了他们那边，就成了坏人呢？为什么要用这种挑战道德底线的执法方式呢？
新京报：你一直都使用的是化名。
张军：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不希望生活受影响。而且，有些钩子是无业游民，我怕他们危害自己。(记者张寒)
上海钓鱼执法内幕:"钓钩"得手一次领钱六百
2009-10-20 01:34:00 来源: 华龙网-重庆晚报
核心提示：知情人士透露，在上海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闵行执法队2年里“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重庆晚报10月20日报道 近日，上海陆续出现涉嫌“钓鱼执法”的争议事件。该市闵行区一公司白领张军在上班路上因好心搭载“突发胃病”的一陌生男子去医院，不料该男子上车几分钟后即拔走张的车钥匙，旋即，数名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张被以“非法营运”为名罚款1万元。目前，张军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而同样认为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9岁司机孙中界，因无法自证清白竟愤而自杀，虽最终未遂，却几乎将手指切断……
这些案例，让人们对“放钓执法”引起空前关注和严重质疑。而记者深入这一“灰色领域”发现，其内幕更是让人震惊。
老司机：
上海市有上千个“钓钩”
在两天的暗访中，记者接触到一位在闵行区跑了多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向记者证实，所谓“钓钩”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这位老司机说，近些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执法”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而“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然后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他们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而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受害者：
执法队勾结社会“打手”
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肯定了这一说法，他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两年中，他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去年夏天，他驾驶公司面包车经过闵行区一片宽阔地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以“热晕了”为名，要求“顺路载上一程”。5分钟后，这个男子拔出他的车钥匙。同时，陈瑞勤被几个身穿便衣的男子“当场抓获”。“当时我根本没看出来他们是执法大队的，我要他们出示证件。”陈瑞勤说，这一要求使他招致了这伙人的毒打，他们自称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人”。
而令陈瑞勤震惊的是，他在执法大队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伙社会闲杂人员。为首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个子在1米8左右，带着七八个“小弟”，这些“小弟”将陈瑞勤再次暴打了一顿。事后，陈瑞勤得知，这个30多岁的男子便是和执法大队来往密切的“钓头”，他手下至少有几十个“钓钩”。
利益链：
专业“钓钩”月赚数千元
陈瑞勤告诉记者，他在两年的密访中发现，“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闵行区就至少有3个“钓头”，手下有100多个“钓钩”。
陈瑞勤掌握到的情况是，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从执法人员手里拿到300元，“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是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甚至有的“钓头”开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买了房”。
记者另外了解到的一个似乎有对应意味的数据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律师说：
“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犯罪
遭遇“放钓执法”的司机多数选择了“吃哑巴亏”，当然也有勇于揭黑幕者。文首提到的张军就已向闵行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获受理。其代理律师是著名律师郝劲松。
18日，郝劲松给上海市18个区县的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上海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发出了共19封申请函，要求他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近几年来的“钓鱼”信息，包括查获非法运营的“黑车”数量、罚没金额总额及去向、预定罚款指标任务、配合执法的“钓钩”人数以及奖励金额等“敏感”数据。
郝劲松称，早在几年前，“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就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他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媒体评论
人民日报：“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羊城晚报：钓鱼执法本质是“公权碰瓷”
南方日报：“钓鱼式执法”以人民为假想敌
武汉晚报：“钓鱼执法”是黑社会思维模式
京华时报：“钓鱼”执法的背后是不能公开的真相
广州日报：罚款执法变异，钓鱼执法丛生
新京报：“钓鱼执法”背后是部门利益的驱动
武汉晚报：为何没人去钓贪官？ 综合中国青年报等
新闻回顾：交管人员装病求助 白领好心搭客反被称黑车
上海一白领好心发帖称自己搭载一个自称有病的男子，不料男子上车后突然拔走车钥匙，随后冲出多个交管执法人员，由于自称"有病"的男子主动要求给钱，交管人员坚持认定这位白领涉嫌非法运营。近日，这类"钓鱼式"执法打击黑车的方式引发了广泛争议。
车主遭遇"钓鱼执法"续:起诉执法大队获立案
上海一车主好心搭载自称有病的男子，结果遭遇运管部门“钓鱼执法”，认定涉嫌非法运营，被扣车罚款一万。近日当事人通过维权律师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对方撤销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昨日，上海闵行区法院已正式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