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振勤院长 主持一下真是威风凛凛
| 发布时间： | 2010-11-08 | 点击次数： | 0 |
案情回放：
蒙振勤院长 主持一下真是威风凛凛
——陕西两访民被开大会“示众”处理
2010年11月08日 06:10新京报
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法院院长主持，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有近万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她们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
富平县万人大会处理两上访女子，大会由县政府决定，法院院长主持；两女子此后陷自卑生活。
段定梅（左）、乔转丽一直留着两人在大会上被民警押着的照片。
新京报11月8日报道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
对于当时有多少人在广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记者没有查到统计数据，有现场目击者认为有近万人。
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被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家人。
富平县官方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
本报记者 吴伟 陕西报道
11月7日，陕西富平县农民段定梅、乔转丽还在商量着，怎么“讨还公道”。段定梅说，尽管事情已过半年多，但她们还是无法“从噩梦中走出”。
事情发生在2010年3月5日。那天早晨，段定梅、乔转丽都被“接访车”带到了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42岁的段定梅，高中文化程度，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是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4名工作人员连夜将她们用专车遣返回乡。
3月5日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做完询问笔录，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随后，她们被告知暂时不能回家，先在办公室等着。
近12时，警方通知，下午要开一个会，要求段定梅、乔转丽也要参加。“我以为是围在一起的学习班，领导批评教育一下我们，就让回家。”段定梅说。
而此刻，在县政府广场，已有一两百人等着看这个会。段定梅的丈夫李志民也站在其中。
【意外】
“不得申辩不许说话”
3月5日下午约1点，县政府广场开始布置会场，设了“主席台”，扯起了横幅：“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
李志民碰到了两名村组干部，他问能否设法阻止大会，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县领导安排的。
据李志民讲，他在清早听公安局的朋友说，有两个上访女子被带回县里，他心头“咯噔”一下。赶到县治安大队，他确定有段定梅，但被告知下午在广场上要开个会。
近下午2时，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乔转丽回忆，民警说下车会押着她们的胳膊，“他们说，县领导安排的，他们也没办法”。
车行至县政府广场，透过车窗，段定梅、乔转丽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
段定梅说，自己当时特别想跑，或“找个地洞钻进去”。
广场对面的小吃店老板回忆，当时警车从人群中穿过，开进会场。有许多人涌向车前，向车里张望。一名民警拉上了帘子。
段定梅觉得“那几分钟像过了一年，脑子一片空白。”
李志民透过车窗看到了妻子，他说自己甚至一瞬间有了“劫车”的念头。
车门打开，离主席台约100米，段、乔二人被押着走过这段路。
段定梅觉得当时“万箭穿心”，“眼前都是黑的”。
这时候，广场上聚满了人。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多是路人。李志民则估计有1万四千人。
8月7日，一名富平县的村干部透露，3月5日当天县里通知了各乡镇、各村组的干部去开会。他说“明知县政府在瞎搞，但我们不敢说”。
8月7日，段定梅所在的东上官乡牛蹄新组，另一名上访者李长茂称，开会前一周，“段定梅回来要被拘留劳教的传闻，已经传遍了”。
【处理】
万人大会“被露脸”
3月5日下午2时，公开处理大会开始。
主席台上坐了副县长以及县政法委、县法院领导。台下是富平各单位、乡镇村组的干部们，外圈则都是围观群众。
段定梅、乔转丽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
据李志民回忆，当天的大会，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
李志民说，大会持续了近40分钟。他没有心思听那些人读什么，而是扯着脖子在会场里数熟人，“天天见的就有30多个，人丢大了。”
官员们宣读完各种材料后，摄像机、照相机围住段定梅、乔转丽一顿猛拍。
“我脑袋昂得高高的，不过内心还是羞愧难当。当时我感觉我成了个罪犯。”段定梅说。
乔转丽回忆，她当时心里一直念叨：“这以后可咋活啊？”
公开处理大会结束，民警将二人押上车，到看守所门口，放了段定梅。乔转丽则被执行拘留。
李志民骑电动车到段定梅跟前，说了俩字：“走！回！”段定梅贴着丈夫的背，路上两人没说话。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8日，段定梅在朋友提醒下看了电视，次日，她立即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
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8月4日，牛蹄新组两名村民说，他们是看电视后，“才知道段定梅受了这么大委屈”。
【官方】
大会乃“集体”决定
在富平法院网上，关于“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目前仍有文章保存。
在一篇名为《富平县法院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具体做法》的文章中，有如下段落：“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8月5日下午，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说，“公开处理大会”以前没开过，3月开过那一次后也没再开过。
任继文称，公开处理大会是由富平县“社会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集体研究后给出的处理方案。
他介绍，“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挂帅，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县政法委。“这个公开处理大会还是由县政府决定的，政法委在其中担任组织协调的功能。”
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
据段定梅、乔转丽两人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的生活
当地一名村组长认为，公开处理大会“把小事搞成了大事”。
目击大会的理发店老板评价：“现在又不是‘文革’，哪怕上访户违法了，这也严重侵害了人家名誉。”
据李志民介绍，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他说，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
三天三夜，段定梅除了发呆就是写材料。
3月9日，因为电视台的事，段定梅清晨6点多就出发去西安。“那时间人少，我选了条人少的路。”
段定梅、乔转丽都说，现在最不想见的是亲人，一看见，眼泪就在眼里打转。
段定梅称，至今她没主动到任何一个亲戚家、同学家、熟人家串门，“我感到自卑”。
村民李长茂说，没出事前，段定梅常去村口打麻将，但出事后，他只在村里见到段定梅一两次。
段定梅说，那件事后自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则希望遇到越少的人越好。有次她听见两个女人嘀咕，“好像是给这个女的开的会”，眼泪一下就涌出。
“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李志民要在县里帮他找个工作，他不答应，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事过几个月后，8月初，段定梅跟儿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儿子说，妈妈“上大会”是他辍学的直接理由，不过更早的时候，2008年底，段定梅在街上贩水果被城管逮住把水果踩得稀烂，他当时就想不上学去打工，“就不会让妈妈这么难过了”。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不大说话。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
【期待】
会否有“公开道歉会”？
段定梅和乔转丽一直希望能“恢复名誉”。
4月，她俩分别向富平县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希望撤销3月4日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5月底6月初，乔转丽、段定梅分别收到决定书，申请被驳回。
段定梅开始时不想打官司。5月20日，她曾赴京，咨询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家单位均回复，富平县这一处理方式涉嫌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
段定梅也曾在指定接访日找县委书记，但她没见到，“书记对面办公室的女职员对我说，开‘批斗会’是‘教育你们’。”
北京律师周泽听了段定梅、乔转丽的经历后提出，无论她们是否违法上访，富平县“公开处理大会”都已涉嫌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当事人可起诉县政府侵犯名誉权。
9月14日，段定梅和乔转丽向渭南市公安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至今无结果。“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段定梅说，“他们一点悔意都没有。”
11月7日，段定梅、乔转丽她们还在商量着怎么讨个说法。
乔转丽盼着，有一天，县里会给她俩专门开一个公开道歉会，也要有上万人参加，得在电视台连着播，“起码得10天”。
42岁的段定梅，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是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
也就是说，段定梅、乔转丽二人在北京进行正常的上访活动，却遭到首都警方的拘捕。首都警方滥用权力，恶意抓捕进京上访者的嫌疑无法排除。
其次，暴露富平县公安局法盲本性。随意拘留访民，其野蛮作风令人不齿。
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用“接访车”接回正常上访的段定梅、乔转丽后，本来连对她们做询问笔录的权力也没有，可最终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这是明显的权力滥用，大有“我想咋处理就咋处理”的霸道做派。
在“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上，将两位中年妇女拉到县政府广场示众，则是明目张胆地践踏人权。在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后，民警还威胁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这种连惩罚罪犯都被明令禁止的方式，富平县警方竟把它用于对付为了“讨说法”而上访的访民，野蛮啊！野蛮！
再次，暴露电视台法盲主事。转播示众内容，是助纣为虐。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8日，段定梅在朋友提醒下看了电视，次日，她立即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
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中国的各级电视台，原本是“党的喉舌”，本应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形象。可富平县电视台却干起了明显违反人权的勾当，虽然我们理解其是受指使而不得不播放，但播放这样的节目，却反映出电视台已经成为违法行政者的帮凶。
此外，最具“法盲”资格的，要数该县法院院长了。
这样的公开处理大会，怎么着也轮不到由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主刀，而富平县法院不但承担着这一角色，法院院长还“光荣”地担当起主持人来。
法院如此积极地参与公开处理访民，还暴露出他们“权力自肥”的本性。
两农民上访，法院本来是当事一方，可他们却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毫不避讳地打击向违法审案说“不”的农民，法理何在？法院院长如此法盲，究竟丢了谁的脸？
最后，富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也是法盲当道。
富平法院网上的文章显示：“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也就是说，此次将两名妇女示众，事先已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过，并得到了党委、政府的支持，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着副县长、政法委书记也证明了这一点。不难想象，富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已经是法盲当道了。
由这么多的法盲掌管着富平县，这里岂不是法盲天地？
社会在强烈谴责富平县践踏人权之时，更需要督促该县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以表明承认错误，并诚心改正错误的决心。
(本文来源：新京报 )
——陕西两访民被开大会“示众”处理
2010年11月08日 06:10新京报
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法院院长主持，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有近万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她们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
富平县万人大会处理两上访女子，大会由县政府决定，法院院长主持；两女子此后陷自卑生活。
段定梅（左）、乔转丽一直留着两人在大会上被民警押着的照片。
新京报11月8日报道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
对于当时有多少人在广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记者没有查到统计数据，有现场目击者认为有近万人。
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被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家人。
富平县官方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
本报记者 吴伟 陕西报道
11月7日，陕西富平县农民段定梅、乔转丽还在商量着，怎么“讨还公道”。段定梅说，尽管事情已过半年多，但她们还是无法“从噩梦中走出”。
事情发生在2010年3月5日。那天早晨，段定梅、乔转丽都被“接访车”带到了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42岁的段定梅，高中文化程度，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是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4名工作人员连夜将她们用专车遣返回乡。
3月5日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做完询问笔录，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随后，她们被告知暂时不能回家，先在办公室等着。
近12时，警方通知，下午要开一个会，要求段定梅、乔转丽也要参加。“我以为是围在一起的学习班，领导批评教育一下我们，就让回家。”段定梅说。
而此刻，在县政府广场，已有一两百人等着看这个会。段定梅的丈夫李志民也站在其中。
【意外】
“不得申辩不许说话”
3月5日下午约1点，县政府广场开始布置会场，设了“主席台”，扯起了横幅：“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
李志民碰到了两名村组干部，他问能否设法阻止大会，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县领导安排的。
据李志民讲，他在清早听公安局的朋友说，有两个上访女子被带回县里，他心头“咯噔”一下。赶到县治安大队，他确定有段定梅，但被告知下午在广场上要开个会。
近下午2时，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乔转丽回忆，民警说下车会押着她们的胳膊，“他们说，县领导安排的，他们也没办法”。
车行至县政府广场，透过车窗，段定梅、乔转丽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
段定梅说，自己当时特别想跑，或“找个地洞钻进去”。
广场对面的小吃店老板回忆，当时警车从人群中穿过，开进会场。有许多人涌向车前，向车里张望。一名民警拉上了帘子。
段定梅觉得“那几分钟像过了一年，脑子一片空白。”
李志民透过车窗看到了妻子，他说自己甚至一瞬间有了“劫车”的念头。
车门打开，离主席台约100米，段、乔二人被押着走过这段路。
段定梅觉得当时“万箭穿心”，“眼前都是黑的”。
这时候，广场上聚满了人。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多是路人。李志民则估计有1万四千人。
8月7日，一名富平县的村干部透露，3月5日当天县里通知了各乡镇、各村组的干部去开会。他说“明知县政府在瞎搞，但我们不敢说”。
8月7日，段定梅所在的东上官乡牛蹄新组，另一名上访者李长茂称，开会前一周，“段定梅回来要被拘留劳教的传闻，已经传遍了”。
【处理】
万人大会“被露脸”
3月5日下午2时，公开处理大会开始。
主席台上坐了副县长以及县政法委、县法院领导。台下是富平各单位、乡镇村组的干部们，外圈则都是围观群众。
段定梅、乔转丽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
据李志民回忆，当天的大会，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
李志民说，大会持续了近40分钟。他没有心思听那些人读什么，而是扯着脖子在会场里数熟人，“天天见的就有30多个，人丢大了。”
官员们宣读完各种材料后，摄像机、照相机围住段定梅、乔转丽一顿猛拍。
“我脑袋昂得高高的，不过内心还是羞愧难当。当时我感觉我成了个罪犯。”段定梅说。
乔转丽回忆，她当时心里一直念叨：“这以后可咋活啊？”
公开处理大会结束，民警将二人押上车，到看守所门口，放了段定梅。乔转丽则被执行拘留。
李志民骑电动车到段定梅跟前，说了俩字：“走！回！”段定梅贴着丈夫的背，路上两人没说话。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8日，段定梅在朋友提醒下看了电视，次日，她立即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
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8月4日，牛蹄新组两名村民说，他们是看电视后，“才知道段定梅受了这么大委屈”。
【官方】
大会乃“集体”决定
在富平法院网上，关于“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目前仍有文章保存。
在一篇名为《富平县法院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具体做法》的文章中，有如下段落：“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8月5日下午，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说，“公开处理大会”以前没开过，3月开过那一次后也没再开过。
任继文称，公开处理大会是由富平县“社会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集体研究后给出的处理方案。
他介绍，“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挂帅，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县政法委。“这个公开处理大会还是由县政府决定的，政法委在其中担任组织协调的功能。”
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
据段定梅、乔转丽两人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的生活
当地一名村组长认为，公开处理大会“把小事搞成了大事”。
目击大会的理发店老板评价：“现在又不是‘文革’，哪怕上访户违法了，这也严重侵害了人家名誉。”
据李志民介绍，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他说，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
三天三夜，段定梅除了发呆就是写材料。
3月9日，因为电视台的事，段定梅清晨6点多就出发去西安。“那时间人少，我选了条人少的路。”
段定梅、乔转丽都说，现在最不想见的是亲人，一看见，眼泪就在眼里打转。
段定梅称，至今她没主动到任何一个亲戚家、同学家、熟人家串门，“我感到自卑”。
村民李长茂说，没出事前，段定梅常去村口打麻将，但出事后，他只在村里见到段定梅一两次。
段定梅说，那件事后自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则希望遇到越少的人越好。有次她听见两个女人嘀咕，“好像是给这个女的开的会”，眼泪一下就涌出。
“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李志民要在县里帮他找个工作，他不答应，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事过几个月后，8月初，段定梅跟儿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儿子说，妈妈“上大会”是他辍学的直接理由，不过更早的时候，2008年底，段定梅在街上贩水果被城管逮住把水果踩得稀烂，他当时就想不上学去打工，“就不会让妈妈这么难过了”。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不大说话。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
【期待】
会否有“公开道歉会”？
段定梅和乔转丽一直希望能“恢复名誉”。
4月，她俩分别向富平县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希望撤销3月4日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5月底6月初，乔转丽、段定梅分别收到决定书，申请被驳回。
段定梅开始时不想打官司。5月20日，她曾赴京，咨询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家单位均回复，富平县这一处理方式涉嫌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
段定梅也曾在指定接访日找县委书记，但她没见到，“书记对面办公室的女职员对我说，开‘批斗会’是‘教育你们’。”
北京律师周泽听了段定梅、乔转丽的经历后提出，无论她们是否违法上访，富平县“公开处理大会”都已涉嫌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当事人可起诉县政府侵犯名誉权。
9月14日，段定梅和乔转丽向渭南市公安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至今无结果。“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段定梅说，“他们一点悔意都没有。”
11月7日，段定梅、乔转丽她们还在商量着怎么讨个说法。
乔转丽盼着，有一天，县里会给她俩专门开一个公开道歉会，也要有上万人参加，得在电视台连着播，“起码得10天”。
42岁的段定梅，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是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
也就是说，段定梅、乔转丽二人在北京进行正常的上访活动，却遭到首都警方的拘捕。首都警方滥用权力，恶意抓捕进京上访者的嫌疑无法排除。
其次，暴露富平县公安局法盲本性。随意拘留访民，其野蛮作风令人不齿。
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用“接访车”接回正常上访的段定梅、乔转丽后，本来连对她们做询问笔录的权力也没有，可最终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这是明显的权力滥用，大有“我想咋处理就咋处理”的霸道做派。
在“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上，将两位中年妇女拉到县政府广场示众，则是明目张胆地践踏人权。在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后，民警还威胁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这种连惩罚罪犯都被明令禁止的方式，富平县警方竟把它用于对付为了“讨说法”而上访的访民，野蛮啊！野蛮！
再次，暴露电视台法盲主事。转播示众内容，是助纣为虐。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8日，段定梅在朋友提醒下看了电视，次日，她立即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
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中国的各级电视台，原本是“党的喉舌”，本应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形象。可富平县电视台却干起了明显违反人权的勾当，虽然我们理解其是受指使而不得不播放，但播放这样的节目，却反映出电视台已经成为违法行政者的帮凶。
此外，最具“法盲”资格的，要数该县法院院长了。
这样的公开处理大会，怎么着也轮不到由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主刀，而富平县法院不但承担着这一角色，法院院长还“光荣”地担当起主持人来。
法院如此积极地参与公开处理访民，还暴露出他们“权力自肥”的本性。
两农民上访，法院本来是当事一方，可他们却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毫不避讳地打击向违法审案说“不”的农民，法理何在？法院院长如此法盲，究竟丢了谁的脸？
最后，富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也是法盲当道。
富平法院网上的文章显示：“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也就是说，此次将两名妇女示众，事先已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过，并得到了党委、政府的支持，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着副县长、政法委书记也证明了这一点。不难想象，富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已经是法盲当道了。
由这么多的法盲掌管着富平县，这里岂不是法盲天地？
社会在强烈谴责富平县践踏人权之时，更需要督促该县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以表明承认错误，并诚心改正错误的决心。
(本文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