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调查 为什么不被公众相信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这一条语录几乎被那个时代的人背得脱口而出。而今的官方，依旧是代表党，为啥那么没有人相信？

2009年11月27日09:28
 
[导读]在近期诸多公共事件中，个别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超越了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陷入利益泥淖而不能自拔，导致公众对官方公平公正解决问题缺乏信任，第三方调查越来越多地成为挽回公众信任的手段。



“第三方调查”这一手段，目前却面临不合法定程序、不具法律效力的尴尬——

吊诡的是，“合乎程序”的官方调查，完全不被公众信任；而不合程序的第三方调查，却因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而被公众认可。

11月19日，沸沸扬扬的南京“徐宝宝”死亡事件尘埃落定。在“第三方调查”介入之后，仅一天就真相大白，主管部门此前的调查结论被完全推翻，12名医务人员受处分。

“徐宝宝”事件中的“第三方调查”并非个案。此前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同样出现过一个类似南京“第三方调查”的“联合调查组”，令浦东新区城管局此前的调查结论，发生戏剧性的大逆转。

作为新生事物，在年初云南“躲猫猫”事件中仓促出现的“第三方调查”，由此被赋予更多内涵，被认为是政府处理公共事件的一大进步。卫生部机关报《健康报》也于11月20日刊出文章，探讨将“第三方调查”作为一种机制引入医疗纠纷处理的可能性。

“第三方调查”何以能迅速解决棘手的公共事件？背后体现出什么样的政治逻辑？作为公共管理者的相关政府部门，为何不能公平公正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责，而要祭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调查”大旗，方能挽回公众信任？

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的网民调查团一开始就受到“违法”的质疑。最近，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和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的“联合调查组”，也难逃不具法律效力的尴尬。图/CFP

从“两头不讨好”到“立竿见影”

追踪“第三方调查”，应上溯到年初云南青年李荞明离奇死于看守所的“躲猫猫”事件。当事件处于胶着中时，新官上任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独辟蹊径，发起成立“网民调查团”，调查事件真相。

这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力量介入司法事件个案。“网民调查团”迅速取代“躲猫猫”事件本身，成为舆论焦点。

不过调查团的成立和工作，类似一出闹剧：头天晚上组成（网民自愿报名），第二天启程调查，网民们在车上才商量好问哪些问题。到看守所后，对方以法律禁止为由，拒绝让他们看相关录像和相关案卷，调查团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后，草草收兵；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模棱两可，连主导者伍皓自己也不满意。

由于未能揭开事件真相，网民调查团两头不讨好：坊间指责其是官方的作秀工具，而警方又责其为干扰司法。不过，调查团成员之一的网友边民评价，“网民调查团”开了官民互动的先河，不失为一次“破冰”之举。

但他们都没料到，这一异想天开的举动，似乎为日后政府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新思路。

几个月，一个“联合调查组”，出现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迅速进化为“第三方调查”的成功范例。

10月中旬在上海，继媒体批露白领张军被“钓鱼”执法后，青年孙中界又以自断手指的方式曝光“钓鱼”遭遇。舆情汹涌之际，上海市浦东新区城管局于10月20日断然宣称，孙中界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倒钩’执法问题”。

舆论哗然，浦东新区政府被置于风口浪尖。

颇具戏剧性的是，同样是这一天，形势突然急转直下，浦东新区政府组建“联合调查组”。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记者在内的调查人员，就此案重新展开调查。短短六天之后，浦东新区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联合调查结果，完全否定了浦东新区城管局言之凿凿的“调查”，认定孙中界案存在“钓鱼执法”。

南京“徐宝宝”事件中，第三方调查组作用同样立竿见影，其效率之高比浦东新区政府的联合调查组有过之而无不及，仅用一天就发现了真相。

综观徐宝宝事件进程，几乎就是上海“钓鱼”执法案的翻版：事件在网上传播——传统媒体关注——官方展开调查——认定报道失实——公众强烈不满——引入第三方调查——事件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