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守望者：李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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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守望者：李素梅
行知实验学校创办于1994年9月，起初叫做打工子弟学校，之后更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2003年12月10日，学校得到海淀区教委的审核批准冠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在李素梅出示的一份学校基本情况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学校的发展。“是一所专门接受外地来京的孩子就读的民办学校，由河南息县民办教师李素梅创办。最初是‘家庭私塾’，只有1个教师，9个学生。目前在校生3236人，教师136人。学生来自祖国24个省、市、自治区，7个民族。学生均系农民工子女，普遍来自低收入家庭。招聘的教师来自16个省、市、自治区，主要以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休教师为主。”
不过，这十三年学校走得相当艰辛。
由于之前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办学许可，学校不得不一再搬迁，从丰台到海淀，再到石景山，十年之间，学校居然搬迁7次之多。“我真的都不愿意再想那些时候过的日子。”回忆起1997年春天学校在两周之内被迫进行的三次搬迁，李素梅用手臂撑住额头沉默了些许时刻。
“在搬迁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治安部门的巨大压力。因为学校是‘非法’的，所以在租用场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告诉别人是用来办学的，而在开始办学以后又因为不符合有关的规定而被迫搬迁。”她对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依然心悸不已，“在1997年春，我们一次搬迁后刚开学就被强制停办，易本耀（李素梅的丈夫，学校校长）被派出所的人叫去，我当时都担心的不得了，幸好后来没有事情了。”
虽然在国家的关怀下，特别2003以来，学校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是学校依然面临着不小的问题。限于办学场地，学校不得不在不同的地区开设学部。这样可以满足更多的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需求，但这却使得本部以外的学校再次成为没有合法审批的地下学校。
北京市目前有农民工子弟学校270所左右，却只有约40所学校拿到了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学校，以及拿到了许可证另外设立分部的学校，承担着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任务，但是却不得不面对学校进行整顿的现实，甚至关闭。这使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学校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在李素梅看来，政府应该首先解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地位问题，给它们一个合理的名分。“只有学校合法了，老师才能够安下心来教学，学生也才能够安安心心地学习。”在2003年以前，学校本部也还没有得到办学许可，学校老师的行动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学校是“非法办学”，派出所甚至不给老师们办理暂住证，一些老师就曾因此而被暂时拘留。“1998年的时候，我们出去买教材。因为开发票要出具身份证明，而我们没有暂住证明，所以有时候就会被罚款。社会上的捐款也存在妇联，因为没有发票而不能报销。”谈起这些，李素梅一脸的无奈。
在采访的过程中，李素梅多次表示：“办学场地是学校的基础。”十余年的漂泊已经让她感到有些疲惫，而现在的学校场地也还是租用的，一旦合同到期，“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学校现在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000余人，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一旦部分学部被关闭，那么学校的发展就更加难以为继，而孩子们的教育也难以保证。
“我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就是想把这个学校办好。让孩子们有学上，保证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李素梅这样说，然而言语之间又总是难掩自己对政府的期望。显然，仅仅凭借她个人的力量无法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化是这种期待中的关键话题。在得到教委办学许可以后，学校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获益：一、地位合法，可以公开办学，二、师生的心理得到解放。三、在办学场地等问题上，可以同相关部门进行更为合理的协调，往往会得到教委的支持；四、可以保证就学儿童的学业顺利进行。
“希望能够真正实现‘一视同仁’”。对政府相关部门安置农民工子女到公立中小学就读的一些做法，李素梅有更多的期待。“鉴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一些期待进入公立学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样甚至更多的教育补贴，而借读费用的变相收取也应该得到政府的切实关注并予以解决。“
“如果政府真的把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宁愿回家去，不办这个学校了，但是只要还有学生需要这个学校，那我就一定会继续办下去。”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女教师的眼中闪露着坚毅而自信的目光。
李素梅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在丈夫易本耀没来北京之前，所有的学生都叫她“李校长”。
“我当初根本就没想来北京！这样跟你说吧，我是硬被你嫂子给提溜过来的！”现在被人称着“易校长”的易本耀说得也很真诚。“我俩就好比是歌里唱的两只蝴蝶，一路被追着赶着弄成了这个事儿！”
１９９３年，在息县临河乡当民办教师的李素梅来到了北京。
“其实，当初办学校，就是为了照顾亲戚家的９个孩子。那会儿，我堂弟的孩子都９岁了，还没上过一天学。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我们住的菜地边经过，他看着人家就眼馋。我１２岁才上学，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我特能理解这孩子。有一天，堂弟媳妇对我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既没校址，又没合法手续。但亲戚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我思前想后，总不能让这些孩子都当文盲呀！就咬咬牙答应了。没有教室，妹妹就把自己住的２０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来；没有教材，我们到新华书店里面买；没有课桌，我爸捡回来几块水泥板，椅子就是砖头上铺块木板。黑板也是我爸用在工地上捡的三合板涂上黑漆做的。就这样，１９９４年的９月１日我们的‘窝棚小学’开张了。没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就传开了，老有人往这儿送孩子。到第一学期结束时，班上就有了二十来个学生。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我就采取复式教学，这拨孩子写作业，那拨孩子上课。一年后，班上就有６０名学生了。学生多了，年级也杂，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所以就天天给我写信，发电报，打电话！当时我还在犹豫，我是粮食局的正式工，哪能随随便便跑出去打工呢？但是，一想到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她一天上不了课，学生就只能放假。白天累一天，晚上还得批改作业、备课。她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就是那个时候得的。我这个做丈夫的要是不帮她，谁还会帮她！１９９５年下半年我来到北京，从此，我们就‘比翼双飞’了！”
爱与哀愁
“比翼双飞的日子岂不是很甜蜜？”
“甜蜜？用最时髦的话说，应该是爱与哀愁才对！”易本耀的苦笑让人有些伤感。
让他最愁的是师出无名。由于相关政策的缺位，他经历了漫长的争取办学合法化之路。
１９９６年，易本耀在菜市场边的墙上贴了小广告：你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学校地址：五棵松灰膏厂东北角。广告贴出去没多久，就有好多家长找上门。但麻烦也开始找上门。有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找到易本耀说，你这是非法办学，你知道不知道？易本耀告诉他，打工子弟学校是教育体制外的，在此之前我们谁都没有预见到会出现民工潮，更没有遇到过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只是国家还没来得及面对，就被我们碰上了，我们这些办学者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你可以说我是非法办学，也可以说我有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社会改造家的精神，结果说得他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局长在买菜时发现了易本耀贴的小广告，认为这是好事情，就让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易本耀。此后，国内外多家媒体来他们学校采访。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也出面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并在人大会上提出议案，呼吁给予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地位。在他们的热切关注和呼吁下，行知实验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１９９７年，他们菜地里的“窝棚”增加到了６个。易本耀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完成了从家庭私塾到学校的转化。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公安部终于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渠道地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同时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经地方教育部门审批依法举办简易学校，并给予扶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行知实验学校拿到了由北京市海淀区教委颁发的社会办学许可证。
由于农民工多租住在城乡接合部，民工子弟学校也只能选在城市边缘，所租的大部分校舍也都是破旧的平房。随着北京城市的改造和周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区都面临着拆迁改造，学校也就不得不从一个拆迁区迁往下一个拆迁区。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１日，五棵松菜地旁的窝棚被一拆而光。站在校舍的废墟上，李素梅和学生们痛哭失声。从此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南移北迁、东搬西挪。
在李素梅的小本子上，清晰地记着——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２日，向西搬到甄家坟；
４月２８日，往南移至沙窝村；
５月５日，向北迁到彰化村；
７月２日，向南就近搬进凌云公司出租房；
８月２０日向西迁徙到五路居４８号后院；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东迁至紫竹院路６０号；
５月３１日，向西迁往龚村６７号院。
“１９９７年搬到沙窝的时候，好多学生家长用自家卖菜的三轮车帮我们搬课桌椅。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２６０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１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我们走。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说实在话，每搬一次家，我们就等于脱了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跟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说起搬家的经历，李素梅眼角含了泪。
“我们就像小燕垒窝一样，窝刚垒好，学校却又得搬家了。多次搬迁后我们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教室建成彩钢活动房，这样就可以拆了搬走。唉——我们学校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漂泊史。”易本耀说。
说句心里话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我
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
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搬
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
瓦／我们的座椅很旧／坐上去吱吱
呀呀／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
的成绩不差／……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
——２００７年春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让很多人流泪。朗诵诗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的３０个小学生。
行知实验学校创办于1994年9月，起初叫做打工子弟学校，之后更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2003年12月10日，学校得到海淀区教委的审核批准冠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在李素梅出示的一份学校基本情况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学校的发展。“是一所专门接受外地来京的孩子就读的民办学校，由河南息县民办教师李素梅创办。最初是‘家庭私塾’，只有1个教师，9个学生。目前在校生3236人，教师136人。学生来自祖国24个省、市、自治区，7个民族。学生均系农民工子女，普遍来自低收入家庭。招聘的教师来自16个省、市、自治区，主要以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休教师为主。”
不过，这十三年学校走得相当艰辛。
由于之前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办学许可，学校不得不一再搬迁，从丰台到海淀，再到石景山，十年之间，学校居然搬迁7次之多。“我真的都不愿意再想那些时候过的日子。”回忆起1997年春天学校在两周之内被迫进行的三次搬迁，李素梅用手臂撑住额头沉默了些许时刻。
“在搬迁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治安部门的巨大压力。因为学校是‘非法’的，所以在租用场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告诉别人是用来办学的，而在开始办学以后又因为不符合有关的规定而被迫搬迁。”她对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依然心悸不已，“在1997年春，我们一次搬迁后刚开学就被强制停办，易本耀（李素梅的丈夫，学校校长）被派出所的人叫去，我当时都担心的不得了，幸好后来没有事情了。”
虽然在国家的关怀下，特别2003以来，学校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是学校依然面临着不小的问题。限于办学场地，学校不得不在不同的地区开设学部。这样可以满足更多的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需求，但这却使得本部以外的学校再次成为没有合法审批的地下学校。
北京市目前有农民工子弟学校270所左右，却只有约40所学校拿到了教育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学校，以及拿到了许可证另外设立分部的学校，承担着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任务，但是却不得不面对学校进行整顿的现实，甚至关闭。这使本来就步履维艰的学校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在李素梅看来，政府应该首先解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地位问题，给它们一个合理的名分。“只有学校合法了，老师才能够安下心来教学，学生也才能够安安心心地学习。”在2003年以前，学校本部也还没有得到办学许可，学校老师的行动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学校是“非法办学”，派出所甚至不给老师们办理暂住证，一些老师就曾因此而被暂时拘留。“1998年的时候，我们出去买教材。因为开发票要出具身份证明，而我们没有暂住证明，所以有时候就会被罚款。社会上的捐款也存在妇联，因为没有发票而不能报销。”谈起这些，李素梅一脸的无奈。
在采访的过程中，李素梅多次表示：“办学场地是学校的基础。”十余年的漂泊已经让她感到有些疲惫，而现在的学校场地也还是租用的，一旦合同到期，“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学校现在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000余人，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一旦部分学部被关闭，那么学校的发展就更加难以为继，而孩子们的教育也难以保证。
“我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就是想把这个学校办好。让孩子们有学上，保证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比什么都重要。”李素梅这样说，然而言语之间又总是难掩自己对政府的期望。显然，仅仅凭借她个人的力量无法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化是这种期待中的关键话题。在得到教委办学许可以后，学校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获益：一、地位合法，可以公开办学，二、师生的心理得到解放。三、在办学场地等问题上，可以同相关部门进行更为合理的协调，往往会得到教委的支持；四、可以保证就学儿童的学业顺利进行。
“希望能够真正实现‘一视同仁’”。对政府相关部门安置农民工子女到公立中小学就读的一些做法，李素梅有更多的期待。“鉴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一些期待进入公立学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样甚至更多的教育补贴，而借读费用的变相收取也应该得到政府的切实关注并予以解决。“
“如果政府真的把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宁愿回家去，不办这个学校了，但是只要还有学生需要这个学校，那我就一定会继续办下去。”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个女教师的眼中闪露着坚毅而自信的目光。
李素梅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在丈夫易本耀没来北京之前，所有的学生都叫她“李校长”。
“我当初根本就没想来北京！这样跟你说吧，我是硬被你嫂子给提溜过来的！”现在被人称着“易校长”的易本耀说得也很真诚。“我俩就好比是歌里唱的两只蝴蝶，一路被追着赶着弄成了这个事儿！”
１９９３年，在息县临河乡当民办教师的李素梅来到了北京。
“其实，当初办学校，就是为了照顾亲戚家的９个孩子。那会儿，我堂弟的孩子都９岁了，还没上过一天学。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我们住的菜地边经过，他看着人家就眼馋。我１２岁才上学，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我特能理解这孩子。有一天，堂弟媳妇对我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既没校址，又没合法手续。但亲戚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我思前想后，总不能让这些孩子都当文盲呀！就咬咬牙答应了。没有教室，妹妹就把自己住的２０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来；没有教材，我们到新华书店里面买；没有课桌，我爸捡回来几块水泥板，椅子就是砖头上铺块木板。黑板也是我爸用在工地上捡的三合板涂上黑漆做的。就这样，１９９４年的９月１日我们的‘窝棚小学’开张了。没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就传开了，老有人往这儿送孩子。到第一学期结束时，班上就有了二十来个学生。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我就采取复式教学，这拨孩子写作业，那拨孩子上课。一年后，班上就有６０名学生了。学生多了，年级也杂，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所以就天天给我写信，发电报，打电话！当时我还在犹豫，我是粮食局的正式工，哪能随随便便跑出去打工呢？但是，一想到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她一天上不了课，学生就只能放假。白天累一天，晚上还得批改作业、备课。她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就是那个时候得的。我这个做丈夫的要是不帮她，谁还会帮她！１９９５年下半年我来到北京，从此，我们就‘比翼双飞’了！”
爱与哀愁
“比翼双飞的日子岂不是很甜蜜？”
“甜蜜？用最时髦的话说，应该是爱与哀愁才对！”易本耀的苦笑让人有些伤感。
让他最愁的是师出无名。由于相关政策的缺位，他经历了漫长的争取办学合法化之路。
１９９６年，易本耀在菜市场边的墙上贴了小广告：你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学校地址：五棵松灰膏厂东北角。广告贴出去没多久，就有好多家长找上门。但麻烦也开始找上门。有一天，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找到易本耀说，你这是非法办学，你知道不知道？易本耀告诉他，打工子弟学校是教育体制外的，在此之前我们谁都没有预见到会出现民工潮，更没有遇到过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只是国家还没来得及面对，就被我们碰上了，我们这些办学者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你可以说我是非法办学，也可以说我有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社会改造家的精神，结果说得他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局长在买菜时发现了易本耀贴的小广告，认为这是好事情，就让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易本耀。此后，国内外多家媒体来他们学校采访。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也出面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并在人大会上提出议案，呼吁给予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合法地位。在他们的热切关注和呼吁下，行知实验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１９９７年，他们菜地里的“窝棚”增加到了６个。易本耀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完成了从家庭私塾到学校的转化。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公安部终于联合发布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渠道地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同时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经地方教育部门审批依法举办简易学校，并给予扶持。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行知实验学校拿到了由北京市海淀区教委颁发的社会办学许可证。
由于农民工多租住在城乡接合部，民工子弟学校也只能选在城市边缘，所租的大部分校舍也都是破旧的平房。随着北京城市的改造和周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区都面临着拆迁改造，学校也就不得不从一个拆迁区迁往下一个拆迁区。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１日，五棵松菜地旁的窝棚被一拆而光。站在校舍的废墟上，李素梅和学生们痛哭失声。从此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南移北迁、东搬西挪。
在李素梅的小本子上，清晰地记着——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２日，向西搬到甄家坟；
４月２８日，往南移至沙窝村；
５月５日，向北迁到彰化村；
７月２日，向南就近搬进凌云公司出租房；
８月２０日向西迁徙到五路居４８号后院；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东迁至紫竹院路６０号；
５月３１日，向西迁往龚村６７号院。
“１９９７年搬到沙窝的时候，好多学生家长用自家卖菜的三轮车帮我们搬课桌椅。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２６０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１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我们走。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说实在话，每搬一次家，我们就等于脱了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跟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说起搬家的经历，李素梅眼角含了泪。
“我们就像小燕垒窝一样，窝刚垒好，学校却又得搬家了。多次搬迁后我们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教室建成彩钢活动房，这样就可以拆了搬走。唉——我们学校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漂泊史。”易本耀说。
说句心里话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我
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
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搬
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
瓦／我们的座椅很旧／坐上去吱吱
呀呀／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
的成绩不差／……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
——２００７年春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让很多人流泪。朗诵诗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的３０个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