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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一页:中国人下海或立于浪尖或沉郁海底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09-09-15 07:31:02 点击次数: 0
摘            要:  
       1980年代中期,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批“下海”者。当时的官员下海大多还处于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半遮半掩状态,而且大多是半下海。
简介:
精彩的一页:中国人下海或立于浪尖或沉郁海底


下海名人录
王石

王石,1951年1月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83年,32岁的王石离开广东省外经贸委,加盟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并于次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即日后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柳传志

柳传志,生于1944年,江苏镇江人。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后到中科院计算机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84年初,柳传志告别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工程师的岗位,到中科院人事处去做一名行政干部。1984年7月,40岁的柳传志决定下海,和十几个同事一起,在一间小平房里办起了“公司”。1997年,柳传志出任联想集团主席。

史玉柱

1962年出生的史玉柱,在安徽省怀远县城里度过他的童年。父亲是县公安局干警,母亲是工人。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工作,负责各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在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进修研究生后,史玉柱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辞职“下海”创办企业。1991年,史玉柱在珠海注册成立了巨人新技术公司。

段永平

段永平,1961年生,江西南昌人,从浙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1989年,他南下广东,从“小霸王”到“步步高”,在不到十年间,他成功打造了两个超级品牌,因此被称为“岭南最具影响力企业家”。1999年,他以1.59亿元人民币在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投中夺标,成为一届闻名国内的“标王”。2001年,他选择定居美国开始职业投资人生涯。

叶澄海

叶澄海,深圳信立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5年,时任深圳副市长的叶澄海辞职下海,创立香港美洲贸易和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开始其商旅生涯。1998年,由叶澄海控股的香港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同深圳市华泰康实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时至今日,叶澄海夫妇的资产也将高达34.09亿元。

顾雏军

顾雏军,1984年从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1985至1988年在天大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1989年,30岁的顾雏军下海经商,要依靠自己的“顾氏制冷剂”大干一场。1995年顾雏军在天津创办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2009年4月,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

薄熙成

薄熙成,1951年生,为薄一波第三子,大哥薄熙永、二哥薄熙来。1992年,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现在,他是北京六合兴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东升

陈东升是“92派”这个词的发明者,曾长期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部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92年,他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下海中国第一家具有国际概念的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6年,他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毛振华

陈东升的同学毛振华,15岁上大学,24岁成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1992年,当时在中南海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他决定下海,开始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并把中诚信做成了中国最大的信用评级公司,并在43岁选择退休。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冯仑

冯仑,1959年出生于陕西西安。现任万通地产董事长,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1988年的夏天,冯仑被正式调到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在比较体制研究室当副主任。 1991年,冯仑下海创建万通集团,1993年在北京组建万通地产,曾参与创建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

田源

田源,1983—1991年期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党组成员。1992年,田源调入国家物资部,担任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那一年他38岁,在这个时候,田源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官员身份去下海。1992年10月,新中国第一家期货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辞去公职的田源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潘石屹

潘石屹,1963年10月出生于甘肃省天水,毕业于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1984年,潘石屹毕业后被分派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

徐刚

徐刚,原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被人称做浙江省厅局级干部中的“潜力股”。2002年3月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刘知行

刘知行,原佛山市顺德区常务副区长。2003年8月25日经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辞去了副区长的职位。现任美的集团副总裁,分管美的集团的战略投资和资本运营。

高红冰

2000年4月,原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年仅35岁的副处长,暨国务院信息办政策法规组负责人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本文来源:网易 )

官员下海背后的政府机构精简调整改革开放30年来,官员下海在历次“下海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80年代中期,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批“下海”者。当时的官员下海大多还处于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半遮半掩状态,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商海,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第三次官员下海潮发生在2000年以后。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些下海的官员大多正当盛年,而且下海前大多身居要职,而且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这一波官员下海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有:2000年4月,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处长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

一波又一波的官员下海浪潮,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机构臃肿所导致的减员增效。中国财政已成为“吃饭型”财政,导致很多人才窝在政府机关里无所事事,官员下海对缩减财政、供养人员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一些年轻干部和专家型领导在政府机关里压抑,不能发挥突出作用,不如下海寻找新的人生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分别是1982年、1988年、 1993年、1998年以、2003年以及2008年的改革。不过,政府机构历次调整仍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

第一次在1982年。这次政府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革结束,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革命也平反重新回到岗位上,于是政府部门从32个部门激增至100个,导致国务院机构林立,职责不清、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官僚主义严重成为突出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央开始精简机构,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又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在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次是在1988年。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了城市,政府机构的设置和相应职能需要随之转变。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人员增减相抵后,编制共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是在1993年。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改革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

第四次是在1998年。当年,外电曾评价中国的改革闯进了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当时的政府总理朱镕基,在两会闭幕式上说了一段广为流传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次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算得上历次机构调整中裁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五次是在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其中增设的部门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六次是在2008年。大部制改革。为了改变政府部门林立、机构繁冗、职能交叉的现象,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大部委制”的改革,这给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权力结构、政府的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一种新的改变,但因为也涉及到要剥夺一些人的权利,受到了不小的阻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机构每一次调整,都会涌现一批官员下海的热潮。(资料来源:《英才》杂志、南方网) (本文来源:网易 )


在江苏的华西村,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 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改革开放之后,个体经商开始慢慢出现。但在92年之前,个体经商看上去更像是城市无业游民被逼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随着80年代经济飞速起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嗅到了市场的商机。在财富的诱惑下,他们战战兢兢地跳入了商海。如今活跃在中国商界的刘永好、冯仑等都是那时候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但更多人在观望。在最高层没有发出明确的信号之前,从商的一切行动都可能意味着非法和罪名。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那些内心冲动不安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都在观望和等待。因此,对于他们来说,1992年真的是一个春天。

先是年初邓小平南巡,紧接着在5月,国家体改委就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 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 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 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变化》一书的作者凌志军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据说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吗”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那时候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1992年5月,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 带上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以“摆摊秀”的形式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赵明非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并推行机构精简。

这只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在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里,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名字: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辞职后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这一年的政策变化发出了明确而积极的信号,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人民日报》甚至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鼓励人们下海经商。随即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这波下海经商的热潮也随即催生了“92”派的一代企业家。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 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 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 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但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

不过,和在双轨制中靠批条子致富的富人一样,这一时期的创业者大多仍没有走出“原罪”,根据学者仲大军的研究,那次官员下海热潮是以席卷全国的“圈地运动”为契机的。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房地产业是一个对权力依附更严重的产业,也就是说,那次“下海”的过程中,权力和资本之间的转换更为明显。真正从整体上干干净净,白手起家的财富英雄,有待于几年之后的“海归派”出现。

但对于中国来说,1992年的春天,从更大的意义上真正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并终于将中国带入了不可逆转的发展通道,并从社会各方面,重塑了中国的面貌。 (本文来源:网易 )

中国不能没有民营企业——对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1982年创立了希望集团,先后荣获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2004亚太最具创造力华商领袖,2008年获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经济30人”

农村专业户没有人的尊严

网易新闻:1982年的时候,您开始创业的时候,所有人对您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刘永好:“你看那个刘老师书教的好好的不去教,跑去当什么个体户”。当时也不叫“创业”,叫“辞职”,或者叫做“个体户”,那个时候没有私营企业,所以没有下海的概念,(“创业”)专指辞去国家公务员或教师的相对稳健的工作,到一个不够稳健的地方去做一些风险很大、不被人瞧得起、社会经济地位都没有保证的工作。

网易新闻:您辞了工作一定要创业,当时最原始的冲动是什么?

刘永好: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安分,都有一些想法,都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网易新闻:那您当时想过后果吗?假如不行怎么办?

刘永好:其实没有想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30来岁比较年轻,而且对自己比较有信心,觉得最多干别的,做什么都可以,那个时候工资比较平均,做什么都差不多,没什么。

网易新闻:假如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假设当时您没有辞职下海,您觉得您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过了27年之后?

刘永好:可能我已经不在教师岗位上了,因为我一直不想做教师,可能是某方面的工程师,或者是设计人员,或者是在某一个企业做管理或者是销售。

网易新闻:那当年您做的时候,也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当年您下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会到今天的局面?

刘永好:那个时候没想到今天,没想那么远,没想到发展的这么快。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允不允许我们做,然后开始做的时候,是允许我们七个人还是八个人,然后我们想办法能不能借点款,是不是把规模做大的问题。

网易新闻:当时您想过的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刘永好:没想过,因为有一些事情想的太多了就失去机会了。

网易新闻:我们经常提到下海是90年代那一波,您比他们早10年下海做事情,什么东西支撑你比别人早10年敢去创业呢?

刘永好:那个时候市场非常好,因为我们82年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个时候有的只是你敢不敢这样做,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你是不是努力的去做。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更多的是农村专业户的兴起,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

网易新闻:当时最大的障碍在哪?除了政策上的障碍?

刘永好:资金不够。

网易新闻:有没有观念上的东西?

刘永好:我的学生看到我在市场上卖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瞧不起我。学生家长、领导可能会有一些看法,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做一些好象是叫做不该做的事,所谓不该做的事,好象是没有职业的,城市的三无人员,或者是劳改似的人。

首先由于文革这10年,对所谓的知识分子阶级的批判、建国以来资本主义的改造,老一代的企业家们的结局都不是被看好的,第二没有保证,第三随时有可能有再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你没有人的尊严,不被社会认同,在社会最底层。你当教师教人的时候,还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但你变成个体户,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叫做农村的专业户,在社会的评价中可能属于比较低层的。

网易新闻:大概到了哪一年,人们的观念就扭转得差不多了,你做事比较舒服了?

刘永好:其实这个观念一直存在。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是在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出现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个体企业蓬勃的发展。

宏观经济怎么走,看猪坚强还是恐慌

网易新闻:您对现在的形式总体的判断是什么?对总体的宏观经济,或者是行业的判断是什么?

刘永好:我是养猪的,所以我经常拿猪做比方,2007年的时候猪价暴涨,18块钱一斤,据说CPI很大的增长,这个时候很多人投资养猪。但是2008年金融风暴对养殖业有巨大的冲击。原来认为金融风暴是高层的事,跟养猪有什么关系?后面发现大着呢,由于金融风暴几千万人失业了,他们回到农村,他们从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或者他们的消费减少了,这样的话,2007年疯狂的猪养了那么多,2008年一跌再跌非常的悲惨,再加上所谓的猪流感,冲击非常的大。

2009年的第一季度,猪肉价格一跌再跌,从18块跌到8块钱一公斤,跌到了在这段历史时间的最低点,带动了养猪亏,养鱼亏,养牛亏,养鸡亏,几乎所有的养殖业都亏。6月份以后,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在减退,国家也给了很多的支持。借着支持的力度,猪肉逐步开始回升,又回升到10块、11块、12块一斤了,这个时候信心在恢复。

从2007年到现在经历了“猪疯狂”到“猪坚强”到“猪恐慌”,到现在猪的新希望,到今后猪的新一轮发展周期,实际上养殖业的周期跟我们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周期,跟中国经济的周期走势基本上相当。但我认为我们中国经济在经过这次金融风波的洗礼以后,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食品行业是万岁行业

网易新闻:您的企业给外界的印象比较稳健,有没有这几年让你感觉比较吃力的时候?

刘永好: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说去年牛奶的三聚氰氨事件,虽然我们企业并没有检测出三聚氰氨,但是由于对整个行业的怀疑,所以使得我们非常困难。

网易新闻:现在媒体曝光食品安全的问题曝光比较多,民众对食品和食品怀疑也比较多,您对这个行业有信心吗?

刘永好:这个行业是一个万岁产业。我相信我们人类是万岁的,人类还会继续繁衍下去,可能还有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内,人总是要吃食品的,不管昨天吃的是玉米,吃红薯,今天吃大米,后天吃猪肉,鸡肉,牛奶,都需要食品生产的,这就表明了食品工业一定是一个万岁产业。

那么这个万岁产业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它?我们的宗旨叫做“为耕者牟利,为食者造福”,所谓的“耕者”就是我们农民朋友,所谓“食者”,就是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要为他们创造价值,这里面就有一个社会责任。

我们曾经搞过一个叫做“中国食品安全电视大奖赛”,我们试图通过电视大奖赛的形式,在各个省掀起一种大家关注食品安全,,对于消费者来说,知道选择安全的食品,对于生产者来说,怎么样保证生产者的产品的安全性,和对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怎么样合理的规范一些有效的安全监管的知识,我觉得取得了积极有的结果。包括农业部、食品卫生一些机构和部门,都支持我们这个大奖赛的发起。

那些民营企业的“先烈”

网易新闻:去创业或者下海的故事被媒体炒了很多遍,现在做到这个地步,不断的被问起往事,您心里边还愿意回忆这些事情吗?

刘永好: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因为当时跟我一块创业的很多企业,当时风光过,(现在)都不在了。经常看见这样的一些统计数据,比如民营企业的生存期大概是3、5年,究竟是3、5年也好,2、3年也好,就这几年的生存周期,而我们走过了27个年头。

网易新闻:如果像您站在历史的高度想一下,您当年的创业,当年的辞职,当年的下海是对政策的突破,对体制的突破,扩展到全国,您觉得这30年这个国家的改变在哪?

刘永好:其实我们以及跟我们同时下海创业这些人士,在那个政策还不够规范,还没有政策的时候就敢于去做,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还在拼搏,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了,成为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发展的“先驱者”,或者叫“先烈”,对于这些“先烈”,对于这些人,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理解他,同情他,包容他,因为(他们在)很多的法律、政策配套不健全,社会经济、舆论环境都不够支持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成功是少数的,失败是多数的,虽然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努力为前仆後继的中国民营业的发展,乃至为中国经济的、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力量。

网易新闻:您觉得私营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刘永好:民营经济的诞生,到现在的蓬勃发展,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里面民营经济是最活跃的,因为他们的拼搏精神,他们的敢冲敢闯,他们的激情,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都是最高的,要是没有中国的民营经济的话,那么到现在不可想象。换句话说,假设有谁说民营经济不行,要全部取缔的话,现在将会有70%、或者80%的人失去工作,这对中国人是多么的恐怖?那个时候将会导致什么呢?我相信用一句话说社会将会大乱也不过分。

网易新闻:跟27年前相比,现在民营企业生存或者发展的最大障碍在哪?

刘永好:现在的矛盾跟以前很不一样,民营企业发展首先是看你是不是有竞争力,你的格局是不是合理的?这些指标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里面一些惯用的指标,是逐步跟国际接轨的指标,他跟以前强调的不同。

网易新闻:除了竞争力方面的问题之外,有没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造成一些束缚?

刘永好:尽管今年上半年国家努力宽松货币政策,但是有不少人反映,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政策激励或者贷款可能更多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相对少一些。另外一些重要的一些领域,国有企业的优势确实比较明显。尽管现在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一些不够完全公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比20多年以前,比92年也好很多了。 (本文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