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霖 为自己坐牢创作精彩画作

2001年4月，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这位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在全省乃至全国美术界小有名气、搞了大半辈子工艺美术设计的教授，因在招生工作中大肆受贿，被湖北省纪委立案审查。

　　经查，1996年7月至2000年10月，李泽霖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招生录取工作中为考生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雷维宁非法收受19名考生家长所送人民币22 .3万元；利用分管招生工作职务之便，收受41名考生和家长所送人民币13 .38万元，群众称他是“黑心院长”。他还利用考生家长求其录取之机与之发生两性关系。李泽霖、雷维宁还向组织交代，在近几年的招生过程中收受过另外81名考生家长送的“好处贪’共20.6万元。2001年8月中旬，李泽霖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鉴于李泽霖和雷维宁的行为已触犯法律，检察机关已将他们依法逮捕。2002年3月5日，李泽霖夫妇受贿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那么，这起湖北省教育系统揭出的首例腐败大案，是如何被查处的呢？李淳繁这位“黑心院长”，又是如何露出狐狸尾巴的呢？

闻风声 夫妻秘商脱身计

张正义 纪委追查黑心人

　　湖北美术学院办公大楼的两侧，两株古老的苦楝树直插云天，一枝瘦杈残叶匍旬在二楼一间办公室锈色铁门前的水泥栏杆上，成为这间办公室主人李泽霖违纪违法行为的最好见证者。

　　李泽霖1942年8月生于广西柳州，1965年参加工作，1985年9月入党，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12月任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1991年任院党委委员，1990年至2000年一直分管招生工作。其妻雷维宁，湖北仙桃市人，1963年9月生，198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程度，在读研究生，此前任该院公共课部副教授。

　　2000年4月11日，星期三。这一天对李泽霖夫妇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

　　这天上午，李泽霖步履沉重地穿过办公楼的二楼曲廊，看了一眼门前那两株苦谏树，打开门后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心绪出奇地烦乱。他总觉得身后有人盯着自己，甚至门前那两棵苦棵树的每片树叶都似乎变成了一个个隐蔽的摄像机探头。此时的李泽霖和妻子刚从广西度假回来，可这个假期过得很不轻松。就在出发的前一天，一个熟悉的面孔递给他一张神秘的纸条，纸条上仅有一个电话号码。当时李泽霖心里就涌起一种不样的预兆，他早就听说省纪委在调查自己在招生工作中的经济问题。这纸条难道与此有关？经过反复考虑，在去广西的途中，他让妻子拨通了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果然，对方神秘地告诉他：“省纪委的人来调查过那件事，你要小心！”他们熟悉这个声音，那件事是指一名扩招学生家长送给他的一笔款子。随后，李泽霖的一位学生也从外地打来电话告知：“XX给你送钱的事被人举报了！”

　　听到这些消息，李泽霖烦透了。他禁不住想起了1999年学院“三讲”时进行的群众测评，居然有39．5％的群众给自己投了不满意票。虽然后来百般狡辩，但第二次投票时还是有30．6％的群众投了不满意票。院党委据此决定不再让他分管招生工作。为此，他不是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问题，而是极力粉饰自己：“我是清正廉洁的，你们这样搞不是说明我真有问题吗？”虽然结果不了了之，他照样当他的副院长，不过也着实烦恼了一阵。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事情会败露。可这次不同了，他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乘火车到广西后，李泽霖与雷维宁根本顾不上观赏景色，赶紧商量对策。妻子献上一计：“我们的祸患主要是在A地，请老头子出面，到A地把送钱的人一家一家串通。”李泽霖觉得妻子说的有理，这样既隐蔽，又可靠，他相信当教师的老泰山会马到成功，其他地方他们夫妻二人再各显神通，该堵的堵，该蔬的疏，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经过一番电话遥控指挥和活动，他烦躁不安的心才稍显踏实了些。

　　但纸里包不住火。就在李泽霖4月11日上午恍恍忽忽来到办公室，还没定下神来，“咚咚咚”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什么事？”副院长还是副院长，振作起来腔调还是老样子。

　　“李院长，省纪委请你去一趟！”来人说道。

　　“到哪里？”李泽霖急忙问。

　　“省纪委！’来人重复着。

　　“干什么？’李泽霖又问。

　　“不知道！”

　　蓦然，李泽霖的心“砰”“砰”乱跳，甚至闪现过“逃”的念头。但来人还在门口等候，李泽霖只好强作镇定，跟随来人上了车。

　　到达省纪委办公大楼后，办案人员开诚布公地对他说道：“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有一些涉及到你的问题要核实。”李泽霖眼看在劫难逃，却反守为攻：“我是清白的，请组织上调查。”

　　“对此你尽管放心，组织上不调查也不会找你来。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要端正态度，丢掉幻想。’办案人员当即指出。

　　李泽霖一听，知道省纪委的同志是有备而来，不说话了，沉默以对。两个小时后，李泽霖的妻子雷维宁也被请到了规定的地点。

　　欲顽抗 虚晃一枪布迷阵

　　取铁证 苦攻半月获实情

　　自以为聪明的李泽霖在被“两规”以后，拿定了一条注意：只要不认帐，你还能把证据从我肚子里掏出来？

　　说来似乎有道理。办案人员分别陪着李泽霖夫妇吃、住、谈，头十几天，他俩根本不予配合，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自哼自唱，甚至摆出一副清高孤傲的姿态，几天都不瞟办案人员一眼。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李泽霖只说了一句可有可无的线索；“好像有人送过我2000元钱，但记得已经退给别人了。平时给人办事也收点烟酒、土特产之类。”

　　办案人员见李泽霖摆出了打“持久战”的架式，便不再与其纠缠，而是加大了外围调查的力度。他们根据各方面的线索，走访学生家长数十人。虽然许多学生家长怕折了钱财又害了孩子，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愿作证，但办案人员锲而不舍、疾恶如仇的精神还是感动了他们，很多人毫不保留地把向李泽霖送钱的过程合盘托出。李泽霖借权受贿的丑恶嘴睑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2000年，考生强强参加高考的文化专业成绩均未达到录取线，后听说给李泽霖送钱就可以想办法人学，他的农民父亲东奔西走借钱，将l万元送给李祥霖，”李让院招办工作人员办了录取手续。

　　考生伟伟为了找李泽霖“开后门”人学，年迈的父母卖掉房子凑了1万元钱送给李家，至今老俩口还挤在临时搭起的小阁楼里苦熬。

……

　　当这些确凿的证据摆到李泽霖夫妇面前的时候，他们见无法抵赖，便半遮半掩地交代了一些问题。

　　据李泽霖交代，1998年3月，某地考生刘明和刘亮，参加了美院专业考试，两人成绩均不够所报美术教育专业的合格线，未获文化课准考证。4月，刘母到李泽霖家，请求雷维宁帮忙让李给刘明发文化课准考证，临走前将装有2000元的信封放在书桌上，雷没有推辞。李得知情况后，让院招办给刘明发了文化课准考证。其间，刘亮的母亲也是请雷帮忙，让李泽霖通知院招办给刘亮发了文化课难考证。高考成绩公布后，两人均不够所报专业录取条件。7月底，这两位考生的家长一起到李泽霖家，请雷帮忙让李泽霖设法录取。临走前，刘明母亲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拿出两个装有1万元的信封交给雷，并告诉雷，钱的数额是2万元，两家各1万元。李泽霖回家后，雷将两家长送钱之事告诉了李，让李想法录取。李、雷都承认，共收受两位考生家长所送22000元，并违规办理了入学手续。

　　连续苦战攻下一城，办案组的同志并未松一口气，他们抓住时机，乘胜追击，用党的政策法纪攻心，晓之以理，用生活的体贴关心，动之以情，终于全面击溃了李、雷二人抗拒调查的心理防线。

敛钱财 猖狂收受好处费

仗职权 肆意侮辱学生母

　　李泽霖利用招生工作之便敛钱几致倡狂，且愈演愈烈。尤其是1992年与雷维宁再婚之后，他们妇持夫势，夫助妇威，共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借权受贿的丑剧。说到此，要特别提一提雷维宁。雷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婚史，一直过着不算宽裕的生活。自从与李再婚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丈夫是分管招生的副院长，送钱送物的人常常是门庭若市，使她在享受夫贵妻荣之余，贪欲也随之膨胀。她要用李泽霖的权尽可能多地捞钱。李、雷夫妇除了豪华装修住宅和购买高档电器、家具外，还在校外购买了两处私房，另有巨额存款。据省纪委调查，仅2000年6月7日和8月29日，两次就存款共计19万元。雷维宁受审查时承认，此存款就是同期考生家长送的现金用于支出后的余额。不言而喻，这绝不是“收点烟酒、土特产之类’所能积攒起来的。

　　据办案组调查核实的情况看，李泽霖夫妇收钱心黑，取之有“招’：一曰“吊胃口，引鱼上钩”。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们深音考生惟恐不能如愿的心理。无论考生成绩优劣，夫妻俩都有办法“吊”住他们。

　　湖北某市考生李杨．1998年报考美院的专业和文化考试成绩本已双双过线，但李母一直放心不下，这年3月美院专业考试前夕，李母揣着一条价值1300元的金手链到李泽霖家联络感情。专业考试后，李母又送5000元钱给雷维宁，请李关照；7月底，李母再次送去2000元询问招生录取划线的情况。雷收钱后冷冷地说，报考的人这么多，即使李杨过了分数线，也不能保证录取到美院。李母听后，心急火燎地赶回老家借了5000元，次日就送到雷维宁手中，求其一定帮忙。雷将李母四次上门所送12000元和一条金手链的情况均告诉了李泽霖，这名考生终被录取。

　　另一名雷维宁老家的考生刘鸣，高考末过线，想用钱买个名额，但刘在农村的父母年迈且家境贫困，刘的姐夫仗着美院有个院长夫人是乡亲，找朋友借了1万元去找雷维宁求情。雷眉头一皱，为难地说：“未过线怎么上学？不过我可以跟老李说说，看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刘的姐夫听她这么一说，惟恐错过了这个天赐良机，赶紧陪着笑脸递上那1万元。雷维宁收了钱，李泽霖就在考生名册上划了一个圈，作为特殊情况录取了。

　　二曰“借关系”，金蝉脱壳。李泽霖是个“给了好处乱办事”的贪官，为了把事情办得冠冕堂皇，他不仅频繁更换校招生办主任，而且常常假借“XX主管部门领导”或“院XX领导”的关系，把送了好处的考生违规录取。1999年夏，某市考生江平报考美院落榜，次年再考仍未过线，江母盼子成龙，先后送给雷维宁2．2万元，请求关照。在院领导研究第二批录取名单时，李编造出江平是主管部门某处长的关系的假情况，会议据此将江作为特殊情况录取；某地录取线线下考生徐先平的家长托人找省里某副厅长写“条子”给予关照，徐父将条子交给李泽霖后，又给雷维宁送了2万元，李泽霖随即堂而皇之地以徐是省里某副厅长的关系为名录取；某市落榜考生陈兴的家长送给李2万元，被李编造为省招生主管部门某干部的关系而被录取；某地落榜考生费玲的家长送给李1.5万元，被李编造为省招生部门某负责人的关系而被录取……

　　三曰演双簧，暗渡陈仓。“夫人外交”，是许多贪官捞钱的策略之一。在这方面，李泽霖夫妇配合默契，堪称“典范”。每到招生考试的季节，他们总是在家守候来访者，即使有事需外出，也是精心选择时机，决不肯错过任何一个捞钱的机会。他们摆的阵式一般都是雷维宁在客厅接客，等到来人与雷谈到一定程度，准备掏钱探路的时候，李往往找个借口转身出门。等他回来，书桌或茶几上就有一个装着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现金的信封，这就是李泽霖精心设计的没有收受到别人钱财的现场。用雷维宁的话说，“我只管收钱，把家长留的考生基本情况的条子交给李泽霖，由他去办，只要收了钱，一般都办成了。”经调查核实，有60名考生家长共送给李泽霖夫妇35．68万元现金。从这些人的询问笔录中看到，绝大部分是雷维宁所收。

　　四曰丧夫良，以权谋色。在众多的群众举报中，武汉市某公司女职工梁艳的举报最令人发指，她指控李泽霖以权谋色，强行与其发生两性关系。1992年，梁艳请泽霖指导她女儿学画，次年考入美院中专部。李泽霖听说梁艳原是某剧院演员，又见其风韵不俗，且是离异单身，于是就动起了邪念。1996年6月中旬的一天，李泽霖到梁艳家主动向她表示：“你女儿明年就要考大学了，高考的事包在我身上！”李泽霖不仅当面拍胸表态，而且回去后就给梁的女儿请了一名辅导老师，表现十分殷勤。一周后的星期一中午，李又来到梁家，在谈了几句与梁的女儿考大学有关的话后，便开始动手动脚，进而抱起梁放倒在床上……梁对李的轻浮举动十分反感，但为了女儿的前途，只好屈从于李。谁知，梁的女儿高考末过线，梁多次打电话求李帮忙，李一直回避。被欺侮的梁艳愤然投书上级主管部门。但在组织上找李泽霖谈话时，李巧舌如簧，死不认帐。不过最终在“两规”期间，李泽霖还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低下了惭愧的头。

受教育 始信反腐无疏忽

悔过错 方知法纪有威严

　　看到此，人们不仅要问：身为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又是身处象牙塔洁净之地教书育人的教授，李泽霖怎么会变得如此贪婪而无耻呢？李泽霖的一份《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查》基本上勾勒出了他自己堕落的轨迹。现摘录如下，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做了一些与党员标准极不相符的事，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省纪委的领导和同志耐心细致地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我所犯的错误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其影响也是很坏的。

　　现在，我痛感自己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组织对我的期望。我从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堕落为一个腐败分子，主要原因有4条：

　　一是放松思想改造。我1985年底担任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之后，忙于行政事务，从来没有认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对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学习上，从来不对照自己的行为。每年的年终考核和党的组织生活，也不接触自己的思想实际，流于形式和走过场，以至于让措误思想在我的头脑中不断发展。可以说，我是组织上入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

　　二是个人主义膨胀。我在学院主管教学、科研和人事工作，应该说是责任重大的。但我没有把这看成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没有看到组织上让我承担这个担子所寄予的期望，而是认为权力大，了不起。对于组织上给予的信任和荣誉，我不能正确对待，不是想到应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应该更努力地为党工作，而是把这作为资本，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个人主义膨胀，没有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习惯个人说了算。遇到有不同意见和听到批评意见，就不舒服，认为有人要整我。组织上提醒和帮助我，则认为是组织上不信任我，甚至埋怨组织上偏听偏信。由于自己伟疾忌医，所以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要不是省纪委的领导和同志及时教育和挽救我，那真不知道我还会滑得多远。

　　三是受社会上不正之风影响。由于我思想上没有一种正气，歪风邪气就有市场。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我不是抵制批判，而是认同它，甚至参与其中。90年代初期，我也拒收和退回某些家长送给的钱（尽管那时的钱数很少，都是几百元，1000元到2000元），也要求家属这样做。

但是后来，觉得社会上办事都是讲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好象是很正常的事。开始觉得我要求家属这样做有点过分。对社会上“要想办成事，哪有不请客送礼的”等流行说法认为是对的。慢慢地由收小到收大，由收少到收多，我的这种错误思想，是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我不是把组织赋予我的权力用来搞好招生工作，而是讲关系，谁的关系硬先录取谁，还从中收取考生家长送的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考生家长对国家的招生政策产生怀疑。这是我对党组织犯下的严重罪过。

　　四是法制观念淡薄。我平时不学法，不懂法。事到如今，我才体会到法律的尊严，触犯国法和党纪，必然自食其果。过去，我是心存侥幸。认为，这一对一的事，我不认帐，你拿什么当证据？正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就变得胆大妄为，开始收1万元时还很犹豫，发展到后来考生家长送2万元也敢收。我的这种侥幸心理还表现在这次组织对我实行‘两规’前后。组织上对我实行“两规”前几天，我还与几位家长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过组织调查。当实行“两规”后，也是矢口否认，还想蒙混过关。确实是辜负了党组织教育挽救我的一片心意，也对不起省纪委给我做工作的领导和同志们。如果党员干部都像我这样，确实会丧失民心，亡党亡国。从省纪委领导和同志们挽救我所做的工作中，也看到了省委治理腐败的决心和教育犯错误党员的工作成效，更坚信尉健行同志说的，我们党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

　　我违法违纪，不仅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给党的教育事业抹了黑。我的言行已完全背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更与一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不相称。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和制裁…

　　李泽霖悔过自责，但来得太晚了些。如果他在第一次向考生家长伸手时就能以这样的认识来警示自己，何以有后来的下场。现在，等待他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文中所涉及的考生和家长均系化名——笔者注）摘自《中国监察》

作者单位／湖北省纪委、监察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