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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战胜资本主义
——推翻柏林墙
时代周报10月30日报道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家安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1975年12月，《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彻底扭转了西方人对东德的认知。为惩罚那些试图逃跑者，东德政府强行剥夺了为父母者的抚养权，将孩子交由党的忠实拥趸收养。在养父母处，他们将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负责协调这一计划的，是东德教育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之妻玛格特·昂纳克，一个每月飞往巴黎做头发、享受着特权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度为东德带来高速增长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曾经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已经明显到了极致：当梅森州的一家瓷器厂厂长向昂纳克汇报说，该厂出产的瓷器有5%不合格时，昂纳克开玩笑地回答：“这些是不是够整个国家使用了？”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已紧缺到了计件供应的地步。为买到童衣，母亲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商店，以证明孩子的真实存在。
此时的东德，就像他亦步亦趋、时刻效仿的苏联老大哥一样，早已债台高筑，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事情是如此的机密，以致大多数东德领导人被蒙在鼓里，成了自己制造的谎言的牺牲品。
意识形态的活力也消失了。然而，当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民主化改革时，昂纳克却停止了学习。1989年8月14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但人们早已看清了昂纳克的幻觉。1989年整个夏季，民众都在进行和平抗议。在莱比锡，人们定期于周一晚上在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然后步行去卡尔.马克思广场集会，表达对自由旅行的迫切希望。作家英戈·舒尔茨那时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莱比锡以南45公里的阿尔腾堡州立剧院工作。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也充满了希望。和平游行一周周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7万人，到14万、30万，再到50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而在匈牙利，由于匈奥边界的开放，大批东德人经由匈牙利、或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逃到西方，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当年10月底，这一逃亡人数便达到了5万。
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纪念日成为最后的转折点。这天，东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应邀参加庆典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水深火热中的昂纳克以任何希望。相反，有走泄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苏联驻军不能用于东德境内的镇压”，而且还直接鼓励埃贡·克伦茨和君特·沙伯夫斯基行动起来，罢免昂纳克。
最后这一时刻的到来显然比人们想象的快。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称每个东德公民从即刻起都有权拥有护照。尽管这仅仅是一份关于护照的规定，但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新闻的民众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冲出家门，云集在柏林墙前，强烈要求开放边境，一些人则挥起了手中的铁锤。柏林墙，这道把本国民众当成囚犯、强行禁闭达28年之久的牢门，终于倒塌了。
尼德基尔希纳（Niederkirchner）街，在原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对面，一段200米长的柏林墙遗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人们挥锤砸向墙体的痕迹。除涂鸦外，墙体上还有多处被砸开的大洞，裸露出拇指粗细的钢筋。有的洞足够容一人屈身钻过。需要多大的力量和愤怒，人们才可以砸出这样一个洞来？又是需要多大的力量，人们才能克制住彻底摧毁柏林墙的冲动？1990年，这段柏林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物得到了保护。如今，它连同地下壁报的第三帝国纳粹暴行展示和战犯审判资料，共同组成了“恐怖地带”展览（Typography of Terror）。德国历史上两段最晦暗的过去—极右翼的纳粹独裁和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就这样赤裸着，接受公众的每日审视。它同时也在警示人们：历史不会自动消失。它既然发生过，也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遗忘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是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28年的隔离之后，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对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11月12日，柏林墙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约200万东德人穿过柏林墙，涌入了西柏林。那一天，蒂莫西·阿什看到的是东德人拖家带口、默默在街上散步的场景。他们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领取西德政府发给东德访客的100西德马克“问候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购物。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货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大都只购买了一两件小物品，如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然后紧紧抓住购物袋，默默地往回走，穿过柏林墙，穿过灰色、荒凉的东柏林街道，回到家中。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没能等到这一天。4年前，他带着德国未能统一的遗憾离世。1958年1月，他和妻子曾在酷寒的莫斯科呆了两周，等待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带着一项促成两德统一的私人计划而来，其中甚至包括把未来统一的德国建成中立国的设想，但他的游说最终被冷漠地拒绝。31年后的11月12日，《图片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他向苏联表达了敬意：当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黑红金三色（德国国旗的颜色）的通栏大标题：《早上好，德国》。下面是一封该报编辑部致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克服过去
柏林墙的倒塌，弥补了人为的分裂和隔离带给两边人民的伤痛；但瞬间的激情过去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德国人发现，统一远较法律层面复杂得多。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反思，是通过调查真相、起诉战犯和人事清算、赔偿受纳粹迫害者以及在柏林政治中心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等方式进行的。战后60多年来，德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实际行动，最终与犹太人受害者和当年各受害国达成和解，重新赢回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把处理纳粹历史的经验，用在了柏林墙上。
在蒂莫西·阿什看来，统一后德国在揭露真相和清算过去上做的努力，是其他现代民主国家所远远不及的。1992年，建造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埃里希·昂纳克，因其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下令开枪射击越墙者，被引渡回国受审。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原东德的行政系统进行清洗，并成立了真相委员会。
对历史最深刻的反思和记忆，莫过于向公众系统开放斯塔西的秘密档案。1990年，德国成立高克管理局，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开始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根据德国国会1991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高克管理局对档案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高克管理局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
阅读档案是个很可怕的经历。在高克管理局办公室，蒂莫西·阿什曾目睹有些人因为承受不住负荷，当场痛哭。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背后一直在告密。“找出真相，记录，反思，然后继续前进。这是我知道的关于真相和和解的最不坏的公式。”蒂莫西·阿什说。
对众多的柏林墙受害者来说，同意保留让他们憎恨的一部分柏林墙，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这一度是个争议话题，但经过长期和充分的讨论，人们最终达成共识：柏林墙遗址的存在，足以警示后人不致遗忘这段历史。有勇气面对过去，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和国家认同，展望未来。
新生之墙
历史毕竟在渐渐远去。
和德东人一道经历了转型之痛的柏林墙，除了几处抢救下来的残垣外，如今只剩下地面上鹅卵石铺就的两道暗红色墙线。墙线时断时续，连同沿线的信息牌和纪念碑，不时勾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和民族精神创伤的回忆。
车水马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查理检查站—确切地说是个复制品—还在，周围依旧垒着沙袋，还有身穿制服、装作执勤的假东德边防兵。纪念品货架旁，一个假守卫殷勤地兜售麦穗围绕着锤子和圆规图案的东德签证章。“2欧元一套”，他笑嘻嘻地说。
这个曾经的东西方分裂的象征，如今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它仍能调动起人们记忆中枢的某根神经，重新把人们带到冷战的过去。1961年至1989年，它是外交官、外国公民和美英法盟军军人进出东德的唯一通道。美苏两国坦克曾在这里结阵对峙；也就是在这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意识到了现状的严重性，决定拆毁“铁幕”。检查站上方，黑色大字书写的警示“注意，你即将离开美国管辖区！”仍然令人心生寒意—即便此刻望过去的对面是和谐熙攘的繁华街道，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检查站后面会是怎样一个未知世界？
离查理检查站80米远处，当古斯塔夫·鲁斯特为之抗议的自由纪念碑移除后，柏林市政府恢复了原来的街道设计，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则以现代建筑代替。这是上世纪90年代柏林市城建局对柏林墙沿线地区进行“批判性重建”的一个方面，其思路在于既保护历史遗址，又优化沿线景观。今天，约有25处纪念物被纳入了柏林市政府的保护名单，其中包括三处柏林墙遗址和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的泪宫，那儿是当年墙两边的亲友团聚的地方。
伯诺尔大街上，一堵70米长的新柏林墙也是个复制品，并与钢筋裸露的柏林墙遗址紧紧连接。它简直是由多道防线构筑的柏林墙的微缩版，登上街对面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四楼观望平台，所有加固设施一览无遗：两道钢筋水泥墙，几十米宽的死亡地带，巡逻小道，探照灯，通电铁丝网。沧桑、阴森的新旧柏林墙，与右边金色麦田中形同谷仓的和解小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小教堂是为纪念1985年被东德政府炸毁的和解大教堂而建，与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不同，小教堂风格简约，圆形象征着统一。一边是柏林墙代表的恐怖和杀戮，一边是教堂代表的宽恕和和解，谁更强大？答案已然揭晓。
如果说柏林墙是历史和柏林人开的一个黑色玩笑的话，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数十年未能踏触，空旷的边境无人地带反而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对人口密集的柏林市区来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空地提供了机会，可以将之改建成城市公园、运动场或休憩地，柏林市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在柏林市北部，潘科柏林墙纪念公园和巴尔尼姆自然公园间长达9公里的边境，如今成了自然环境保护区。
但是，不少街道荒凉依旧，即使在市中心，亦宛如置身郊野。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报业大楼沿柏林墙线折向东南，Kommandanten街原东柏林一侧灌木丛生，杂草疯长到一人高，风过之后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时分，在这条悄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不免会加快脚步。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大量新老土耳其移民，很快填补了过去的边境无人区。每当有足球赛事时，挥舞着土耳其国旗的球迷们会站在汽车里呼啸而过，高声叫喊。嬉皮士装束的年轻柏林人身上，已分辨不出谁来自东德谁来自西德。只有当你在马路上驻足时，或可从“红女绿男”的交通信号灯上看出，那里曾经是东柏林。开放、多元和宁和，正在代替过去的封闭、单一和恐怖。尽管在这里，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永久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柏林墙，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交汇融合。阴霾仍在，希望也在孕育。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宇)
——推翻柏林墙
时代周报10月30日报道 这堵墙，存在了28年零91天。墙的倒塌，既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也意味着生命、自由和人性尊严等价值的回归。这堵墙，汇合了亡者与生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二战之后的德国深知只有克服过去，才能面向未来。通过深刻反思和清算纳粹罪行，德国重塑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的德国，面对另一种极权制造的粗暴和不公正，又如何纪念这段过去？
柏林。68岁的古斯塔夫·鲁斯特站在勃兰登堡门背面的一处街心花园前，不时向路人散发白色宣传单。其北面几百米远处，就是德国联邦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
花园铁篱笆上，陈列着十几个鲁斯特自制的白色十字架。
“乌都·杜里克， 1961年10月5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英戈·克霍格，1961年12月10日试图渡过施普雷河逃往西柏林，溺毙河中。”
“克里斯·格夫罗伊，1989年2月5日试图由布里茨运河逃往西柏林，被射杀。”
……
每个十字架都详细记载了一个东德人的名字、生卒年月和死亡原因。那段历史距今至少20年，如今穿越时空，在21世纪的柏林苍穹下散发出被记忆尘封的气息。身为东西方冷战时期的东德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墙者。
不时有路人驻足、俯身细看鲁斯特对柏林墙以及柏林墙所代表和维护体制受害者的私人纪念。在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执政下的东德，这个大脑门、豁牙、左手腕吊着一副手铐的瘦高个曾经度过了9年多的铁窗生涯。过去，他为东德民众的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而战；而今他依然在抗争，只是任务远为艰巨—他对抗的，是人们习惯性的对过去的遗忘。
越墙者
2008年五六月份旅居柏林时，我曾多次从古斯塔夫·鲁斯特身边经过。很多时候他就倚桌而坐，旁边放着一个捐款箱，听凭路人自取宣传单。
在我随手取来的宣传单上，正面是三张配有德英文字说明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人们为柏林墙受害者而建的自由纪念碑，游客在一人高的十字架间徜徉凭吊。照片旁边这样注释：“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尔街交界处的这块空地上曾经竖立着1065个十字架。2005年7月4日，几个幸存的柏林墙受害者在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纪念碑就被拆除。”
宣传单末尾处是鲁斯特及其朋友的呼吁：柏林市政府正计划拆除德国国会大厦旁的十字架纪念碑，请求您签名保留它。
对德国联邦政府和柏林市政府而言，古斯塔夫·鲁斯特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过去几年，他坚守在德国政治中心的这一小角落里，愤怒地抗议地方当局对昔日柏林墙死亡地带进行的任何改造或重建，偶尔还会攻击路人。他自制的十字架纪念碑曾被移除两次，但每次他都回到原地，固执地重立十字架。
鲁斯特的抵制与政治无关，尽管其想法是多么地不切实际，但传递了他为之坚决捍卫的柏林墙受害者的强烈情感：拆除纪念碑犹如铲除过去，而这正是将生者与死者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十字架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个生命竭力追求自由的故事，也是一段痛彻心扉的集体记忆。
1961年8月13日凌晨，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东西柏林边界的灯光突然熄灭。2万多名东德士兵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迅速用铁丝网在边界构筑起一道临时屏障。中午12时37分，以一个路口的封锁为标志，柏林被强行一分为二。柏林墙—东德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第一道防线从此建立，并在以后几年里不断被改建加固。
当夜，隆隆驶过的坦克和军车，将东德人从乌布利希（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当众撒下的谎言中惊醒。仅仅两个月前，乌布利希还在一个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没人想要建立隔离墙！”但显然，那时他决心已下—二战过后，260多万名东德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出于私人的、政治或经济的原因，纷纷“用脚投票”逃往西方—柏林墙，是阻止东德公民继续逃离的唯一方法。
但墙没能像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希望的那样，让东德民众学会“正确”地思考。从建墙当夜开始，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冒死冲关，在柏林墙边洒下了滩滩热血。
艾达·司克曼是柏林墙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她在伯诺尔大街上的公寓虽位于东柏林，但窗户面向西柏林。1961年8月22日，这个58岁的老妪不顾一切跳窗而下，结果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死于西柏林的一辆救护车内。
齐默尔街则是18岁的彼得·费克特的遇难地。1962年8月17日，他已成功攀上了柏林墙头，但就在那一刻枪响了。受了重伤的费克特跌落墙内，痛苦呻吟。西柏林警察和查理检查站的盟军岗哨目睹了这一切，却无人施以援手。一小时后，他在众目睽睽下流血而亡。几天后，西柏林市民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东德在边境实施的恐怖政策和盟军的不干预政策。一年后，西柏林人为费克特举行了死亡周年纪念。
24岁的布克哈德·尼云死得更为惨烈。1974年1月5日晚，这个东德边防士兵冲进查理检查站，他手持冲锋枪，把两个同事作为人质，成功地通过了第一道防线。但当他弯腰欲过第二道防线时，有几分钟时间人质脱离了他的控制，狙击手瞬间狙杀了他。
在柏林墙沿线，在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场所，民间自发设立的小纪念碑和柏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信息牌随处可见。若是在屋顶或厕所下方发现十字纪念架，也不必惊讶，那儿正是越墙者的遇难地。在漫长的岁月里，为翻越那堵壁垒森严的柏林墙，东德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弗里德里希大街，莱纳·希尔德布兰特（Rainer Hildebrandt）1963年为反对柏林墙而建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和纪录片展示着东德人为自由而竭尽的努力、智慧和勇气：几辆发动机经改装可供容身的汽车；两个家庭费时两年手工制成的热氢气球；37个半专业人士用6个月时间挖出的5号隧道。
越墙者也并非孤立无援。莱纳·希尔德布兰特创立的市民行动小组“8月13日工作组”就位于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内。日复一日，逃跑助手们透过博物馆的小窗户，观察跨越边境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制定各种逃跑计划。距此一箭之遥，德国报业巨子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挑衅式的在柏林墙边建立了十几层楼高、以其名字命名的出版大楼。“反对柏林墙的斗争，就是为自由而战。”当西柏林人渐渐放弃对两德统一的希望时，被德国商业杂志《资本》戏谑为“勃兰登堡门的傻瓜”的施普林格，仍不懈地在旗下《世界报》、《图片报》上呼喊。为遮挡出版大楼和高悬楼顶的宣传横幅，东德政府在莱比锡广场竞相建立电视塔和高楼，唯恐“西风压倒了东风”。
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游戏持续了28年零91天。成功越墙者毕竟少数，更多的人未及抵达彼岸，便成为柏林墙的奠基石。伯诺尔大街上的柏林墙文献中心内，一份历年柏林墙死难者名单令人神伤。资料显示，1961年至1989年约有11万东德人经确认非法越境，其中4万人成功逃离，7.1万人因试图逃离而被收押，几百人在逃离途中被射杀或遭遇各种意外。究竟有多少东德人死于柏林墙边？德国政府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但至少有152人已被确认死亡。
他人的生活
东德是什么样？人们为何要逃跑？冷战时期的普通西方人对此缺乏想象。对他们而言，谴责柏林墙和援助越墙者，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更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对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认同，毕竟现代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建一堵墙把本国人民关在里面。
当时，西方人看到更多的是东德“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面：东德是世界上前十强工业国家，政府提供一切福利保障，没有失业。1973年夏，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德访问的青年，也相信他们到了一个开放的国度：音乐和舞蹈充满了各个角落，东西德人之间畅所欲言。各项安保措施都已到位，但国家安全部门—斯塔西未加任何干涉。
但只有东德人知道，这绝非生活常态。许多年轻人为此疑惑不已：为何生活不能总像这样？
17年后，当开放多元的生活真的来到德东地区之时，正经历转型之痛的德东人面对经济衰退、高达25%的失业率，却对前东德产生了一股怀旧之情。这可以说是2006年彼得·康泽曼在施普雷河畔建起民主德国（DDR）博物馆的动因之一。其现任馆长Robert Rückel说：“对东德的怀旧应该避免。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以及东德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了，我们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个国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且国家干预须臾未离。”
剥离对前东德政权和旧秩序的虚幻想象，DDR博物馆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
人们住在工厂化的住房里，这些建筑就像火柴盒，外表看上去毫无二致。有一个笑话这样说：晚上你可能会醉醺醺地误入别人的家，因为所有公寓的布局都一样。面包只需花5芬尼，相当于免费，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但同时货架上找不到你需要的东西。排长队是惯常的现象。特拉比汽车没有冷却系统，动不动就熄火，但许多人还是愿意为此等上15年。东德青年的命运自出生之日起便已注定。在托儿所，蹲坑排便也以集体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必须等最后一个拉完才能一起起身，这是“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步”。
东德人喜欢阅读，但39家报纸的内容大同小异，头版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讲。艺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决定什么才是时尚和艺术。政治上的压制有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开放。东德青年大都早婚，赤裸着身体打网球、排球或登山是稀松平常的事。
生活中还有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线，人们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斯塔西无处不在，窃听和监视的对象是一切民主德国的假想敌，不仅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甚至包括秘密警察本身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全盛时期，斯塔西共有超过9.3万名全职雇员、17.3万名线人，秘密档案涉及500多万名东德人，相当于每三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到后来，连斯塔西官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它注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性。人不可能被改造或变成另一类人，除非他们本来就是。”Major Risse，1978年至1983年斯塔西一部负责人，在接受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阿什的访问时说。阿什正是Major Risse的监视目标之一，那几年他往返于东西柏林和华沙，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却引起斯塔西的警觉。
1975年12月，《明镜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彻底扭转了西方人对东德的认知。为惩罚那些试图逃跑者，东德政府强行剥夺了为父母者的抚养权，将孩子交由党的忠实拥趸收养。在养父母处，他们将按社会主义的方式成长。负责协调这一计划的，是东德教育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之妻玛格特·昂纳克，一个每月飞往巴黎做头发、享受着特权的女人。
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度为东德带来高速增长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曾经的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已经明显到了极致：当梅森州的一家瓷器厂厂长向昂纳克汇报说，该厂出产的瓷器有5%不合格时，昂纳克开玩笑地回答：“这些是不是够整个国家使用了？”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已紧缺到了计件供应的地步。为买到童衣，母亲们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商店，以证明孩子的真实存在。
此时的东德，就像他亦步亦趋、时刻效仿的苏联老大哥一样，早已债台高筑，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这事情是如此的机密，以致大多数东德领导人被蒙在鼓里，成了自己制造的谎言的牺牲品。
意识形态的活力也消失了。然而，当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民主化改革时，昂纳克却停止了学习。1989年8月14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但人们早已看清了昂纳克的幻觉。1989年整个夏季，民众都在进行和平抗议。在莱比锡，人们定期于周一晚上在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举行“和平祷告”，然后步行去卡尔.马克思广场集会，表达对自由旅行的迫切希望。作家英戈·舒尔茨那时还是一个27岁的青年，在莱比锡以南45公里的阿尔腾堡州立剧院工作。尽管心中充满恐惧，但他也充满了希望。和平游行一周周地发展壮大，从最初的7万人，到14万、30万，再到50万人，人们高呼“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而在匈牙利，由于匈奥边界的开放，大批东德人经由匈牙利、或西德驻布拉格和华沙大使馆逃到西方，形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当年10月底，这一逃亡人数便达到了5万。
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纪念日成为最后的转折点。这天，东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应邀参加庆典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给水深火热中的昂纳克以任何希望。相反，有走泄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不仅强调“苏联驻军不能用于东德境内的镇压”，而且还直接鼓励埃贡·克伦茨和君特·沙伯夫斯基行动起来，罢免昂纳克。
最后这一时刻的到来显然比人们想象的快。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宣读了一份简短的新闻稿，称每个东德公民从即刻起都有权拥有护照。尽管这仅仅是一份关于护照的规定，但从电视上看到这一新闻的民众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冲出家门，云集在柏林墙前，强烈要求开放边境，一些人则挥起了手中的铁锤。柏林墙，这道把本国民众当成囚犯、强行禁闭达28年之久的牢门，终于倒塌了。
尼德基尔希纳（Niederkirchner）街，在原第三帝国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对面，一段200米长的柏林墙遗址，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当年人们挥锤砸向墙体的痕迹。除涂鸦外，墙体上还有多处被砸开的大洞，裸露出拇指粗细的钢筋。有的洞足够容一人屈身钻过。需要多大的力量和愤怒，人们才可以砸出这样一个洞来？又是需要多大的力量，人们才能克制住彻底摧毁柏林墙的冲动？1990年，这段柏林墙体作为历史纪念物得到了保护。如今，它连同地下壁报的第三帝国纳粹暴行展示和战犯审判资料，共同组成了“恐怖地带”展览（Typography of Terror）。德国历史上两段最晦暗的过去—极右翼的纳粹独裁和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就这样赤裸着，接受公众的每日审视。它同时也在警示人们：历史不会自动消失。它既然发生过，也就有可能再度发生。遗忘历史的人必将重蹈覆辙。
对东德人来说，这也是那样一个重要的时刻：28年的隔离之后，他们第一次有可能对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11月12日，柏林墙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约200万东德人穿过柏林墙，涌入了西柏林。那一天，蒂莫西·阿什看到的是东德人拖家带口、默默在街上散步的场景。他们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领取西德政府发给东德访客的100西德马克“问候金”，小心翼翼地开始购物。面对商场中琳琅满目的货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最终大都只购买了一两件小物品，如新鲜的水果、儿童玩具等，然后紧紧抓住购物袋，默默地往回走，穿过柏林墙，穿过灰色、荒凉的东柏林街道，回到家中。
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没能等到这一天。4年前，他带着德国未能统一的遗憾离世。1958年1月，他和妻子曾在酷寒的莫斯科呆了两周，等待赫鲁晓夫的接见。他带着一项促成两德统一的私人计划而来，其中甚至包括把未来统一的德国建成中立国的设想，但他的游说最终被冷漠地拒绝。31年后的11月12日，《图片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代他向苏联表达了敬意：当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黑红金三色（德国国旗的颜色）的通栏大标题：《早上好，德国》。下面是一封该报编辑部致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克服过去
柏林墙的倒塌，弥补了人为的分裂和隔离带给两边人民的伤痛；但瞬间的激情过去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德国人发现，统一远较法律层面复杂得多。
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彻底反思，是通过调查真相、起诉战犯和人事清算、赔偿受纳粹迫害者以及在柏林政治中心建立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等方式进行的。战后60多年来，德国通过不断地反省和实际行动，最终与犹太人受害者和当年各受害国达成和解，重新赢回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把处理纳粹历史的经验，用在了柏林墙上。
在蒂莫西·阿什看来，统一后德国在揭露真相和清算过去上做的努力，是其他现代民主国家所远远不及的。1992年，建造柏林墙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埃里希·昂纳克，因其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下令开枪射击越墙者，被引渡回国受审。与此同时，德国还对原东德的行政系统进行清洗，并成立了真相委员会。
对历史最深刻的反思和记忆，莫过于向公众系统开放斯塔西的秘密档案。1990年，德国成立高克管理局，3000多名来自前东德和西德的全职雇员，开始对被斯塔西撕碎的文件进行复原，并为每一文件每一页码重新编号。根据德国国会1991年通过的一项特别法，高克管理局对档案使用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向公众开放之前，档案中斯塔西受害者和无辜第三者的名字，以及一些个人隐私等，已被特意抹去。至2005年，高克管理局共开放了450万份个人档案。
阅读档案是个很可怕的经历。在高克管理局办公室，蒂莫西·阿什曾目睹有些人因为承受不住负荷，当场痛哭。很多人通过档案才发现，昔日亲密无间、一起工作或生活的朋友、同事、兄弟、夫妻，原来背后一直在告密。“找出真相，记录，反思，然后继续前进。这是我知道的关于真相和和解的最不坏的公式。”蒂莫西·阿什说。
对众多的柏林墙受害者来说，同意保留让他们憎恨的一部分柏林墙，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和解的开始。这一度是个争议话题，但经过长期和充分的讨论，人们最终达成共识：柏林墙遗址的存在，足以警示后人不致遗忘这段历史。有勇气面对过去，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和国家认同，展望未来。
新生之墙
历史毕竟在渐渐远去。
和德东人一道经历了转型之痛的柏林墙，除了几处抢救下来的残垣外，如今只剩下地面上鹅卵石铺就的两道暗红色墙线。墙线时断时续，连同沿线的信息牌和纪念碑，不时勾起人们对这个城市和民族精神创伤的回忆。
车水马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查理检查站—确切地说是个复制品—还在，周围依旧垒着沙袋，还有身穿制服、装作执勤的假东德边防兵。纪念品货架旁，一个假守卫殷勤地兜售麦穗围绕着锤子和圆规图案的东德签证章。“2欧元一套”，他笑嘻嘻地说。
这个曾经的东西方分裂的象征，如今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但它仍能调动起人们记忆中枢的某根神经，重新把人们带到冷战的过去。1961年至1989年，它是外交官、外国公民和美英法盟军军人进出东德的唯一通道。美苏两国坦克曾在这里结阵对峙；也就是在这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意识到了现状的严重性，决定拆毁“铁幕”。检查站上方，黑色大字书写的警示“注意，你即将离开美国管辖区！”仍然令人心生寒意—即便此刻望过去的对面是和谐熙攘的繁华街道，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检查站后面会是怎样一个未知世界？
离查理检查站80米远处，当古斯塔夫·鲁斯特为之抗议的自由纪念碑移除后，柏林市政府恢复了原来的街道设计，被毁坏的历史建筑则以现代建筑代替。这是上世纪90年代柏林市城建局对柏林墙沿线地区进行“批判性重建”的一个方面，其思路在于既保护历史遗址，又优化沿线景观。今天，约有25处纪念物被纳入了柏林市政府的保护名单，其中包括三处柏林墙遗址和弗里德里希车站附近的泪宫，那儿是当年墙两边的亲友团聚的地方。
伯诺尔大街上，一堵70米长的新柏林墙也是个复制品，并与钢筋裸露的柏林墙遗址紧紧连接。它简直是由多道防线构筑的柏林墙的微缩版，登上街对面柏林墙文献中心的四楼观望平台，所有加固设施一览无遗：两道钢筋水泥墙，几十米宽的死亡地带，巡逻小道，探照灯，通电铁丝网。沧桑、阴森的新旧柏林墙，与右边金色麦田中形同谷仓的和解小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小教堂是为纪念1985年被东德政府炸毁的和解大教堂而建，与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不同，小教堂风格简约，圆形象征着统一。一边是柏林墙代表的恐怖和杀戮，一边是教堂代表的宽恕和和解，谁更强大？答案已然揭晓。
如果说柏林墙是历史和柏林人开的一个黑色玩笑的话，令人讽刺的是，由于数十年未能踏触，空旷的边境无人地带反而成为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对人口密集的柏林市区来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空地提供了机会，可以将之改建成城市公园、运动场或休憩地，柏林市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公园。在柏林市北部，潘科柏林墙纪念公园和巴尔尼姆自然公园间长达9公里的边境，如今成了自然环境保护区。
但是，不少街道荒凉依旧，即使在市中心，亦宛如置身郊野。从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报业大楼沿柏林墙线折向东南，Kommandanten街原东柏林一侧灌木丛生，杂草疯长到一人高，风过之后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时分，在这条悄无一人的街道上行走的人不免会加快脚步。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大量新老土耳其移民，很快填补了过去的边境无人区。每当有足球赛事时，挥舞着土耳其国旗的球迷们会站在汽车里呼啸而过，高声叫喊。嬉皮士装束的年轻柏林人身上，已分辨不出谁来自东德谁来自西德。只有当你在马路上驻足时，或可从“红女绿男”的交通信号灯上看出，那里曾经是东柏林。开放、多元和宁和，正在代替过去的封闭、单一和恐怖。尽管在这里，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仍然是土耳其人的永久话题。
这就是现在的柏林墙，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交汇融合。阴霾仍在，希望也在孕育。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