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层地狱：是李真丑恶的魂灵

据专案组查证，李真说的海南的杨某是海南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1988年，××下属的一家公司总经理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吴庆五，之后杨某又到海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总经理。1992年9月，杨某接待了去海南游玩的吴庆五和李真。当时杨某的公司正缺资金，就对吴庆五讲：“能不能在河北帮我融点资？”吴庆五答应帮忙，回去不久就让杨某来石家庄一趟。



1992年10月，杨某去了石家庄，经吴庆五介绍认识了“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并同张铁梦确定下来借款1000万元以及借款的时间、利息，办完有关手续后，把1000万元划了过去。

面对李真提出的“顶”这笔钱问题，处于被动状态的张铁梦陷入了两难选择：一是借给吴庆五的钱一直在吴庆五手中控制着，将来要不回来也是问题；二是吴庆五对自己也有救命之恩，如果回绝“顶”的话，实在说不出口。

无奈之下，张铁梦做出让步。

对于这个“顶”钱的过程，吴庆五对办案人员是这样供述的：

“1993年底，海南某房地产公司杨某借‘东租冀办＇的1000万元人民币到期了，要归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真。李真说：‘这笔钱不要给铁梦了，让杨某给我们。我跟铁梦讲过了，这笔钱顶替给我们的2000万中的1000万。你让杨某把钱打给你。你抽时间再找铁梦，一定要他当面把借给杨某钱的合同毁掉。’我按李真的意见，给杨某打电话说：‘我跟张铁梦商量过了，你把这1000万元汇给我就行了。’杨某同意后，1993年12月就把1000万元借款和180万元借款利息汇到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公司的账户上。

“1994年2月，我到石家庄张铁梦家里，他对我说：‘我已经跟李真说好了，先把杨某的1000万给你们，用顶的办法不错。我建议，你1993年2月份借我的那1000万元也用这个办法顶。‘我说行。张铁梦又说：‘不过，这笔贷款‘东租冀办’都有账。你最好付一部分利息。＇我说：‘可以。还300万行不行？’张铁梦说行，还当着我的面，拿出了杨某向‘东租冀办’借款的合同正文，当场撕毁了。我回到北京后不几天，就从北京那个公司的账户上，按张铁梦指定的账户汇出了300万元。

“把300万元汇给张铁梦后没几天，我给李真打电话说我已经看着张铁梦把合同撕毁了。李真说很好。我说张铁梦建议用我借‘东租冀办’的1000万元顶2000万元中的另外1000万元。李真表示同意。我又说了给张铁梦300万元利息的事。李真听了很生气，说：‘他为什么要利息？我要找他。’我说：‘算了吧。’”

之后，张铁梦告诉李真，东租冀办的账目已平。但据办案人员查证，1994年“东租冀办”撤销后，其债权、债务和下属企业划归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张铁梦任法人代表。张铁梦藏匿了“东租冀办”的财务账目，隐瞒了吴庆五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2000万元就这样落到了吴庆五的名下。那么，李真、李国庭和张铁梦从中得到的是什么呢？李真说：庆五得到2000万元后，再没有表示过其中有我的利益。我对他以这种形式得到调汇利润感到担忧，对他的做人也有了一种反感。我曾对庆五说：“你得利了，是否对李国庭有所表示？”他说：“等他退下来以后，衣食住行我全包了。”我说：“这种说法不合适。”他说：“你说我怎么办？现在我什么也解决不了。”

乔：你为什么提出要他对李国庭有所表示？

李：首先调汇得利是李国庭出的力。庆五也曾明确表示过要报答李国庭。我向庆五提出这件事，是对他得利之后不履行他的承诺提出看法。

乔：吴庆五是否给过你什么利益？

李：给过。他说通过北京的朋友在北京的花市（崇文门附近）买了两套房子，给我一套。后来因为房子不能按期交工，他又决定在北京的西什库买房子，给我一套。大约在1994年六七月份，西什库的房子交工了。他将一门403的房子给了我，并说：”这房是毛坯房，你找人装修，我付装修费。“我装修完后去找他。告诉他，装修和购买家具花了近10万元人民币。他给了我10万元现金。

乔：张铁梦从中得到了什么利益？

李：他利用外汇买了国外的一家企业。后来这家企业的股份被我们分掉了。

张铁梦说：“在李真、吴庆五把我‘解救＇出来，并帮助恢复职务后，吴庆五就产生了到国外企业参股的想法。同时，李真也说500万美元外汇额度赚出的2000万元要三一三剩一分了，国外企业的股份也应该三一三剩一分了。”

张铁梦买的是什么企业？企业的股份又是如何被李真等人分掉的？

在国外，出走的张铁梦对办案人员说，大约在1992年下半年，他从北京得到一个信息：有一个国家的银行要向国外公开拍卖一家专门生产电脑用的3．5英寸软盘的企业。另外，“东租冀办”在秦皇岛还有两个电子企业也是生产软盘的，一个是秦皇岛中兴电子公司，一个是秦皇岛华美磁电公司。有了国外这家企业，这两个厂的产品就有了欧洲市场的准入证，所以前景很好。

大约在1992年11月份，张铁梦等人组成考察团，赴这个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购买企业的需要，首先在这个国家购买了一个空壳公司：尼瓦利斯公司。这个公司名义股是100万股，实际只发行两股，由两个外国人持有。购买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要变更两个股东。张铁梦决定以下属的秦皇岛华美磁电公司的名义购买国外那家公司。

经过谈判，1992年12月初签订了购买这家公司的合同。张铁梦从国内“东租冀办”的账户上汇出了250万美元（此款为前面所述李真帮忙弄出来的外汇）。这样，尼瓦利斯公司的股东由两个外国人变成了张铁梦和秦皇岛华美磁电公司的法人代表吴某。1993年2月8日，张铁梦等人再次组团赴国外，接管了那家公司。随后以尼瓦利斯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

在1993年10月石家庄市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拘留张铁梦，李真与吴庆五两人把他营救出来后，李真和吴庆五又有了要参与国外那家企业的想法。

对此事，吴庆五对办案人员交代得更为详细：1994年初，李真约我和张铁梦到李真家一起商量事情。张铁梦说：“这次全靠你们二人救了我。我有权处理国外那家企业，我拿出这个企业的50％的股份，给你们二人各25％。我也持25％。”李真说：“我的股份不宜直接体现，可以体现在庆五的股份上。庆五用香港力龙公司代表我们三人持有这75％的股份。”张铁梦又说：“秦皇岛还有中兴电子有限公司和华美磁电公司，它们是和尼瓦利斯公司配套的，两个企业实际上是一回事。”李真说：“那就把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份也按75％

一起转了。”

1994年三四月份，吴庆五随张铁梦一起乘飞机从北京飞赴国外。他们到达尼瓦利斯公司后，张铁梦向公司的人员宣布吴庆五是公司的董事长，并同吴庆五一起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办理了转让股权手续。随后吴庆五通过法律手续，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国外这家公司的国有股份就这样被他们私分了。

1994年初，张铁梦带着此时已是香港力龙公司董事长的吴庆五来到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找到他的弟弟、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张铁桥说：“经总公司研究准备把中兴电子有限公司中河北中兴渤海实业开发公司和国外那家大唐工业有限公司在合营公司中的全部股份（25

0万美元）转让给香港力龙公司，你把有关转股的文件给办理一下。”吴庆五与张铁梦走后，张铁桥就去咨询办理转股手续事宜，但并未得到秦皇岛市开发区经贸局的批准。

张铁梦与吴庆五并未善罢甘休。之后，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伪造了董事会成员的签字，在手续上把其中一家国外公司的股份全部转到了另一家国外公司的名下。这一招还真灵。最后，有关单位批准了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将所谓的国外那家公司的全部股份45％（

112．5万美元）转给香港力龙公司。

私分合资企业国有股份后，李真和吴庆五、张铁梦商量分红时，张铁梦说：拿出30万美金给你们分红。10万美金给帮忙的单位，庆五和李真各10万美金。当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张铁梦把30万美金汇给庆五在香港的账户。李真的10万美金就由庆五直接打到了他前妻（尚未离异）在新加坡的一个账户。

乔：你收钱时是怎样想的？

李：我也怕有风险。但事已至此，张铁梦、庆五在利益上各得其所。我除了帮助他们并承担风险外，还没有得到什么。出于一种不平衡心态，所以就接受了这笔钱。

李真手头阔绰了，但这并不足以让李真在河北政界名声大振。那么李真“火”的奥秘在哪里？

乔：你曾经做过省政府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的秘书，后又任省国税局局长，但人们只要一提起你，没有一个人不把你与“河北第

一秘”联系起来，你自己知道吗？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这是为什么？

李：我做秘书时玩得太火了。

乔：在中国，给省部级领导做秘书的不是你李真一人，秘书的级别比你高的多得是，为什么你却如此火？

李：（李真不说话了，把手中燃着的烟屁股扔在地上，又拿起一支烟叼在嘴上，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对我忌妒攻击之外，也有我给自己“造势”的原因。

乔：给自己“造势”？

李：（李真又不说话了，只是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

对于李真给自己“造势”，吴庆五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这样解释：李真是一个拿政治当生意做的人。按理讲，在省委常委会上讨论的内容都是保密的，尤其是讨论人事问题更应保密。但李真却利用自己在省委主要领导身边工作的特殊位置，经常把省委领导用人的意见说成是自己的意见，把常委会用人的方案在第一时间内透露给当事人，用以讨好对方。有一次我进他的办公室，他正跟某市的一位领导通话。李真说：“你的事（指升迁）在常委会上刚刚通过。事前，我可费劲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为李真手眼通天，不能得罪李真。他利用这种手段控制了一批干部。

乔：（我笑着问）在自己给自己“造势”之外，你没来点“真货”？

李：（李真有点得意地说）这个问题我不回避。在人事安排、提拔上，我确实插过手。

乔：涉及多少人？

李：（李真抬起头，想了一会儿。）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少说也不下百十人吧。

乔：都办成了？

李：绝大部分都办成了，有的也没办成。

乔：“办成了”是个什么概念？

李：我都对专案组交代了。你去问他们吧。

乔：你一般怎么插手？

李：牵线、搭桥、找人、托人，更多的是给领导吹“耳边风”，关键时来那么几句，当然有时也请客送礼。

乔：具体讲呢？结合张二辰的事谈谈？

李：（李真不屑一顾地说）张二辰……张二辰……

据办案人员介绍，张二辰原为石家庄市市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现正在监狱服刑。

在监狱中，谈到与李真的关系时，张二辰说：“我是主动钻进李真的网的。”

张二辰谈到自己的过去时，这样说：“我是农民出身，是从村支部书记一步步走到市长这个位置上的。我1948年出生在石家庄元氏县西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时家里穷，日子过得特别苦。在我的前半生，我三次差点儿死掉。小的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都没念过书。我两岁时，母亲生了我的弟弟。那时正赶上我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给我治病，父母把弟弟送给了邻村的亲戚，才拣回我这条命。

“父母知道不识字的苦，就巴望我上学。一直到上初中，全学校衣服穿得最破的、被子盖得最破的、吃得最差的就是我。但那时我念书很勤奋，发誓要念好书，出人头地。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当时的省重点高中正定中学。我的学习在班里是拔尖的。1966年，我在高中入了党，那是学校十几年来第一次发展学生党员。之后，我担任了学生会主席。按当时的条件保送我上大学都没问题。但‘文革＇开始了，我成了牛鬼蛇神，住牛棚，被批斗。有一次差一点被打死，幸亏被几个同学偷偷救出去藏了起来。

“1968年，我作为回乡知青回到了元氏县老家。先后当过村支书和公社书记，70年代初调到石家庄地区，后又任元氏县、井陉县‘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援藏，到西藏阿里地区措勤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高原反应，又差一点死在那里。两年后回到石家庄。回来后，先后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1991年底任石家庄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石家庄地市合并后任石家庄市常务副市长，1997年任石家庄市市长。

张二辰：“我当选市长后，很激动。对采访的一位记者说：‘我想起一首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当市长不会比别人差，让我掏大粪也一定比别人掏得干净。＇当时有人说我是‘土老冒’”。

“与别人不一样，我是主动钻进李真的网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最初我也看不上李真。李真是那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人，整天打着上级领导的旗号横行霸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惹恼了他，他会千方百计坏你的事。所以，我惹不起，躲得起，能不打交道就不打交道。就是这样，李真还不放过我，说：‘你张二辰架子太大，外地市的头头都知道来家看我。你不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就这样，他在我的升迁中常常使绊。

乔：在上级想提拔张二辰时，你使过“绊”吗？

李：使过。我看不上他，没有文化。

乔：你是怎样使“绊”的？

李：张二辰早在1991年就是石家庄地区行署的副专员，一直搞经济工作。1995年省委主要领导想拿下石家庄市原市长，让张二辰接替。由于我的阻拦，张二辰未能接替。

乔：你是怎么阻拦的？

李：我对省委主要领导说，从维护石家庄市的稳定看，现在这个市长的工作能力和品行都不错，再加上他是邢崇智（河北省委原书记）提起来的。如果把他拿下来，容易让人说你排除异己，影响不好。还有，张二辰的人品不好，石家庄市的群众反映较大，口碑也不好。如果任用张二辰，容易引起人们对你不必要的议论。结果，张二辰未能当上市长，他也知道这是由于我的阻拦造成的。

乔：之后呢？

李：张二辰千方百计地向我讨好，逢年过节给我送礼送钱，称我为亲兄弟。特别是我到了省国税局以后，与张二辰在工作上接触多起来，不论是为工作的事，还是为私事找张二辰，他都能很认真地去办。

乔：张二辰当选市长有你的支持吗？

李：我记得1997年底换届调整干部之前，有几次聚会，他和我谈得很投机的时候，曾提出，希望我对石家庄的工作给予支持，对他在石家庄的事业给予帮助。我说：“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尽力支持你的。”

乔：以后你是怎么支持他的？

李：我在帮助有关领导分析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班子的情况时，烧火说：“看来市长只有是张二辰了。”

乔：你当时已不再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到省国税局工作了，张二辰为什么还希望你在政治上支持他？

李：由于我在省委主要领导身边工作过多年，再加上与他的特殊关系，还有就是在工作中和其他领导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同他们谈话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乔：你现在对张二辰看法改变了吗？

李：没有。我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他。

乔：插手地市级干部的提拔如此容易，插手县级干部的提拔是不是更容易？

李：有的容易，有的也不容易，特别是对那些工作能力一般、口碑差的干部就更难一些。

乔：举个例子看？

李：比如说孙某吧。我和家人生病时，常常受到河北省某医院的

一位干部的关照，这位干部就把其连襟孙某（因向李真行贿被判刑）推荐给我，请我在对孙某的提拔中帮一下忙。

1994年，我给保定地区一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说：“高碑店电力局局长孙某这个人不错，应该提拔使用。这事你给办一下。”这位副书记了解情况后，发现对孙某有两种意见：一是此人有政绩，有能力；另一种意见是此人群众基础较差。由于对孙某意见不统一，有争议，开会研究时，大多数人认为不宜过急使用。这位副书记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后，我很不高兴，说：“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这事就这样拖下来。后来我又催过这位副书记两次。到了1995年八九月份，即保定地市合并不久，保定市委又有其他人提出提拔孙某。在研究时，孙某被提拔为涞水县副县长，后在我的帮助下，又任望都县常务副县长。

乔：李真，你借用秘书的职业，调汇、插手人事、受贿，除了暴露了我们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也暴露了你做人上的一些弱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修养不够，就是别人说的有点儿狂。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确在为人处事上有点过了……不管怎么说，我是犯了众怒……

乔：你不觉得狂仅是一种假象或表面现象吗？

李：我虚荣心强，表面上看是毁在了狂字上，其实是被面子毁了。不是有句俗话叫“光顾脸不顾屁股”吗？我更惨，是光顾了“脸”，没顾“命”。同是秘书，看着自己给副省长做秘书不如庆五给省长做秘书风光，有面子……

乔：接替了吴庆五后，当了省长的秘书，又觉得不如省委书记的秘书风光，有面子？

李：（李真笑了）官场上好面子的，不止是我一个。哪一个不为面子所累？

乔：你为什么这么看重面子？

李：不是你看重不看重的问题。你想想，你一连做了十多年的科级干部，还原地踏步，而你的同学们、同事们个个都提了，你心里是个什么滋味？现在各种聚会又多，你没有一定级别，就连什么老乡会呀，同学会呀都没人通知你。我刚到省计委工作时，谁知道我李真？有一次，张家口一些老乡聚会，本来人家没有通知我，一个朋友非拉着我去。去了，不仅没人理我，连我的座位都没有……可这时，有一个人，不知是某厅的副厅长还是厅长，我忘了，一到场，那么多人都站起来，递给他笑脸……后来，一打听，参加这次聚会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至少在部门握有一定权力的人……一看这种场合，我就知趣地告退了。退时，竟没有一个人跟我打个招呼……这是我刚到石家庄工作后，遇到的最难忘也是最尴尬的一件事。

乔：做秘书后，情况有所改变了？

李：那是自然。我虽在一部分级别较低的人面前有了面子，但在级别较高的人面前有时还是失面子。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陪省委书记到一个市搞调研。我是第三次到那个市，可那个市委书记却硬是记不住我的姓，喊我王秘书。我一下就急了，他怎么能知道省委书记的姓，就不知道我的姓呢？我就骂道：“他妈的谁姓王呀？”这一骂可好，他从此一下子记住了我的姓，说话还很客气。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乔：什么触动？

李：要学会为自己争面子。过去别人请客，我舍不得让人多花钱，也不在乎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喝的酒顶多是几十元钱的酒。那件事之后，我也端起了架子，要请我，不够规格的地方我不去。去了也要点好菜、好酒，后来不是有传说李真非五粮液不沾吗？他妈的也怪了，这样一来身价也上来了……

乔：进而你也把面子带到了工作中？

李：可以这样说。我到省国税局后，接连在廊坊、承德、邢台等地盖了一些豪华培训中心，跟我这种好面子的心理不无关系。

李真在外面要面子，进了看守所依然要面子。

在看守所，办案人员第一次审讯他后，他回监舍对其他在押人员吹嘘：“今天审我的是一个中央官员，用的都是英语。”

其实，好面子的岂是李真一人！

李真活着时，因为没有给一个官员面子，致使李真死后这么长时间，这位官员对此还耿耿于怀。

这不是笑话。

前段时间，我到河北省某市出差。饭桌上，有人指着我旁边的一位客人说：“乔记者，他过去可是李真的好朋友呀！不，应该说是李真的铁哥们。”

“别他妈的胡说八道。”那人一听，几乎要与说这话的人翻脸。饭后，那位官员找到我的房间，先是大骂李真不是东西、不给我面子，随后给我讲了事情的真相：

李真做秘书最火时，一次到这里来，他曾跟李真合过一个影。为了炫耀，这位官员就把合影放大后挂在了自己办公室。有一次他与几个朋友吃饭，席间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与李真关系很铁，就故意拿出关着的手机自问自答：“李真，你他妈的上次请我吃的是什么呀？回来后让我的肚子好几天都不舒服……”“是吗？”“花了多少钱？70

00多”，电话打完了，那些朋友也以他与李真是铁哥们为荣，开始频频向他敬酒。他好像真正成了李真的铁哥们，不，他好像成了李真本人。于是，他的脸色变红了，口气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