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河西村 130多种文化聚集的经典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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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北京河西村 130种文化聚集的经典村落
2009-11-24 07:29:28 来源: 中国周刊(北京)
千百年的兵家必争之地,已退化成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村庄。历史留给它的,不止有130个姓氏,还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河西村有大约600户居民。他们分享130个姓氏。
这里属于北京。它唯一的特点,便是多到匪夷所思的姓氏数目。
2007年秋天的时候,村小学要施工,施工队队长坐在村委会里,无意扫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部分居民名单。他数了一下,发现至少有数十个不重复的姓。由此引起了镇里的重视,进行了一次统计:村中一共有130个姓氏。
这些姓氏分成7个民族——张王李赵姓的汉族,马姓、哈姓的回族,关姓、那姓的满族,以及桐姓的朝鲜族、巴姓的苗族、韩姓的蒙古族和郭姓的裕固族。
有记者写过豆腐块文章对此予以报道,封河西村为“百家姓村”。后来专家也来过,认定它是中国北方姓氏最多的村庄,还为此探讨了发展旅游的战略构想。
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距北京130多公里、出产红枣和玉米的平凡村落。
要塞与商贾
现在,哪怕是在全村最为“繁华”的广场上,你的视野中也很难同时出现十个或更多数量的人。
跟全中国很多乡村一样,河西村也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全村1800多人,有至少600人在北京市打工,或是到县城密云定居。全村只有一家小吃部,仅供应早餐。
曾几何时,这个村庄却是周边地区空心化的主要吸引力。
建国之初,河西村曾经拥有近万人口,是周围数省逃荒农民和小商小贩汇聚之地。最盛时,河西村方圆数公里内拥有38种各类庙宇。从关帝庙、万寿寺、吕祖庙、菩萨殿、玉皇庙、财神庙、娘娘庙、龙王庙、土地庙、药王庙一直到“瘟神庙”。样样不缺。
“那时候,打酱油都得来咱河西。老百姓拉着大车往咱村送柴禾卖,一天能来一百多车,没有卖不光的。”74岁的村民马振强回忆自己的童年。
如今的河西村党支部三个委员,其家族就来自三个省。村支书张玉山的祖先是一名从邻近的北京顺义县搬来这里经营豆腐坊的小贩,村委会主任金玉增的祖先是来自山西的商人,妇女主任尚秀兰的祖先则是山东来逃荒的农民。
河西村的地位完全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它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是群山掩抱中的一小块平原。村庄的南山和北山上分列着蟠龙山、卧虎山和司马台三段长城,从北齐一直修到明代。
这是有理由的——村子再往北1公里就是河北承德地界。一条名叫潮河的河从华北平原蜿蜒流过,穿越古北口镇,将其分为河西、河东二村,再和101国道一起,一路向南直达北京。
作为扼守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要塞,历史上的古北口,一直是全国性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分水岭。占领这里,便可以顺着今天的101国道,一路长驱直入北京成为“正统”。想要入主中原的每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都必须占领古北口,并以此为据点抵御后来的少数民族。
公元1025年,契丹辽国在这里为北宋将领杨业盖了一座杨令公庙,向这位子孙几代与他们作战的汉族名将致敬;一百年之后,女真金国打败辽国,将古北口作为礼物送给北宋,而三年之后又出兵夺回。
北洋军阀时期,古北口是直系和奉系军阀的势力交界;日本从东北出兵侵吞华北,中国守军以古北口为工事实施长城抗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也在这里反复拉锯……
而河西村,正是古北口的中心。
它还是清代皇帝每年去承德避暑时的必经之路和中途驿站。这样的地位,引来了无数的商贾和移民。直至清末,河西村都是方圆五十里内唯一的商业中心。
一河之隔的河东村是清朝指定八旗军队及其家属居住之地,姓氏数量和繁华程度远不能与河西相比。《密云县志》记载:1720年,承德的210名八旗官兵奉命携家属驻扎河东。今天,两个满族姓氏关姓、那姓,占据了河东人口的多数,并有一部分迁到了河西村。
商贾、移民、驻军,促成了众多姓氏的聚集。
村里的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和裕固族,都各只有一人,都是女性。她们是几十年来,陆续从贵州、东北、内蒙古和青海嫁到村里的。
高粱与媳妇
事实上,河西村的姓氏虽多,但直到建国并没有超过百个。最终导致其达到130个惊人数字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政策:种高粱。
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发出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着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
迅速地,河北、山西等多个地区相继下达指令,刨掉已经长到一人高的玉米,改种杂交高粱。林彪更亲自为一本小人书题词:“杂交高粱向阳红”。
这种高粱产量虽高,做成的饭食却难吃。许多文学作品都将其形容为“枪砂”,“抓起一把扔人脸上,能打出血”。不但难以下咽,更难以消化。
作为商人的后代,历经无数风雨变故的河西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胆量和权变:他们在河套地的周围种上一圈高粱,中间还种水稻。领导下来检查,就被蒙混过关。
在周边村镇咬着牙咽下硬邦邦的高粱粒时,河西人却在悄无声息地、美美地吃着大米饭。
周围地区,尤其是推行杂交高粱最严厉的河北,几个县的姑娘纷纷托人介绍嫁到河西村。
村中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现在55岁左右的主妇,多是那一时期嫁过来的“河北媳妇”,她们带来了大约40个姓氏。
“当时来的时候,全都面黄精瘦的。过一年,别看都是小媳妇了,一个个都白里透红,比当姑娘时候还水灵。”一位老村民说。
与此有关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四百五十年前,名将戚继光调任此处总兵。他重修了长城,将其向北推了一公里。这一推,古北口就从“口外”变成了“口内”。若无戚继光此举,今天的这里将属于河北地界。那就逃不掉河北当年强推杂交高粱的厉政,难以蒙混领导,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外来媳妇和姓氏了。
到了2002年,为了保证北京的城市用水,这一带也禁止种植水稻了。一位村民指着一公里外的承德市滦平县说:北京给那儿每亩地几百元的补助。河西村因为属于北京,一分钱都不给。
“那你舍得把户口迁那边去不?”邻人这句反问让他赶忙摇头。如果那样做了,他将无法在60岁之后获得北京特有的每月200元老龄补助。
异样的生存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给河西村带来的不仅有上百个姓氏。
城头变幻,几家王侯,今天谁吃肉明天谁挨打,这里的人见得太多了。他们接受和坚守的尺度都异于常人,并由此衍生了一些特别的生存态度。
直到1949年,河西村只有区区60亩土地。如此少的土地显然无法养活近万人口。在各种政治势力交错拉锯的年代,这村里有太多的人,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时刻想着寻找机会投靠某派政治势力,一朝富贵。 “早上挨着饿,晚上骑大马”,村中至今还流传这句俗语。在北洋政府时期,小小的河西村投奔各派军阀的如同过江之鲫,还出了两个上将、一个中将。
冯玉祥来了当差,张作霖来了投军,日本人来了站岗,国民党来了“反正”,共产党来了起义……在战乱时期,河西村的这种人特别多。村中为此产生了一副嘲讽他们的对联。上联:迎完国军迎八路;下联:过完新年过旧年。横批:谁都一样。
这就导致多数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不光彩”的“历史问题”,不是花一块钱买过国民党的党证,就是当过特务、翻译官,再不就是参加过伪警察、当过旧军官。
所以,当互相批斗的年代来临时,被批斗的“素材”就特别丰富。由于姓氏太多,往往一个姓氏只有一两家人,彼此几乎毫不沾亲带故,批斗起来也就格外不留情面。村民们回忆:每个晚上,村中广场上都低头站着三批人,口号震天。西头是昨天挨过斗的特务,中间是今天要斗的警察,东头是明天要斗的国民党员。再过一天,西头的特务就站到人堆里喊口号了。
结果,村民们最后发现:想找两个完全“又红又专”、没有任何亲属有历史污点的“红卫兵”已不可能。只好每天叫批斗对象的儿子上去架着自己的爹,这叫“反戈一击,立功受奖”。
好在,姓氏的均势也导致了这一行动的特殊平和性。批斗极少有公报私仇,都是就事论事。“我父亲就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要斗他的时候,就有人说公道话:别斗他了,他是给老百姓办事的,没干过什么坏事。就这样,没挨斗。”55岁的村出纳谢德海回忆说。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河西人批斗的行动也相对温和。《密云县志》记载:整个“文革”期间,密云县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有297人,河西村只有一人,还是死于意外。那是一个姓王的原国民党军队团长,被从北京押回来批斗。正在往他脖子上挂牌子的时候,一个智障者跑过来踢了他一脚,正中裆部要害。
同时,由于姓氏太多,村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族群意识。全村最大的姓氏金姓,还不到全村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村民就不容易拉帮结伙,形成某种势力。“破四旧”的时候,村里没人振臂一呼,带头动手。不少庙、碑和石狮子等文物得以保存。杨令公庙一直幸存到七十年代后期,才由一群从东北、内蒙古来的“红卫兵”“代劳”,砸掉了庙里的塑像。1992年才重新修复。
村里也没有产生过什么“村霸”,也没有仗势欺人的宗族势力。但一名村委会委员抱怨说:姓氏太多,办什么事情都容易有人不满。
招标,是河西村处理村务时常用的手法。2008年,村里要雇人修一个公共厕所。六个村民参加竞标,争相往下杀价。在河西村,这种情况最后一般都会导致恶意杀价,最后导致工程流产。最后,一个竞争者站起来,给了另外五个竞争者每人两千元钱,才包下这工程。
“如果在一般的村子,尤其是一两个大姓操控的村,村委会就能直接定。咱村不行。”60岁的村支书张玉山说。他的表弟就是竞标者之一,失败后还责怪了他一顿。“我没办法”,他说,村委会要敢偏向谁,这里的村民闹得最厉害,动辄向上控告。
现代的衰落
千百年来得益于地理位置的河西村,如今这优势已丧失殆尽。一起丧失的,还有长城的军事作用,和避暑山庄的政治地位。
村里本已不多的人口还在呈缓慢下降趋势,姓氏再也不会大规模增加了。
似乎唯一能够称得上资源的,只有它拥有的历史积淀。
如今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历史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在此设伏抓捕了权臣肃顺,扫清了她从政道路上的绊脚石;冯玉祥在此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去北京逼逊帝溥仪出宫,彻底终结了帝制。
“他们”,指的是河西村的几十个老人。他们大都在60岁以上,记忆在不断流失。正如村中曾经存在过九门提督府、守备衙门、参将衙门、校军场、点将台,现在总共只剩下一对伤痕累累的石头狮子。这两个传说现在也都无迹可循。跟村中的130个姓氏一样,没有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
衰落还出自更为具象的原因。2009年9月末,北京-承德的京承高速公路开通。河西村口的101国道不再是联结京冀的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村口的检查站每天要经过28000辆汽车。等到京承高速开通,这数字将会大大降低。
不过,由镇里出面,在检查站不远处修起了一座高大的戚继光石像,倒是气势非凡。这位名将头顶风云,肩倚长城,眼望南方130公里外的北京。过往歇息的旅客,经常驻足与石像合影。
现存的财神庙、药王庙和杨令公庙等庙宇,也都先后翻修,香火不断。杨业的塑像边悬挂着一面面周围村民送来的锦旗,上面写满溢美之词。感谢这位千年前的名将帮助他们治愈疾病,或是生育儿女。
链接 - 奇特的“露八分”
众多的移民和姓氏,使河西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全国独一无二的方言,名为“露八分”。
“露八分”用一句四个字的成语或俗语,来指代一个字。这个字必须是该成语的最后一个字,说的时候不说它,而说前三个字。如“老张,吃饭”,用“露八分”的方式,说成:“‘慌里慌(张)’,吃‘粗茶淡(饭)’!”这种说法多用于不太正式的场合,不登大雅。
关于这种方言的起因,已经无法详细考证。一种说法是:这种方言是文人创造的,用于插科打诨;一种说法是:这是土匪创造的黑话;一种说法是:这是商贩创造的,为了讨价还价;一种说法是:这是在多种政治势力拉锯时,为了避人耳目……
现在,还掌握这种说法的人在全村不超过20个。都是老人。他们也仅仅是懂得“一丁点儿”,在现实中已基本不使用。镇里认定,这种方言已无发掘抢救的价值。
现在,村里用“露八分”编写了一张表,包括全村所有的130个姓氏,作为对这种方言的保留。
用“露八分”表述的部分河西村姓氏:
出口成(张) 占山为(王)
吉星高(赵) 击鼓骂(曹)
二龙戏(朱) 高头大(马)
漂洋过(海) 一撇一(那)
大内总(管) 子孙万(戴)
遇水搭(乔) 百万雄(师)
封山育(林) 丢盔卸(贾)
步步登(高) 偷梁换(朱)
萍水相(冯) 孝子贤(孙)
清宫秘(史) 立功受(蒋)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冯翔)
2009-11-24 07:29:28 来源: 中国周刊(北京)
千百年的兵家必争之地,已退化成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村庄。历史留给它的,不止有130个姓氏,还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河西村有大约600户居民。他们分享130个姓氏。
这里属于北京。它唯一的特点,便是多到匪夷所思的姓氏数目。
2007年秋天的时候,村小学要施工,施工队队长坐在村委会里,无意扫了一眼墙上挂着的部分居民名单。他数了一下,发现至少有数十个不重复的姓。由此引起了镇里的重视,进行了一次统计:村中一共有130个姓氏。
这些姓氏分成7个民族——张王李赵姓的汉族,马姓、哈姓的回族,关姓、那姓的满族,以及桐姓的朝鲜族、巴姓的苗族、韩姓的蒙古族和郭姓的裕固族。
有记者写过豆腐块文章对此予以报道,封河西村为“百家姓村”。后来专家也来过,认定它是中国北方姓氏最多的村庄,还为此探讨了发展旅游的战略构想。
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距北京130多公里、出产红枣和玉米的平凡村落。
要塞与商贾
现在,哪怕是在全村最为“繁华”的广场上,你的视野中也很难同时出现十个或更多数量的人。
跟全中国很多乡村一样,河西村也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全村1800多人,有至少600人在北京市打工,或是到县城密云定居。全村只有一家小吃部,仅供应早餐。
曾几何时,这个村庄却是周边地区空心化的主要吸引力。
建国之初,河西村曾经拥有近万人口,是周围数省逃荒农民和小商小贩汇聚之地。最盛时,河西村方圆数公里内拥有38种各类庙宇。从关帝庙、万寿寺、吕祖庙、菩萨殿、玉皇庙、财神庙、娘娘庙、龙王庙、土地庙、药王庙一直到“瘟神庙”。样样不缺。
“那时候,打酱油都得来咱河西。老百姓拉着大车往咱村送柴禾卖,一天能来一百多车,没有卖不光的。”74岁的村民马振强回忆自己的童年。
如今的河西村党支部三个委员,其家族就来自三个省。村支书张玉山的祖先是一名从邻近的北京顺义县搬来这里经营豆腐坊的小贩,村委会主任金玉增的祖先是来自山西的商人,妇女主任尚秀兰的祖先则是山东来逃荒的农民。
河西村的地位完全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它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是群山掩抱中的一小块平原。村庄的南山和北山上分列着蟠龙山、卧虎山和司马台三段长城,从北齐一直修到明代。
这是有理由的——村子再往北1公里就是河北承德地界。一条名叫潮河的河从华北平原蜿蜒流过,穿越古北口镇,将其分为河西、河东二村,再和101国道一起,一路向南直达北京。
作为扼守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蒙古高原的要塞,历史上的古北口,一直是全国性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分水岭。占领这里,便可以顺着今天的101国道,一路长驱直入北京成为“正统”。想要入主中原的每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都必须占领古北口,并以此为据点抵御后来的少数民族。
公元1025年,契丹辽国在这里为北宋将领杨业盖了一座杨令公庙,向这位子孙几代与他们作战的汉族名将致敬;一百年之后,女真金国打败辽国,将古北口作为礼物送给北宋,而三年之后又出兵夺回。
北洋军阀时期,古北口是直系和奉系军阀的势力交界;日本从东北出兵侵吞华北,中国守军以古北口为工事实施长城抗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也在这里反复拉锯……
而河西村,正是古北口的中心。
它还是清代皇帝每年去承德避暑时的必经之路和中途驿站。这样的地位,引来了无数的商贾和移民。直至清末,河西村都是方圆五十里内唯一的商业中心。
一河之隔的河东村是清朝指定八旗军队及其家属居住之地,姓氏数量和繁华程度远不能与河西相比。《密云县志》记载:1720年,承德的210名八旗官兵奉命携家属驻扎河东。今天,两个满族姓氏关姓、那姓,占据了河东人口的多数,并有一部分迁到了河西村。
商贾、移民、驻军,促成了众多姓氏的聚集。
村里的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和裕固族,都各只有一人,都是女性。她们是几十年来,陆续从贵州、东北、内蒙古和青海嫁到村里的。
高粱与媳妇
事实上,河西村的姓氏虽多,但直到建国并没有超过百个。最终导致其达到130个惊人数字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政策:种高粱。
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发出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着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
迅速地,河北、山西等多个地区相继下达指令,刨掉已经长到一人高的玉米,改种杂交高粱。林彪更亲自为一本小人书题词:“杂交高粱向阳红”。
这种高粱产量虽高,做成的饭食却难吃。许多文学作品都将其形容为“枪砂”,“抓起一把扔人脸上,能打出血”。不但难以下咽,更难以消化。
作为商人的后代,历经无数风雨变故的河西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胆量和权变:他们在河套地的周围种上一圈高粱,中间还种水稻。领导下来检查,就被蒙混过关。
在周边村镇咬着牙咽下硬邦邦的高粱粒时,河西人却在悄无声息地、美美地吃着大米饭。
周围地区,尤其是推行杂交高粱最严厉的河北,几个县的姑娘纷纷托人介绍嫁到河西村。
村中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现在55岁左右的主妇,多是那一时期嫁过来的“河北媳妇”,她们带来了大约40个姓氏。
“当时来的时候,全都面黄精瘦的。过一年,别看都是小媳妇了,一个个都白里透红,比当姑娘时候还水灵。”一位老村民说。
与此有关的一个历史细节是:四百五十年前,名将戚继光调任此处总兵。他重修了长城,将其向北推了一公里。这一推,古北口就从“口外”变成了“口内”。若无戚继光此举,今天的这里将属于河北地界。那就逃不掉河北当年强推杂交高粱的厉政,难以蒙混领导,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外来媳妇和姓氏了。
到了2002年,为了保证北京的城市用水,这一带也禁止种植水稻了。一位村民指着一公里外的承德市滦平县说:北京给那儿每亩地几百元的补助。河西村因为属于北京,一分钱都不给。
“那你舍得把户口迁那边去不?”邻人这句反问让他赶忙摇头。如果那样做了,他将无法在60岁之后获得北京特有的每月200元老龄补助。
异样的生存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给河西村带来的不仅有上百个姓氏。
城头变幻,几家王侯,今天谁吃肉明天谁挨打,这里的人见得太多了。他们接受和坚守的尺度都异于常人,并由此衍生了一些特别的生存态度。
直到1949年,河西村只有区区60亩土地。如此少的土地显然无法养活近万人口。在各种政治势力交错拉锯的年代,这村里有太多的人,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时刻想着寻找机会投靠某派政治势力,一朝富贵。 “早上挨着饿,晚上骑大马”,村中至今还流传这句俗语。在北洋政府时期,小小的河西村投奔各派军阀的如同过江之鲫,还出了两个上将、一个中将。
冯玉祥来了当差,张作霖来了投军,日本人来了站岗,国民党来了“反正”,共产党来了起义……在战乱时期,河西村的这种人特别多。村中为此产生了一副嘲讽他们的对联。上联:迎完国军迎八路;下联:过完新年过旧年。横批:谁都一样。
这就导致多数家庭或多或少存在“不光彩”的“历史问题”,不是花一块钱买过国民党的党证,就是当过特务、翻译官,再不就是参加过伪警察、当过旧军官。
所以,当互相批斗的年代来临时,被批斗的“素材”就特别丰富。由于姓氏太多,往往一个姓氏只有一两家人,彼此几乎毫不沾亲带故,批斗起来也就格外不留情面。村民们回忆:每个晚上,村中广场上都低头站着三批人,口号震天。西头是昨天挨过斗的特务,中间是今天要斗的警察,东头是明天要斗的国民党员。再过一天,西头的特务就站到人堆里喊口号了。
结果,村民们最后发现:想找两个完全“又红又专”、没有任何亲属有历史污点的“红卫兵”已不可能。只好每天叫批斗对象的儿子上去架着自己的爹,这叫“反戈一击,立功受奖”。
好在,姓氏的均势也导致了这一行动的特殊平和性。批斗极少有公报私仇,都是就事论事。“我父亲就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要斗他的时候,就有人说公道话:别斗他了,他是给老百姓办事的,没干过什么坏事。就这样,没挨斗。”55岁的村出纳谢德海回忆说。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河西人批斗的行动也相对温和。《密云县志》记载:整个“文革”期间,密云县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有297人,河西村只有一人,还是死于意外。那是一个姓王的原国民党军队团长,被从北京押回来批斗。正在往他脖子上挂牌子的时候,一个智障者跑过来踢了他一脚,正中裆部要害。
同时,由于姓氏太多,村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族群意识。全村最大的姓氏金姓,还不到全村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村民就不容易拉帮结伙,形成某种势力。“破四旧”的时候,村里没人振臂一呼,带头动手。不少庙、碑和石狮子等文物得以保存。杨令公庙一直幸存到七十年代后期,才由一群从东北、内蒙古来的“红卫兵”“代劳”,砸掉了庙里的塑像。1992年才重新修复。
村里也没有产生过什么“村霸”,也没有仗势欺人的宗族势力。但一名村委会委员抱怨说:姓氏太多,办什么事情都容易有人不满。
招标,是河西村处理村务时常用的手法。2008年,村里要雇人修一个公共厕所。六个村民参加竞标,争相往下杀价。在河西村,这种情况最后一般都会导致恶意杀价,最后导致工程流产。最后,一个竞争者站起来,给了另外五个竞争者每人两千元钱,才包下这工程。
“如果在一般的村子,尤其是一两个大姓操控的村,村委会就能直接定。咱村不行。”60岁的村支书张玉山说。他的表弟就是竞标者之一,失败后还责怪了他一顿。“我没办法”,他说,村委会要敢偏向谁,这里的村民闹得最厉害,动辄向上控告。
现代的衰落
千百年来得益于地理位置的河西村,如今这优势已丧失殆尽。一起丧失的,还有长城的军事作用,和避暑山庄的政治地位。
村里本已不多的人口还在呈缓慢下降趋势,姓氏再也不会大规模增加了。
似乎唯一能够称得上资源的,只有它拥有的历史积淀。
如今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两个历史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在此设伏抓捕了权臣肃顺,扫清了她从政道路上的绊脚石;冯玉祥在此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去北京逼逊帝溥仪出宫,彻底终结了帝制。
“他们”,指的是河西村的几十个老人。他们大都在60岁以上,记忆在不断流失。正如村中曾经存在过九门提督府、守备衙门、参将衙门、校军场、点将台,现在总共只剩下一对伤痕累累的石头狮子。这两个传说现在也都无迹可循。跟村中的130个姓氏一样,没有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
衰落还出自更为具象的原因。2009年9月末,北京-承德的京承高速公路开通。河西村口的101国道不再是联结京冀的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村口的检查站每天要经过28000辆汽车。等到京承高速开通,这数字将会大大降低。
不过,由镇里出面,在检查站不远处修起了一座高大的戚继光石像,倒是气势非凡。这位名将头顶风云,肩倚长城,眼望南方130公里外的北京。过往歇息的旅客,经常驻足与石像合影。
现存的财神庙、药王庙和杨令公庙等庙宇,也都先后翻修,香火不断。杨业的塑像边悬挂着一面面周围村民送来的锦旗,上面写满溢美之词。感谢这位千年前的名将帮助他们治愈疾病,或是生育儿女。
链接 - 奇特的“露八分”
众多的移民和姓氏,使河西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全国独一无二的方言,名为“露八分”。
“露八分”用一句四个字的成语或俗语,来指代一个字。这个字必须是该成语的最后一个字,说的时候不说它,而说前三个字。如“老张,吃饭”,用“露八分”的方式,说成:“‘慌里慌(张)’,吃‘粗茶淡(饭)’!”这种说法多用于不太正式的场合,不登大雅。
关于这种方言的起因,已经无法详细考证。一种说法是:这种方言是文人创造的,用于插科打诨;一种说法是:这是土匪创造的黑话;一种说法是:这是商贩创造的,为了讨价还价;一种说法是:这是在多种政治势力拉锯时,为了避人耳目……
现在,还掌握这种说法的人在全村不超过20个。都是老人。他们也仅仅是懂得“一丁点儿”,在现实中已基本不使用。镇里认定,这种方言已无发掘抢救的价值。
现在,村里用“露八分”编写了一张表,包括全村所有的130个姓氏,作为对这种方言的保留。
用“露八分”表述的部分河西村姓氏:
出口成(张) 占山为(王)
吉星高(赵) 击鼓骂(曹)
二龙戏(朱) 高头大(马)
漂洋过(海) 一撇一(那)
大内总(管) 子孙万(戴)
遇水搭(乔) 百万雄(师)
封山育(林) 丢盔卸(贾)
步步登(高) 偷梁换(朱)
萍水相(冯) 孝子贤(孙)
清宫秘(史) 立功受(蒋)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冯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