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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普方协会 延续上帝的博爱
在南京的外国人来了又走，而德国人朱莉娅（Julia Guesten）和她的“普方协会”一直留在这里。这个教育慈善协会已经默默运转了近10年，资助了超过500名苏北地区的贫困学生。但这一切却源于一段悲伤的回忆——2000年，德国人普方（Jürgen Pfrang）一家被四个入室抢劫的苏北青年杀害，四个青年随后被判决死刑。
为了纪念朋友，朱莉娅和其他德国人设立了普方协会，他们相信，如果四个青年有能力自己去挣钱，就不会行窃了；良好的教育能避免更多的“普方悲剧”。朱莉娅说，其实大部分受资助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们，我们没有期望过什么回报。”
对话德国普方协会：幸运的人应该去帮助不幸者
朱莉娅（Julia Güsten）： 普方协会创始人之一，普方的朋友。1994年来到中国，现任德国巴符州南京办事处总经理。（更多关于普方协会的信息）
我们当时很震惊。当我第一次听说时，我认为不是真的。但它千真万确，我们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改变了，那种突然失去家庭的感觉，很让人震惊。很无助，不敢相信……各种感觉纠缠在一起。你知道，那四个男孩当场就被抓获了，我还去看了在南京的开庭审理。很难说我的感受，当然会愤怒。
我不知道最后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原谅了他们，但她不想法庭判处死刑，这并不意味着她原谅了凶手。在德国一些人是反对死刑的。社会不接受对凶手实行这样的处罚。我想这才是缘由。她是想让凶手获得应有的处罚，而不是死刑。
第一是我们当时感觉很无助，觉得应该做点儿什么。在南京，外国人群体不停在变化，人们来到这几年，然后就走了。或许10年后，在南京的外国群体就不知道这个家庭了，这是一种纪念他们的方式。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对社会尽一己之力。我们觉得教育或许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如果有能力自己去挣钱，就不会行窃了。
超过500名。我们主要提供助学金，供他们解决住宿，购买一些学习用品。这些年也办一些其它项目，比如我们向某些地区提供些沼气和太阳能热水器，这些孩子就能用热水和沼气来做饭了。10年前我们是资助他们完成9年义务教育。3年前，政府开始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们就调整成只资助中学生，住宿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大支出。
我们会询问当地行政部门，哪些家庭需要帮助。大多数情况是孩子父母有一方或去世或患有重病，有一些还是跟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孤儿。大部分孩子的家庭都在苦难边缘挣扎。我们给每个孩子都建立了档案，每年我们都有记录卡，检查孩子学习状况。如果学生不去上课或成绩不及格，我们就不会继续资助他们了。资助对象一旦不勤奋学习，我们就会把钱给其他孩子。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的理念，但受到资助的孩子们很感恩。我不知道社会上的人理不理解我们的初衷，我当然希望他们了解，但即使他们不了解我还是会这么做的。这10年、20年来，中国发展了很多变化，许多人找不到途径、也没可能帮助他人，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们自己，这很正常。所以我认为社会财富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这是个学习过程，我不认为是中国人性格的问题。转变已经开始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像普方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些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
我们的协会很小，只有149个学生，或许这是最大的不同。但我们控制机制很好。很多大型的慈善团体经常不知道钱捐去了何处而我们就很清楚如何控制，这点我是很有信心的。我们知道资金的流向，不会被他人转走，这很重要。
你可以说是社会问题，但这也是个世界性问题，贫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不公平。当然，我们基本上都认为，如果这四个青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合适的工作，就不会破门行窃。他们只想要钱，他们觉得一些人很有钱，所以才行窃。但我不清楚具体这些年轻人的身份背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德国人是不认同死刑的。我个人觉得任何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权利杀害他人，没有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我不觉得这种措施有效，你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美国也有死刑，但从数据上看不出它的作用优势。我并不同情这四个年轻人，因为他们罪孽深重。但我觉得四个人，甚至是八个人的生命被浪费了。只需要把他们关押起来，不让其与社会接触，不再危害社会就可以了。
这只是个很小的项目，对我们资助过的孩子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会帮到他们很多，但对于整个社会，我们只起到很微弱的作用。我们资助的孩子都很有学习热情，他们都很用功，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助，他们能了解到其它的价值观，能受到好的教育。
我们有时会收到他们的贺卡，但大部分的孩子不知道我们是谁。很多孩子只是知道有个协会，但不知其为何物。所以我们去看望他们，给他们我们的名片，他们就会照着地址给我们写信。但基本上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也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们，只是想帮助他们。我们没有期望过什么回报。
很难说，我刚开始接触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多数人都非常努力勤奋的学习，都知道这个机会能改变他们的人生。但困难也很大，因为他们前面要奋斗的路还很长，要勤奋一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所有人都努力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尤其在那些幸运与不幸并存的社会中。幸运的人应该去帮助那些不幸者。
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捐助是个很好的开始，有些人没什么时间去做其他，所以捐助是个很好的开始，但他们需要关心一下钱捐给了何人。当我捐钱给慈善协会的时候，我会了解我的钱是否真正给了需要的人，因为有些钱是被这些组织拿走了，他们需要行政支出。所以要知道钱是否实现了其目的，而不是用于行政开销，这很重要。
德国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这意味着政府维系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关照需要帮助的人。此外，还有非常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教会也在德国的慈善活动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德国，或许贫富差距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大多数德国人还是非常愿意向财富较少的人伸出援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教我的孩子的：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并没有机会出生在良好的环境中，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你们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尽其所能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西方国家化解社会对立的六种手段
德国人在南京成立的普方协会，其实是西方国家应对社会冲突事件的一个缩影。19世纪，德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然而，和今日的中国一样，急速工业化相伴而来的是人口的大幅流动，许多农村人离开了土地。有的成为了幸运儿，可是更多的人却发现，冰冷的都市并无自己的容身之所，他们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群，被失业与贫困的愁苦所笼罩。自然，他们也被称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的措施、办法应运而生，有效化解了社会因贫富差距而形成的对立情绪。
社会保障：缩小底层的生活水准差距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81年说，“为了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必须积极地采取增加人们福利的政策”，“对于贫穷的人们，有必要帮助他们保障他们所追求的，更加安全富裕的生活”。于是，德国在世界上第一个确立了统一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给与了人们平等的制度保障。二战后，西方从50年代起普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
西方各国的社保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十分细致周到，“不让一个人掉队”是社会保障工作的目标。各国非常重视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国为此制定了“反对社会排斥法”。由于措施得当，贫困人口被控制在较低水平，这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社会平等，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慈善事业：直接扶助弱势群体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临终遗言是，“在巨富中死去，是种屈辱。”据《福布斯》2006年的统计，美国富豪10年内捐款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最富有的人的捐款超过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对于超级富豪们而言，慈善是光荣的义务，是传统。而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慈善也只是生活的常态而已。70％以上的美国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的个人捐赠占到个人收入的1.8％。
当然，西方人的慈善事业总是离开不了宗教传统。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始终遵守一条规定，就是以教会入款的1/3或1 /4分给穷人。此外，每逢重大节日，基督徒还必须特别募捐以救济穷人。基督徒用他们的博爱精神推动了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宗教信仰，也是西方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紧张关系很重要的一环。
教育普及：赋予人们改变现状的能力
1763年，普鲁士颁布强迫教育法令，这是义务教育的正式开端。到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普遍性、平等性、强制性、公共性、免费性，这些都是西方义务教育中的常识。
在西方，德国的教育制度很有代表性，到了中等教育阶段，就实施多轨制的教育模式，并不只有大学一根“独木桥”。选择就读文法高中的学生，以升入大学作为目标；而在实务学校就读的学生，之后会进入职业专门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德国人重视职业技能，凡是未满十八岁又没有在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而企业则提供充分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这种教育。如此一来，具有职业技能的青少年自然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依法行政：妥善解决社会冲突事件
西方国家在处理棘手的社会矛盾，也坚持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注重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和申诉权利。如英国的土地拆迁政策，按照《强制征用土地法》，土地征用要向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出申请，说明征用土地的项目对于繁荣地区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生活水准都是有利的、必要的。
一般来说，获得两级政府批准共需要四、五年时间。在此期间，需要动迁的居民，也可以向政府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一旦某个开发项目获得政府批准，就将启动强制征地程序，动迁户如果认为补偿办法不合理、不到位，可以提起申诉，对法院判决也可提出上诉。在法理基础之上的理性、容忍和退让战胜了冲动、对抗和无休止的抗争，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保证了社会的祥和。
表达自由：给民众纾解怨气的渠道
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利益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生态剧烈震荡。但早在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提出过“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主流价值观基础上，西方国家引导民众合法、温和地释放不满情绪，拓宽各阶级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及时地化解社会冲突。各种弱势群体可以过各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最起码也一吐胸中之闷。
例如，1960年代，美国黑人为了争取平等权利，发起了各种运动，最有名的莫过于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20万人集会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种族歧视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通过种种渠道的表达和争取，最终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协商机制：给弱者讨价还价的本钱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不同利益主体间必然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而对于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必须赋予他们一个合理的协商议价机制，才能避免他们的利益诉求无处表达和实现、进而采取激进手段的境地。
例如，二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地位低下，劳资矛盾尖锐，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定状态。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的劳动法律体系，如《劳动法》、《工会法》、《就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此外，还设计了各种机制，来保障工人的议价能力，如劳资双方代表就劳动条件和就业条件进行谈判，进而缔结集体合同的集体谈判制度；只有仲裁委员会才有权利确定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仲裁制度，等等。通过持股计划使雇员变身为“股东”，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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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灭门惨案之后，德国人选择在南京成立慈善协会来纪念亡者，这并非偶然，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以德报怨”的宅心仁厚，或崇尚宽容的宗教情怀。它其实是一个国家消解社会对立的成熟体系的某种自然延伸。
在南京的外国人来了又走，而德国人朱莉娅（Julia Guesten）和她的“普方协会”一直留在这里。这个教育慈善协会已经默默运转了近10年，资助了超过500名苏北地区的贫困学生。但这一切却源于一段悲伤的回忆——2000年，德国人普方（Jürgen Pfrang）一家被四个入室抢劫的苏北青年杀害，四个青年随后被判决死刑。
为了纪念朋友，朱莉娅和其他德国人设立了普方协会，他们相信，如果四个青年有能力自己去挣钱，就不会行窃了；良好的教育能避免更多的“普方悲剧”。朱莉娅说，其实大部分受资助的孩子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们，我们没有期望过什么回报。”
对话德国普方协会：幸运的人应该去帮助不幸者
朱莉娅（Julia Güsten）： 普方协会创始人之一，普方的朋友。1994年来到中国，现任德国巴符州南京办事处总经理。（更多关于普方协会的信息）
我们当时很震惊。当我第一次听说时，我认为不是真的。但它千真万确，我们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改变了，那种突然失去家庭的感觉，很让人震惊。很无助，不敢相信……各种感觉纠缠在一起。你知道，那四个男孩当场就被抓获了，我还去看了在南京的开庭审理。很难说我的感受，当然会愤怒。
我不知道最后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原谅了他们，但她不想法庭判处死刑，这并不意味着她原谅了凶手。在德国一些人是反对死刑的。社会不接受对凶手实行这样的处罚。我想这才是缘由。她是想让凶手获得应有的处罚，而不是死刑。
第一是我们当时感觉很无助，觉得应该做点儿什么。在南京，外国人群体不停在变化，人们来到这几年，然后就走了。或许10年后，在南京的外国群体就不知道这个家庭了，这是一种纪念他们的方式。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想对社会尽一己之力。我们觉得教育或许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做些什么。如果有能力自己去挣钱，就不会行窃了。
超过500名。我们主要提供助学金，供他们解决住宿，购买一些学习用品。这些年也办一些其它项目，比如我们向某些地区提供些沼气和太阳能热水器，这些孩子就能用热水和沼气来做饭了。10年前我们是资助他们完成9年义务教育。3年前，政府开始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们就调整成只资助中学生，住宿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大支出。
我们会询问当地行政部门，哪些家庭需要帮助。大多数情况是孩子父母有一方或去世或患有重病，有一些还是跟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孤儿。大部分孩子的家庭都在苦难边缘挣扎。我们给每个孩子都建立了档案，每年我们都有记录卡，检查孩子学习状况。如果学生不去上课或成绩不及格，我们就不会继续资助他们了。资助对象一旦不勤奋学习，我们就会把钱给其他孩子。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的理念，但受到资助的孩子们很感恩。我不知道社会上的人理不理解我们的初衷，我当然希望他们了解，但即使他们不了解我还是会这么做的。这10年、20年来，中国发展了很多变化，许多人找不到途径、也没可能帮助他人，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们自己，这很正常。所以我认为社会财富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这是个学习过程，我不认为是中国人性格的问题。转变已经开始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像普方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些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
我们的协会很小，只有149个学生，或许这是最大的不同。但我们控制机制很好。很多大型的慈善团体经常不知道钱捐去了何处而我们就很清楚如何控制，这点我是很有信心的。我们知道资金的流向，不会被他人转走，这很重要。
你可以说是社会问题，但这也是个世界性问题，贫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不公平。当然，我们基本上都认为，如果这四个青年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合适的工作，就不会破门行窃。他们只想要钱，他们觉得一些人很有钱，所以才行窃。但我不清楚具体这些年轻人的身份背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德国人是不认同死刑的。我个人觉得任何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权利杀害他人，没有理由剥夺他人的生命。我不觉得这种措施有效，你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美国也有死刑，但从数据上看不出它的作用优势。我并不同情这四个年轻人，因为他们罪孽深重。但我觉得四个人，甚至是八个人的生命被浪费了。只需要把他们关押起来，不让其与社会接触，不再危害社会就可以了。
这只是个很小的项目，对我们资助过的孩子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会帮到他们很多，但对于整个社会，我们只起到很微弱的作用。我们资助的孩子都很有学习热情，他们都很用功，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帮助，他们能了解到其它的价值观，能受到好的教育。
我们有时会收到他们的贺卡，但大部分的孩子不知道我们是谁。很多孩子只是知道有个协会，但不知其为何物。所以我们去看望他们，给他们我们的名片，他们就会照着地址给我们写信。但基本上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也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他们感谢我们，只是想帮助他们。我们没有期望过什么回报。
很难说，我刚开始接触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他们多数人都非常努力勤奋的学习，都知道这个机会能改变他们的人生。但困难也很大，因为他们前面要奋斗的路还很长，要勤奋一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所有人都努力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尤其在那些幸运与不幸并存的社会中。幸运的人应该去帮助那些不幸者。
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捐助是个很好的开始，有些人没什么时间去做其他，所以捐助是个很好的开始，但他们需要关心一下钱捐给了何人。当我捐钱给慈善协会的时候，我会了解我的钱是否真正给了需要的人，因为有些钱是被这些组织拿走了，他们需要行政支出。所以要知道钱是否实现了其目的，而不是用于行政开销，这很重要。
德国有很强大的社会保障网络，这意味着政府维系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关照需要帮助的人。此外，还有非常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教会也在德国的慈善活动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德国，或许贫富差距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大多数德国人还是非常愿意向财富较少的人伸出援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教我的孩子的：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并没有机会出生在良好的环境中，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你们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要有社会责任感，要尽其所能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西方国家化解社会对立的六种手段
德国人在南京成立的普方协会，其实是西方国家应对社会冲突事件的一个缩影。19世纪，德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然而，和今日的中国一样，急速工业化相伴而来的是人口的大幅流动，许多农村人离开了土地。有的成为了幸运儿，可是更多的人却发现，冰冷的都市并无自己的容身之所，他们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群，被失业与贫困的愁苦所笼罩。自然，他们也被称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的措施、办法应运而生，有效化解了社会因贫富差距而形成的对立情绪。
社会保障：缩小底层的生活水准差距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81年说，“为了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必须积极地采取增加人们福利的政策”，“对于贫穷的人们，有必要帮助他们保障他们所追求的，更加安全富裕的生活”。于是，德国在世界上第一个确立了统一的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给与了人们平等的制度保障。二战后，西方从50年代起普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
西方各国的社保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十分细致周到，“不让一个人掉队”是社会保障工作的目标。各国非常重视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法国为此制定了“反对社会排斥法”。由于措施得当，贫困人口被控制在较低水平，这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社会平等，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慈善事业：直接扶助弱势群体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临终遗言是，“在巨富中死去，是种屈辱。”据《福布斯》2006年的统计，美国富豪10年内捐款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最富有的人的捐款超过了全部慈善款的三分之二。对于超级富豪们而言，慈善是光荣的义务，是传统。而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慈善也只是生活的常态而已。70％以上的美国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的个人捐赠占到个人收入的1.8％。
当然，西方人的慈善事业总是离开不了宗教传统。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始终遵守一条规定，就是以教会入款的1/3或1 /4分给穷人。此外，每逢重大节日，基督徒还必须特别募捐以救济穷人。基督徒用他们的博爱精神推动了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宗教信仰，也是西方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紧张关系很重要的一环。
教育普及：赋予人们改变现状的能力
1763年，普鲁士颁布强迫教育法令，这是义务教育的正式开端。到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普遍性、平等性、强制性、公共性、免费性，这些都是西方义务教育中的常识。
在西方，德国的教育制度很有代表性，到了中等教育阶段，就实施多轨制的教育模式，并不只有大学一根“独木桥”。选择就读文法高中的学生，以升入大学作为目标；而在实务学校就读的学生，之后会进入职业专门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德国人重视职业技能，凡是未满十八岁又没有在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而企业则提供充分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这种教育。如此一来，具有职业技能的青少年自然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依法行政：妥善解决社会冲突事件
西方国家在处理棘手的社会矛盾，也坚持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注重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和申诉权利。如英国的土地拆迁政策，按照《强制征用土地法》，土地征用要向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出申请，说明征用土地的项目对于繁荣地区经济、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生活水准都是有利的、必要的。
一般来说，获得两级政府批准共需要四、五年时间。在此期间，需要动迁的居民，也可以向政府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一旦某个开发项目获得政府批准，就将启动强制征地程序，动迁户如果认为补偿办法不合理、不到位，可以提起申诉，对法院判决也可提出上诉。在法理基础之上的理性、容忍和退让战胜了冲动、对抗和无休止的抗争，避免了矛盾的激化，保证了社会的祥和。
表达自由：给民众纾解怨气的渠道
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利益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生态剧烈震荡。但早在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提出过“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主流价值观基础上，西方国家引导民众合法、温和地释放不满情绪，拓宽各阶级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及时地化解社会冲突。各种弱势群体可以过各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最起码也一吐胸中之闷。
例如，1960年代，美国黑人为了争取平等权利，发起了各种运动，最有名的莫过于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20万人集会上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种族歧视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通过种种渠道的表达和争取，最终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协商机制：给弱者讨价还价的本钱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不同利益主体间必然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而对于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必须赋予他们一个合理的协商议价机制，才能避免他们的利益诉求无处表达和实现、进而采取激进手段的境地。
例如，二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地位低下，劳资矛盾尖锐，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定状态。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的劳动法律体系，如《劳动法》、《工会法》、《就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此外，还设计了各种机制，来保障工人的议价能力，如劳资双方代表就劳动条件和就业条件进行谈判，进而缔结集体合同的集体谈判制度；只有仲裁委员会才有权利确定工人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仲裁制度，等等。通过持股计划使雇员变身为“股东”，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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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遇灭门惨案之后，德国人选择在南京成立慈善协会来纪念亡者，这并非偶然，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以德报怨”的宅心仁厚，或崇尚宽容的宗教情怀。它其实是一个国家消解社会对立的成熟体系的某种自然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