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 有没有可能成为刀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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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严打 有没有可能成为刀下鬼
“严打”开始 法官住到看守所每天开庭
2008-7-19 10:27:54 · 来源： 新京报
2001年，在重庆一起抢劫、强奸、故意杀人案公处会上，一嫌疑人被押出队列时用脚踢踹武警战士，被当场制服。
1983年开始的“严打”，是一代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复杂记忆。
贾樟柯在电影《小武》中，让电视记者在街头采访小武的朋友：什么是严打？另一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选择了同样的时代语境：在他的电影《青红》中，男主角在“严打”中被枪毙，理由是强奸未遂。
直至今日，“严打”仍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公众词汇之一。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向本报表示，25年来，“严打”一词，已渐渐被灌注了更充分的法律精神。“严打”成熟了，而且“是跟司法体系和司法机关一起成熟的”。
批评
邓小平批公安部报告“四平八稳”
1983年7月19日，北戴河。
上午9点不到，公安部长刘复之就赶往邓小平的住所。
一天前，邓的秘书告诉他：小平同志正找他，谈谈一份报告的审批意见。
这份报告名叫“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主要目的是为了整治社会秩序。起草者正是刘复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接连发生。东北的“二王”抢劫案、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刘复之当时刚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他在报告里阐述治理方式时写道：“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
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来了。邓小平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
寒暄几句之后，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刘复之的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邓小平在两天之内就看完了。显然，他不满意。
“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
“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决策
“保护大多数人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刘复之日后撰文回忆，当时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对第一次“严打”的方针、步骤和措施，邓小平也做了系统部署。
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
“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似乎已经预见到如此严厉的打击会否引起争议，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实施
中央首肯“从重从快”前加上“依法”
最高领导拍板之后，“严打”势如破竹。
一个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严重刑事案件的审判原则被简化为“从重从快”。“严打”从此取得了法律依据。《决定》称：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这类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同时通过的还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根据《决定》，原定1983年底就收回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被彻底下放到地方。这一放，就是24年。
事实上，对于“严打”，当时各界也有些争论，这被中央一位领导批评为“扭秧歌”。
上述最高院退休法官也回忆，当时法院系统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很微弱”。在讨论过程中，最高院提出应在“从重从快”前加上“依法”二字，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央首肯。
“1983年中国的司法制度刚在十年浩劫后重建。”这位前法官说：“即使最高院的法官，也很多没有受过规范的法学教育，很大一批都是工农兵学员，地方法院的情况就更差了”。
做法
偷一车大白菜被判刑七年
“严打刚开始时，一个审判庭一天要审五六个案件，即使是死刑案也跟现在的简易程序类似”，当年在东城区法律顾问处当律师的刘文元回忆：“当时东城区看守所放不下那么多犯罪嫌疑人，不得不转移了一部分到秦城监狱。后来，法官和检察官干脆住过去了，方便每天开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当年在法院实习时刚赶上“严打”的尾巴。“当时案件的流程是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我们7天就一起拿下了，原因是”我们马上要返校了，不能给后来的同志留下负担“，曲新久坦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案件的审判程序显然是有问题的“。
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在“严打”时是一名公安，她向本报表示，当年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当庭宣判。判决书甚至开庭之前已经全部打好，一些死刑犯在宣判后立刻被带到刑场去执行，就是为了大幅缩短诉讼期限。
经此重拳打击，当时犯罪活动确实大大减少，社会秩序安定下来。
然而，从快从重的处理原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今天看来令人惊悚或啼笑皆非的案件。刘文元还记得一个被判刑七年的犯人，“就偷了一车大白菜！”
山东东阿县处理一个无故殴打他人的违法分子时，办案人员对如何量刑争议较大。
县里负责听汇报的一领导人说，讨论什么，一巴掌一年，总共七巴掌，判他七年。
在死刑方面，由于复核权下放以及审判程序的简化，为数不少的疑犯被处死。中国刑法学的泰斗高铭暄后来曾感慨：“三天就决定一条人命，未免在程序上流于草率。”
前述最高院退休法官认为，1983年的中国并没有脱离长期政治运动造成的惯性思维，“严打虽然是社会综合治理，却还是表现为运动”。
成熟
最高院给中央写信“严打不能这样干”
令人困惑的是，首次“严打”后刑案数量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且上升势头持续到1996年。
1996年、2001年，中央又分别进行了两次“严打”。第三次“严打”的方式方法，已与1983年相去甚远。
最高院退休法官说，2000年中央决定“严打”后，最高院曾专门开会部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各地也开了类似的会议，防止‘严打’在执行中出现变形”。
最高院前副院长刘家琛回忆，2001年发动严打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做了一次报告。最高院本来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但让人意外的是。报告中没有法院“打击不力”这样的话。
“这是几次严打斗争中的一个例外”。刘家琛说，不但如此，江泽民还特意提出“从重从快是方针，稳准狠也是方针”。
不过，这个让最高院非常赞赏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不到两个月，严打又重新形成运动，“又是五花大绑，有些省一天就抓一千个”。这让最高院非常紧张，连忙给中央和各高院院长写信，内容是“不能这样干”。因为“这样在第二年的人权会上我们将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据本报了解，1983年后对“严打”案件的申诉一直层出不穷。法院系统从1986年开始陆续进行了一些纠正。
让刘文元念念不忘的那个因为200斤大白菜获刑七年的犯人，最终在出狱后被改判为无罪，并且获得了赔偿。
更直接的纠正则体现在对新案的量刑中，“同样的案情在1983年判五年的，后来就变成了一年两年了”，刘文元说。
这也正是上述退休法官所言：“严打”慢慢成熟了，因为我们的法制体系和司法机关都成熟了，“严打”无论如何也要在法律范畴内。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是“严打”史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新刑法典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老刑法79条规定的有罪类推制。
一个最好的证据是，1997年之后，死刑数字逐年减少。即使第三次严打斗争，死刑案也基本上呈减少的趋势。2007年1月1日，死刑复核权由最高院收回。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一次会议上坦承，“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北京市公安局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这是首个公开做此表态的地方政法机关。
在政治运动色彩逝去之后，“严打”将在国家法治进程中渐渐凝固为一个历史词汇，供人回忆和思考。
□本报记者李静睿北京报道
“严打”开始 法官住到看守所每天开庭
2008-7-19 10:27:54 · 来源： 新京报
2001年，在重庆一起抢劫、强奸、故意杀人案公处会上，一嫌疑人被押出队列时用脚踢踹武警战士，被当场制服。
1983年开始的“严打”，是一代中国人难以抹去的复杂记忆。
贾樟柯在电影《小武》中，让电视记者在街头采访小武的朋友：什么是严打？另一位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选择了同样的时代语境：在他的电影《青红》中，男主角在“严打”中被枪毙，理由是强奸未遂。
直至今日，“严打”仍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公众词汇之一。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向本报表示，25年来，“严打”一词，已渐渐被灌注了更充分的法律精神。“严打”成熟了，而且“是跟司法体系和司法机关一起成熟的”。
批评
邓小平批公安部报告“四平八稳”
1983年7月19日，北戴河。
上午9点不到，公安部长刘复之就赶往邓小平的住所。
一天前，邓的秘书告诉他：小平同志正找他，谈谈一份报告的审批意见。
这份报告名叫“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主要目的是为了整治社会秩序。起草者正是刘复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接连发生。东北的“二王”抢劫案、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刘复之当时刚从司法部调任公安部。他在报告里阐述治理方式时写道：“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
刘复之来到邓小平的住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来了。邓小平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
寒暄几句之后，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
刘复之的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邓小平在两天之内就看完了。显然，他不满意。
“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
“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决策
“保护大多数人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刘复之日后撰文回忆，当时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对第一次“严打”的方针、步骤和措施，邓小平也做了系统部署。
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
“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似乎已经预见到如此严厉的打击会否引起争议，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实施
中央首肯“从重从快”前加上“依法”
最高领导拍板之后，“严打”势如破竹。
一个半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严重刑事案件的审判原则被简化为“从重从快”。“严打”从此取得了法律依据。《决定》称：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
这类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同时通过的还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根据《决定》，原定1983年底就收回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被彻底下放到地方。这一放，就是24年。
事实上，对于“严打”，当时各界也有些争论，这被中央一位领导批评为“扭秧歌”。
上述最高院退休法官也回忆，当时法院系统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很微弱”。在讨论过程中，最高院提出应在“从重从快”前加上“依法”二字，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央首肯。
“1983年中国的司法制度刚在十年浩劫后重建。”这位前法官说：“即使最高院的法官，也很多没有受过规范的法学教育，很大一批都是工农兵学员，地方法院的情况就更差了”。
做法
偷一车大白菜被判刑七年
“严打刚开始时，一个审判庭一天要审五六个案件，即使是死刑案也跟现在的简易程序类似”，当年在东城区法律顾问处当律师的刘文元回忆：“当时东城区看守所放不下那么多犯罪嫌疑人，不得不转移了一部分到秦城监狱。后来，法官和检察官干脆住过去了，方便每天开庭”。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当年在法院实习时刚赶上“严打”的尾巴。“当时案件的流程是从侦查、起诉到审判，我们7天就一起拿下了，原因是”我们马上要返校了，不能给后来的同志留下负担“，曲新久坦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案件的审判程序显然是有问题的“。
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孙发荣在“严打”时是一名公安，她向本报表示，当年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当庭宣判。判决书甚至开庭之前已经全部打好，一些死刑犯在宣判后立刻被带到刑场去执行，就是为了大幅缩短诉讼期限。
经此重拳打击，当时犯罪活动确实大大减少，社会秩序安定下来。
然而，从快从重的处理原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今天看来令人惊悚或啼笑皆非的案件。刘文元还记得一个被判刑七年的犯人，“就偷了一车大白菜！”
山东东阿县处理一个无故殴打他人的违法分子时，办案人员对如何量刑争议较大。
县里负责听汇报的一领导人说，讨论什么，一巴掌一年，总共七巴掌，判他七年。
在死刑方面，由于复核权下放以及审判程序的简化，为数不少的疑犯被处死。中国刑法学的泰斗高铭暄后来曾感慨：“三天就决定一条人命，未免在程序上流于草率。”
前述最高院退休法官认为，1983年的中国并没有脱离长期政治运动造成的惯性思维，“严打虽然是社会综合治理，却还是表现为运动”。
成熟
最高院给中央写信“严打不能这样干”
令人困惑的是，首次“严打”后刑案数量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且上升势头持续到1996年。
1996年、2001年，中央又分别进行了两次“严打”。第三次“严打”的方式方法，已与1983年相去甚远。
最高院退休法官说，2000年中央决定“严打”后，最高院曾专门开会部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严打’必须‘依法进行’。各地也开了类似的会议，防止‘严打’在执行中出现变形”。
最高院前副院长刘家琛回忆，2001年发动严打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做了一次报告。最高院本来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但让人意外的是。报告中没有法院“打击不力”这样的话。
“这是几次严打斗争中的一个例外”。刘家琛说，不但如此，江泽民还特意提出“从重从快是方针，稳准狠也是方针”。
不过，这个让最高院非常赞赏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不到两个月，严打又重新形成运动，“又是五花大绑，有些省一天就抓一千个”。这让最高院非常紧张，连忙给中央和各高院院长写信，内容是“不能这样干”。因为“这样在第二年的人权会上我们将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据本报了解，1983年后对“严打”案件的申诉一直层出不穷。法院系统从1986年开始陆续进行了一些纠正。
让刘文元念念不忘的那个因为200斤大白菜获刑七年的犯人，最终在出狱后被改判为无罪，并且获得了赔偿。
更直接的纠正则体现在对新案的量刑中，“同样的案情在1983年判五年的，后来就变成了一年两年了”，刘文元说。
这也正是上述退休法官所言：“严打”慢慢成熟了，因为我们的法制体系和司法机关都成熟了，“严打”无论如何也要在法律范畴内。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是“严打”史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新刑法典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止了老刑法79条规定的有罪类推制。
一个最好的证据是，1997年之后，死刑数字逐年减少。即使第三次严打斗争，死刑案也基本上呈减少的趋势。2007年1月1日，死刑复核权由最高院收回。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一次会议上坦承，“严打”是在特殊时期，为解决违法犯罪形势采用的特殊手段，“但以战役式统一行动为主导的警务模式，已开始制约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北京市公安局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这是首个公开做此表态的地方政法机关。
在政治运动色彩逝去之后，“严打”将在国家法治进程中渐渐凝固为一个历史词汇，供人回忆和思考。
□本报记者李静睿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