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说：每个人的生命一样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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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上帝说：每个人的生命一样尊贵
1983年5月1日，第四军医大学第三大队(1980级)150多名学员进行团支部活动，到华山旅游。
早晨7时许，学员们爬到了千尺幢，上山和下山的人拥挤在了一起，无法上行了。
自古华山一条道——千尺幢是上下主峰必经之地，也是华山著名的险路之一。自下而上264级石阶，需双手牢抓两侧铁链，侧身横行通过。
突然，在巨大的冲力下，十多名游人铁链脱手，从垂直的崖梯上跌下，砸在游人身上，翻滚着坠落。
中年男子季国定急速滚落，第四军医大学学员王强和李博用身体挡了上去，王强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李博抓住了他的腿。
王强、李博架着他，往下走到回心石一块平坦之地，拿出棉球、纱布，给他处理伤口。随后季国定在学员们搀扶下走到了山下医院，但该医院没有开颅手术条件。下午6时多，学员们将季国定送到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二院，当晚11时45分，手术实施。
在季国定滑落被救同时，郑州柴油机厂女工尚俊萍被学员项耀钧、姬亚友接住。她头部受伤昏迷，胡湖、姬秋和、徐伟平等人将她送到了华山中医医院。
甘肃天水女青年刘丽萍左腿骨折，学员们手臂交错，把她“捧”在手上抬到了青柯坪，李华、邓永志、何耀、王宏欣等人“接棒”把她送到医院。
5月1日下午3时左右，二仙桥路段50多米的傍崖山道上，再次发生阻滞。
学员王连刚、赵建华、李健和其他100多位同学，结成人墙，站在崖边，护送人群下行。
下午4时半左右，学员杨海涛在二仙桥附近发现了已昏迷的陕西第一针织厂女工陈聪玲。
杨海涛和随后挤到现场的学员决定针灸施救，但带了针具的学员被挤在了二仙桥另一侧。
杨海涛说：“我去取针！”但桥被挤得水泄不通。杨海涛翻出了桥一侧的铁索链，踩着桥边，抓着铁链，慢慢向桥对岸移动。
下面是百尺峡、千尺幢的四五百级垂直石阶。石俊背起陈聪玲，杨海涛、应可满担任“前锋”，赵建华、徐军作“后卫”，把背包带系在石俊身上，缓冲他向下的冲力；魏兰新等女生把男生的背包背在身上，并举着手电筒照明。他们去农家借了扁担，做了简易担架。为保持担架平衡，遇到陡坡时，抬在前面的学员将担架高举起，后面的同学跪在地上缓慢移动。有些道路狭窄崎岖，一边是巨石，一边是深谷，探路的学员跪在地上，仔细摸地上。下山途中，宝鸡机电公司工人李瑞根抢着帮石俊一行背人。
在其他的抢险队伍中，一位旅游车司机驱车120公里帮助把季国定送到医院，没留下姓名；西安体育学院体育系82级学生盖文亮、马敏等四名同学、陕西第二印染厂工人惠普仁，帮助学员们护送尚俊萍到华阴县中医医院。
这是张华牺牲后一年，第四军医大学员一次集体抢险救人的事迹。
很快第四军医大广播台就广播了别人写来的好人好事表扬信，正在学校视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听到了广播，高兴地说，“你们学校出了张华，又出了华山抢险队，这是‘两华精神’啊！”
寻找张华
如今的西安，一方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一尊古铜色塑像、一个普通的骨灰盒。分别在康复路南口、第四军医大校园、南郊烈士陵园。这就是张华在异乡生活三年的全部生命痕迹。
26年后，记者在张华留下过生命痕迹的几乎所有城市追寻，试图靠人们的记忆碎片，拼接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张华，以及不该被时代遗忘的那些争论……
在许多关于年代回忆的出版物中，张华被不约而同地选定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并把张华那张军人标准照刊登在显著位置。
历史就是用这样独特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英雄，张华已是一个象征，超越生死，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杆。《华岳魂——张华传》的出版虽然稍晚，但是采写却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学校为张华塑了铜像。
第四军医大学校园安静优美，巨大的华山松和梧桐树遍布校园，校园东南方向是学员宿舍区和食堂。张华铜像背靠食堂，面向宿舍，坐落在如茵的草坪上。
1989年出生的张磊是第四军大学临床医学系2007级学员。他带记者来到张华塑像前。
“我们每天都要看见他几次，从宿舍到食堂，他面对着我们，从食堂到宿舍，我们看着他的背影。”张磊说。
“每年我们的新生入校，都会被带到张华的铜像前举行宣誓仪式，”第四军医大学新闻处长王坤说，“这是我们学校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老师上课时，经常讲到张华，张华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象征，”张磊说，“性命攸关的时候，张华跳下去，仅凭这一点，他就是英雄，就值得我们学习。”
“在张华事迹被普遍报道之前，社会上知道第四军医大学的不多，或者说四医大还名不见经传，因为张华，四医大声名鹊起，曾经一度张华就是四医大。”李陕区说。
第四军医大学主楼大厅东侧是校史陈列馆，进门最显著的位置上就是张华。一个灯箱的几面都是纪念张华的照片：那张著名的黑白标准军人照、张华生活照、追悼会现场、张华母亲与张华班同学在一起等等。还有著名画家、西安画院院长王西京再现张华救人现场的国画《闪光的青春》。灯箱右前方，是一个有玻璃罩的展柜，有张华生前穿过的军服、鞋帽，使用过的听诊器；还有张华的入党申请书和日记原件等等。
第四军医大学把张华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张华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华班”，一个表彰先进的奖杯叫“张华杯”，在全校各学员队间流动。
英国牛津大学理查德·道金斯博士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When we die，there are two things can leave behind us：gene and meme.”(当我们死去，只有两样东西存留下来：基因和影因。)
张华的一位同学在读到这句话时，深深震撼：
“我开始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生物学层面的——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推动着整个人类的繁衍不息；第二个是社会学层面的——传递‘影因’，并尽可能多地影响他人。对于‘meme’，文学家、翻译学家、科学家的翻译各有不同，有人把它音译作‘秘米’，有人译作‘逆子’、‘文化传递单元’或‘敏因’。我把它翻译成‘影因’：一个生物的思想，语言，行为，道德，风格，以至言行举止……这些就像他的影子，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可以被拷贝、模仿的文化单位，它可以传递，并影响他人。张华死了，死时还没生儿育女，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华的基因，在人类的基因池中已消失了。但张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可以被传递下去。”
“我们这些同学因张华而骄傲，因张华而不懈怠生命，在每个岗位上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几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张华是我们，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清醒剂。”李陕区说。
恰如李陕区所言，记者见到的张华的同学，几乎都年过半百，但都显得那样生气勃勃，充满生活激情和工作热情。他们中有的军衔已至少将，有的已是高级领导，更多的是享誉军内外的教授、博导、专家。
“明年是我们入校30周年，我们要在西安搞一个同学聚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同学我们都将请回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缅怀张华，去陵园看看他，去擦拭擦拭他的雕像。”徐礼鲜说。
其实，在西安10多位张华的同学年年都聚一次，每次聚会都念叨着张华，“张华走了都5年了。”“一晃，张华走了都10年了。”“时间真是经不起掂量，没想到张华离开我们都20年了。”……
张华是同学们的唏嘘。
“张华的同学与张华感情都很深，当时所有同学都管我母亲叫妈妈。直到现在，张华的同学张孝飞每年春节还一定给妈妈来电话拜年，”张辉说，“张华火化后，他的同学们一人抓了一把西安的泥土，请西安美院的一位雕塑家给他塑了个像，我们从西安带回来，现在就安放在七台河市博物馆。”
黑龙江省虎林县是张华的出生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岳庆萍告诉记者，张华也是虎林的骄傲，直到现在中小学还在思想政治课上讲到张华。张华生前所在的部队——沈阳军区空一军公主岭场站一直保存着张华的照片。
张华的骨灰，放置在西安南郊的西安烈士陵园，没有墓地，没有碑石，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在烈士骨灰陈列架上占据着一个小格子。
西安烈士陵园宣传科的陈媛翻开一本记录册说：“没有查到今年清明节来祭扫张华的人。但是，肯定有人来过，只是没有留下名字，每年的清明总有人来看他。”
骨灰盒上还是那张著名的标准照。清瘦的脸庞上眼睛亮亮的。RB010
1983年5月1日，第四军医大学的学员们用树枝扎成担架，抬着伤员，踏着高低不平的乱石向山外行进。
爱劳动的张华还经常给五保户挑水、扫院子。
从小就喜欢体育的张华，身体素质好，中学时他已人高马大。当时有一位下肢残疾的哈尔滨知青，放学后张华经常背着他去看电影。“那时候娱乐少，看场电影就是最大的娱乐。张华说，‘他一个人也出不来，多闷得慌，带他看电影，他很高兴。别人高兴，我就高兴。’”张辉说。
“小华不讲究吃穿，上大学时，刚时兴的确良，我给他做了件衬衣，这孩子到了学校就送给了同学。星期天上街就只能穿军装了，有一次打篮球，把军用衬衣丢了，一个夏天就穿着军外套过。”
张华从部队入学，带着津贴，与其他直接从地方入学的同学比，经济上比较宽裕。酷爱摄影的他除了用津贴买过一架照相机，没乱花过钱。但是经常接济同学，有一位同学父亲病重，需要回家探亲，张华掏钱给同学买了火车票，并买了许多营养品送同学到车站。
“牺牲后，我发现他的存折上还有300多元钱。”潘妈妈说。
记者就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关于张华的事迹求证潘妈妈和张辉。回答是肯定的。
张华并不知道，他的牺牲引爆了一场举国上下的大讨论。但是生前他已经对争论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曾对他的同班同学董希武谈起过邵小利，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邵小利用一个大学生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不合乎价值规律，张华对董希武说：“这种计算方法是庸俗的，落后于起码的文明道德。我如果遇到邵小利这样的事，我决不去计算价值，人和动物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一语成谶，说完这句话后十几天，张华就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任何的结果都有必然的因素。瞬间选择背后的理念都结结实实地生长在平时。任何人的瞬间行为都是他平时行为的延伸。
良好的人性生长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在充满细节的日常生活中，打磨人性光芒，在灾难面前，就会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生命难说轻重
关于“张华救老农”值不值得的讨论，徐礼鲜从两个方面分析：“单从个体价值判断，一个‘文革’后我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与一位老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是不好在一起比较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作为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
许昌泰的认识是在一个哲学的高度上：“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等价交换。在生命的天平上，难道精英就比老农更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怎能如此势利？”
“‘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曾经像崇拜神坛上的偶像一样的群体迷信开始动摇，人的自我价值观念也刚刚冒头，固有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人们简直不知道该信什么了。‘大学生救掏粪老农到底值得不值得’的大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李陕区这样解读当年的时代背景。
但是，这场没有答案的讨论发生在改革开放初年，其社会学意义已溢出讨论本身，而成为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正是在张华救老农值不值得的辩论中，中国人对个人价值的观念才重新认真地得到审视。那场讨论是在“文革”多年不尊重个体价值后的一个反拨。因为它多少让人意识到每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而并不只是集体的一颗螺丝钉。
“张华的死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值得去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却是非常值得的。
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说，讨论表面上是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得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人生命价值的问题，但当时没有人能把“个人生命价值”明确地提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仍然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宣传典型，知识青年金训华。1969年，上海知青金训华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离张华家乡不远的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8月15日下午，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物资——两根电线杆，奋不顾身跳进滔滔江水，牺牲了。全国掀起了向金训华学习的热潮。连环画《毛主席的好战士——金训华的英雄故事》热销一时。
徐友渔分析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社会还在延续着之前绝对的集体主义、整体主义观念。那个时候的宣传有时候是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宣传倾向在现在看来是要讨论的，国家的财产可以再创造，但是一个生命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当年讨论“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得”，话题没有纵深地探讨下去。但是提出个人生命价值的问题为我们今天的解读打下基础。放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给出当年那场讨论一个答案，那就是：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
徐友渔说，生命抉择的问题是复杂的，如果从个人伦理的角度来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生命本身，生命不分贵贱，不能分三六九等。
梁晓声《冰冷的理念》一文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产生了许多类似“优胜劣汰”的思维标本，进行这场“生命价值比较”讨论和辩论的民族，其思想意识肯定发生了疾病，传染开来，肯定将导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人性应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1983年5月1日，第四军医大学第三大队(1980级)150多名学员进行团支部活动，到华山旅游。
早晨7时许，学员们爬到了千尺幢，上山和下山的人拥挤在了一起，无法上行了。
自古华山一条道——千尺幢是上下主峰必经之地，也是华山著名的险路之一。自下而上264级石阶，需双手牢抓两侧铁链，侧身横行通过。
突然，在巨大的冲力下，十多名游人铁链脱手，从垂直的崖梯上跌下，砸在游人身上，翻滚着坠落。
中年男子季国定急速滚落，第四军医大学学员王强和李博用身体挡了上去，王强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李博抓住了他的腿。
王强、李博架着他，往下走到回心石一块平坦之地，拿出棉球、纱布，给他处理伤口。随后季国定在学员们搀扶下走到了山下医院，但该医院没有开颅手术条件。下午6时多，学员们将季国定送到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二院，当晚11时45分，手术实施。
在季国定滑落被救同时，郑州柴油机厂女工尚俊萍被学员项耀钧、姬亚友接住。她头部受伤昏迷，胡湖、姬秋和、徐伟平等人将她送到了华山中医医院。
甘肃天水女青年刘丽萍左腿骨折，学员们手臂交错，把她“捧”在手上抬到了青柯坪，李华、邓永志、何耀、王宏欣等人“接棒”把她送到医院。
5月1日下午3时左右，二仙桥路段50多米的傍崖山道上，再次发生阻滞。
学员王连刚、赵建华、李健和其他100多位同学，结成人墙，站在崖边，护送人群下行。
下午4时半左右，学员杨海涛在二仙桥附近发现了已昏迷的陕西第一针织厂女工陈聪玲。
杨海涛和随后挤到现场的学员决定针灸施救，但带了针具的学员被挤在了二仙桥另一侧。
杨海涛说：“我去取针！”但桥被挤得水泄不通。杨海涛翻出了桥一侧的铁索链，踩着桥边，抓着铁链，慢慢向桥对岸移动。
下面是百尺峡、千尺幢的四五百级垂直石阶。石俊背起陈聪玲，杨海涛、应可满担任“前锋”，赵建华、徐军作“后卫”，把背包带系在石俊身上，缓冲他向下的冲力；魏兰新等女生把男生的背包背在身上，并举着手电筒照明。他们去农家借了扁担，做了简易担架。为保持担架平衡，遇到陡坡时，抬在前面的学员将担架高举起，后面的同学跪在地上缓慢移动。有些道路狭窄崎岖，一边是巨石，一边是深谷，探路的学员跪在地上，仔细摸地上。下山途中，宝鸡机电公司工人李瑞根抢着帮石俊一行背人。
在其他的抢险队伍中，一位旅游车司机驱车120公里帮助把季国定送到医院，没留下姓名；西安体育学院体育系82级学生盖文亮、马敏等四名同学、陕西第二印染厂工人惠普仁，帮助学员们护送尚俊萍到华阴县中医医院。
这是张华牺牲后一年，第四军医大学员一次集体抢险救人的事迹。
很快第四军医大广播台就广播了别人写来的好人好事表扬信，正在学校视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听到了广播，高兴地说，“你们学校出了张华，又出了华山抢险队，这是‘两华精神’啊！”
寻找张华
如今的西安，一方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一尊古铜色塑像、一个普通的骨灰盒。分别在康复路南口、第四军医大校园、南郊烈士陵园。这就是张华在异乡生活三年的全部生命痕迹。
26年后，记者在张华留下过生命痕迹的几乎所有城市追寻，试图靠人们的记忆碎片，拼接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张华，以及不该被时代遗忘的那些争论……
在许多关于年代回忆的出版物中，张华被不约而同地选定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并把张华那张军人标准照刊登在显著位置。
历史就是用这样独特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英雄，张华已是一个象征，超越生死，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标杆。《华岳魂——张华传》的出版虽然稍晚，但是采写却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学校为张华塑了铜像。
第四军医大学校园安静优美，巨大的华山松和梧桐树遍布校园，校园东南方向是学员宿舍区和食堂。张华铜像背靠食堂，面向宿舍，坐落在如茵的草坪上。
1989年出生的张磊是第四军大学临床医学系2007级学员。他带记者来到张华塑像前。
“我们每天都要看见他几次，从宿舍到食堂，他面对着我们，从食堂到宿舍，我们看着他的背影。”张磊说。
“每年我们的新生入校，都会被带到张华的铜像前举行宣誓仪式，”第四军医大学新闻处长王坤说，“这是我们学校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老师上课时，经常讲到张华，张华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象征，”张磊说，“性命攸关的时候，张华跳下去，仅凭这一点，他就是英雄，就值得我们学习。”
“在张华事迹被普遍报道之前，社会上知道第四军医大学的不多，或者说四医大还名不见经传，因为张华，四医大声名鹊起，曾经一度张华就是四医大。”李陕区说。
第四军医大学主楼大厅东侧是校史陈列馆，进门最显著的位置上就是张华。一个灯箱的几面都是纪念张华的照片：那张著名的黑白标准军人照、张华生活照、追悼会现场、张华母亲与张华班同学在一起等等。还有著名画家、西安画院院长王西京再现张华救人现场的国画《闪光的青春》。灯箱右前方，是一个有玻璃罩的展柜，有张华生前穿过的军服、鞋帽，使用过的听诊器；还有张华的入党申请书和日记原件等等。
第四军医大学把张华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张华生前所在的班被命名为“张华班”，一个表彰先进的奖杯叫“张华杯”，在全校各学员队间流动。
英国牛津大学理查德·道金斯博士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When we die，there are two things can leave behind us：gene and meme.”(当我们死去，只有两样东西存留下来：基因和影因。)
张华的一位同学在读到这句话时，深深震撼：
“我开始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生物学层面的——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推动着整个人类的繁衍不息；第二个是社会学层面的——传递‘影因’，并尽可能多地影响他人。对于‘meme’，文学家、翻译学家、科学家的翻译各有不同，有人把它音译作‘秘米’，有人译作‘逆子’、‘文化传递单元’或‘敏因’。我把它翻译成‘影因’：一个生物的思想，语言，行为，道德，风格，以至言行举止……这些就像他的影子，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可以被拷贝、模仿的文化单位，它可以传递，并影响他人。张华死了，死时还没生儿育女，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张华的基因，在人类的基因池中已消失了。但张华的行为、以及这一行为中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可以被传递下去。”
“我们这些同学因张华而骄傲，因张华而不懈怠生命，在每个岗位上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几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张华是我们，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清醒剂。”李陕区说。
恰如李陕区所言，记者见到的张华的同学，几乎都年过半百，但都显得那样生气勃勃，充满生活激情和工作热情。他们中有的军衔已至少将，有的已是高级领导，更多的是享誉军内外的教授、博导、专家。
“明年是我们入校30周年，我们要在西安搞一个同学聚会，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同学我们都将请回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缅怀张华，去陵园看看他，去擦拭擦拭他的雕像。”徐礼鲜说。
其实，在西安10多位张华的同学年年都聚一次，每次聚会都念叨着张华，“张华走了都5年了。”“一晃，张华走了都10年了。”“时间真是经不起掂量，没想到张华离开我们都20年了。”……
张华是同学们的唏嘘。
“张华的同学与张华感情都很深，当时所有同学都管我母亲叫妈妈。直到现在，张华的同学张孝飞每年春节还一定给妈妈来电话拜年，”张辉说，“张华火化后，他的同学们一人抓了一把西安的泥土，请西安美院的一位雕塑家给他塑了个像，我们从西安带回来，现在就安放在七台河市博物馆。”
黑龙江省虎林县是张华的出生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岳庆萍告诉记者，张华也是虎林的骄傲，直到现在中小学还在思想政治课上讲到张华。张华生前所在的部队——沈阳军区空一军公主岭场站一直保存着张华的照片。
张华的骨灰，放置在西安南郊的西安烈士陵园，没有墓地，没有碑石，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在烈士骨灰陈列架上占据着一个小格子。
西安烈士陵园宣传科的陈媛翻开一本记录册说：“没有查到今年清明节来祭扫张华的人。但是，肯定有人来过，只是没有留下名字，每年的清明总有人来看他。”
骨灰盒上还是那张著名的标准照。清瘦的脸庞上眼睛亮亮的。RB010
1983年5月1日，第四军医大学的学员们用树枝扎成担架，抬着伤员，踏着高低不平的乱石向山外行进。
爱劳动的张华还经常给五保户挑水、扫院子。
从小就喜欢体育的张华，身体素质好，中学时他已人高马大。当时有一位下肢残疾的哈尔滨知青，放学后张华经常背着他去看电影。“那时候娱乐少，看场电影就是最大的娱乐。张华说，‘他一个人也出不来，多闷得慌，带他看电影，他很高兴。别人高兴，我就高兴。’”张辉说。
“小华不讲究吃穿，上大学时，刚时兴的确良，我给他做了件衬衣，这孩子到了学校就送给了同学。星期天上街就只能穿军装了，有一次打篮球，把军用衬衣丢了，一个夏天就穿着军外套过。”
张华从部队入学，带着津贴，与其他直接从地方入学的同学比，经济上比较宽裕。酷爱摄影的他除了用津贴买过一架照相机，没乱花过钱。但是经常接济同学，有一位同学父亲病重，需要回家探亲，张华掏钱给同学买了火车票，并买了许多营养品送同学到车站。
“牺牲后，我发现他的存折上还有300多元钱。”潘妈妈说。
记者就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关于张华的事迹求证潘妈妈和张辉。回答是肯定的。
张华并不知道，他的牺牲引爆了一场举国上下的大讨论。但是生前他已经对争论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曾对他的同班同学董希武谈起过邵小利，当时社会上有人认为，邵小利用一个大学生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不合乎价值规律，张华对董希武说：“这种计算方法是庸俗的，落后于起码的文明道德。我如果遇到邵小利这样的事，我决不去计算价值，人和动物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一语成谶，说完这句话后十几天，张华就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任何的结果都有必然的因素。瞬间选择背后的理念都结结实实地生长在平时。任何人的瞬间行为都是他平时行为的延伸。
良好的人性生长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在充满细节的日常生活中，打磨人性光芒，在灾难面前，就会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生命难说轻重
关于“张华救老农”值不值得的讨论，徐礼鲜从两个方面分析：“单从个体价值判断，一个‘文革’后我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与一位老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是不好在一起比较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作为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
许昌泰的认识是在一个哲学的高度上：“生命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等价交换。在生命的天平上，难道精英就比老农更重？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怎能如此势利？”
“‘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曾经像崇拜神坛上的偶像一样的群体迷信开始动摇，人的自我价值观念也刚刚冒头，固有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人们简直不知道该信什么了。‘大学生救掏粪老农到底值得不值得’的大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李陕区这样解读当年的时代背景。
但是，这场没有答案的讨论发生在改革开放初年，其社会学意义已溢出讨论本身，而成为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正是在张华救老农值不值得的辩论中，中国人对个人价值的观念才重新认真地得到审视。那场讨论是在“文革”多年不尊重个体价值后的一个反拨。因为它多少让人意识到每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而并不只是集体的一颗螺丝钉。
“张华的死到底值不值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值得去讨论，但这样的讨论却是非常值得的。
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说，讨论表面上是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得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人生命价值的问题，但当时没有人能把“个人生命价值”明确地提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仍然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宣传典型，知识青年金训华。1969年，上海知青金训华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离张华家乡不远的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8月15日下午，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物资——两根电线杆，奋不顾身跳进滔滔江水，牺牲了。全国掀起了向金训华学习的热潮。连环画《毛主席的好战士——金训华的英雄故事》热销一时。
徐友渔分析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社会还在延续着之前绝对的集体主义、整体主义观念。那个时候的宣传有时候是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种宣传倾向在现在看来是要讨论的，国家的财产可以再创造，但是一个生命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当年讨论“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得”，话题没有纵深地探讨下去。但是提出个人生命价值的问题为我们今天的解读打下基础。放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给出当年那场讨论一个答案，那就是：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
徐友渔说，生命抉择的问题是复杂的，如果从个人伦理的角度来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生命本身，生命不分贵贱，不能分三六九等。
梁晓声《冰冷的理念》一文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产生了许多类似“优胜劣汰”的思维标本，进行这场“生命价值比较”讨论和辩论的民族，其思想意识肯定发生了疾病，传染开来，肯定将导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人性应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