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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贵族 绅士文化的发源地
上议院贵族世袭席位早被剥夺
1999年10月26日晚，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愤情绪笼罩着英国议会上院。一些贵族议员控制不住感情，大失风度。此时上院正在讨论一项被称为“本世纪以来最激进的”方案，其有可能结束英国世袭贵族800年来一直在上院享有的特权。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袭贵族一直主宰着英国上院，上院又被称为“贵族院”，与之相对应的下议院被称为“庶民院”。“贵族院”主要由灵职贵族——英国国教会的26名大主教或主教；俗职贵族——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等；“司法贵族”——掌握着终审权的上诉法院法官，三部分组成。上院议员原先不由选举产生。
最终贵族们还是通过了这项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1295名议员中的759名世袭议员在上院的议席将被取消。作为政府与贵族间的妥协，92名世袭议员将在过渡期内保留议席，但这些席位得用投票决定。英国的世袭贵族们从此失去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世袭上院议席。
最高司法权易主
2009年10月，11位执掌英国最高司法权的法官走出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院址），穿过街道，走进对面的一座哥特式大楼里——他们的步伐正在创造历史：英国首次设立最高法院。在这之前，司法权属于上议院，对联合王国内所有民事案件及除苏格兰以外的刑事案件拥有终审权。在美国人看来，英国迈出了“三权分立”的“一小步”。但多数英国人认为，没有最高法院的日子，英国仍然过得很好：他们有基于自身传统的权力制衡原则来保证司法公正。
大约在三年前，女男爵海琳·海曼在2006年7月4日就坐在了上院议长著名的“羊毛垫子”上，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庶民”议长，海曼还兼任贵族院大法官职务。这意味着地位曾经仅次于国王，拥有1400年历史的大法官一职的终结。
议员补贴：贵族远不如平民
随着特权的逐渐丧失，再加上面对高额的遗产税大多数人又不善于理财，英国贵族的奢华日子变得难以为继。不少贵族在从父亲那里继承封号和几套议会朝服的同时还必须接过一沓欠债单。
英国的哈德维克爵爷在伦敦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每次贵族院开会，他都很积极，并不是因为他关心政治，而是去领取几十英镑的补助费。
英国的平民院议员除了年薪4.7万镑外，还有各类津贴6.5万镑。而贵族院议员只有出席会议时才能拿到补助：晚上住宿补助每夜82英镑；交通、饮食补助每天36英镑；其他补助每天35英镑。
于此同时，由于贵族院权力微弱，60%以上的贵族议员很少出席会议。每年能够出席贵族院一半会议的成员仅占1/6。即便偶尔参加会议，也是经常迟到和早退。
向庶民出售曾经的“非卖品”
其他英国贵族们则只能放下身段，与庶民们“同享”他们宽阔的私人领地。最先是贝德佛公爵在自己的森林里建了“月亮公园”，紧接着有了巴斯侯爵的野生动物园，理查蒙公爵甚至领头在著名的古德伍德皇家赛马会附近建造了一个赛车场。
英王室也在求变：当王室的巨大开销遭到公众非议之后，女王同意用出租汉普顿宫空房间的方式来弥补亏空。
最成功的商业运作应该算卡拉斯王子推出的生态食品“Duchy Originals”，他琢磨透了人们追逐时髦和虚荣的消费心理，将王室成员变成了最大的促销广告。为了尝一口查尔斯王子经常喝的茶，吃几片他酷爱的橙皮或者姜汁小饼干，英国人掏空钱包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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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特权”只是象征性的荣誉
经过几百年的激变，英国贵族们免税权、民事豁免权以及永世世袭曾经的权力中枢——贵族院的特权逐渐被剥夺，但作为一个历史上的重要阶层，许多荣誉性质的象征性特权依然被保留。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温莎公爵曾为英王爱德华八世，但他为了赢取美国庶民新娘，下诏退位。
英国老牌贵族杂志《Tatler》专门组织了一场公爵聚会，英国目前仅剩的24位非王室成员公爵中的10位欣然赴会。这是自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以来，英国最高贵、最值钱的一场宴会。10个家族的贵族史加起来已有4505年。
其中，年纪最大的是第8世威灵顿公爵亚瑟·威尔斯利，94岁；最年轻的是第13世阿盖尔郡公爵坎贝尔，41岁；公爵头衔最久远的是第18世诺福克公爵爱德华·费扎兰·霍华德，家族于1483年获得该称号；身家最丰厚的是第13世贝德福德公爵安德鲁·罗塞，资产达4.89亿英镑，拥有房产23000英亩（9300万平方米，相当于1.3万个足球场）。
诺福克公爵负责筹划女王葬礼
英国目前仅剩的24位非王室成员公爵之一的诺福克公爵，有权负责筹划代号为“伦敦桥”的女王葬礼计划，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还有权准备查尔斯王储的加冕礼。
德高望重的诺福克公爵同时还兼任英国上议院的召集人，作为与王室亲近的公爵，诺福克正守护着英国贵族最后的荣耀。
阿道尔公爵至今拥有私人军队
阿道尔公爵世家从1703年起，有权拥有私人军队，至今仍享有这一特权。这支军队有1000名将士，应征者非身高1.85米以上不取。二次大战期间，尽管实行义务兵役制，阿道尔公爵的军队仍不受英国皇家部队管辖，它是一支在阿道尔公爵世家旗帜下战斗的独立部队。阿道尔家族还享有另一特权；如果该家族有人被判死刑——执法必须在比一般断头台高米的刑台上进行。
纽卡斯尔公爵有权扶国王右臂
纽卡斯尔公爵自1756年起享有的特权是：在国王加冕仪式上，他可向国王或王后献一只右手手套；并在加冕过程中，扶住国王右臂，因为国王手持着权杖。
波福特公爵可拦截火车汽车甚至飞机
波福特公爵一家在地处巴德敏顿的寓所，可以拦截并使用任何车辆。这个特权昔日对车马、轮船有效；而今，如有必要，它对火车、汽车、甚至飞机都具同等的法律效力。
斯特恩基船长独占一段海湾
夏尔·勒·斯特恩基船长持有华希湾海军元帅头衔。他靠此头衔，独占一段海湾，但他这一财产受严格限制：海湾宽度为他投掷的标枪所飞行的最大距离；而海湾深度则以不超出他能够骑马行走的水域为限。
德•金尔男爵面见英王不必摘帽
在英国，德·金尔男爵的祖先可以面见国王而不摘帽致意，因为祖先的儿子当着英王亨利二世的面，一剑刺穿法国骑士的头盔。他的这一功绩使亨利二世欣然允诺他的后代可不向国王脱帽致意。
这一特权今天依然有效，不过形式已稍有改变：德·金尔男爵戴帽伫立片刻，就要恭敬地摘下帽子，这个变化可追溯到乔治三世执政的18世纪。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国王步入宴会厅，德·金萨尔没摘帽致敬；夏洛特王后出现时，他还戴着帽子。这时，国王便开了腔：“亲爱的先生，我知道您有权在您君王面前不摘帽，但您似乎忘了您面前还站着一位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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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与权力无关，与责任有关
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是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英国首相布莱尔会见安德鲁王子。
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
丘吉尔的面积大得出奇、极具宏伟之气的庄园。
尊重贵族，遵守契约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被宪法确立，英国王室与贵族获得了一种“彻底的安全”。而贵族的地位虽然一再被消弱，但高贵的血统仍然留存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
事实上，当年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赢得自由、民主、平等社会环境而与英国王室以及贵族达成的交易——君主立宪制，得到了现代英国人继承和尊重。现代英国人遵守祖先们订立的契约：贵族让渡权力，平民尊重贵族。这是妥协精神和适度原则的精髓，而非鱼死网破。
责任：王子带头冲锋陷阵
贵族文化的核心之一是骑士精神。在欧洲，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必须要学习剑术、马术，必要时还得决斗，目的就是要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具有勇气与胆量的人。
在英国，贵族阶层的传统是长子承袭爵位、次子从军、三子加入教会。查尔斯王储的弟弟安德鲁王子，1982年曾作为皇家海军的一名飞行员参加了福克兰群岛战争，他在战争中甚至充当过吸引对方导弹的“诱饵”角色。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和其他船员家属一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守候在朴茨茅斯军港迎接儿子平安归来。
贵族在战争中有冲锋在前的传统，在一战中，担任军职的英国世袭贵族的死亡率为20％，高出普通士兵两倍。1914年末的阵亡名单上，就有6名上院贵族、16名从男爵、95名上院贵族的儿子和82名从男爵的儿子的名字，许多贵族家庭因此血胤灭绝。
显然英国贵族在日薄西山之后仍得以传承百年，并非权钱所赐。贵族意味着责任和担当，他们珍惜荣誉，并以此赢得普通民众的信任。
教养：王后临死仍风度翩翩
法国大革命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送上了断头台，但这个平时生活极为奢侈的女人临死前还保持着皇室风度，穿着一身白袍，表情镇静。玛丽从牢狱中被推出来，步上断头台时不慎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尖，立即对他说：“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16、17世纪以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在贵族看来，教养开始替代血统，成为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资产阶级的钱包比贵族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这种彬彬有礼的教养与气质。欧洲贵族依靠家庭、学校与社交，完成对下一代的教养传承。正是贵族们这种优雅的表率，维持着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倾慕和向往。
自由：独立领地与人格
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是自由。
欧洲贵族与中国“古代”的贵族最大不同是，欧洲贵族基本上是永久世袭的，被外力和制度剥夺贵族称号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国王换了人，原先的贵族也还是贵族。而不会因为王权出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情况。
贵族永久世袭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它的好处主要是能够限制王权。贵族领地内的事务由贵族自己说了算，而国王也无权剥夺。因此，欧洲基于封建制度的贵族世袭，是一种分权，也是自由产生的基础。
永久世袭的属性让贵族产生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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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与责任，平民时代的原则是自利。事实上，欧洲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发端，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成为极其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公共责任、教养演化出的“适可而止”，以及自由独立正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要义。
上议院贵族世袭席位早被剥夺
1999年10月26日晚，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愤情绪笼罩着英国议会上院。一些贵族议员控制不住感情，大失风度。此时上院正在讨论一项被称为“本世纪以来最激进的”方案，其有可能结束英国世袭贵族800年来一直在上院享有的特权。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袭贵族一直主宰着英国上院，上院又被称为“贵族院”，与之相对应的下议院被称为“庶民院”。“贵族院”主要由灵职贵族——英国国教会的26名大主教或主教；俗职贵族——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等；“司法贵族”——掌握着终审权的上诉法院法官，三部分组成。上院议员原先不由选举产生。
最终贵族们还是通过了这项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1295名议员中的759名世袭议员在上院的议席将被取消。作为政府与贵族间的妥协，92名世袭议员将在过渡期内保留议席，但这些席位得用投票决定。英国的世袭贵族们从此失去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世袭上院议席。
最高司法权易主
2009年10月，11位执掌英国最高司法权的法官走出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院址），穿过街道，走进对面的一座哥特式大楼里——他们的步伐正在创造历史：英国首次设立最高法院。在这之前，司法权属于上议院，对联合王国内所有民事案件及除苏格兰以外的刑事案件拥有终审权。在美国人看来，英国迈出了“三权分立”的“一小步”。但多数英国人认为，没有最高法院的日子，英国仍然过得很好：他们有基于自身传统的权力制衡原则来保证司法公正。
大约在三年前，女男爵海琳·海曼在2006年7月4日就坐在了上院议长著名的“羊毛垫子”上，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庶民”议长，海曼还兼任贵族院大法官职务。这意味着地位曾经仅次于国王，拥有1400年历史的大法官一职的终结。
议员补贴：贵族远不如平民
随着特权的逐渐丧失，再加上面对高额的遗产税大多数人又不善于理财，英国贵族的奢华日子变得难以为继。不少贵族在从父亲那里继承封号和几套议会朝服的同时还必须接过一沓欠债单。
英国的哈德维克爵爷在伦敦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每次贵族院开会，他都很积极，并不是因为他关心政治，而是去领取几十英镑的补助费。
英国的平民院议员除了年薪4.7万镑外，还有各类津贴6.5万镑。而贵族院议员只有出席会议时才能拿到补助：晚上住宿补助每夜82英镑；交通、饮食补助每天36英镑；其他补助每天35英镑。
于此同时，由于贵族院权力微弱，60%以上的贵族议员很少出席会议。每年能够出席贵族院一半会议的成员仅占1/6。即便偶尔参加会议，也是经常迟到和早退。
向庶民出售曾经的“非卖品”
其他英国贵族们则只能放下身段，与庶民们“同享”他们宽阔的私人领地。最先是贝德佛公爵在自己的森林里建了“月亮公园”，紧接着有了巴斯侯爵的野生动物园，理查蒙公爵甚至领头在著名的古德伍德皇家赛马会附近建造了一个赛车场。
英王室也在求变：当王室的巨大开销遭到公众非议之后，女王同意用出租汉普顿宫空房间的方式来弥补亏空。
最成功的商业运作应该算卡拉斯王子推出的生态食品“Duchy Originals”，他琢磨透了人们追逐时髦和虚荣的消费心理，将王室成员变成了最大的促销广告。为了尝一口查尔斯王子经常喝的茶，吃几片他酷爱的橙皮或者姜汁小饼干，英国人掏空钱包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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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的“特权”只是象征性的荣誉
经过几百年的激变，英国贵族们免税权、民事豁免权以及永世世袭曾经的权力中枢——贵族院的特权逐渐被剥夺，但作为一个历史上的重要阶层，许多荣誉性质的象征性特权依然被保留。
“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温莎公爵曾为英王爱德华八世，但他为了赢取美国庶民新娘，下诏退位。
英国老牌贵族杂志《Tatler》专门组织了一场公爵聚会，英国目前仅剩的24位非王室成员公爵中的10位欣然赴会。这是自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以来，英国最高贵、最值钱的一场宴会。10个家族的贵族史加起来已有4505年。
其中，年纪最大的是第8世威灵顿公爵亚瑟·威尔斯利，94岁；最年轻的是第13世阿盖尔郡公爵坎贝尔，41岁；公爵头衔最久远的是第18世诺福克公爵爱德华·费扎兰·霍华德，家族于1483年获得该称号；身家最丰厚的是第13世贝德福德公爵安德鲁·罗塞，资产达4.89亿英镑，拥有房产23000英亩（9300万平方米，相当于1.3万个足球场）。
诺福克公爵负责筹划女王葬礼
英国目前仅剩的24位非王室成员公爵之一的诺福克公爵，有权负责筹划代号为“伦敦桥”的女王葬礼计划，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还有权准备查尔斯王储的加冕礼。
德高望重的诺福克公爵同时还兼任英国上议院的召集人，作为与王室亲近的公爵，诺福克正守护着英国贵族最后的荣耀。
阿道尔公爵至今拥有私人军队
阿道尔公爵世家从1703年起，有权拥有私人军队，至今仍享有这一特权。这支军队有1000名将士，应征者非身高1.85米以上不取。二次大战期间，尽管实行义务兵役制，阿道尔公爵的军队仍不受英国皇家部队管辖，它是一支在阿道尔公爵世家旗帜下战斗的独立部队。阿道尔家族还享有另一特权；如果该家族有人被判死刑——执法必须在比一般断头台高米的刑台上进行。
纽卡斯尔公爵有权扶国王右臂
纽卡斯尔公爵自1756年起享有的特权是：在国王加冕仪式上，他可向国王或王后献一只右手手套；并在加冕过程中，扶住国王右臂，因为国王手持着权杖。
波福特公爵可拦截火车汽车甚至飞机
波福特公爵一家在地处巴德敏顿的寓所，可以拦截并使用任何车辆。这个特权昔日对车马、轮船有效；而今，如有必要，它对火车、汽车、甚至飞机都具同等的法律效力。
斯特恩基船长独占一段海湾
夏尔·勒·斯特恩基船长持有华希湾海军元帅头衔。他靠此头衔，独占一段海湾，但他这一财产受严格限制：海湾宽度为他投掷的标枪所飞行的最大距离；而海湾深度则以不超出他能够骑马行走的水域为限。
德•金尔男爵面见英王不必摘帽
在英国，德·金尔男爵的祖先可以面见国王而不摘帽致意，因为祖先的儿子当着英王亨利二世的面，一剑刺穿法国骑士的头盔。他的这一功绩使亨利二世欣然允诺他的后代可不向国王脱帽致意。
这一特权今天依然有效，不过形式已稍有改变：德·金尔男爵戴帽伫立片刻，就要恭敬地摘下帽子，这个变化可追溯到乔治三世执政的18世纪。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国王步入宴会厅，德·金萨尔没摘帽致敬；夏洛特王后出现时，他还戴着帽子。这时，国王便开了腔：“亲爱的先生，我知道您有权在您君王面前不摘帽，但您似乎忘了您面前还站着一位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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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与权力无关，与责任有关
所谓的贵族精神，就是教养、责任和自由。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是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英国首相布莱尔会见安德鲁王子。
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
丘吉尔的面积大得出奇、极具宏伟之气的庄园。
尊重贵族，遵守契约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被宪法确立，英国王室与贵族获得了一种“彻底的安全”。而贵族的地位虽然一再被消弱，但高贵的血统仍然留存并且得到民众的认可。
事实上，当年资产阶级革命为了赢得自由、民主、平等社会环境而与英国王室以及贵族达成的交易——君主立宪制，得到了现代英国人继承和尊重。现代英国人遵守祖先们订立的契约：贵族让渡权力，平民尊重贵族。这是妥协精神和适度原则的精髓，而非鱼死网破。
责任：王子带头冲锋陷阵
贵族文化的核心之一是骑士精神。在欧洲，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必须要学习剑术、马术，必要时还得决斗，目的就是要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具有勇气与胆量的人。
在英国，贵族阶层的传统是长子承袭爵位、次子从军、三子加入教会。查尔斯王储的弟弟安德鲁王子，1982年曾作为皇家海军的一名飞行员参加了福克兰群岛战争，他在战争中甚至充当过吸引对方导弹的“诱饵”角色。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和其他船员家属一样，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守候在朴茨茅斯军港迎接儿子平安归来。
贵族在战争中有冲锋在前的传统，在一战中，担任军职的英国世袭贵族的死亡率为20％，高出普通士兵两倍。1914年末的阵亡名单上，就有6名上院贵族、16名从男爵、95名上院贵族的儿子和82名从男爵的儿子的名字，许多贵族家庭因此血胤灭绝。
显然英国贵族在日薄西山之后仍得以传承百年，并非权钱所赐。贵族意味着责任和担当，他们珍惜荣誉，并以此赢得普通民众的信任。
教养：王后临死仍风度翩翩
法国大革命将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送上了断头台，但这个平时生活极为奢侈的女人临死前还保持着皇室风度，穿着一身白袍，表情镇静。玛丽从牢狱中被推出来，步上断头台时不慎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尖，立即对他说：“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16、17世纪以后，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在贵族看来，教养开始替代血统，成为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资产阶级的钱包比贵族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这种彬彬有礼的教养与气质。欧洲贵族依靠家庭、学校与社交，完成对下一代的教养传承。正是贵族们这种优雅的表率，维持着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倾慕和向往。
自由：独立领地与人格
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是自由。
欧洲贵族与中国“古代”的贵族最大不同是，欧洲贵族基本上是永久世袭的，被外力和制度剥夺贵族称号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国王换了人，原先的贵族也还是贵族。而不会因为王权出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情况。
贵族永久世袭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它的好处主要是能够限制王权。贵族领地内的事务由贵族自己说了算，而国王也无权剥夺。因此，欧洲基于封建制度的贵族世袭，是一种分权，也是自由产生的基础。
永久世袭的属性让贵族产生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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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与责任，平民时代的原则是自利。事实上，欧洲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发端，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成为极其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公共责任、教养演化出的“适可而止”，以及自由独立正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