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圣人以无讼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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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朱熹 圣人以无讼为贵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敢于打官司。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是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一个表征。
张军的话，其实暗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长期倡导的“息讼”观念。此种观念起自春秋，而至明清为盛。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对此解释说：“圣人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要到达这一境界，无非是靠道德教化。在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指引下，遂催生“息讼”观念。有意思的是，注重典律的法家，同样支持“息讼”。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靠道德教化，而以严刑峻法“使民无讼”，从而“德生于刑”。儒家的道德，法家的严刑，一阴一阳，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压制诉讼的基调，所谓“安民之道，首先息讼”。（值得注意的是，“息讼”之“讼”，主要是“词讼”，其与“案件”不同，二者存在“民刑之分”。前者多属民事案件，后者多属刑事案件。不过，二者之间，也常发生由“词讼”到“案件”的转换。）
春秋末期的邓析也许是“息讼”观念最早的打击对象，他因传授法律辩论之术，代民诉讼而被杀。邓析案可说包含了此后数千年讼师行业的全部要素：私家表达法意，与官方权力对峙；授徒研习辩论，培养法学人才；代理诉讼收费，形成业务市场；晓百姓以民权，导向民间健讼；被王权打压，乃至杀身成殉。
抵至清代，“息讼”观念逐步条文化，首要手段是制订“教唆词讼”之例，以打击讼师，达到息讼目的。康熙、雍正皆有相关例文，至乾嘉时管制更猛。乾隆二十九年，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了八条例文，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地方官必须严查讼师，若有失察，将获降级、罚俸等处分。与此同时，清廷也以宣讲法律或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来息讼。清康熙圣谕16条第8条即是“讲法律以儆愚顽”，雍正《圣谕广训》对此条阐述说：“……见法知惧、观律怀刑……惧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乾隆时则相反，规定普通百姓不得藏《大清律例》，更严厉追查禁毁所谓“讼师秘本”。官方宣讲法律，是为了民间畏惧法律，不犯法而息讼；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则是釜底抽薪的愚民政策，同样是为了息讼。
在息讼政策之下，清代讼师的地位相当尴尬。
首先，讼师的职业身份，从未得到官方承认。讼师的活动，也多是非公开的。《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讼师夜归，身携讼状，被当地官员碰着，索看。讼师担心获谴，将讼状一把吞进肚子，说：文章太烂，不好污大人眼。讼师之狼狈鬼祟，可见一斑。而如果按照嘉庆二十二年的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从重究办”，则所有讼师的职业活动均属非法。不过此例并未严格执行，因为不切实际。
其次，讼师的作为空间相对有限。讼师只能在状辞方面下功夫，或者打点官员、胥吏、幕友，搞些小动作，并不能堂而皇之地出庭辩论。周星驰电影中常见的讼师当庭激辩，乃至扳倒父母官的场景，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糟糕的是，讼师还常被“恶搞”。嘉庆间就有讼师被以“讼棍”二字刺面，流放边远。乾嘉时期的名幕汪辉祖也曾大谈自己如何羞辱讼师，将后者绑在公堂，大加嘲斥，民众看见其落魄状，对其包讼手段自然失望。不止平日如此，即使遇到大赦，“积惯讼师”也不得优待。譬如嘉庆间江西按察史甄别恩赦人员，有29条不能援免，与讼师直接相关的就有5条。有讼师年过70岁，按例当免，也不得宽大，仍发往边远充军。官方对讼师之恨，可谓入骨。（清代讼师的遭遇，或许不止是讼师或与讼百姓的不幸，也是帝国的不幸。美国学者麦考利发现，16-19世纪的欧洲律师打破社会权力的多样性，确立中央法院的合法性，从而使近代国家成为可能。但在清代中国，讼师并非与法庭对抗的制度性竞争者，当事人在衙门的诉讼，在政治上不能促成政权合法化，在制度上也不能提升司法效率。而缺乏协商与契约的政权，终于无法构建催生近代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大厦。）
但严治讼师，并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自明中叶起，关于民间健讼的记载就颇多，其主要地区是江南。而在清代，这范围更扩大至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学者黄宗智指出，清代乃是健讼社会，在清后半期，县衙门平均每年要处理150件左右的民事案件。这对“一人政府”的县级政权而言，确是不小负担。
清代民间健讼，究其根源，一是民间重视现实利益，并不为名教道德所阻。二是地方官员效率低下，常拖延不结，而民事案件又无上诉次数限制，遂反复生讼。清人袁枚对此有深刻反思：“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三是吏治普遍腐败，断案不公屡有发生，百姓不服，自然再讼。此外，一些地区也确实存在讼师挑唆，借此获利的情况。不过，清代官方妖魔化讼师的记载不可尽信。任何时代，任何职业，都既有无良杂种，也有特出之辈。如《九命奇冤》中的施智伯，就是讼师中的杰士，他不但讼状写作水平极高，而且人格闪亮，“若是拿了钱请教他，他向来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见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时就代人作了”。清人王有孚的议论比较中肯，他认为有教唆词讼、拨弄乡愚、恐吓良善，并在官司中上下其手的讼棍，也有摘伏发奸至冤者得白、有功于世的讼师，结论是“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
民间健讼之习既盛，且不可抑，清廷为何不能正视，仍要坚持采取近似于掩耳盗铃的息讼政策呢？首先是因为传统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道德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此点在文初即已简述。黄宗智更指出，清代政府对于民事纠纷，最关心的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纠纷的化解。理想的道德社会是和谐共处，互不冲突，因此不应该有纠纷，更不用说诉讼。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事诉讼被概念化为“细事”，地方政府有权自理，而兴讼也被视作道德低劣者的行为。其次是帝国官僚有难言之隐，就其质量与数量而言，都不能负荷民间之健讼。清代官僚，多出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就不具备法律知识，而在官僚从政期间，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培训，且司法技术也非官员升迁贬谪的评价指标。实际上担任审判任务并草拟判决稿的司法人员是刑名幕友（幕友有时非常强势，譬如汪辉祖做幕友时，就常固执己见，不肯改判词，最终其东家只好沿用其判），操控取证、听讼过程的则还有衙门胥吏文书。对于帝国官僚在法律方面的颟顸无能，晚清薛允升曾感慨说：“今日之大小官员，能讲读律令者，有几人哉？”不止官员的断案本领堪忧，官员的数量也不足。有学者估算，清代全国正式官员大约只有27000名，其中文官约2万名。他们或处于王权的核心周围，或散落在地方省、州、县，被包围在亿万民众的汪洋大海里。技术含量既不够，人手又匮乏，清代地方官要高效听讼，实在不易。
为掩饰无能，地方官员也有对策。官员审案时“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因为内衙可以收放自如，在大堂则往往被围观，致有“诸多未便”。 又有官员干脆内衙都不居，将涉案双方带入密室，不许胥吏在旁，独自密审，“恐被知我审案之法，可一不可再矣。”
然而地方官员的无能，终于无法掩盖；地方司法不力，终于扰及中央。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就奏称，近来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乃是因为地方官对民事讼案不重视，懒于听断，旷日持久，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
进京上访者有时甚至闹出命案。《刑案汇览》“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嘉道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因坟山产权而争讼，最终徐氏进京申诉，在都察院署前自刎身死，吴姓也因此获罪。尸体是弱者最绝望的临终呐喊，也成为讼状最惨烈的修辞手段。对此，刑部以为，访民动不动就来京上访，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应予制约，遂议请：“嗣后凡来京控诉案件，如有在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各衙门自伤残者即行拿获，严追主使之人，与自伤未死之犯……分别治罪”。后奉旨，俟修例时纂入例册。（时光流转，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庆宁在今年两会的“上访时喊口号、静坐、自残、自杀等应判刑”提案，与此异代同音、遥相呼应。）
要之，清代的息讼政策，并不能真正息讼。清人崔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左传》也说“饮食必有讼”。即使圣人尧舜都不能消灭诉讼，何况庸官俗吏。高调息讼，往往只是为强者张目，而使弱者更无力。不过，清代的息讼也有其合理一面。学者沈大明指出，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社会共同体不仅是乡村礼俗和秩序控制的承担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许多民间纠纷往往服从于宗族调解，而不一定非走司法诉讼的道路。黄宗智则指出，中国传统的社区调解制度具备其独特优点，息讼也有积极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而不必在争端中白白浪费诸多社会资源。沈、黄二人的发现，也跟文初最高法副院长张军的倡导暗合。
在我看来，今日重提息讼也好，重视调解也好，均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源于西方的明确维护个人权利的对抗性、必分胜负的法律制度，才是主流。如果一味息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乃至酿成群体纠纷。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即是一例，由讼师钟九领导的民间诉讼，最终却演变为大规模的民间暴动。
彼得·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说：“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立。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量加以维持”。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或是“冲突社会”。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与其息讼，不如健讼。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与网友互动时表示：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敢于打官司。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是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一个表征。
张军的话，其实暗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官方长期倡导的“息讼”观念。此种观念起自春秋，而至明清为盛。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对此解释说：“圣人不以听讼为能，而以无讼为贵”。要到达这一境界，无非是靠道德教化。在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指引下，遂催生“息讼”观念。有意思的是，注重典律的法家，同样支持“息讼”。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不靠道德教化，而以严刑峻法“使民无讼”，从而“德生于刑”。儒家的道德，法家的严刑，一阴一阳，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压制诉讼的基调，所谓“安民之道，首先息讼”。（值得注意的是，“息讼”之“讼”，主要是“词讼”，其与“案件”不同，二者存在“民刑之分”。前者多属民事案件，后者多属刑事案件。不过，二者之间，也常发生由“词讼”到“案件”的转换。）
春秋末期的邓析也许是“息讼”观念最早的打击对象，他因传授法律辩论之术，代民诉讼而被杀。邓析案可说包含了此后数千年讼师行业的全部要素：私家表达法意，与官方权力对峙；授徒研习辩论，培养法学人才；代理诉讼收费，形成业务市场；晓百姓以民权，导向民间健讼；被王权打压，乃至杀身成殉。
抵至清代，“息讼”观念逐步条文化，首要手段是制订“教唆词讼”之例，以打击讼师，达到息讼目的。康熙、雍正皆有相关例文，至乾嘉时管制更猛。乾隆二十九年，根据江苏按察使钱琦所奏《请严积惯讼棍例》，修订了八条例文，规定教唆词讼者与犯人同罪，地方官必须严查讼师，若有失察，将获降级、罚俸等处分。与此同时，清廷也以宣讲法律或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来息讼。清康熙圣谕16条第8条即是“讲法律以儆愚顽”，雍正《圣谕广训》对此条阐述说：“……见法知惧、观律怀刑……惧法自不犯法，畏刑自可免刑”。乾隆时则相反，规定普通百姓不得藏《大清律例》，更严厉追查禁毁所谓“讼师秘本”。官方宣讲法律，是为了民间畏惧法律，不犯法而息讼；禁止民间获得法律知识，则是釜底抽薪的愚民政策，同样是为了息讼。
在息讼政策之下，清代讼师的地位相当尴尬。
首先，讼师的职业身份，从未得到官方承认。讼师的活动，也多是非公开的。《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某讼师夜归，身携讼状，被当地官员碰着，索看。讼师担心获谴，将讼状一把吞进肚子，说：文章太烂，不好污大人眼。讼师之狼狈鬼祟，可见一斑。而如果按照嘉庆二十二年的定例，“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诉……代书之人，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从重究办”，则所有讼师的职业活动均属非法。不过此例并未严格执行，因为不切实际。
其次，讼师的作为空间相对有限。讼师只能在状辞方面下功夫，或者打点官员、胥吏、幕友，搞些小动作，并不能堂而皇之地出庭辩论。周星驰电影中常见的讼师当庭激辩，乃至扳倒父母官的场景，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糟糕的是，讼师还常被“恶搞”。嘉庆间就有讼师被以“讼棍”二字刺面，流放边远。乾嘉时期的名幕汪辉祖也曾大谈自己如何羞辱讼师，将后者绑在公堂，大加嘲斥，民众看见其落魄状，对其包讼手段自然失望。不止平日如此，即使遇到大赦，“积惯讼师”也不得优待。譬如嘉庆间江西按察史甄别恩赦人员，有29条不能援免，与讼师直接相关的就有5条。有讼师年过70岁，按例当免，也不得宽大，仍发往边远充军。官方对讼师之恨，可谓入骨。（清代讼师的遭遇，或许不止是讼师或与讼百姓的不幸，也是帝国的不幸。美国学者麦考利发现，16-19世纪的欧洲律师打破社会权力的多样性，确立中央法院的合法性，从而使近代国家成为可能。但在清代中国，讼师并非与法庭对抗的制度性竞争者，当事人在衙门的诉讼，在政治上不能促成政权合法化，在制度上也不能提升司法效率。而缺乏协商与契约的政权，终于无法构建催生近代国家的法律与行政大厦。）
但严治讼师，并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自明中叶起，关于民间健讼的记载就颇多，其主要地区是江南。而在清代，这范围更扩大至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区。学者黄宗智指出，清代乃是健讼社会，在清后半期，县衙门平均每年要处理150件左右的民事案件。这对“一人政府”的县级政权而言，确是不小负担。
清代民间健讼，究其根源，一是民间重视现实利益，并不为名教道德所阻。二是地方官员效率低下，常拖延不结，而民事案件又无上诉次数限制，遂反复生讼。清人袁枚对此有深刻反思：“今之人不能听讼，先求无讼；不过严状式、诛讼师，诉之而不知，号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讼云尔。此如防川，怨气不伸，讼必愈多。”三是吏治普遍腐败，断案不公屡有发生，百姓不服，自然再讼。此外，一些地区也确实存在讼师挑唆，借此获利的情况。不过，清代官方妖魔化讼师的记载不可尽信。任何时代，任何职业，都既有无良杂种，也有特出之辈。如《九命奇冤》中的施智伯，就是讼师中的杰士，他不但讼状写作水平极高，而且人格闪亮，“若是拿了钱请教他，他向来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见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时就代人作了”。清人王有孚的议论比较中肯，他认为有教唆词讼、拨弄乡愚、恐吓良善，并在官司中上下其手的讼棍，也有摘伏发奸至冤者得白、有功于世的讼师，结论是“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
民间健讼之习既盛，且不可抑，清廷为何不能正视，仍要坚持采取近似于掩耳盗铃的息讼政策呢？首先是因为传统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道德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此点在文初即已简述。黄宗智更指出，清代政府对于民事纠纷，最关心的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纠纷的化解。理想的道德社会是和谐共处，互不冲突，因此不应该有纠纷，更不用说诉讼。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事诉讼被概念化为“细事”，地方政府有权自理，而兴讼也被视作道德低劣者的行为。其次是帝国官僚有难言之隐，就其质量与数量而言，都不能负荷民间之健讼。清代官僚，多出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就不具备法律知识，而在官僚从政期间，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培训，且司法技术也非官员升迁贬谪的评价指标。实际上担任审判任务并草拟判决稿的司法人员是刑名幕友（幕友有时非常强势，譬如汪辉祖做幕友时，就常固执己见，不肯改判词，最终其东家只好沿用其判），操控取证、听讼过程的则还有衙门胥吏文书。对于帝国官僚在法律方面的颟顸无能，晚清薛允升曾感慨说：“今日之大小官员，能讲读律令者，有几人哉？”不止官员的断案本领堪忧，官员的数量也不足。有学者估算，清代全国正式官员大约只有27000名，其中文官约2万名。他们或处于王权的核心周围，或散落在地方省、州、县，被包围在亿万民众的汪洋大海里。技术含量既不够，人手又匮乏，清代地方官要高效听讼，实在不易。
为掩饰无能，地方官员也有对策。官员审案时“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因为内衙可以收放自如，在大堂则往往被围观，致有“诸多未便”。 又有官员干脆内衙都不居，将涉案双方带入密室，不许胥吏在旁，独自密审，“恐被知我审案之法，可一不可再矣。”
然而地方官员的无能，终于无法掩盖；地方司法不力，终于扰及中央。嘉庆十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廷栋就奏称，近来各省民人赴京上控之案日多，乃是因为地方官对民事讼案不重视，懒于听断，旷日持久，挨延不结，遂激上控之端。
进京上访者有时甚至闹出命案。《刑案汇览》“控争坟山，情急赴京，刎颈呈告”一案，记录嘉道间安徽泾县徐、吴两姓因坟山产权而争讼，最终徐氏进京申诉，在都察院署前自刎身死，吴姓也因此获罪。尸体是弱者最绝望的临终呐喊，也成为讼状最惨烈的修辞手段。对此，刑部以为，访民动不动就来京上访，甚至采取过激行为，应予制约，遂议请：“嗣后凡来京控诉案件，如有在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各衙门自伤残者即行拿获，严追主使之人，与自伤未死之犯……分别治罪”。后奉旨，俟修例时纂入例册。（时光流转，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庆宁在今年两会的“上访时喊口号、静坐、自残、自杀等应判刑”提案，与此异代同音、遥相呼应。）
要之，清代的息讼政策，并不能真正息讼。清人崔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左传》也说“饮食必有讼”。即使圣人尧舜都不能消灭诉讼，何况庸官俗吏。高调息讼，往往只是为强者张目，而使弱者更无力。不过，清代的息讼也有其合理一面。学者沈大明指出，清代自州县衙门到乡村民户之间的社会控制，并不全依赖于国家机器，地方士绅与社会共同体不仅是乡村礼俗和秩序控制的承担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控制的执行者。许多民间纠纷往往服从于宗族调解，而不一定非走司法诉讼的道路。黄宗智则指出，中国传统的社区调解制度具备其独特优点，息讼也有积极的社会秩序维护功能，而不必在争端中白白浪费诸多社会资源。沈、黄二人的发现，也跟文初最高法副院长张军的倡导暗合。
在我看来，今日重提息讼也好，重视调解也好，均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源于西方的明确维护个人权利的对抗性、必分胜负的法律制度，才是主流。如果一味息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冲突，乃至酿成群体纠纷。道光年间湖北崇阳的“钟九闹漕”即是一例，由讼师钟九领导的民间诉讼，最终却演变为大规模的民间暴动。
彼得·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说：“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关键在于社会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普遍性的法律规则来建立。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量加以维持”。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或是“冲突社会”。如此看来，在当代中国，与其息讼，不如健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