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的衍变 戴笠如同风声鹤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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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军统的衍变 戴笠如同风声鹤唳
2010-04-09 15:16:21 .
这是一篇军统的简史。作者冷静和客观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笼罩在神秘面纱后面的组织的真面目。
军统的起家
蓝衣社又名力行社，稍后更名为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胡宗南、刘健群、桂永清等等都是核心人物，戴笠在其中是很小的角色。那些核心人物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戴笠不过是第六期的学员，但他天资颇高，刚毕业的时候就收集了不少情报，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将复兴社特务处这样一个重要部门交给他。当时的内勤方面，有行动科和情报科等，外勤组织主要放在一些省份的保安处和直属站组，特务处的发祥基地则是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初期，军统局正式成立，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正局长是贺耀祖，只挂名不问事。当时郑介民是主任秘书，兼军令部第二厅处长，他仅在戴笠出差的时候代为处理一些问题。
抗战的战略退却阶段，军统局的局本部组织人事的情况是这样的：副局长戴笠；军统局帮办唐纵，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第六组的组长，主要负责情报综合、摘要向蒋汇报；主任秘书郑介民这时已是军令部第二副厅长，他不大去军统局办公，所以他日常事务由代主任秘书毛人凤处理。毛人凤凡事都听戴笠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戴的化身，多数文件经他首先批阅，在局本部算最有实权的幕僚长。毛人凤往往办公到凌晨一二点。有好多高级特务轻视毛没有学历，说他的官位是坐出来的，听起来是称赞，实际是贬低。一般问题由毛氏下面的秘书室审批，若毛氏也不能决定，则用签呈向戴笠请示，毛人凤有四个贴身秘书帮助他起草和修改文稿。内勤方面还有军事处、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等等。电讯处曾经自行设计了特工专用小型电机，在当时非常先进，电讯处在这一阶段得到很大发展，在重庆设立无线电总台，所以戴笠称无线电台是军统的灵魂。总务处和人事处也相当庞大，另外还有特种技术研究室，上海一区、上海二区、军统合作社、特务总队、息烽监狱等等众多的机构。
抗战中的迅猛发展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军统局的副局长仍是戴笠，帮办唐纵，主任秘书郑介民，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机构设置与前一阶段相似，但也有很大的增加，比如建立了华北区、华中区、海外区等重要的外围组织和派出机构。
抗战的反攻阶段，即1943至1945年，这时戴笠已升为局长，副局长郑介民。在1946年戴笠撞机死亡后，郑氏代理局长，主任秘书还是毛人凤。这个时期除在内勤方面有所加强外，外勤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是军统局的办事处，属于半公开性质，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有设置，但往往寄生在行营的参谋处、调查处、谍报处等机构里面。
各地区站，比如西北区、重庆特区、东北区、香港区等等，区一级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活动，在区之下又有指挥站和组，如湖南站、湖北站、安徽站、河南站、浙江站、宁夏站、广西站、江苏站、贵州站等等，以及西安站、西昌站、南宁站等等。还有海外站，如新德里站、仰光站、曼谷站、菲律宾站、西贡站、海防站、新加坡站、美国站、巴黎站等等，站下面是组。组的名称非常之多，大组十人，小组四到五人，如果是在沦陷区，则各组之间不许发生横向联系，只能单线联系。军统局的外勤组织另有抗日铁血锄奸团，戴笠对它非常重视，这个团原是天津学生的抗日组织，成员多为学生，另外还有爆破总队、行动总队等等，负责暗杀、纵火、爆破、绑架等等任务。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触角四处渗透，控制了军委会特检处，实施邮电检查、航空检查，以及交通监察，所有的水路交通逐一设站，还有财政部的缉私署，以及盐务处、货运管理局、兵工稽查处……全部控制在手中。另外就是军令部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他是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对军统局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活动采取无条件支持。从性质上面讲，第二厅则属于军统局掌握的公开机关，直到军统局改组之后才发生变化。委员长侍从室方面，蒋介石希望身边有一个整理情报的组织，就把第六组长唐纵放进去当帮办，负责情资汇总。第六组是军统局通天的单位，使其在第一时间将情报送给蒋介石。另外，和军统局直接关系的单位还有内政部的警务司警备处、人民动员委员会（主要控制帮会）、各站区混成别动队、各站区调查室、各站区军法执行分监部、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部、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以及各地警察局负责人，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等等，可以说是四处开花。
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在外勤方面掌握了大部分基层的领导权，并为他们创造军事学校出身的学历，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穿军装目标显著，我们用便衣来对付，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坚持下去，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也确实行之有效，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可是当地的人民就会遭到日军的残酷报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蒋介石也不同意，他说花几个钱、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这个办法就停止了。
二是惩罚汉奸，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同时晓之大义，动以利害，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这一招果然见效。
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对大奸巨憝、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均予以严厉制裁。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突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
戴笠在抗战后期，博得一般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1946年6月3日上海《申报》刊有大致的统计：击毙敌寇26799人，伤2641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9只，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仓库271座，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敌后游击部队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6个大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近三万人，分布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一带。
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说是其豪情足可冲牛斗，其壮志足可吞山河。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但他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总之，“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国家、民族、领袖之外，绝无丝毫私心私念，私功私利……”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
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
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实则上是四巨头，其中，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求自由民主，要求裁撤特务机关，戴笠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军司令这个宝座，而将军统化身、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以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都在设法打击军统势力，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康泽、贺衷寒等人也想裁减军统，巩固自己的权力，民主党派更是一片骂声，此时的军统组织四面楚歌。唐纵、郑介民也认为军统这块招牌在有些地方寸步难行，于是才以保密局代替军统，将它挂靠在国防部，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而军统在抗战后接收的敌伪现金和财产一律作为保密局的发展经费。蒋介石派他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跟郑、唐、毛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
蒋介石下野，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时，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非常忙碌。1946年底根据毛的秘密建议，建立了一个训练班毕业学生的核心组织，用来团结各期的毕业生。召集了数十名优秀学生代表，仿照成立复兴社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军统后期的秘密组织。这是毛与郑争夺局长宝座时，能够排斥郑的一种力量，军统是从复兴社变过来的，现在又在它发展期反过来在内部建立小型复兴社的核心组织。毛人凤早年因病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退学，学历远不如唐、郑两人。他进入军统工作，是在1934年，严格说还不算最初那一批元老。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开始掌握核心机密。当军统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败退到台湾后毛人凤终于在保密局的位子上扶正。
唐纵在军统内部素有智多星之称，他也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也在1930年代初进入情治系统。但在此前，他有办报纸的经历，此后，又曾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晚年还曾任驻外“大使”，这些经历是毛人凤所无法比肩的。戴笠飞机失事后，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唐纵基本上离开保密局核心系列。撤退到台湾之后，他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党务方面。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和《党友之理论与实践》等书。
郑介民学历、眼光、见识均超毛人凤，他的长处是战略情报的分析运用，往往鞭辟入里，具有真知灼见。一度被视为表现情报权威智慧的军人外交家。但在国内情报的细节处置方面，则以毛人凤更为细密老辣，这是他和毛人凤的着力点不同而造成的。1946年元月，郑介民奉命于危难之间，参加“军调部”谈判，这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自当年元月成立，至次年元月结束了，风雨飘摇，任务受阻，绩效不彰。这是时代的趋势，跟他个人的能力无太大干系。部员黄天迈说:“军调部后期无事可做，郑先生时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长驻南京。蔡文治以副委员衔代行委员职务。部中事务清闲，蔡文治与我举办部员英文演讲比赛，可见同仁之百无聊赖。”
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没有戴笠组织力、控制力和搞情报那种天生的才能，加上时代巨浪的荡涤，保密局更是江河日下。
1949年初，毛人凤积极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同时在各大城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并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城市水电、桥梁等设施。因1949年夏季卢汉在云南异动，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由毛人凤派员到香港暗杀龙云，后来改为刺杀杨杰。9月初，毛人凤指示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1月中旬，保密局特务杀害江姐，年仅29岁。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指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故而面目狰狞。
唐纵被视为智多星，而毛人凤则有笑面虎之称。他不是军统元老，也未能在外勤方面有卓越建树，说他是蒋、戴的老乡也仅仅是皮相之谈。他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字诀。他从中得益多多。
罗友伦认为郑介民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做情报很有成绩。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罗友伦曾经在一间军中理发店和他相遇。罗友伦就刘斐投向人民阵营一事问他：“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主义者，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斐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他们各有极为不同的长处或不足，即各有特点，所以在情报作业方面，蒋介石对他们的使用也略有不同。郑介民常被指派进行公开活动，或作国际联络工作，在特工系统中，他显得那样的博学多才，善于钻研问题。因此他常能在人前自我辩白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吹捧他的人，就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据说他的面容也是相学中的上佳之相，即南人北相。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伟的北方人一样，坚毅的面孔上带着并不做作的笑容。
1930年代初赴桂离间桂系将领，使他们不得不服从“中央”，兵不血刃，一时声誉鹊起。他是黄埔二期生，属于老资格，1920年代中期，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长达两年多时间。抗战前又受命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即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到了1954年秋冬，他出掌“国家安全局”时期，保密局已走向尽头，情治系统开始被蒋经国攫取。郑介民1959年12月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等书。
后期的下坡路
戴笠死后，保密局的内部派性斗争表面化，广东籍特工和留苏学生站在郑介民这边，浙江籍的和训练班骨干则靠近毛人凤，湖南藉特务和对毛氏不满的人则向唐纵靠拢。
郑介民在兼任保密局长后打算和戴笠一样，把军统当作桥梁取得蒋的信任，但他不愿终身当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学历见识上不能与唐、郑二人相比，他只想把戴笠创下的家业夺过来，死死握在手里。唐纵为人一向谨慎，他的主张和郑介民有相似的地方。保密局留下的人员都是经过毛氏亲自审核决定的。这个时候，郑介民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所以这个厅的权力都在军统里面，而内政的权力原先就在军统手里。
在三年内战时期，保密局各地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出现，可用少将专员、上校专员的名义对外联络。各省站点分为甲种、乙种站，遍布全国。
在全国面临解放的时候，毛人凤部署保密局应变计划，命令各地单位人员寻找可靠的路线切实潜伏，或介绍公职以作掩护，配发电台及轻武器；各组成员一律不许发生横向联系，组长和交通员用暗号为联络手段。解放后，这些保密局的潜伏单位陆续被破获。
在解放军进军华北之际，傅作义最后决定投向光明的阵营，但他从做人的基本底线出发，并不反对拒和将领离开，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带走一兵一卒、一弹一枪。
据谷正文回忆，这期间，保密局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间接将毛人凤和郑介民的内在矛盾摆到桌面上。部分特务在乔家才的串联下，成立了保密局华北同志联谊会，成员有八百余人，稍后马汉三、乔家才被毛人凤逮捕，所以傅作义在签署和谈协议时该会成员多数叛变。
毛人凤的直觉是，乔家才的串联，应受意于郑介民，而这个组织则是郑介民用来对付他的最大筹码。于是毛人凤对这个事件的整肃工作，一股脑的辣手摧之。光是保密局内部，就枪毙了两名少将，基层工作人员受牵累者更是不计其数。马汉三历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市民政局局长等职，马汉三与毛人凤发生矛盾，又违背蒋介石的旨意，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现在被毛人凤逮着把柄，遂于1948年9月，将马氏押解至南京秘密处死，对外的罪名是极度贪污腐化。
谷正文回忆说：“而毛人凤之所以能够对参与人员有全盘掌握，最大的功臣便是李葆初。李葆初自己也是这个联谊会的成员，但是他见风转舵得快，没等毛局长下手，便自动将会员名册交给火冒三丈的毛人凤。
这场特务头子间的大对决，罪名当然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有莫大关联，乔家才亦名列死刑人犯之中。公文一到蒋介石手上，老先生犹豫了好久，直嘟哝着说：‘乔家才，不可能吧！’最后连案情都没看，就在乔家才的卷宗上，批了‘改无期徒刑可也’结案。
乔家才侥幸捡回性命的原因，要追溯到老先生第二次下野，当时的蒋介石落魄到连个门房安全人员都没有。乔家才发现后，随即自告奋勇地丢下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当起了老先生的门房兼警卫。
而出卖同志以全一己的李葆初则在事发之后，于1948年溜到台湾，干起了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科长，躲开了其他同僚的指责。种种作为让他不敢留在特务单位，台湾第一个电动屠宰场在桃园设立后，李葆初便自动请调到电宰场去当总经理。最后，就病死在这任上，出殡时，凄惨到莅场公祭的人只有七个，其中还包括了去看热闹的顽童。”
败退宝岛后的作为与衍变
特工巨头之间有难以弥缝的钩心斗角之外，特工单位之间也是相互嫉妒眼红。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初，保密局拿下多个疑难大案，于是引发军方等单位的嫉恨，由黄埔系将领发动，制造了孙立人冤案，假案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究底脱离不了特务单位之间的互相争斗和拆台，尤其是在保密局破获蔡孝乾等省工委案后，这一类事件更多。
为了邀功整出来的冤案，无非是想在蒋介石面前争宠，争宠又是奠定个人权势的心理在作怪。保密局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骁勇善战的单位，除了省工委一案外，吴石及稍早前的陈布雷之女陈琏间谍案也都令保安司令部及调查局（属于中统系列）格外眼红。
保密局后期，毛人凤手下大将先是毛森，后是谷正文。
毛森曾自诩，他在军统先是不受重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而他后来派到陈仪及汤恩伯部下，他们都很重视他的能力，且皆推心置腹，赋予全权处事。尤以汤先生对他的信赖，远超戴（笠）、陈（仪）之上，他曾多次向毛森表示相见恨晚。在军统时经费支绌，处处窘困，而在陈仪手下，则是他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
至于谷正文，毛人凤向他的这个得力部下承认，自戴笠身亡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解放军，全都一筹莫展。他认为谷正文是经验丰富的后起之秀，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特工的工作也很重要，骨干们要负的责任很大。
谷正文初到台湾，因侦破蔡孝乾、吴石系列谍案，给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谷正文从大学生散发的共产主义刊物入手，对三线人物加以抓捕，对二线人物实施捉放曹，再行诱捕一线人物，在这一个环节的极其细微之处隐约发现吴石的影迹，最后从吴石的太太直截打开缺口，随即在一个深夜驾车直奔吴石住宅。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责问这些不速之客从何而来，谷正文不愿暴露保密局的身份，就随口答道：“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他直截了当地把球抛向吴石，告知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次日晚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
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军阶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陡然开始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抓捕吴石，表现出军统第二代骨干人物的超强腕力。技术的过硬，观察的冷静，谋略的深远，虽然其立场是反动的，但技术上不能不予以重视、警惕和研究。
据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主角余则成，其原型就是吴石。
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吴石、刘斐都来自白崇禧的身边，也都曾经是白氏的重要幕僚，他们长期给白氏当高参、搞策划，刘斐在和谈时早就逮着机会，再也不回那飘摇的政权，吴石也是在那时和华东野战军取得关键性的联系，他随即潜伏下来，后来在台湾他也做到了刘斐先前做过的位置，即国防部次长，主管战略计划。这个地位非常重要，他一边佯装努力工作，一边不动声色把情报向地下党传输，吴石胆大心细，毅力坚韧，以为天衣无缝，他本来就是学战略指挥出身的，谁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谷正文比他技高一筹，经过多方的曲折的侦查，层层剥笋，将他纳入视野。
这当中的复杂性、惊险性不是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谷正文觉得证据确凿，可以收网，就直接和吴石面对面。电视剧《潜伏》因受观众的喜爱而热播，这是文艺三贴近的结果，而不是“四人帮”时期文艺搞什么三突出的荒唐作为。它表现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
来源：《文史天地》2009年第10期
2010-04-09 15:16:21 .
这是一篇军统的简史。作者冷静和客观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笼罩在神秘面纱后面的组织的真面目。
军统的起家
蓝衣社又名力行社，稍后更名为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胡宗南、刘健群、桂永清等等都是核心人物，戴笠在其中是很小的角色。那些核心人物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戴笠不过是第六期的学员，但他天资颇高，刚毕业的时候就收集了不少情报，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将复兴社特务处这样一个重要部门交给他。当时的内勤方面，有行动科和情报科等，外勤组织主要放在一些省份的保安处和直属站组，特务处的发祥基地则是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初期，军统局正式成立，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正局长是贺耀祖，只挂名不问事。当时郑介民是主任秘书，兼军令部第二厅处长，他仅在戴笠出差的时候代为处理一些问题。
抗战的战略退却阶段，军统局的局本部组织人事的情况是这样的：副局长戴笠；军统局帮办唐纵，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第六组的组长，主要负责情报综合、摘要向蒋汇报；主任秘书郑介民这时已是军令部第二副厅长，他不大去军统局办公，所以他日常事务由代主任秘书毛人凤处理。毛人凤凡事都听戴笠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戴的化身，多数文件经他首先批阅，在局本部算最有实权的幕僚长。毛人凤往往办公到凌晨一二点。有好多高级特务轻视毛没有学历，说他的官位是坐出来的，听起来是称赞，实际是贬低。一般问题由毛氏下面的秘书室审批，若毛氏也不能决定，则用签呈向戴笠请示，毛人凤有四个贴身秘书帮助他起草和修改文稿。内勤方面还有军事处、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等等。电讯处曾经自行设计了特工专用小型电机，在当时非常先进，电讯处在这一阶段得到很大发展，在重庆设立无线电总台，所以戴笠称无线电台是军统的灵魂。总务处和人事处也相当庞大，另外还有特种技术研究室，上海一区、上海二区、军统合作社、特务总队、息烽监狱等等众多的机构。
抗战中的迅猛发展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军统局的副局长仍是戴笠，帮办唐纵，主任秘书郑介民，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机构设置与前一阶段相似，但也有很大的增加，比如建立了华北区、华中区、海外区等重要的外围组织和派出机构。
抗战的反攻阶段，即1943至1945年，这时戴笠已升为局长，副局长郑介民。在1946年戴笠撞机死亡后，郑氏代理局长，主任秘书还是毛人凤。这个时期除在内勤方面有所加强外，外勤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是军统局的办事处，属于半公开性质，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有设置，但往往寄生在行营的参谋处、调查处、谍报处等机构里面。
各地区站，比如西北区、重庆特区、东北区、香港区等等，区一级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活动，在区之下又有指挥站和组，如湖南站、湖北站、安徽站、河南站、浙江站、宁夏站、广西站、江苏站、贵州站等等，以及西安站、西昌站、南宁站等等。还有海外站，如新德里站、仰光站、曼谷站、菲律宾站、西贡站、海防站、新加坡站、美国站、巴黎站等等，站下面是组。组的名称非常之多，大组十人，小组四到五人，如果是在沦陷区，则各组之间不许发生横向联系，只能单线联系。军统局的外勤组织另有抗日铁血锄奸团，戴笠对它非常重视，这个团原是天津学生的抗日组织，成员多为学生，另外还有爆破总队、行动总队等等，负责暗杀、纵火、爆破、绑架等等任务。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触角四处渗透，控制了军委会特检处，实施邮电检查、航空检查，以及交通监察，所有的水路交通逐一设站，还有财政部的缉私署，以及盐务处、货运管理局、兵工稽查处……全部控制在手中。另外就是军令部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他是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对军统局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活动采取无条件支持。从性质上面讲，第二厅则属于军统局掌握的公开机关，直到军统局改组之后才发生变化。委员长侍从室方面，蒋介石希望身边有一个整理情报的组织，就把第六组长唐纵放进去当帮办，负责情资汇总。第六组是军统局通天的单位，使其在第一时间将情报送给蒋介石。另外，和军统局直接关系的单位还有内政部的警务司警备处、人民动员委员会（主要控制帮会）、各站区混成别动队、各站区调查室、各站区军法执行分监部、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部、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以及各地警察局负责人，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等等，可以说是四处开花。
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在外勤方面掌握了大部分基层的领导权，并为他们创造军事学校出身的学历，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穿军装目标显著，我们用便衣来对付，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坚持下去，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也确实行之有效，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可是当地的人民就会遭到日军的残酷报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蒋介石也不同意，他说花几个钱、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这个办法就停止了。
二是惩罚汉奸，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同时晓之大义，动以利害，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这一招果然见效。
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对大奸巨憝、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均予以严厉制裁。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突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
戴笠在抗战后期，博得一般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1946年6月3日上海《申报》刊有大致的统计：击毙敌寇26799人，伤2641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9只，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仓库271座，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敌后游击部队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6个大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近三万人，分布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一带。
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说是其豪情足可冲牛斗，其壮志足可吞山河。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但他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总之，“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国家、民族、领袖之外，绝无丝毫私心私念，私功私利……”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
军统头子的四角关系
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实则上是四巨头，其中，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呼求自由民主，要求裁撤特务机关，戴笠就谋划把军统组织化整为零，当时戴氏就想攫取海军司令这个宝座，而将军统化身、渗透到各地的警察局，他准备在内政部成立警察总监部，用以消化军统特务。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以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陈诚都在设法打击军统势力，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康泽、贺衷寒等人也想裁减军统，巩固自己的权力，民主党派更是一片骂声，此时的军统组织四面楚歌。唐纵、郑介民也认为军统这块招牌在有些地方寸步难行，于是才以保密局代替军统，将它挂靠在国防部，于1946年7月正式成立。而军统在抗战后接收的敌伪现金和财产一律作为保密局的发展经费。蒋介石派他的机要秘书毛庆祥跟郑、唐、毛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
蒋介石下野，毛人凤忽然成为他身边最宠信的人。当蒋介石由奉化亲抵上海时，毛人凤更是时刻随侍在侧，非常忙碌。1946年底根据毛的秘密建议，建立了一个训练班毕业学生的核心组织，用来团结各期的毕业生。召集了数十名优秀学生代表，仿照成立复兴社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军统后期的秘密组织。这是毛与郑争夺局长宝座时，能够排斥郑的一种力量，军统是从复兴社变过来的，现在又在它发展期反过来在内部建立小型复兴社的核心组织。毛人凤早年因病从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退学，学历远不如唐、郑两人。他进入军统工作，是在1934年，严格说还不算最初那一批元老。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开始掌握核心机密。当军统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郑介民兼任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败退到台湾后毛人凤终于在保密局的位子上扶正。
唐纵在军统内部素有智多星之称，他也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也在1930年代初进入情治系统。但在此前，他有办报纸的经历，此后，又曾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晚年还曾任驻外“大使”，这些经历是毛人凤所无法比肩的。戴笠飞机失事后，郑介民代理军统局长，唐纵基本上离开保密局核心系列。撤退到台湾之后，他的工作逐渐转移到党务方面。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和《党友之理论与实践》等书。
郑介民学历、眼光、见识均超毛人凤，他的长处是战略情报的分析运用，往往鞭辟入里，具有真知灼见。一度被视为表现情报权威智慧的军人外交家。但在国内情报的细节处置方面，则以毛人凤更为细密老辣，这是他和毛人凤的着力点不同而造成的。1946年元月，郑介民奉命于危难之间，参加“军调部”谈判，这是“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简称，自当年元月成立，至次年元月结束了，风雨飘摇，任务受阻，绩效不彰。这是时代的趋势，跟他个人的能力无太大干系。部员黄天迈说:“军调部后期无事可做，郑先生时兼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长驻南京。蔡文治以副委员衔代行委员职务。部中事务清闲，蔡文治与我举办部员英文演讲比赛，可见同仁之百无聊赖。”
无论是郑介民还是毛人凤，都没有戴笠组织力、控制力和搞情报那种天生的才能，加上时代巨浪的荡涤，保密局更是江河日下。
1949年初，毛人凤积极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同时在各大城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并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城市水电、桥梁等设施。因1949年夏季卢汉在云南异动，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由毛人凤派员到香港暗杀龙云，后来改为刺杀杨杰。9月初，毛人凤指示特务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1月中旬，保密局特务杀害江姐，年仅29岁。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指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故而面目狰狞。
唐纵被视为智多星，而毛人凤则有笑面虎之称。他不是军统元老，也未能在外勤方面有卓越建树，说他是蒋、戴的老乡也仅仅是皮相之谈。他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字诀。他从中得益多多。
罗友伦认为郑介民是戴笠之后的第二把手，做情报很有成绩。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罗友伦曾经在一间军中理发店和他相遇。罗友伦就刘斐投向人民阵营一事问他：“当年你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时，顶头上司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主义者，难道一点也不晓得吗？”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斐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
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他们各有极为不同的长处或不足，即各有特点，所以在情报作业方面，蒋介石对他们的使用也略有不同。郑介民常被指派进行公开活动，或作国际联络工作，在特工系统中，他显得那样的博学多才，善于钻研问题。因此他常能在人前自我辩白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吹捧他的人，就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据说他的面容也是相学中的上佳之相，即南人北相。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伟的北方人一样，坚毅的面孔上带着并不做作的笑容。
1930年代初赴桂离间桂系将领，使他们不得不服从“中央”，兵不血刃，一时声誉鹊起。他是黄埔二期生，属于老资格，1920年代中期，还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长达两年多时间。抗战前又受命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即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到了1954年秋冬，他出掌“国家安全局”时期，保密局已走向尽头，情治系统开始被蒋经国攫取。郑介民1959年12月因心脏病复发在家中去世，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等书。
后期的下坡路
戴笠死后，保密局的内部派性斗争表面化，广东籍特工和留苏学生站在郑介民这边，浙江籍的和训练班骨干则靠近毛人凤，湖南藉特务和对毛氏不满的人则向唐纵靠拢。
郑介民在兼任保密局长后打算和戴笠一样，把军统当作桥梁取得蒋的信任，但他不愿终身当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学历见识上不能与唐、郑二人相比，他只想把戴笠创下的家业夺过来，死死握在手里。唐纵为人一向谨慎，他的主张和郑介民有相似的地方。保密局留下的人员都是经过毛氏亲自审核决定的。这个时候，郑介民在国防部第二厅当厅长，所以这个厅的权力都在军统里面，而内政的权力原先就在军统手里。
在三年内战时期，保密局各地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出现，可用少将专员、上校专员的名义对外联络。各省站点分为甲种、乙种站，遍布全国。
在全国面临解放的时候，毛人凤部署保密局应变计划，命令各地单位人员寻找可靠的路线切实潜伏，或介绍公职以作掩护，配发电台及轻武器；各组成员一律不许发生横向联系，组长和交通员用暗号为联络手段。解放后，这些保密局的潜伏单位陆续被破获。
在解放军进军华北之际，傅作义最后决定投向光明的阵营，但他从做人的基本底线出发，并不反对拒和将领离开，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带走一兵一卒、一弹一枪。
据谷正文回忆，这期间，保密局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间接将毛人凤和郑介民的内在矛盾摆到桌面上。部分特务在乔家才的串联下，成立了保密局华北同志联谊会，成员有八百余人，稍后马汉三、乔家才被毛人凤逮捕，所以傅作义在签署和谈协议时该会成员多数叛变。
毛人凤的直觉是，乔家才的串联，应受意于郑介民，而这个组织则是郑介民用来对付他的最大筹码。于是毛人凤对这个事件的整肃工作，一股脑的辣手摧之。光是保密局内部，就枪毙了两名少将，基层工作人员受牵累者更是不计其数。马汉三历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市民政局局长等职，马汉三与毛人凤发生矛盾，又违背蒋介石的旨意，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现在被毛人凤逮着把柄，遂于1948年9月，将马氏押解至南京秘密处死，对外的罪名是极度贪污腐化。
谷正文回忆说：“而毛人凤之所以能够对参与人员有全盘掌握，最大的功臣便是李葆初。李葆初自己也是这个联谊会的成员，但是他见风转舵得快，没等毛局长下手，便自动将会员名册交给火冒三丈的毛人凤。
这场特务头子间的大对决，罪名当然与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有莫大关联，乔家才亦名列死刑人犯之中。公文一到蒋介石手上，老先生犹豫了好久，直嘟哝着说：‘乔家才，不可能吧！’最后连案情都没看，就在乔家才的卷宗上，批了‘改无期徒刑可也’结案。
乔家才侥幸捡回性命的原因，要追溯到老先生第二次下野，当时的蒋介石落魄到连个门房安全人员都没有。乔家才发现后，随即自告奋勇地丢下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的身份，当起了老先生的门房兼警卫。
而出卖同志以全一己的李葆初则在事发之后，于1948年溜到台湾，干起了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科长，躲开了其他同僚的指责。种种作为让他不敢留在特务单位，台湾第一个电动屠宰场在桃园设立后，李葆初便自动请调到电宰场去当总经理。最后，就病死在这任上，出殡时，凄惨到莅场公祭的人只有七个，其中还包括了去看热闹的顽童。”
败退宝岛后的作为与衍变
特工巨头之间有难以弥缝的钩心斗角之外，特工单位之间也是相互嫉妒眼红。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初，保密局拿下多个疑难大案，于是引发军方等单位的嫉恨，由黄埔系将领发动，制造了孙立人冤案，假案形成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究底脱离不了特务单位之间的互相争斗和拆台，尤其是在保密局破获蔡孝乾等省工委案后，这一类事件更多。
为了邀功整出来的冤案，无非是想在蒋介石面前争宠，争宠又是奠定个人权势的心理在作怪。保密局在蒋介石眼中是个骁勇善战的单位，除了省工委一案外，吴石及稍早前的陈布雷之女陈琏间谍案也都令保安司令部及调查局（属于中统系列）格外眼红。
保密局后期，毛人凤手下大将先是毛森，后是谷正文。
毛森曾自诩，他在军统先是不受重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而他后来派到陈仪及汤恩伯部下，他们都很重视他的能力，且皆推心置腹，赋予全权处事。尤以汤先生对他的信赖，远超戴（笠）、陈（仪）之上，他曾多次向毛森表示相见恨晚。在军统时经费支绌，处处窘困，而在陈仪手下，则是他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
至于谷正文，毛人凤向他的这个得力部下承认，自戴笠身亡之后，除了在北平一地破了几个大案之外，其他地方，对付解放军，全都一筹莫展。他认为谷正文是经验丰富的后起之秀，因而，台湾能否保得住，除了依赖海峡屏障外，特工的工作也很重要，骨干们要负的责任很大。
谷正文初到台湾，因侦破蔡孝乾、吴石系列谍案，给摇摇欲坠的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谷正文从大学生散发的共产主义刊物入手，对三线人物加以抓捕，对二线人物实施捉放曹，再行诱捕一线人物，在这一个环节的极其细微之处隐约发现吴石的影迹，最后从吴石的太太直截打开缺口，随即在一个深夜驾车直奔吴石住宅。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责问这些不速之客从何而来，谷正文不愿暴露保密局的身份，就随口答道：“国防部技术总队的！”他直截了当地把球抛向吴石，告知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次日晚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
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军阶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陡然开始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抓捕吴石，表现出军统第二代骨干人物的超强腕力。技术的过硬，观察的冷静，谋略的深远，虽然其立场是反动的，但技术上不能不予以重视、警惕和研究。
据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主角余则成，其原型就是吴石。
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吴石、刘斐都来自白崇禧的身边，也都曾经是白氏的重要幕僚，他们长期给白氏当高参、搞策划，刘斐在和谈时早就逮着机会，再也不回那飘摇的政权，吴石也是在那时和华东野战军取得关键性的联系，他随即潜伏下来，后来在台湾他也做到了刘斐先前做过的位置，即国防部次长，主管战略计划。这个地位非常重要，他一边佯装努力工作，一边不动声色把情报向地下党传输，吴石胆大心细，毅力坚韧，以为天衣无缝，他本来就是学战略指挥出身的，谁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谷正文比他技高一筹，经过多方的曲折的侦查，层层剥笋，将他纳入视野。
这当中的复杂性、惊险性不是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谷正文觉得证据确凿，可以收网，就直接和吴石面对面。电视剧《潜伏》因受观众的喜爱而热播，这是文艺三贴近的结果，而不是“四人帮”时期文艺搞什么三突出的荒唐作为。它表现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
来源：《文史天地》200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