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神秘杀手不能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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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天津教案 神秘杀手不能无影无踪
1870年春夏之际的天津，到处传言教会主办的天主堂、仁慈堂、耶稣教堂把“迷魂药”分发教徒，唆使他们迷拐幼孩送入堂中，挖眼剖心，吸取脑髓。官府不断地接到市民孩子丢落的求援报告。
这时的教堂，几乎隔不多久就有一批死人被抬去坟地草草掩埋，而入葬的时间大都在更深人静之时。一时津城百姓乃至官府人员，对传教士和修女的如此做法都大为怀疑，联想到1869年才建成的望海楼教堂，大门终日紧锁，气氛神秘，更是使人疑窦丛生，然而无可奈何。
1870年6月4日，由于野狗在临进教堂的河东义地中扒出一棺两尸，遂使舆论大哗，差不多天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前去围观，官府闻讯后也派员察看。稍后，人们在此又不断地掘出一个个洋货箱，皆一棺数尸，有的已经腐烂模糊，有的只剩骨头毛发，于是乎当时“挖心剖眼”的传言，便有了不容置辩物证。事有凑巧，6月6日那天，教徒张拴、郭拐从静海诱拐幼孩来津，在西关被查获后扭送县衙，二人对用密药拐幼孩供认不讳。10日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知县刘杰复审后，随即将两犯处以死刑。为了告戒市民多加防范，张光藻又以知府的名义贴出告示：“张栓、郭拐用迷药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童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尽管告示中没有明确“受人嘱托”指的是谁，可是津城百姓一看就知道指的是传教士和修女。
于是群情激愤，民间反教的情绪迅速蔓延滋长。绅民为此还向张光藻呈献“万民伞”、“万家生佛”，以表感激之情。此后，不法教民不断地被人扭送官府，到了6月19日，津城百姓捕获迷拐幼童的匪人武兰珍，把他拘送县衙。武自供系教民王三主使，命他用药迷拐幼孩，每拐一人，赏银五块。此供传出，津城绅民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积蓄已久的愤懑，一时间学校罢课，地方名流聚会孔庙，纷纷起来声讨教堂残害儿童的罪行。民间组织水火会的会员还上街示威。与此同时，在津城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官府也加紧行动，提督陈国瑞为市民助威，不少清军官兵也加入了市民反教的行列。
延至19日，天津道周家勋向法国领事丰大业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查清教堂勾结匪人迷拐幼孩一事；20日，天津县知县刘杰要求法领事交出受到教堂庇护，与拐案有关的王三等人，否则众怒难犯，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蛮横无理的丰大业根本不把地方官的要求放在眼里。
21日，丰大业在通商衙门前竟然肆意逞凶，枪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不中，又枪击知县刘杰，伤其随从。这样一来，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当天上午，狂怒的百姓在城内公开鸣锣聚众，不多时便有上万人聚集一起，满街都是刀枪剑戟。下午，怒不可遏的津城百姓连接烧毁了十几座英、法、美教堂，凡遇到的外国人皆被处死，不可一世的丰大业自然也在其中，整个事件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事发后的第二天，各国驻京公使联衔照会总署，要求惩办天津教案凶犯。清廷接到崇厚的奏报，立即命令尚在病中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赴京查办。曾国藩接到旨令，即于7月4日抵达天津。由于曾国藩力主处理津案的唯一办法是委曲求全，所以他到津后，先后提审王三及其他被押教民，向从仁慈堂领出的病残幼儿了解了一些情况，便与崇厚一起向朝廷递上奏折。奏折称“挖心剖眼”，查无实据，多属诬虚，请求为洋人雪冤。此折一出，立刻引起朝野上下强烈不满。朝廷方面，谕旨曾国藩须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勿失民心；民间方面，津民纷纷指责曾国藩庇护洋人，京城湖南同乡会愤怒之下，打算开除他的会籍。
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赶到天津，20日照会曾国藩，以强硬凶悍的口吻进行恫吓，逼迫清政府将天津知府、知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如不照办，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事隔二天，罗淑亚再次照会曾国藩，重申上述要求。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一片慌乱，同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治罪，并在14日已经撤任。至于洋人所提正法要求，则谕旨曾国藩万难允准。同时，清廷派出江苏巡抚丁日昌、工部尚书毛昶熙往天津协同会办教案；又命在陕西的李鸿章率领部分清军火速赶往京师附近驻扎，以防不测。
8月20日，丁日昌抵达天津，即日下令道府县镇将五衙门，限期交出人犯，违者免官。又密传县雅八办捕快，限期拘捕人犯，有功者重赏，逾期者严办。结果是半个多月，拿获的人数达80余人。这时，清廷限令曾国藩必须在9月18日结案。时间非常紧迫，曾国藩调集最得力的官员进行审讯，谁知被审讯者不是至死不招，就是在严刑下招了，随后又推翻，弄得曾国藩勉强凑出二十余人奏报清廷应该治罪，七至八人应该正法。然而，清廷中如恭亲王等人，却嫌曾国藩审定人数太少，奏请让李鸿章赴天津协同审案。而李鸿章在9月10日接到赴京的命令后，借故拖延至17日方才启程。显然李鸿章深知此案棘手，不愿深陷其中。
离限令结案的日子越来越近，曾国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人将案犯逐一提至衙门，亲自昼夜审讯。到了18日，总算凑合着列出了一批该正法及充军流放人员的名单，奏报清廷，获得允准。
1870年10月，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在天津先后三次总共处死36名所谓“正凶”，几十个从犯被充军杖徒。10月5日，清廷又命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稍后，又赔偿法国二十一万两白银，抚恤二十万两（内包括英、意、比人），赔偿俄人白银三万两，并派崇厚赴法道歉，而当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政府已无暇全力顾及此案，遂使天津教案得以了结。
（李保民）
1870年春夏之际的天津，到处传言教会主办的天主堂、仁慈堂、耶稣教堂把“迷魂药”分发教徒，唆使他们迷拐幼孩送入堂中，挖眼剖心，吸取脑髓。官府不断地接到市民孩子丢落的求援报告。
这时的教堂，几乎隔不多久就有一批死人被抬去坟地草草掩埋，而入葬的时间大都在更深人静之时。一时津城百姓乃至官府人员，对传教士和修女的如此做法都大为怀疑，联想到1869年才建成的望海楼教堂，大门终日紧锁，气氛神秘，更是使人疑窦丛生，然而无可奈何。
1870年6月4日，由于野狗在临进教堂的河东义地中扒出一棺两尸，遂使舆论大哗，差不多天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前去围观，官府闻讯后也派员察看。稍后，人们在此又不断地掘出一个个洋货箱，皆一棺数尸，有的已经腐烂模糊，有的只剩骨头毛发，于是乎当时“挖心剖眼”的传言，便有了不容置辩物证。事有凑巧，6月6日那天，教徒张拴、郭拐从静海诱拐幼孩来津，在西关被查获后扭送县衙，二人对用密药拐幼孩供认不讳。10日天津知府张光藻会同知县刘杰复审后，随即将两犯处以死刑。为了告戒市民多加防范，张光藻又以知府的名义贴出告示：“张栓、郭拐用迷药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童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尽管告示中没有明确“受人嘱托”指的是谁，可是津城百姓一看就知道指的是传教士和修女。
于是群情激愤，民间反教的情绪迅速蔓延滋长。绅民为此还向张光藻呈献“万民伞”、“万家生佛”，以表感激之情。此后，不法教民不断地被人扭送官府，到了6月19日，津城百姓捕获迷拐幼童的匪人武兰珍，把他拘送县衙。武自供系教民王三主使，命他用药迷拐幼孩，每拐一人，赏银五块。此供传出，津城绅民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积蓄已久的愤懑，一时间学校罢课，地方名流聚会孔庙，纷纷起来声讨教堂残害儿童的罪行。民间组织水火会的会员还上街示威。与此同时，在津城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官府也加紧行动，提督陈国瑞为市民助威，不少清军官兵也加入了市民反教的行列。
延至19日，天津道周家勋向法国领事丰大业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查清教堂勾结匪人迷拐幼孩一事；20日，天津县知县刘杰要求法领事交出受到教堂庇护，与拐案有关的王三等人，否则众怒难犯，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蛮横无理的丰大业根本不把地方官的要求放在眼里。
21日，丰大业在通商衙门前竟然肆意逞凶，枪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不中，又枪击知县刘杰，伤其随从。这样一来，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当天上午，狂怒的百姓在城内公开鸣锣聚众，不多时便有上万人聚集一起，满街都是刀枪剑戟。下午，怒不可遏的津城百姓连接烧毁了十几座英、法、美教堂，凡遇到的外国人皆被处死，不可一世的丰大业自然也在其中，整个事件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事发后的第二天，各国驻京公使联衔照会总署，要求惩办天津教案凶犯。清廷接到崇厚的奏报，立即命令尚在病中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赴京查办。曾国藩接到旨令，即于7月4日抵达天津。由于曾国藩力主处理津案的唯一办法是委曲求全，所以他到津后，先后提审王三及其他被押教民，向从仁慈堂领出的病残幼儿了解了一些情况，便与崇厚一起向朝廷递上奏折。奏折称“挖心剖眼”，查无实据，多属诬虚，请求为洋人雪冤。此折一出，立刻引起朝野上下强烈不满。朝廷方面，谕旨曾国藩须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勿失民心；民间方面，津民纷纷指责曾国藩庇护洋人，京城湖南同乡会愤怒之下，打算开除他的会籍。
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赶到天津，20日照会曾国藩，以强硬凶悍的口吻进行恫吓，逼迫清政府将天津知府、知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如不照办，将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事隔二天，罗淑亚再次照会曾国藩，重申上述要求。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一片慌乱，同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治罪，并在14日已经撤任。至于洋人所提正法要求，则谕旨曾国藩万难允准。同时，清廷派出江苏巡抚丁日昌、工部尚书毛昶熙往天津协同会办教案；又命在陕西的李鸿章率领部分清军火速赶往京师附近驻扎，以防不测。
8月20日，丁日昌抵达天津，即日下令道府县镇将五衙门，限期交出人犯，违者免官。又密传县雅八办捕快，限期拘捕人犯，有功者重赏，逾期者严办。结果是半个多月，拿获的人数达80余人。这时，清廷限令曾国藩必须在9月18日结案。时间非常紧迫，曾国藩调集最得力的官员进行审讯，谁知被审讯者不是至死不招，就是在严刑下招了，随后又推翻，弄得曾国藩勉强凑出二十余人奏报清廷应该治罪，七至八人应该正法。然而，清廷中如恭亲王等人，却嫌曾国藩审定人数太少，奏请让李鸿章赴天津协同审案。而李鸿章在9月10日接到赴京的命令后，借故拖延至17日方才启程。显然李鸿章深知此案棘手，不愿深陷其中。
离限令结案的日子越来越近，曾国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人将案犯逐一提至衙门，亲自昼夜审讯。到了18日，总算凑合着列出了一批该正法及充军流放人员的名单，奏报清廷，获得允准。
1870年10月，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在天津先后三次总共处死36名所谓“正凶”，几十个从犯被充军杖徒。10月5日，清廷又命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稍后，又赔偿法国二十一万两白银，抚恤二十万两（内包括英、意、比人），赔偿俄人白银三万两，并派崇厚赴法道歉，而当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政府已无暇全力顾及此案，遂使天津教案得以了结。
（李保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