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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被捕 永不消逝的电波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10-07-17 08:40:14 点击次数: 0
摘            要:  
       1942年9月23日夜,李白首次被捕。当晚就被押往日本宪兵队队部,日寇反复端详李白的双手,狞笑道:“你是老资格了。”李白受尽酷刑,指甲被老虎钳拔去,腿骨落下重伤。
简介:
李白被捕 永不消逝的电波
 
2010-07-15 11:01:59  .

李白:“永不消逝的电波”
□ 温 相

曾几何时,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李白)果敢、刚毅的形象成为一代人的偶像。可是,又有多少人了解他及战友龚饮冰、涂作潮、裘慧英等人在龙潭虎穴中艰苦斗争的真相,以及他牺牲的来龙去脉呢?敌我分明的冲锋陷阵固然令人叹为观止,而隐蔽战线中的智勇深沉同样可歌可泣。纵观28年的中国革命史,中共正因为拥有了像李白这样一大批任劳任怨、不计得失的孤胆英雄,革命才得以在某些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电台重于生命”


李白,1905年5月生,湖南浏阳人。幼名李华初,参加革命后曾用名李朴、李白,化名李霞、李静安。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使得少年李白为之向往。1927年9月,正当中国革命处于严重挫折之际,李白毅然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时年22岁。1931年6月,在红四军任职的李白被派到红军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他便与红色无线电通讯事业结缘。

李白毕业后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第13军担任无线电队政治委员。曾当过红13军报务员的靳子云后来回忆说:“别看李政委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心可细呢……他到无线电队不久,就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老婆婆’的称号。”(《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白在队中提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长征途中,一次无线电队驻扎在贵州茅台村外的半山坡中,正赶上敌机轰炸,李白突然发现草屋门口还竖着两根天线杆,他不顾生命安全,对准天线杆猛踢两脚,敌机投下的炸弹就在离他不远处爆炸了。李白拍掉身上的尘土,端起一挺机关枪,冲着敌机狂扫,其中一架敌机被击中,这件事很快在红军队伍中传开。张国焘“改造”红五军团时,李白发着高烧,仍旧不离电台寸步。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电台,担任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李白遂改名李霞,在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幢三层楼房中隐身下来。他还由此结识了另一位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涂作潮。

涂作潮外号“木匠”,因为他年轻时当过木工。经蔡和森的继兄蔡林蒸、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介绍,1924年5月入党。涂作潮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在列宁格勒军事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回国后工作于中央领导下的上海无线电修理所。江西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的总指挥张辉瓒,蒋介石方面曾提出要把张辉瓒“赎”回来。1931年初,涂作潮和李翔梧奉中央之命到南昌负责办理此事。巧的是,涂作潮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张辉瓒已被红军处决的消息,张的人头也漂流而下,他拉着李翔梧机警地逃离南昌,后经人帮助辗转回到上海。“西安事变”后第四天,在张学良的公馆中,涂作潮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大呼其绰号:“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辛苦了。”周还从涂手中借来一把并不锋利的刮脸刀,把他那著名的美髯一一剃去。(涂作潮《“木匠”的回忆》,以下有关涂作潮事迹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于此——作者注)

涂作潮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不唯上”,喜欢顶牛,这种凡事爱较真的精神在地下工作期间帮了李白不少大忙。秘密电台原来的功率是100瓦,涂作潮坚持建议使用50瓦的,上级没同意。后来,龚饮冰调任涂的上级,涂就拉着龚当场做了一个实验:他把房间里的所有电灯都熄灭,一按这台100瓦功率的发报机的电键,电灯自己就随着闪亮。龚饮冰一看,决定马上按涂的意见,改用50瓦功率的电台。

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因为功率小,发出的电波就弱,上海与延安相隔2000多公里,这么微弱的电波传到延安时已接近消失,怎么办?李白与涂作潮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选择在深夜人静的零点至四点之间发报。李白还将25瓦的灯泡换成5瓦,蒙上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避免光线透出窗外以及回避声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辑)

涂作潮的装配手段更叫一绝。他用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收报机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振荡管的铝帽(栅极)上,再把电位器改成人工控制音量,便能收到外来的信号;取走这个线圈,信号就消失,收报机变得像普通的收音机一样。这个办法在李白第一次被捕时救了他一命。

1939年,李白身边多了一位助手,叫裘慧英。最初裘慧英对这种秘密战线“凡俗简单”的生活表示不满,准备重新回到激烈的工运当中去,结果被李白狠狠教育了一番。随后的日子里,裘慧英亲眼目睹了李白披肝沥胆、不避寒暑的勤奋与艰辛,大受感动与鼓舞。1940年秋,经上级组织批准,他们结成伴侣。

三次被捕,上海解放前夕遭秘密枪杀

李白与涂作潮合开了一个“福声无线电公司”,表面上涂作潮当“老板”,李白当“账房”,实际上这家“公司”两层楼之间的亭子内就存放着秘密电台。李白与涂作潮的巧饰,使得福声公司在“运营”期间,始终没有受到敌伪的怀疑。涂作潮回忆:“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1941年秋,老练的涂作潮向龚饮冰建议,李白的技术已经学好了,应该“分家”,否则一旦出事,就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龚饮冰同意涂的看法,让他立刻搬走,但李白没有离开,只是将电台迁往建国西路某处存放。

1942年9月23日夜,李白首次被捕。当晚就被押往日本宪兵队队部,日寇反复端详李白的双手,狞笑道:“你是老资格了。”李白受尽酷刑,指甲被老虎钳拔去,腿骨落下重伤。龚饮冰、裘慧英等人通过各种关系,特别是许彦飞的倾力帮助,终于让李白在囚禁了8个月后获释。这次获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裘慧英后来说,主要是如前所述,涂作潮装配电台的技术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日寇请来电台专家查实,因为没有收报装置,光一个发报装置不好定罪,于是“交保”释放了事。

1944年秋,李白的关系转到潘汉年领导的华中局情报部,化名李静安,经常往返于浙江、江西之间。1945年春末,李白再次被捕,但这次也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很快被释放。

1945年10月,李白、裘慧英再度回到上海。电台设在黄渡路107弄6号。

1947年下半年,李白的国民党善后总署复兴岛渔业管理处职位丢掉了。失去职业掩护的李白处境更加危险。而这时,因为风声较紧,上级组织安排一大批骨干力量撤离上海。27岁的刘人寿成了李白的上级领导。

1948年,国共双方进入大决战,李白亲手将一个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发送给党中央。例如著名的国民党军的《江防计划》就是曹肃在国民党军事会议上窃取后,转交朱蕙风并由李白亲手发出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背后凝结着李白的一份心血。

1948年12月30日,李白第三次被捕。这一次,他再也没能跨出敌人的牢狱。虽经多种酷刑,其中一次刑讯长达30多个小时,李白仍坚不吐实。1949年5月7日,裘慧英带着儿子去看望李白,李白对妻子说:“天快亮了,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年幼的儿子张开双手说:“爸爸,抱抱我。”李白微笑着回答:“乖孩子,爸爸以后会来抱你的。”这是烈士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当晚,李白即被秘密枪杀于浦东戚家庙,终年44岁。20天后,上海宣告解放。

隐蔽战线的沉痛教训值得记取

李白的被捕与牺牲,固然是我党北平地下电台被破获后,因报务员叛变导致上海地下电台暴露所致,但一些相关因素也不能忽视。

一次,李白在上海与潘汉年的得力助手华克之相遇,不免吐露一些心曲:“弄口对面即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这里从前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楼顶建有电力强大的电台。我在收发时,常常受到干扰和吸引,很容易被发觉。其地下一层是监狱,关押了很多政治犯。我们这些坐过牢,受过刑的人,时时见到这种场所,难免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当然,工作安全是首要的,我知道上海房子难找,组织上经费也困难……”华克之很快将李白的处境向负责人做了汇报。然而,后来华克之听说李白“就在这条弄堂里的另一所房子里被捕了”。(1947年上半年,李白电台从黄渡路107弄6号转移到15号三楼。)(韩厉观 陈立平《钦定要犯——华克之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对于自己的被捕,李白是有预感的,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建议刘人寿建立预备电台,还承担了预备电台收发机的组装工作。若干年后,刘人寿在接受丁群(曾任中共苏州市委秘书长等职)采访时,自责地说:“自己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情报,对敌方电讯侦破的技术能力估计不足,以致李白台在同一地点发报达两年之久。新台建成后才与上级通报一次,李白台即被破坏,这是我缺乏远见所致。”(丁群《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这里,笔者想额外说一点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的几件往事,供读者自行参详。

谁都知道,中共隐蔽战线领导人中,以周恩来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甚至可说是隐蔽战线工作的开山鼻祖。抗战期间,他曾摆放过一枚号称“闲棋冷子”——地下党人熊向晖到胡宗南身边潜伏。一次遇到了一桩意外事件,涉及熊向晖的个人安全,周恩来多方布置,层层安排,避免熊作出无谓牺牲。熊向晖对周恩来说:“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回答:“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曾在上世纪40年代做过美军翻译,暗中为我党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美军总部迁到上海后,需要找一些职员,吴大琨通过赵朴初找了几个青年兼搞情报。有一次,这些青年因为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污蔑,对有些材料处理不当,周恩来知道后严厉批评了他们:“你们没有考虑过吴大琨同志的安全吗?假如这些材料出了问题的话,责任不全落在吴大琨头上了吗?”这件事后为吴大琨所知,他异常感动。皓首忆当年时,他仍饱含深情地写道:“在这里我特意提及这件事,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吴大琨《白头唯有赤心在——风雨九十年琐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实际上,刘人寿也曾亲眼目睹周恩来对他人细致入微的关怀。刘人寿在陕北公学听周恩来作报告时,公学教务处特意给周恩来搬来了一个凳子和一杯水。周恩来考虑到敌机万一空袭紧急疏散时,凳子和水杯可能绊倒群众,竟然两次动手挪开自己面前的凳子和水杯。(丁群《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

李白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人们记忆中那永不消逝的电波与烈士被捕牺牲的沉痛教训,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