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简介：
瓦茨拉夫·哈韦尔审判:1977-1989年
——意义
对于剧作家和人权活动家瓦茨拉夫·哈韦尔持续的审判加速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制度的灭亡。
1976年末，一个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起草了一份宣言，他们希望借此尽快结束十年来政府的压制。这一秘密拟订的文件叫“77宪章”。尽管这一文件的署名者受到了迫害，但是却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断断续续的重返民主的旅程。
“77宪章”列出了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下的政府拒绝给予人民自由。宪章还进一步要求胡萨克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宪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联合国人权协定》及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里面规定的人权内容，而捷政府已经在这些文字上签字。
242名“77宪章”的署名者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他们自己是“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开放的组织，其成员是持有各种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固定的议程来寻求政治上的改变。宪章指定了三位发言人：前外交官伊日·哈耶克博士、哲学家扬·帕托奇卡和瓦茨拉夫·哈韦尔。 瓦茨拉夫·哈韦尔是一名国际知名的剧作家，其剧作遭到胡萨克政府的禁止。
“77宪章”的组织者计划将宣言的副本寄发给每一个签署人，寄给总统胡萨克和捷联邦议会。1977年1月6日，哈韦尔和几位同伴正在寄发写好地址的宪章时被捕了。捷政府迅速行动起来阻止“77宪章”的发行，但是已经太晚了。文件的内容已经由西欧的报纸和广播传到了数千名捷克斯洛伐克人那里，尽管他们本来对此一无所知。
“77宣言”的语调是平和的，但是他要求政府要实践其制定和认可的人权法律和国际协定。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对于一个相信个人的权利面对更大的国家的利益时就应该被牺牲的政府来说，这个文件是一个威胁性的挑战。
哈韦尔被捕后很快被释放，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再次被捕，并被指控颠覆国家。哈耶克博士和帕托奇卡教授没有被捕，但是由于多次受到询问，年迈的哈耶克博士在3月13日死于脑出血。
宪章的其他签署人都受到了种种打击。工人失去了工作，护照被宣告无效，他们的家人不能受到教育。有些，比如哈韦尔，被要求移民。
“77宪章”再没有被国家控制的媒体重新印刷或是广播过，相反，文件和其署名者受到了这些媒体的评判。在被关押期间，哈韦尔还曾经因为国家的广播评论员说他是西方情报部门收买的间谍提起过诽谤的诉讼，但是没有成功。哈韦尔还曾经提起过非正式的释放要求，还曾经无意之间对他的狱卒提起过打算辞掉宪章发言人的职位。国家的媒体宣布说哈韦尔已经对宪章进行了否定，已经辞去了发言人职务，但是在他1977年5月20日获释前他对于这个情况一无所知。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投入地开始了他支持民主自由的行动。
早先的政府对“77宪章”署名者的反应可能是处决和监禁。但是，到了1970年后期，捷司法部门总体上表现出对捷宪法中规定的人权的尊重，而实际上在维护政府的控制。既要对“77宪章”的组织者进行控制，又不能打破这种外表的假象，这对于司法机关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因为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支持“77宪章”的行为就起诉他们。相反，哈韦尔和另外三人面对的指控是将违禁的一本回忆录的手稿走私到了国外。
1977年10月18日，这一群人被审判认定企图损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哈韦尔被判处14个月有期徒刑，还可以有条件的延长三年。
为受到不公正迫害者进行辩护的委员会成立了
正当生活在悬而未决的判决下的时候，哈韦尔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一起组织了为受到不公正迫害者进行辩护的委员会，捷克语的缩写为VONS。这一组织对政府违反人权的逮捕行为进行监控、提出正式的抗议，并向那些由于不同政治意见而被捕的人员的家庭提供经济帮助。该组织还向境外的捷克移民的出版物提供批判政府的文章。
捷政府在1979年5月开始反击。哈韦尔和其他五人受到的指控是企图以颠覆行为损害捷国家的利益。自从该组织的宣言被西欧的媒体，比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之声”播放过以后，被告人又多了一项罪名，即帮助外国人进行反政府的宣传。
颠覆罪的审判开始于1979年10月22日。主审法官只允许12名家属进入到狭隘的法庭里；一百多名支持者、外国大使、记者和国际人权组织都被拒绝入内。很多在法庭外等待的人也被捕了。有些还受到警察的殴打。审判开始以前，被告人彼得·乌尔的妻子就被带出了法庭，原因是她企图做记录。
被告人和他们的律师指出VONS的成员公开为国家的人权案件请愿在审判之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如果VONS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那么为什么国家会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才提起诉讼?被告人指出捷宪法保证了公民请愿的权利，并以此来主张自己无罪。
审判只进行了两天。所有六名被告人都被认定有罪，获刑2到5年。哈韦尔被判处了四年半的有期徒刑。尽管国际上的批评很多，从法国共产党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但是哈韦尔一直服刑到1983年3月因病被释放。
对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制手段的不满一直存在。1988年8月21日，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20周年纪念日，一万名捷克人走上了布拉格街头。由于游行在纪念日过后仍然继续，警方的行动就越来越凶残了。10月份，数千名和平示威者在自1968年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勇敢地面对了警察。
1989年1月，另外一个政治纪念日邻近了。一个名叫扬詹·帕拉赫的学生为了抗议苏联入侵自焚致死已经有20年了。1月9日，哈韦尔收到了一名学生寄来的匿名信，信中声称是“77宪章”支持者团体代表。信的作者声称他为了追随帕拉赫打算在1月15日在布拉格的文西斯劳斯广场自焚，哈韦尔写了回信，劝解那个学生不要自杀。当哈韦尔要求发表他劝解那名学生的信件被国家的媒体拒绝后，这位剧作家就向外国媒体求援。“自由欧洲之声”和“美国之音”播送了哈韦尔的信息。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捷国家安全部门对哈韦尔挽救那名学生生命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在采访结束以前，哈韦尔提到了将要到来的帕拉赫纪念日。
哈韦尔在1月16日独自去了文西斯劳斯广场。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被捕了，原因是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因为警方曾经命令群众离开。当案件终于在1989年2月21日开始审理以后，他又因为发表纪念怕拉赫的文章而受到了煽动暴乱的指控——就是在政府感谢他挽救了一个匿名的计划自杀学生的同一次采访中。
审判过程和第一次一样滑稽。一个控方证人承认他甚至没有参加那次游行。当他指控警方威胁他让他来指控哈韦尔煽动暴乱的时候，这名证人被赶出了法庭。整个哈韦尔戏剧还有一处荒诞情节，一名秘密警察少校出示了一些哈韦尔站在文西斯劳斯广场的照片，但是却矢口否认安全部门对哈韦尔进行了跟踪。
哈韦尔的律师约瑟夫·勒日恰尔辩称他的客户之所以受到指控是由于救人，而政府已经公开认可了这一行为。哈韦尔则将法庭作为了他重申政治见解的地方：
“作为一个公民，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国家能够和平的发展。我坚信，最终我们的国家能够从所发生的事情上学到一些东西，并能够建立和社会各阶层的对话，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执不同政见而受到排斥。我坚信，最终我们的国家能够不再像一个丑姑娘，她打破了镜子因为她认为镜子里的人长得不漂亮。”
“我没有罪恶感”，哈韦尔补充说，“但是如果判决我有罪，我将接受对我的惩罚，算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做出的牺牲。同扬·帕拉赫的牺牲比起来这不算什么，而扬·帕拉赫正是我们要纪念的。”
检查官卡雷尔·弗洛里安对哈韦尔的爱国感情表示了赞赏，但是谴责了他通过广播公开帕拉赫的示威的行为。结果仍然是事先确定好的。哈韦尔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九个月有期徒刑。
这一次安全部门和他们在司法界的同盟者做过了头。这一判决引起了要求释放哈韦尔的活动。当局收到了3800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释放哈韦尔。压力使得他的刑期被减为一个月。5月17日他由于“表现良好”被释放，服刑还不到全部刑期的1/3。
捷克民主改革的成长
苏联不断成长的民主气氛使得捷克的强硬派更加孤立。与苏联不同的是，捷克的领导人无法期待东欧其他国家的支持，此时，也就是1989年大多的东欧国家，也都在解除自己的原有统治体制。对于领导人改革现有制度的承诺的公开反对终于让捷克政府明白了新的领导人只能通过选举产生。
哈韦尔用他的一篇名为《几句话》的文章来促进民主改革和宗教自由，四万名捷克人签名。1989年11月27日，在警方对布拉格的大型示威活动进行攻击后10天，数百万捷克人罢工，使整个国家停转。一个名叫公民论坛的反对党被匆忙组织起来同捷克争夺政府的控制权。
统治机构很快就垮掉了。“公民论坛”获得了内阁和国会的控制权，因为公众反对强硬派和他们的支持者的改革承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曾经被入侵的苏联军队在1968年免去总统职务，被选举为议会主席。为了完成权利的交接，议会需要选举一位总统——唯一能够得到“公民论坛”和余下的议员共同认可的候选人。1989年12月29日，在议会全体一致的选举之后，瓦茨拉夫·哈韦尔被选举为捷克总统。
哈韦尔担任总统职务一直到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投票决定从捷克联邦共和国中独立出来。哈韦尔不愿意看到他和很多人为之奋斗了这么长时间的国家就此解体。然而，在当年晚些时候进行的选举中，他当选为被分割后的新的捷克共和国总统。哈韦尔总统于1993年2月2日就职。
——汤姆·史密斯
被告人：瓦茨拉夫·哈韦尔 被指控罪行：颠覆活动、帮助外国人进行反政府宣传、煽动参加示威和阻止安全措施的执行 主要辩护律师：约瑟夫·勒日恰尔博士 主要检查官：卡雷尔·弗洛里安 地点：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审判日期：1977年10月18日；1979年10月22日；1989年2月21日 认定：有罪 判决：九个月监禁
——意义
对于剧作家和人权活动家瓦茨拉夫·哈韦尔持续的审判加速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制度的灭亡。
1976年末，一个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起草了一份宣言，他们希望借此尽快结束十年来政府的压制。这一秘密拟订的文件叫“77宪章”。尽管这一文件的署名者受到了迫害，但是却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断断续续的重返民主的旅程。
“77宪章”列出了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下的政府拒绝给予人民自由。宪章还进一步要求胡萨克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宪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联合国人权协定》及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里面规定的人权内容，而捷政府已经在这些文字上签字。
242名“77宪章”的署名者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他们自己是“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开放的组织，其成员是持有各种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固定的议程来寻求政治上的改变。宪章指定了三位发言人：前外交官伊日·哈耶克博士、哲学家扬·帕托奇卡和瓦茨拉夫·哈韦尔。 瓦茨拉夫·哈韦尔是一名国际知名的剧作家，其剧作遭到胡萨克政府的禁止。
“77宪章”的组织者计划将宣言的副本寄发给每一个签署人，寄给总统胡萨克和捷联邦议会。1977年1月6日，哈韦尔和几位同伴正在寄发写好地址的宪章时被捕了。捷政府迅速行动起来阻止“77宪章”的发行，但是已经太晚了。文件的内容已经由西欧的报纸和广播传到了数千名捷克斯洛伐克人那里，尽管他们本来对此一无所知。
“77宣言”的语调是平和的，但是他要求政府要实践其制定和认可的人权法律和国际协定。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对于一个相信个人的权利面对更大的国家的利益时就应该被牺牲的政府来说，这个文件是一个威胁性的挑战。
哈韦尔被捕后很快被释放，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再次被捕，并被指控颠覆国家。哈耶克博士和帕托奇卡教授没有被捕，但是由于多次受到询问，年迈的哈耶克博士在3月13日死于脑出血。
宪章的其他签署人都受到了种种打击。工人失去了工作，护照被宣告无效，他们的家人不能受到教育。有些，比如哈韦尔，被要求移民。
“77宪章”再没有被国家控制的媒体重新印刷或是广播过，相反，文件和其署名者受到了这些媒体的评判。在被关押期间，哈韦尔还曾经因为国家的广播评论员说他是西方情报部门收买的间谍提起过诽谤的诉讼，但是没有成功。哈韦尔还曾经提起过非正式的释放要求，还曾经无意之间对他的狱卒提起过打算辞掉宪章发言人的职位。国家的媒体宣布说哈韦尔已经对宪章进行了否定，已经辞去了发言人职务，但是在他1977年5月20日获释前他对于这个情况一无所知。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投入地开始了他支持民主自由的行动。
早先的政府对“77宪章”署名者的反应可能是处决和监禁。但是，到了1970年后期，捷司法部门总体上表现出对捷宪法中规定的人权的尊重，而实际上在维护政府的控制。既要对“77宪章”的组织者进行控制，又不能打破这种外表的假象，这对于司法机关来说确实是个难题，因为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支持“77宪章”的行为就起诉他们。相反，哈韦尔和另外三人面对的指控是将违禁的一本回忆录的手稿走私到了国外。
1977年10月18日，这一群人被审判认定企图损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哈韦尔被判处14个月有期徒刑，还可以有条件的延长三年。
为受到不公正迫害者进行辩护的委员会成立了
正当生活在悬而未决的判决下的时候，哈韦尔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一起组织了为受到不公正迫害者进行辩护的委员会，捷克语的缩写为VONS。这一组织对政府违反人权的逮捕行为进行监控、提出正式的抗议，并向那些由于不同政治意见而被捕的人员的家庭提供经济帮助。该组织还向境外的捷克移民的出版物提供批判政府的文章。
捷政府在1979年5月开始反击。哈韦尔和其他五人受到的指控是企图以颠覆行为损害捷国家的利益。自从该组织的宣言被西欧的媒体，比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之声”播放过以后，被告人又多了一项罪名，即帮助外国人进行反政府的宣传。
颠覆罪的审判开始于1979年10月22日。主审法官只允许12名家属进入到狭隘的法庭里；一百多名支持者、外国大使、记者和国际人权组织都被拒绝入内。很多在法庭外等待的人也被捕了。有些还受到警察的殴打。审判开始以前，被告人彼得·乌尔的妻子就被带出了法庭，原因是她企图做记录。
被告人和他们的律师指出VONS的成员公开为国家的人权案件请愿在审判之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如果VONS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那么为什么国家会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才提起诉讼?被告人指出捷宪法保证了公民请愿的权利，并以此来主张自己无罪。
审判只进行了两天。所有六名被告人都被认定有罪，获刑2到5年。哈韦尔被判处了四年半的有期徒刑。尽管国际上的批评很多，从法国共产党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但是哈韦尔一直服刑到1983年3月因病被释放。
对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制手段的不满一直存在。1988年8月21日，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20周年纪念日，一万名捷克人走上了布拉格街头。由于游行在纪念日过后仍然继续，警方的行动就越来越凶残了。10月份，数千名和平示威者在自1968年以来最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勇敢地面对了警察。
1989年1月，另外一个政治纪念日邻近了。一个名叫扬詹·帕拉赫的学生为了抗议苏联入侵自焚致死已经有20年了。1月9日，哈韦尔收到了一名学生寄来的匿名信，信中声称是“77宪章”支持者团体代表。信的作者声称他为了追随帕拉赫打算在1月15日在布拉格的文西斯劳斯广场自焚，哈韦尔写了回信，劝解那个学生不要自杀。当哈韦尔要求发表他劝解那名学生的信件被国家的媒体拒绝后，这位剧作家就向外国媒体求援。“自由欧洲之声”和“美国之音”播送了哈韦尔的信息。在一次广播采访中，捷国家安全部门对哈韦尔挽救那名学生生命的行为表示了感谢。在采访结束以前，哈韦尔提到了将要到来的帕拉赫纪念日。
哈韦尔在1月16日独自去了文西斯劳斯广场。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他被捕了，原因是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因为警方曾经命令群众离开。当案件终于在1989年2月21日开始审理以后，他又因为发表纪念怕拉赫的文章而受到了煽动暴乱的指控——就是在政府感谢他挽救了一个匿名的计划自杀学生的同一次采访中。
审判过程和第一次一样滑稽。一个控方证人承认他甚至没有参加那次游行。当他指控警方威胁他让他来指控哈韦尔煽动暴乱的时候，这名证人被赶出了法庭。整个哈韦尔戏剧还有一处荒诞情节，一名秘密警察少校出示了一些哈韦尔站在文西斯劳斯广场的照片，但是却矢口否认安全部门对哈韦尔进行了跟踪。
哈韦尔的律师约瑟夫·勒日恰尔辩称他的客户之所以受到指控是由于救人，而政府已经公开认可了这一行为。哈韦尔则将法庭作为了他重申政治见解的地方：
“作为一个公民，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国家能够和平的发展。我坚信，最终我们的国家能够从所发生的事情上学到一些东西，并能够建立和社会各阶层的对话，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执不同政见而受到排斥。我坚信，最终我们的国家能够不再像一个丑姑娘，她打破了镜子因为她认为镜子里的人长得不漂亮。”
“我没有罪恶感”，哈韦尔补充说，“但是如果判决我有罪，我将接受对我的惩罚，算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做出的牺牲。同扬·帕拉赫的牺牲比起来这不算什么，而扬·帕拉赫正是我们要纪念的。”
检查官卡雷尔·弗洛里安对哈韦尔的爱国感情表示了赞赏，但是谴责了他通过广播公开帕拉赫的示威的行为。结果仍然是事先确定好的。哈韦尔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九个月有期徒刑。
这一次安全部门和他们在司法界的同盟者做过了头。这一判决引起了要求释放哈韦尔的活动。当局收到了3800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释放哈韦尔。压力使得他的刑期被减为一个月。5月17日他由于“表现良好”被释放，服刑还不到全部刑期的1/3。
捷克民主改革的成长
苏联不断成长的民主气氛使得捷克的强硬派更加孤立。与苏联不同的是，捷克的领导人无法期待东欧其他国家的支持，此时，也就是1989年大多的东欧国家，也都在解除自己的原有统治体制。对于领导人改革现有制度的承诺的公开反对终于让捷克政府明白了新的领导人只能通过选举产生。
哈韦尔用他的一篇名为《几句话》的文章来促进民主改革和宗教自由，四万名捷克人签名。1989年11月27日，在警方对布拉格的大型示威活动进行攻击后10天，数百万捷克人罢工，使整个国家停转。一个名叫公民论坛的反对党被匆忙组织起来同捷克争夺政府的控制权。
统治机构很快就垮掉了。“公民论坛”获得了内阁和国会的控制权，因为公众反对强硬派和他们的支持者的改革承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曾经被入侵的苏联军队在1968年免去总统职务，被选举为议会主席。为了完成权利的交接，议会需要选举一位总统——唯一能够得到“公民论坛”和余下的议员共同认可的候选人。1989年12月29日，在议会全体一致的选举之后，瓦茨拉夫·哈韦尔被选举为捷克总统。
哈韦尔担任总统职务一直到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投票决定从捷克联邦共和国中独立出来。哈韦尔不愿意看到他和很多人为之奋斗了这么长时间的国家就此解体。然而，在当年晚些时候进行的选举中，他当选为被分割后的新的捷克共和国总统。哈韦尔总统于1993年2月2日就职。
——汤姆·史密斯
被告人：瓦茨拉夫·哈韦尔 被指控罪行：颠覆活动、帮助外国人进行反政府宣传、煽动参加示威和阻止安全措施的执行 主要辩护律师：约瑟夫·勒日恰尔博士 主要检查官：卡雷尔·弗洛里安 地点：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审判日期：1977年10月18日；1979年10月22日；1989年2月21日 认定：有罪 判决：九个月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