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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审判约翰·丹真朱克：1987年-1988年
——意义
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的庭审，本意在于减少人们对于国家是否对于纳粹战犯手软了的猜疑。与预期相反的是，后来当新的证据浮出海面的时候，这个国家最高法院认识到他们错误地判处了一个无辜的人。
1981年，一位居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汽车工人、61岁的乌克兰人被剥夺了他的美国国籍。因为法庭发现他在30年前申请移民时对移民局隐瞒了在“二战”期间的活动。漫长的时间过去了，1986年2月27日，约翰·丹真朱克输掉了他的引渡案件，他被护送上了EI AI 747喷气式飞机飞往特拉维夫。这次旅行的目的第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丹真朱克来说是去面对另一场审判，这一次面对的指控是他就是“魔鬼伊万”，也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在波兰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守卫。在美国的听政程序中所举出的证据似乎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他就是那个虐待狂，他在“二战”期间的1942年到1943年，曾经亲自将数千名犹太人送到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好几名从前在同一个集中营的犯人都指认他就是那个摧残他们的人，还有一份影印的身份证，据说是在特拉福尼奇，一个德国专门用来训练党卫军（SS）卫兵的训练营发给一个叫约翰·丹真朱克的人的。
这张身份证神秘地出现在苏联，然后才到了西方。丹真朱克用坚定而单薄的声音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搞错了身份的受害人。
原始的引渡许可上面特别规定了“谋杀”
。1987年2月16日，当丹真朱克最终站在耶路撒冷由剧院改成的法庭上时，起诉书上写的罪名是“种族灭绝”。这中间的区别是巨大的：种族灭绝可以判处死刑，而谋杀至多只是终生监禁；此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种族灭绝罪的引渡协定，证据清晰地表明，辩护律师约拉姆·谢夫特尔认为以色列对这一罪名没有管辖权。在短暂的商议后，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被指定来审理这个案子——没有陪审团——而且宣布以色列有权采取这样的行动，开题的辩论就此开始。
很多特雷布林卡的幸存者曾经在美国的听证程序中作证，现在他们又一次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埃利亚胡·罗森贝格，他曾经从毒气室中清理尸体。当检察官迈克尔·歇克德让罗森贝格“看着被告人，如果你能的话，仔细看看他”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罗森贝格说：“我要求尊敬的法庭能够让他摘掉眼镜。”
“他的眼镜？为什么？”法官莱文插进来问道。
“我想看他的眼睛。我可以再近一点吗？”
喧 哗
尽管辩护人提出了抗议，丹真朱克还是摘掉了他的眼镜，罗森贝格走到距离被告人只有三英尺的地方。突然丹真朱克伸出了欢迎的手，而罗森贝格则气愤地将他的手打到一边，嘴里喊着：“你这个杀人犯！你怎么还敢向我伸手，”然后，几秒钟后，“毫无疑问，这就是特雷布林卡毒气是室的伊万！就是我看着的这个人。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杀人犯的眼睛！”在一片喧哗中，罗森贝格回到了他的证人席。
后来，这次确认的效果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人们了解到，1947年罗森贝格曾经对一位早先调查大屠杀的调查员说，他曾经看到“魔鬼伊万”在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的一次暴动中被打死了。在首席辩护律师马克·奥康纳的交叉询问中，罗森贝格说这次陈述是用意弟绪语说的，在翻译中出了错。他的意思是说看到伊万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不是说他看到伊万真的死了。对于辩护人来说，这是一个微小的却是意义深远的胜利：第一颗怀疑的种子被种下了。
有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从一些照片中认出了丹真朱克，这让辩护人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一名战争暴行的调查人员玛丽亚·拉迪夫克尔，承认那张在幸存者中传播的八人照片对被告人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他是那中间唯一的秃头的人，然而，她似乎对于这样的提示丝毫不感到后悔，他说：“我又不能为他的秃头负责。”
赫尔穆特·莱昂纳德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明星证人：1942-1944年间他曾经是党卫军（SS）在特拉福尼奇的一名职员，这个时间正是那张身份证印制的时间。这一次，他吓着了检察官，他说如果丹真朱克是在特雷布林卡的话，那么他的身份证上应该有一个号码。他还说，“如果一个卫兵在特雷布林卡被抓，而身上带着T/149（身份证）就会被捕，因为根据他的身份证上的号码，特雷布林卡是不允许他进入的。”这样的话证实了辩护人的主张，即特拉福尼奇文件，就算不是伪造的，也不可能是“魔鬼伊万”的。
另一位让检察官感到失望的证人是奥托·霍恩，一位来自特雷布林卡2号营的党卫军警察。他说：“这张照片和伊万很像，我以前也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他。”这完全不是检察官所期待的确认。
然后就轮到辩护方了。丹真朱克作证的时候座无虚席的法庭上响起了一阵嘘声。和美国的司法制度不同，以色列的司法制度中并没有无需自证其罪的权利或选择不作证，但这会受到指责，而且通常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丹真朱克用乌克兰语重新讲述了他在1942-1943年的活动，他曾经在两个战俘营，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波兰海乌姆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但是丹真朱克不是一个好的证人。他的记忆漏洞百出——即使是不会用来给他定罪的事件——而且他回答问题时反应很慢，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认为他是在故意回避。
更糟糕的事发生了。埃德娜·罗伯逊作为问题文件专家专程从美国赶来作证了，她使用一个摄像广谱扫描仪（VSS）对特拉福尼奇身份证做了试验，她得出的结论是在制造中曾经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墨，这让她确信这是一份伪造的证件。
然而，当检察官把一个VSS带到法庭上，对其他有证据表明毫无疑问的文件进行相同的检查，所有论据都显示出了罗伯逊认为很值得怀疑的情况。罗伯逊的错误对于辩护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一系列的事件在朱利叶斯·格兰特博士的导演下上场了，这位来自伦敦的问题文件检查人员，曾经在1983年将闻名世界的“希特勒日记”认定为伪造的。比对了丹真朱克在身份证上的签名和被告人的签名，这让格兰特确信特拉福尼奇的文件不可能属于丹真朱克。
对于辩护方来说最大的帮助来自于威廉·瓦赫纳尔教授，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他描述了照片的布局所产生的提示性和人们的记忆如何歪曲历史，尤其是在经过很多年以后。他尽量避免责备那些将被告人指认为“魔鬼伊万”的证人，瓦赫纳尔解释了一系列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情况如何共同起作用，使得几乎可以肯定每一个幸存者都会将照片中的人指认为丹真朱克。
绞刑判决
但这仍然不足以让法庭相信。1988年4月18日，法官多夫·莱文宣布了法庭的判决：“我们明确地没有一丝犹豫或是怀疑地判决被告人……就是伊万。”一周以后，丹真朱克被判处绞刑。
所有为丹真朱克辩护的人中，没有人比谢夫特尔更痛苦了。他是一名骄傲的犹太人，从他的那些同胞那里，他承受了最刻薄的辱骂，因为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来接受由他来为一个纳粹杀人犯辩护的事实。就算是当面的嘲讽也不能改变谢夫特尔的信仰，即丹真朱克不是“魔鬼伊万”，他只是一次以政治为目的的公审的牺牲品。在以色列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赞同这一观点。
1990年5月15日，证实这一观点的证据成倍增长。苏联的文件中包含了80份证词——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做的——所有证词都指认马尔琴科才是“魔鬼伊万”。尤其是有一份来自于尼古拉·谢莱夫，此人被苏联抓获，并被判处战争罪。他在1952年被处决以前，谢莱夫曾经亲自运送特雷布林卡毒气室的人，确认他和马尔琴科的行动都是一前一后的。更重要的是乔治·帕克所揭示的消息，此人是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特殊调查办公室（OSI）的律师，他声称，早在1979年，OSI的官员就知道特雷布林卡毒气室是由马尔琴科和谢莱夫运作的，但是却什么都没有说。
歇克德还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辩论说就算丹真朱克不是“魔鬼伊万”，他也一定曾经在其他集中营守卫过。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接受这样粗劣的手段，他向这位被挫败的检察官指出美国的引渡证书上特别指出了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而没有说别的地方。在马尔琴科的女儿卡塔琳娜·科瓦连科的证词中，确认20世纪50年代初克格勃就曾经搜查过她的家，拿走了所有他父亲的照片，这不禁让人们怀疑那个身份证是苏联人伪造的。
在进行了一年的商议后，1993年7月29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丹真朱克的判决，认定他不是“魔鬼伊万”。两个月后，他被从以色列送回美国，继续进行他被取消国籍的诉讼。
对于这场悲剧性而又曲折的审判的最好的评价是以色列法官哈伊姆·科亨的话，他在后来写道，“这是一次值得引以为戒的事件。任何貌似公正都纯粹出于巧合。”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约翰·丹真朱克 被指控罪行：种族灭绝 主要辩护律师：马克·奥康纳、约拉姆·谢夫特尔、保罗·丘马克、约翰·吉尔 主要检察官：迈克尔·歇克德、约纳·布拉特曼、丹尼斯·戈德曼、迈克尔·霍罗威茨 法官：多夫·莱文、达利亚·多尔纳、兹维·塔勒 地点：以色列，耶路撒冷 审判日期：1987年2月16日-1988年4月8日 认定：有罪；被上诉审推翻 判决：死刑
——意义
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的庭审，本意在于减少人们对于国家是否对于纳粹战犯手软了的猜疑。与预期相反的是，后来当新的证据浮出海面的时候，这个国家最高法院认识到他们错误地判处了一个无辜的人。
1981年，一位居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汽车工人、61岁的乌克兰人被剥夺了他的美国国籍。因为法庭发现他在30年前申请移民时对移民局隐瞒了在“二战”期间的活动。漫长的时间过去了，1986年2月27日，约翰·丹真朱克输掉了他的引渡案件，他被护送上了EI AI 747喷气式飞机飞往特拉维夫。这次旅行的目的第具有特别的意义，对于丹真朱克来说是去面对另一场审判，这一次面对的指控是他就是“魔鬼伊万”，也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在波兰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守卫。在美国的听政程序中所举出的证据似乎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他就是那个虐待狂，他在“二战”期间的1942年到1943年，曾经亲自将数千名犹太人送到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好几名从前在同一个集中营的犯人都指认他就是那个摧残他们的人，还有一份影印的身份证，据说是在特拉福尼奇，一个德国专门用来训练党卫军（SS）卫兵的训练营发给一个叫约翰·丹真朱克的人的。
这张身份证神秘地出现在苏联，然后才到了西方。丹真朱克用坚定而单薄的声音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搞错了身份的受害人。
原始的引渡许可上面特别规定了“谋杀”
。1987年2月16日，当丹真朱克最终站在耶路撒冷由剧院改成的法庭上时，起诉书上写的罪名是“种族灭绝”。这中间的区别是巨大的：种族灭绝可以判处死刑，而谋杀至多只是终生监禁；此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种族灭绝罪的引渡协定，证据清晰地表明，辩护律师约拉姆·谢夫特尔认为以色列对这一罪名没有管辖权。在短暂的商议后，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被指定来审理这个案子——没有陪审团——而且宣布以色列有权采取这样的行动，开题的辩论就此开始。
很多特雷布林卡的幸存者曾经在美国的听证程序中作证，现在他们又一次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埃利亚胡·罗森贝格，他曾经从毒气室中清理尸体。当检察官迈克尔·歇克德让罗森贝格“看着被告人，如果你能的话，仔细看看他”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罗森贝格说：“我要求尊敬的法庭能够让他摘掉眼镜。”
“他的眼镜？为什么？”法官莱文插进来问道。
“我想看他的眼睛。我可以再近一点吗？”
喧 哗
尽管辩护人提出了抗议，丹真朱克还是摘掉了他的眼镜，罗森贝格走到距离被告人只有三英尺的地方。突然丹真朱克伸出了欢迎的手，而罗森贝格则气愤地将他的手打到一边，嘴里喊着：“你这个杀人犯！你怎么还敢向我伸手，”然后，几秒钟后，“毫无疑问，这就是特雷布林卡毒气是室的伊万！就是我看着的这个人。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杀人犯的眼睛！”在一片喧哗中，罗森贝格回到了他的证人席。
后来，这次确认的效果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人们了解到，1947年罗森贝格曾经对一位早先调查大屠杀的调查员说，他曾经看到“魔鬼伊万”在1943年8月2日特雷布林卡的一次暴动中被打死了。在首席辩护律师马克·奥康纳的交叉询问中，罗森贝格说这次陈述是用意弟绪语说的，在翻译中出了错。他的意思是说看到伊万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不是说他看到伊万真的死了。对于辩护人来说，这是一个微小的却是意义深远的胜利：第一颗怀疑的种子被种下了。
有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从一些照片中认出了丹真朱克，这让辩护人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一名战争暴行的调查人员玛丽亚·拉迪夫克尔，承认那张在幸存者中传播的八人照片对被告人来说是不利的。因为他是那中间唯一的秃头的人，然而，她似乎对于这样的提示丝毫不感到后悔，他说：“我又不能为他的秃头负责。”
赫尔穆特·莱昂纳德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明星证人：1942-1944年间他曾经是党卫军（SS）在特拉福尼奇的一名职员，这个时间正是那张身份证印制的时间。这一次，他吓着了检察官，他说如果丹真朱克是在特雷布林卡的话，那么他的身份证上应该有一个号码。他还说，“如果一个卫兵在特雷布林卡被抓，而身上带着T/149（身份证）就会被捕，因为根据他的身份证上的号码，特雷布林卡是不允许他进入的。”这样的话证实了辩护人的主张，即特拉福尼奇文件，就算不是伪造的，也不可能是“魔鬼伊万”的。
另一位让检察官感到失望的证人是奥托·霍恩，一位来自特雷布林卡2号营的党卫军警察。他说：“这张照片和伊万很像，我以前也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他。”这完全不是检察官所期待的确认。
然后就轮到辩护方了。丹真朱克作证的时候座无虚席的法庭上响起了一阵嘘声。和美国的司法制度不同，以色列的司法制度中并没有无需自证其罪的权利或选择不作证，但这会受到指责，而且通常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丹真朱克用乌克兰语重新讲述了他在1942-1943年的活动，他曾经在两个战俘营，大多数的时间是在波兰海乌姆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但是丹真朱克不是一个好的证人。他的记忆漏洞百出——即使是不会用来给他定罪的事件——而且他回答问题时反应很慢，这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认为他是在故意回避。
更糟糕的事发生了。埃德娜·罗伯逊作为问题文件专家专程从美国赶来作证了，她使用一个摄像广谱扫描仪（VSS）对特拉福尼奇身份证做了试验，她得出的结论是在制造中曾经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墨，这让她确信这是一份伪造的证件。
然而，当检察官把一个VSS带到法庭上，对其他有证据表明毫无疑问的文件进行相同的检查，所有论据都显示出了罗伯逊认为很值得怀疑的情况。罗伯逊的错误对于辩护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一系列的事件在朱利叶斯·格兰特博士的导演下上场了，这位来自伦敦的问题文件检查人员，曾经在1983年将闻名世界的“希特勒日记”认定为伪造的。比对了丹真朱克在身份证上的签名和被告人的签名，这让格兰特确信特拉福尼奇的文件不可能属于丹真朱克。
对于辩护方来说最大的帮助来自于威廉·瓦赫纳尔教授，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他描述了照片的布局所产生的提示性和人们的记忆如何歪曲历史，尤其是在经过很多年以后。他尽量避免责备那些将被告人指认为“魔鬼伊万”的证人，瓦赫纳尔解释了一系列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情况如何共同起作用，使得几乎可以肯定每一个幸存者都会将照片中的人指认为丹真朱克。
绞刑判决
但这仍然不足以让法庭相信。1988年4月18日，法官多夫·莱文宣布了法庭的判决：“我们明确地没有一丝犹豫或是怀疑地判决被告人……就是伊万。”一周以后，丹真朱克被判处绞刑。
所有为丹真朱克辩护的人中，没有人比谢夫特尔更痛苦了。他是一名骄傲的犹太人，从他的那些同胞那里，他承受了最刻薄的辱骂，因为他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来接受由他来为一个纳粹杀人犯辩护的事实。就算是当面的嘲讽也不能改变谢夫特尔的信仰，即丹真朱克不是“魔鬼伊万”，他只是一次以政治为目的的公审的牺牲品。在以色列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赞同这一观点。
1990年5月15日，证实这一观点的证据成倍增长。苏联的文件中包含了80份证词——大多数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做的——所有证词都指认马尔琴科才是“魔鬼伊万”。尤其是有一份来自于尼古拉·谢莱夫，此人被苏联抓获，并被判处战争罪。他在1952年被处决以前，谢莱夫曾经亲自运送特雷布林卡毒气室的人，确认他和马尔琴科的行动都是一前一后的。更重要的是乔治·帕克所揭示的消息，此人是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特殊调查办公室（OSI）的律师，他声称，早在1979年，OSI的官员就知道特雷布林卡毒气室是由马尔琴科和谢莱夫运作的，但是却什么都没有说。
歇克德还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辩论说就算丹真朱克不是“魔鬼伊万”，他也一定曾经在其他集中营守卫过。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接受这样粗劣的手段，他向这位被挫败的检察官指出美国的引渡证书上特别指出了是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而没有说别的地方。在马尔琴科的女儿卡塔琳娜·科瓦连科的证词中，确认20世纪50年代初克格勃就曾经搜查过她的家，拿走了所有他父亲的照片，这不禁让人们怀疑那个身份证是苏联人伪造的。
在进行了一年的商议后，1993年7月29日，最高法院取消了对丹真朱克的判决，认定他不是“魔鬼伊万”。两个月后，他被从以色列送回美国，继续进行他被取消国籍的诉讼。
对于这场悲剧性而又曲折的审判的最好的评价是以色列法官哈伊姆·科亨的话，他在后来写道，“这是一次值得引以为戒的事件。任何貌似公正都纯粹出于巧合。”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约翰·丹真朱克 被指控罪行：种族灭绝 主要辩护律师：马克·奥康纳、约拉姆·谢夫特尔、保罗·丘马克、约翰·吉尔 主要检察官：迈克尔·歇克德、约纳·布拉特曼、丹尼斯·戈德曼、迈克尔·霍罗威茨 法官：多夫·莱文、达利亚·多尔纳、兹维·塔勒 地点：以色列，耶路撒冷 审判日期：1987年2月16日-1988年4月8日 认定：有罪；被上诉审推翻 判决：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