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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洛丽·贝伦森审判：1996年
——意义
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女人洛丽·贝伦森，由于和当地的一个革命组织成员有联系并且牵扯进一桩对国会议员的绑架案而在秘鲁被认定犯有判国罪。对她进行逮捕和审判的过程引起了她在美国的朋友、同事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抗议。他们相信她或者使被冤枉的，或者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两种情况都存在。
1995年11月30日，26岁的洛丽·贝伦森在位于利马的秘鲁国会大厦前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被捕。几个小时以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MRTA）和军队之间发生了持续12小时的枪战，最终以22名成员被捕而告终。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他举着 洛丽·贝伦森的护照宣布说她已经作为北美恐怖主义者被捕，她还被怀疑是MRAT成员。
贝伦森于1996年1月6日接受了审理。在1月8日召开的公开会议上，人们鼓励她对媒体发表讲话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她已经被告知会场没有麦克风，她讲话的声音很大，以便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后来，她对美国大使馆派来的人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当时的发言听起来更像是在喊叫。
“我被指控，”她说，“原因是我对于存在于这个国家的饥饿和苦难表示的担忧……如果说为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表示担忧是犯罪的话，我愿意接受我的惩罚。”
军事法庭做出严厉的判决
贝伦森的辩护律师格里马尔多·阿查博士不得不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阅读长达2000页的起诉书和证据。在第二天进行的审理中，阿查发表了几点辩护意见：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环境证据；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查看这些证据；对于一个非本国公民指控以判国罪是不恰当的；由于应该对被告人提起更轻的起诉，因此应该由普通法院来审理这个案子。位于秘鲁的民事法院和军事法院相比，对几项权利提供了保护。比如保持沉默的权利、提供相反的证据、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和使用独立于提起逮捕的机关的检察官。
1月11日，一名军事法官判决洛丽·贝伦森是MRAT的成员，而且是一名国际颠覆者，并涉嫌军火走私。她被判处30年监禁，服刑地点是的的喀喀湖附近位于普诺的亚纳马约监狱。这一地点的高度有1.4万英尺，监狱内部的温度很少能够达到40华氏读。阿查后来对贝伦森解释说她对媒体发表的讲话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战色彩，正是这个原因加重了对她的审判。
阿查开始了上诉的过程。首先是在1月26日接受了另外一个军事法庭的审理。这个法庭维持了前面的判决，第二次上诉于3月16日被驳回。
在美国，贝伦森的父母马克和罗达开始组织支持力量。有两名代表人分别是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瑟夫·肯尼迪和来自纽约的卡罗琳·马洛尼。他们的工作是争取将案件移送到普通法院审理。但是这些人的努力受到了贝伦森的拒绝，她反对自己受到不同的待遇。根据美国和秘鲁之间的协定，她可以在美国服刑。但是直到1996年5月，在美国服刑才成为现实，原因是她提起的上诉程序还没有审结和她自己要求要和秘鲁的其他人受到相同的待遇。
激进活动的历史和失算影响了辩护
尽管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很多指控和审理中使用的证据都被反控理事会丁科特泄露了。贝伦森的辩护律师没能直接获得的材料都从媒体上获得了。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批评说一系列的失算导致贝伦森的案件更为艰难。她对媒体的激动的演讲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她真的是支持革命的，还有一些对她不利的客观情况。格里马尔多·阿查博士曾经为几名MRTA成员辩护。前美国检察长拉姆齐·克拉克也是贝伦森辩护队伍中的成员，早先曾经就一个更为暴力的组织“闪光之路”的成员的案件写信给藤森总统，批评对其采用军事审判。由此，这两名律师都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即贝伦森是个激进主义者。
此外，秘鲁军队完全没有意愿对一名和恐怖分子有染的美国人表现出宽宏大量。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闪光之路”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行动。这些行动在贝伦森案件之前不久刚刚被藤森政府镇压，其中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很多军事人员在恐怖分子的伏击和谋杀中丧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秘密的军事审判制度的建立。
部分是由于不清楚贝伦森在前几年的情况，美国人权组织不愿意参与对她进行辩护。一些保守的美国社论作家接受了她被指控的罪行。其他人，尽管认为她和激进分子有联系，但是对审判的封闭性和军事法庭缺少司法权利进行了批判。
她的一些老朋友记得，她在高中和大学时就表现出了对于穷人或是她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的同情。贝伦森参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活动显然是来源于美国学生和拉丁美洲革命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团结运动。她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中期。
1988年，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她第一次访问了拉丁美洲。和贵格会一起，她在危地马拉短暂的停留过。后来，她还在1989年的海外学习项目中到过萨尔瓦多。她访问那里的大学期间，萨尔瓦多军方对该大学的预算提出了反对意见，学校的学生和管理者举行了公开的示威活动。该大学校长的家被炸毁，贝伦森就住在那里（很多人怀疑这是军方所为），贝伦森和另外两名学生也被牵扯进来。第二天，一名学生被国家安全士兵带走，后来发现被残忍地杀害。
贝伦森回到美国后离开了大学，全职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中美洲国家联盟和萨尔瓦多人民团结委员会——萨尔瓦多解放势力组织的一个政治派别。
1990年，贝伦森搬到尼加拉瓜。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在那里她和萨尔瓦多革命组织FLMN的领袖莱昂内尔·冈萨雷斯在一起工作。据说她还参加了FLMN和萨尔瓦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1992年她还曾经和一个危地马拉人有短暂的婚姻。
根据进一步透露的消息，贝伦森遇到了军火走私者帕西什菲科·卡斯特莱龙，并和他一起来到了厄瓜多尔，并在那里见到了秘鲁革命组织MRTA的领袖内斯托尔·赛巴。根据秘鲁部队的说法，贝伦森在利马为MRTA建造了藏身之处。在秘鲁期间，她获得了两份纽约期刊的介绍信，有了这些介绍信，她就可以采访秘鲁国会成员。军方对她的指控中部分是指控了她了解国会的结构，而这一信息对于绑架国会成员派上了用场。尽管她否认待在藏身处，但是有人曾经看到她在那里。他们还找到了一些她对MRTA提供经济帮助的证据。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卡斯特莱龙和其他MRTA成员曾经作对贝伦森不利的证据。对贝伦森和MRTA是否有牵连进行调查的独立记者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首先是贝伦森要求以平等的待遇对待她，其次是有明显的将她和秘鲁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的环境证据，还有秘鲁政府的不妥协态度，这些因素使得军事法庭对她的审判很难被推翻。
——罗德尼·卡莱尔
被告人：洛丽·埃莱娜·贝伦森 被指控罪行：叛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格里马尔多·阿查博士、拉姆奇·克拉克、托马斯·努特 主要检察官：未披露 法官：三名秘密军事法官（身份未披露） 地点：秘鲁，利马 审理日期：1996年1月6日-11日 认定：有罪 判决：终身监禁
——意义
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女人洛丽·贝伦森，由于和当地的一个革命组织成员有联系并且牵扯进一桩对国会议员的绑架案而在秘鲁被认定犯有判国罪。对她进行逮捕和审判的过程引起了她在美国的朋友、同事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抗议。他们相信她或者使被冤枉的，或者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两种情况都存在。
1995年11月30日，26岁的洛丽·贝伦森在位于利马的秘鲁国会大厦前的一辆公共汽车上被捕。几个小时以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MRTA）和军队之间发生了持续12小时的枪战，最终以22名成员被捕而告终。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他举着 洛丽·贝伦森的护照宣布说她已经作为北美恐怖主义者被捕，她还被怀疑是MRAT成员。
贝伦森于1996年1月6日接受了审理。在1月8日召开的公开会议上，人们鼓励她对媒体发表讲话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她已经被告知会场没有麦克风，她讲话的声音很大，以便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后来，她对美国大使馆派来的人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当时的发言听起来更像是在喊叫。
“我被指控，”她说，“原因是我对于存在于这个国家的饥饿和苦难表示的担忧……如果说为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表示担忧是犯罪的话，我愿意接受我的惩罚。”
军事法庭做出严厉的判决
贝伦森的辩护律师格里马尔多·阿查博士不得不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阅读长达2000页的起诉书和证据。在第二天进行的审理中，阿查发表了几点辩护意见：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环境证据；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查看这些证据；对于一个非本国公民指控以判国罪是不恰当的；由于应该对被告人提起更轻的起诉，因此应该由普通法院来审理这个案子。位于秘鲁的民事法院和军事法院相比，对几项权利提供了保护。比如保持沉默的权利、提供相反的证据、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和使用独立于提起逮捕的机关的检察官。
1月11日，一名军事法官判决洛丽·贝伦森是MRAT的成员，而且是一名国际颠覆者，并涉嫌军火走私。她被判处30年监禁，服刑地点是的的喀喀湖附近位于普诺的亚纳马约监狱。这一地点的高度有1.4万英尺，监狱内部的温度很少能够达到40华氏读。阿查后来对贝伦森解释说她对媒体发表的讲话表现出了强烈的好战色彩，正是这个原因加重了对她的审判。
阿查开始了上诉的过程。首先是在1月26日接受了另外一个军事法庭的审理。这个法庭维持了前面的判决，第二次上诉于3月16日被驳回。
在美国，贝伦森的父母马克和罗达开始组织支持力量。有两名代表人分别是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瑟夫·肯尼迪和来自纽约的卡罗琳·马洛尼。他们的工作是争取将案件移送到普通法院审理。但是这些人的努力受到了贝伦森的拒绝，她反对自己受到不同的待遇。根据美国和秘鲁之间的协定，她可以在美国服刑。但是直到1996年5月，在美国服刑才成为现实，原因是她提起的上诉程序还没有审结和她自己要求要和秘鲁的其他人受到相同的待遇。
激进活动的历史和失算影响了辩护
尽管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很多指控和审理中使用的证据都被反控理事会丁科特泄露了。贝伦森的辩护律师没能直接获得的材料都从媒体上获得了。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批评说一系列的失算导致贝伦森的案件更为艰难。她对媒体的激动的演讲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她真的是支持革命的，还有一些对她不利的客观情况。格里马尔多·阿查博士曾经为几名MRTA成员辩护。前美国检察长拉姆齐·克拉克也是贝伦森辩护队伍中的成员，早先曾经就一个更为暴力的组织“闪光之路”的成员的案件写信给藤森总统，批评对其采用军事审判。由此，这两名律师都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即贝伦森是个激进主义者。
此外，秘鲁军队完全没有意愿对一名和恐怖分子有染的美国人表现出宽宏大量。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闪光之路”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行动。这些行动在贝伦森案件之前不久刚刚被藤森政府镇压，其中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很多军事人员在恐怖分子的伏击和谋杀中丧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秘密的军事审判制度的建立。
部分是由于不清楚贝伦森在前几年的情况，美国人权组织不愿意参与对她进行辩护。一些保守的美国社论作家接受了她被指控的罪行。其他人，尽管认为她和激进分子有联系，但是对审判的封闭性和军事法庭缺少司法权利进行了批判。
她的一些老朋友记得，她在高中和大学时就表现出了对于穷人或是她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们的同情。贝伦森参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活动显然是来源于美国学生和拉丁美洲革命者在20世纪80年代的团结运动。她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中期。
1988年，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她第一次访问了拉丁美洲。和贵格会一起，她在危地马拉短暂的停留过。后来，她还在1989年的海外学习项目中到过萨尔瓦多。她访问那里的大学期间，萨尔瓦多军方对该大学的预算提出了反对意见，学校的学生和管理者举行了公开的示威活动。该大学校长的家被炸毁，贝伦森就住在那里（很多人怀疑这是军方所为），贝伦森和另外两名学生也被牵扯进来。第二天，一名学生被国家安全士兵带走，后来发现被残忍地杀害。
贝伦森回到美国后离开了大学，全职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中美洲国家联盟和萨尔瓦多人民团结委员会——萨尔瓦多解放势力组织的一个政治派别。
1990年，贝伦森搬到尼加拉瓜。透露出来的消息说，在那里她和萨尔瓦多革命组织FLMN的领袖莱昂内尔·冈萨雷斯在一起工作。据说她还参加了FLMN和萨尔瓦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1992年她还曾经和一个危地马拉人有短暂的婚姻。
根据进一步透露的消息，贝伦森遇到了军火走私者帕西什菲科·卡斯特莱龙，并和他一起来到了厄瓜多尔，并在那里见到了秘鲁革命组织MRTA的领袖内斯托尔·赛巴。根据秘鲁部队的说法，贝伦森在利马为MRTA建造了藏身之处。在秘鲁期间，她获得了两份纽约期刊的介绍信，有了这些介绍信，她就可以采访秘鲁国会成员。军方对她的指控中部分是指控了她了解国会的结构，而这一信息对于绑架国会成员派上了用场。尽管她否认待在藏身处，但是有人曾经看到她在那里。他们还找到了一些她对MRTA提供经济帮助的证据。根据透露出来的消息，卡斯特莱龙和其他MRTA成员曾经作对贝伦森不利的证据。对贝伦森和MRTA是否有牵连进行调查的独立记者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首先是贝伦森要求以平等的待遇对待她，其次是有明显的将她和秘鲁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的环境证据，还有秘鲁政府的不妥协态度，这些因素使得军事法庭对她的审判很难被推翻。
——罗德尼·卡莱尔
被告人：洛丽·埃莱娜·贝伦森 被指控罪行：叛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格里马尔多·阿查博士、拉姆奇·克拉克、托马斯·努特 主要检察官：未披露 法官：三名秘密军事法官（身份未披露） 地点：秘鲁，利马 审理日期：1996年1月6日-11日 认定：有罪 判决：终身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