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朝红女士 我的儿子死在鼓楼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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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孟朝红女士 我的儿子死在鼓楼地铁
2010-09-21 09:28:53 来源: 南都周刊 (广州)
地铁公司的说法，发生了几次变化，从最初的“不能提供录像给家属”，到“一部分录像设备坏了，提供不了”，再到最近的说法是，“监控设备全都发生了故障，没录上”。
在鼓楼大街地铁的站台上随处可见摄像头，但北京地铁公司称：在事发的一段时间摄像头是坏的，没有监控视频。
大学生马跃不明不白跌落北京地铁站台，被铁轨上的高压线电死，警方的初步结论是“孩子自己跳下去的”，但马跃进入地铁前毫无自杀征兆，而监控设备齐全的地铁站，没有录像可查。马跃的母亲，唯有每晚到地铁站台扛着牌子寻找知情者。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实习生 王钟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孟朝红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眼镜片背后，是哭红的双眼和疲惫无助的眼神。刚闭眼休息几分钟，手机滴滴叫了起来，是一位朋友的短信。她一边读着对方的劝慰，一边止不住地抽泣，泪水浸湿了桌子上一张又一张纸巾。一想到还躺在殡仪馆冷冰冰柜子里的儿子，一想到生性开朗活泼的他至今死因未明，孟朝红又无法合眼了。
“孩子是我的理想，他现在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接受得了吗？”孟朝红哭出声来。20多天前，她的儿子马跃莫明其妙死在北京地铁2号线鼓楼大街站的铁轨上，到底怎么跌落的都不清不楚，而监控设备齐全的北京地铁站，没有录像可查，警方也迟迟拿不出值得信服的调查结论。
20多天来的奔波无获，让这位47岁的母亲已近乎绝望。
死于地铁轨道上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孟朝红，现在是《中国化工报》高级记者，从1996年进入这家报社，她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将近15年。
孟朝红常年出差在外，对家庭和孩子照顾不多，她与她的先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石家庄，都忙于各自工作。自1999年孟朝红带着儿子马跃来北京上学后，她一半时间给了工作，另一半差不多全都给了孩子，直到2008年暑假过后，马跃考入西南交通大学去了成都，她的操心才稍微少了些。
读英语专业的马跃，出生于1989年，9月初开了学，他就要上大三了。由于下学期选了物流作为第二学位，前些日子马跃就和母亲说过，想提前几天回学校选课。
8月23日下午，正在鄂尔多斯棋盘井的孟朝红给儿子打电话，问他订票了没有。马跃回答说，想和妈妈再多待一天，如果她在27日前能回家，他就买28日的票走。
与母亲通过电话后，马跃跟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又到鼓楼大街附近打了一会游戏。10点40分左右，马跃走进地铁，并给女朋友吕雯发了条短信，他说，我要坐末班地铁回家了。
吕雯是马跃的大学同学，两个人从2009年11月10日正式交往后，感情甜蜜，暑假的每一天，电话短信不断，在他们校内网的空间里，有很多浪漫温馨的照片。
可是在这一个夜晚，马跃再也无法走出北京地铁站。
深夜0：20时分，警方的一个电话，把出差中的孟朝红吵醒了。
电话那头是民警刘洋，他是用马跃的手机打来电话的。他说，8月23日晚11点47分，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已经送到了一个叫做盛唐司法鉴定中心的地方。
孟朝红蒙了，可她还有些将信将疑，因为下午她还和儿子在电话里聊过天。与孟朝红同时出差鄂尔多斯的同事，也不相信，同事说，不可能啊，晚上11点47分已经没有地铁了，打电话的肯定是个骗子。
挂掉民警的电话后，孟朝红在内蒙古拨打了110，除了具体时间改为晚上10点47分外，基本事实逐步得到确认。
棋盘井是个小镇，没有机场，孟朝红连夜赶往宁夏银川机场，临时补票登上8月24日最早一班飞机，上午9点到了北京，随后，她见到了儿子的遗体。
侦办此案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民警刘洋在与孟朝红面谈时，他的回复和在电话中的讲述相差不多，案件还没有最终定论，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孩子自己跳下站台？
一直懂事的儿子为什么会跌落到地铁铁轨上，并被铁轨上的高压线电死？孟朝红无法接受现实，也想象不出个中原由。
委托警方所做的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拿到了，这份鉴定结论，排除了马跃跌落前吸毒、饮酒、服用可致身体失衡药物的可能性，另外，警方称，死者身上未见器物性伤害，初步排除了刑事犯罪的嫌疑。
民警在向孟朝红口头传达初步意见时说，孩子是自己跳下站台的。
孟朝红不相信儿子会自杀。2010年的暑假，马跃过得忙碌而开心，为了修学分，他先是在学校做了几天社会实践，回到北京刚三四天，又联系了一家调查公司做兼职。
“我儿子喜欢车，喜欢球和球鞋，他的调查一个是做车的调查，一个是做阿迪达斯球鞋的调查，所以他做这个一直是非常高兴的，回来就跟我讲做阿迪调查的感受。他特喜欢车，很小的时候就看《汽车之友》，那时候五块钱一本，我就给他买，期期不落，什么车的性能和配置，他都知道。”
马跃出事当天凌晨，马父也接到了警方电话，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听到消息后马父就急着往北京赶，第二天早晨上班前，他到了北京市公交分局，并在随后连续十多天里，来回奔波于地铁公司、地铁站、北京公交分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之间，但找不到任何满意的答复。折腾了很多天，巨大的悲伤把他击倒了，他住进了医院。
在这位父亲的眼里，马跃是阳光、热情、谨慎的，有很多朋友，朋友对他印象很好，悲观厌世的情绪，在马跃那里是从来没有过的，自杀更绝无可能。“我的孩子，我清楚，如果他有自杀的嫌疑，我们所有家属和同学都不会这么努力去追查了。我现在就是要真相，不惜一切代价。”马先生沙哑着嗓音说。
事出当天，与马跃有过接触的，是潘嘉冉、潘一丰等几个好朋友。
8月23日下午3点多，潘嘉冉、方择、张翼翔，一起去了“缘聚时空”网吧，网吧与鼓楼大街地铁站很近，从B口出来，走几步就到了。上了网吧二楼，刚玩了一会，潘嘉冉感觉后背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是哈哈大笑的马跃。马跃说，他已经来了有一会了，刚才在一楼，玩的也是DOTA。
潘嘉冉记得，从下午到晚上，大家有说有笑，还互留了新手机号。两天后的25日晚，潘嘉冉在小学同学的QQ群里，突然听说马跃“自杀”的消息。他惊呆了，“不可能啊，那天我们在一块，他挺高兴的，怎么会自杀呢？”
潘一丰是马跃最好的朋友之一，8月23日上午，他约了马跃和另外一个同学，三人说好次日聚会吃饭，可24日早晨，他震惊地得知，马跃在地铁事故中死了。
潘一丰也不相信马跃会自杀，他将这一消息通过QQ群和校内网，通知了更多同学，发动大家共同寻找线索。
消失的监控录像
孟朝红第一时间就要求调取事发当晚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并申请了证据保全。警官说，要调取录像，得和地铁公司交涉。
孟朝红来到位于西直门外大街2号的地铁大厦，这里是北京地铁公司的总部。出面与孟朝红谈话的，是三分公司副经理李平。改制后的北京地铁公司，具体业务一分为四，鼓楼大街这一站，属于三分公司运营和管辖的范围。
三分公司提供给家属的说法，在事后多日，发生了好几次变化，从最初的“不能提供录像给家属”，到“一部分录像设备坏了，提供不了”，再到最近的说法是，“8月11日到8月24日，监控设备全都发生了故障，没录上”。当家属进一步问询时，李平说，对技术问题，他们不专业，不懂。
家属找到了李平提及的专业机构—北京地铁通号公司，但对方回答了一个技术问题后，就不再回应家属的更多追问，“这些问题，领导没让我们回答”。
“北京地铁，设备是最先进的，那么多摄像头，连死角都不能有，他敢说没录像？谁信呢！孩子不明不白地走了，作为父母，我们心里不安。”马跃的父亲说。
孟朝红决定自己亲自取证，寻找目击证人。按地铁方和警方的说法，事发时，站台上人不多，“几乎没有人”。但孟朝红了解到，当晚“有很多人”，跌落后，光围观的，就有十几个。记者以乘客身份，向维持秩序的地铁工作人员求证，他说，末班乘客，不一定很少，有时还要排起很长的队伍呢。
可是，当孟朝红和几个同学第一次进入站台调查时，好几个健壮的男子上前推搡，要他们赶紧出去，同学们手里举着的牌子、握着的纸条也险些被抢走。
“他们到底想隐瞒什么呢？”一直在克制情绪的孟朝红，愤怒了，地铁公司的不配合和多次拦挡，让她怀疑这里头“有问题”。
孟朝红首先质疑的是，儿子的眼镜哪里去了？一刻都离不开眼镜的马跃，在出事后，眼镜找不到了。地铁公司告诉孟朝红：死者根本就没有戴眼镜。
地铁公司是否如其所言“立即断了电”，目击者也有不同说法。孟朝红发现，儿子身上有多处高压电击伤，这到底是持续性电击形成的，还是一次性电击导致的，她不清楚。
有目击现场的网友留言说，最开始，站台上没有焦糊味，是过了一会才闻到的，他据此推断，当时并没有及时断电，是持续性高压电灼伤，把尸体或衣物烧焦了。另有人补充说，地铁车厢一直有电，高压电没有立刻断掉，事故最初，没人敢下去救人。
孟朝红觉得，这一系列疑点，只有看到完整录像，才能一目了然，这样一个简单程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孟朝红聘请的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的金杰说，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监控录像对地铁公司来说，“必须有”，而且地铁调度中心，每天都有人盯着屏幕在看，哪个摄像头坏了，能立刻被发现，马上就有人来修复，如果坏了十几天，那是个大事故，但报修、检修报告为什么没有？“不是地铁公司说没有，就没有的，这很好追查。”
地铁三分公司副经理李平却是一脸委屈，他说：“我可以拿我的一切做担保，真的没有录像。这人命关天的事，要是有录像，你说，我敢不拿出来吗？”
地铁的责任
“地铁公司明知轨道有高压线，存在巨大风险，却不安装防护栏，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金杰律师说。
北京地铁采用第三轨供电，这第三条轨道，平行于乘客能看到的两轨，位置紧贴站台一侧，电压超过七八百伏，一旦有乘客不慎跌落站台，后果不堪设想。而北京地铁除了2007年以后开通的新线路有封闭或半封闭屏障外，1号线、2号线、13号线、八通线，都没有防护栏，站台上仅有一条黄色标志线，距离铁轨不过半米远，乘客稍有打闹或站立不稳，都有可能跌落下去。
“站台加屏障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以前没有，全世界都如此。”李平说。他又解释，如果对2007年前的地铁站台加以改造，也不现实。一者，有的站台结构不稳定，加一个屏蔽门，“站台塌了，肯定不行”；二者，一旦改造就要大施工，线路要停运，现在北京地铁一刻不能停，压力太大，一停，北京交通就瘫痪了；三者，资金投入也是一个问题；四者，现在人流量很大，加一个屏障，有可能占用一部分空间，这可能也会抵消一部分运力。“地铁公司不是不想去改造，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地铁公司能回答的。”
在金杰律师看来，北京地铁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地铁公司的高层领导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主动追着家属解释，做安慰的姿态。从进入站台，到跌落死亡，这几分钟内，马跃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地铁公司也有举证责任。“地铁公司除非能提供证据证明马跃有重大过失，比如说是他自己蹦下去的，否则，那就是它地铁公司的过错嘛。”
但孟朝红反映，作为责任方的北京地铁公司，其高层领导一直没有走出地铁大厦与家属作出任何一句解释，三分公司也只是派出一个副经理谈了一回。记者前往地铁公司了解情况时，得到的答复均是，所有领导都去开地铁运动会了，没时间接受采访。
9月12日晚10点，孟朝红带着潘一丰和几个同学，又到鼓楼大街地铁站台上，把复印好的小纸条，恭敬地递到了每位上下车乘客的面前。纸条上面写着事件梗概和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们希望找到事故的知情人。
刚发了一会，地铁工作人员就凑上前来阻拦，驱赶不成后，他们盯着领到纸条的乘客说，“别听他们瞎说，是他自己跳下去的—您那纸条用得着吗，给我吧。”不少乘客手里的纸条，就这样，被转手收走了。
此时，鼓楼大街地铁站繁忙依旧，人来人往，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2010-09-21 09:28:53 来源: 南都周刊 (广州)
地铁公司的说法，发生了几次变化，从最初的“不能提供录像给家属”，到“一部分录像设备坏了，提供不了”，再到最近的说法是，“监控设备全都发生了故障，没录上”。
在鼓楼大街地铁的站台上随处可见摄像头，但北京地铁公司称：在事发的一段时间摄像头是坏的，没有监控视频。
大学生马跃不明不白跌落北京地铁站台，被铁轨上的高压线电死，警方的初步结论是“孩子自己跳下去的”，但马跃进入地铁前毫无自杀征兆，而监控设备齐全的地铁站，没有录像可查。马跃的母亲，唯有每晚到地铁站台扛着牌子寻找知情者。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实习生 王钟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孟朝红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眼镜片背后，是哭红的双眼和疲惫无助的眼神。刚闭眼休息几分钟，手机滴滴叫了起来，是一位朋友的短信。她一边读着对方的劝慰，一边止不住地抽泣，泪水浸湿了桌子上一张又一张纸巾。一想到还躺在殡仪馆冷冰冰柜子里的儿子，一想到生性开朗活泼的他至今死因未明，孟朝红又无法合眼了。
“孩子是我的理想，他现在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接受得了吗？”孟朝红哭出声来。20多天前，她的儿子马跃莫明其妙死在北京地铁2号线鼓楼大街站的铁轨上，到底怎么跌落的都不清不楚，而监控设备齐全的北京地铁站，没有录像可查，警方也迟迟拿不出值得信服的调查结论。
20多天来的奔波无获，让这位47岁的母亲已近乎绝望。
死于地铁轨道上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孟朝红，现在是《中国化工报》高级记者，从1996年进入这家报社，她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将近15年。
孟朝红常年出差在外，对家庭和孩子照顾不多，她与她的先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石家庄，都忙于各自工作。自1999年孟朝红带着儿子马跃来北京上学后，她一半时间给了工作，另一半差不多全都给了孩子，直到2008年暑假过后，马跃考入西南交通大学去了成都，她的操心才稍微少了些。
读英语专业的马跃，出生于1989年，9月初开了学，他就要上大三了。由于下学期选了物流作为第二学位，前些日子马跃就和母亲说过，想提前几天回学校选课。
8月23日下午，正在鄂尔多斯棋盘井的孟朝红给儿子打电话，问他订票了没有。马跃回答说，想和妈妈再多待一天，如果她在27日前能回家，他就买28日的票走。
与母亲通过电话后，马跃跟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又到鼓楼大街附近打了一会游戏。10点40分左右，马跃走进地铁，并给女朋友吕雯发了条短信，他说，我要坐末班地铁回家了。
吕雯是马跃的大学同学，两个人从2009年11月10日正式交往后，感情甜蜜，暑假的每一天，电话短信不断，在他们校内网的空间里，有很多浪漫温馨的照片。
可是在这一个夜晚，马跃再也无法走出北京地铁站。
深夜0：20时分，警方的一个电话，把出差中的孟朝红吵醒了。
电话那头是民警刘洋，他是用马跃的手机打来电话的。他说，8月23日晚11点47分，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已经送到了一个叫做盛唐司法鉴定中心的地方。
孟朝红蒙了，可她还有些将信将疑，因为下午她还和儿子在电话里聊过天。与孟朝红同时出差鄂尔多斯的同事，也不相信，同事说，不可能啊，晚上11点47分已经没有地铁了，打电话的肯定是个骗子。
挂掉民警的电话后，孟朝红在内蒙古拨打了110，除了具体时间改为晚上10点47分外，基本事实逐步得到确认。
棋盘井是个小镇，没有机场，孟朝红连夜赶往宁夏银川机场，临时补票登上8月24日最早一班飞机，上午9点到了北京，随后，她见到了儿子的遗体。
侦办此案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民警刘洋在与孟朝红面谈时，他的回复和在电话中的讲述相差不多，案件还没有最终定论，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孩子自己跳下站台？
一直懂事的儿子为什么会跌落到地铁铁轨上，并被铁轨上的高压线电死？孟朝红无法接受现实，也想象不出个中原由。
委托警方所做的尸检司法鉴定意见书拿到了，这份鉴定结论，排除了马跃跌落前吸毒、饮酒、服用可致身体失衡药物的可能性，另外，警方称，死者身上未见器物性伤害，初步排除了刑事犯罪的嫌疑。
民警在向孟朝红口头传达初步意见时说，孩子是自己跳下站台的。
孟朝红不相信儿子会自杀。2010年的暑假，马跃过得忙碌而开心，为了修学分，他先是在学校做了几天社会实践，回到北京刚三四天，又联系了一家调查公司做兼职。
“我儿子喜欢车，喜欢球和球鞋，他的调查一个是做车的调查，一个是做阿迪达斯球鞋的调查，所以他做这个一直是非常高兴的，回来就跟我讲做阿迪调查的感受。他特喜欢车，很小的时候就看《汽车之友》，那时候五块钱一本，我就给他买，期期不落，什么车的性能和配置，他都知道。”
马跃出事当天凌晨，马父也接到了警方电话，虽然身体状况不好，但听到消息后马父就急着往北京赶，第二天早晨上班前，他到了北京市公交分局，并在随后连续十多天里，来回奔波于地铁公司、地铁站、北京公交分局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之间，但找不到任何满意的答复。折腾了很多天，巨大的悲伤把他击倒了，他住进了医院。
在这位父亲的眼里，马跃是阳光、热情、谨慎的，有很多朋友，朋友对他印象很好，悲观厌世的情绪，在马跃那里是从来没有过的，自杀更绝无可能。“我的孩子，我清楚，如果他有自杀的嫌疑，我们所有家属和同学都不会这么努力去追查了。我现在就是要真相，不惜一切代价。”马先生沙哑着嗓音说。
事出当天，与马跃有过接触的，是潘嘉冉、潘一丰等几个好朋友。
8月23日下午3点多，潘嘉冉、方择、张翼翔，一起去了“缘聚时空”网吧，网吧与鼓楼大街地铁站很近，从B口出来，走几步就到了。上了网吧二楼，刚玩了一会，潘嘉冉感觉后背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是哈哈大笑的马跃。马跃说，他已经来了有一会了，刚才在一楼，玩的也是DOTA。
潘嘉冉记得，从下午到晚上，大家有说有笑，还互留了新手机号。两天后的25日晚，潘嘉冉在小学同学的QQ群里，突然听说马跃“自杀”的消息。他惊呆了，“不可能啊，那天我们在一块，他挺高兴的，怎么会自杀呢？”
潘一丰是马跃最好的朋友之一，8月23日上午，他约了马跃和另外一个同学，三人说好次日聚会吃饭，可24日早晨，他震惊地得知，马跃在地铁事故中死了。
潘一丰也不相信马跃会自杀，他将这一消息通过QQ群和校内网，通知了更多同学，发动大家共同寻找线索。
消失的监控录像
孟朝红第一时间就要求调取事发当晚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并申请了证据保全。警官说，要调取录像，得和地铁公司交涉。
孟朝红来到位于西直门外大街2号的地铁大厦，这里是北京地铁公司的总部。出面与孟朝红谈话的，是三分公司副经理李平。改制后的北京地铁公司，具体业务一分为四，鼓楼大街这一站，属于三分公司运营和管辖的范围。
三分公司提供给家属的说法，在事后多日，发生了好几次变化，从最初的“不能提供录像给家属”，到“一部分录像设备坏了，提供不了”，再到最近的说法是，“8月11日到8月24日，监控设备全都发生了故障，没录上”。当家属进一步问询时，李平说，对技术问题，他们不专业，不懂。
家属找到了李平提及的专业机构—北京地铁通号公司，但对方回答了一个技术问题后，就不再回应家属的更多追问，“这些问题，领导没让我们回答”。
“北京地铁，设备是最先进的，那么多摄像头，连死角都不能有，他敢说没录像？谁信呢！孩子不明不白地走了，作为父母，我们心里不安。”马跃的父亲说。
孟朝红决定自己亲自取证，寻找目击证人。按地铁方和警方的说法，事发时，站台上人不多，“几乎没有人”。但孟朝红了解到，当晚“有很多人”，跌落后，光围观的，就有十几个。记者以乘客身份，向维持秩序的地铁工作人员求证，他说，末班乘客，不一定很少，有时还要排起很长的队伍呢。
可是，当孟朝红和几个同学第一次进入站台调查时，好几个健壮的男子上前推搡，要他们赶紧出去，同学们手里举着的牌子、握着的纸条也险些被抢走。
“他们到底想隐瞒什么呢？”一直在克制情绪的孟朝红，愤怒了，地铁公司的不配合和多次拦挡，让她怀疑这里头“有问题”。
孟朝红首先质疑的是，儿子的眼镜哪里去了？一刻都离不开眼镜的马跃，在出事后，眼镜找不到了。地铁公司告诉孟朝红：死者根本就没有戴眼镜。
地铁公司是否如其所言“立即断了电”，目击者也有不同说法。孟朝红发现，儿子身上有多处高压电击伤，这到底是持续性电击形成的，还是一次性电击导致的，她不清楚。
有目击现场的网友留言说，最开始，站台上没有焦糊味，是过了一会才闻到的，他据此推断，当时并没有及时断电，是持续性高压电灼伤，把尸体或衣物烧焦了。另有人补充说，地铁车厢一直有电，高压电没有立刻断掉，事故最初，没人敢下去救人。
孟朝红觉得，这一系列疑点，只有看到完整录像，才能一目了然，这样一个简单程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孟朝红聘请的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的金杰说，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监控录像对地铁公司来说，“必须有”，而且地铁调度中心，每天都有人盯着屏幕在看，哪个摄像头坏了，能立刻被发现，马上就有人来修复，如果坏了十几天，那是个大事故，但报修、检修报告为什么没有？“不是地铁公司说没有，就没有的，这很好追查。”
地铁三分公司副经理李平却是一脸委屈，他说：“我可以拿我的一切做担保，真的没有录像。这人命关天的事，要是有录像，你说，我敢不拿出来吗？”
地铁的责任
“地铁公司明知轨道有高压线，存在巨大风险，却不安装防护栏，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金杰律师说。
北京地铁采用第三轨供电，这第三条轨道，平行于乘客能看到的两轨，位置紧贴站台一侧，电压超过七八百伏，一旦有乘客不慎跌落站台，后果不堪设想。而北京地铁除了2007年以后开通的新线路有封闭或半封闭屏障外，1号线、2号线、13号线、八通线，都没有防护栏，站台上仅有一条黄色标志线，距离铁轨不过半米远，乘客稍有打闹或站立不稳，都有可能跌落下去。
“站台加屏障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以前没有，全世界都如此。”李平说。他又解释，如果对2007年前的地铁站台加以改造，也不现实。一者，有的站台结构不稳定，加一个屏蔽门，“站台塌了，肯定不行”；二者，一旦改造就要大施工，线路要停运，现在北京地铁一刻不能停，压力太大，一停，北京交通就瘫痪了；三者，资金投入也是一个问题；四者，现在人流量很大，加一个屏障，有可能占用一部分空间，这可能也会抵消一部分运力。“地铁公司不是不想去改造，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不是地铁公司能回答的。”
在金杰律师看来，北京地铁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地铁公司的高层领导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主动追着家属解释，做安慰的姿态。从进入站台，到跌落死亡，这几分钟内，马跃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地铁公司也有举证责任。“地铁公司除非能提供证据证明马跃有重大过失，比如说是他自己蹦下去的，否则，那就是它地铁公司的过错嘛。”
但孟朝红反映，作为责任方的北京地铁公司，其高层领导一直没有走出地铁大厦与家属作出任何一句解释，三分公司也只是派出一个副经理谈了一回。记者前往地铁公司了解情况时，得到的答复均是，所有领导都去开地铁运动会了，没时间接受采访。
9月12日晚10点，孟朝红带着潘一丰和几个同学，又到鼓楼大街地铁站台上，把复印好的小纸条，恭敬地递到了每位上下车乘客的面前。纸条上面写着事件梗概和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们希望找到事故的知情人。
刚发了一会，地铁工作人员就凑上前来阻拦，驱赶不成后，他们盯着领到纸条的乘客说，“别听他们瞎说，是他自己跳下去的—您那纸条用得着吗，给我吧。”不少乘客手里的纸条，就这样，被转手收走了。
此时，鼓楼大街地铁站繁忙依旧，人来人往，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过。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