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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市政府 把肇祸公司告上法庭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10-11-03 22:15:28 点击次数: 0
摘            要:  
       接下来几天,媒体纷至沓来,外界多持正面评价,律师王思鲁甚至认为信宜市政府此举是“对法治的跨越、对民本的回归”。信宜市政府一位负责媒体事务的官员说——
简介:
信宜市政府  把肇祸公司告上法庭

2010-10-29 15:38 南方周末

2010年9月25日,紫金矿业的分公司溃坝致信宜的下游多个村庄遭灾。在钱排镇达垌村,李启福在废墟中寻找家的残迹 CFP/图

■紫金矿业子公司因尾矿溃坝造成村民重大伤亡,广东省信宜市政府把肇祸公司告上了信宜市法庭。政府敢于得罪纳税大户,替民作原告,被舆论认为开启了“官告民”新时代。但信宜市政府却并不受用,认为舆论“把政府想得太复杂”,这样做只是为了查封公司财产作赔偿。



■有当地官员认为,政府诉紫金的诉讼现在既然公之于众,接下来的处理步步都得谨慎,政府不希望和紫金闹得太僵,毕竟这么大一家企业引进来也不容易。但学者认为,信宜市政府的“无心插柳”,客观上已经走上了用法律解决问题的道路,“维护了受害民众利益,值得鼓励”。

政府:起诉的想法很单纯

在中国,政府“屈尊”当原告,多少算一桩新鲜事。

10月9日,这桩新鲜事的主角———广东省信宜市政府一纸诉状,把在当地开矿的紫金矿业两家子公司告上法庭。这两家公司是信宜市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和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政府方面诉称,两家公司拥有经营权的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溃坝事件,给信宜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950万元。

政府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共利益,引来舆论好评,信宜市政府方面却并不受用。市政府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诉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大家把政府想得太复杂了。”这场给信宜市钱排镇带来巨大损失的溃坝发生在一个月前。南方周末记者近日在当地了解到,在受灾最严重的双合村和达垌村,被冲垮的房屋、车辆仍掩埋在洪流带来的石块和泥沙中,23名死亡或失踪者的亲人依然无法忘记那个令他们家庭破碎的黑色星期二。

灾难的导火索是“凡亚比”台风带来的暴雨,但当地村民认为,溃坝和泥石流的根源是紫金矿业两个子公司在上游建设的银岩锡矿尾矿库。广东省调查组也初步认定两家公司对尾矿库溃坝事件负有责任。但各方具体责任仍需等待最终调查报告的认定。

最终调查尚未出炉,信宜市政府就向信宜市法院起诉两家公司,难免让人产生“复杂”的想法。

信宜市政府法制局局长陈海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的想法真的很单纯:溃坝发生后,紫金两家子公司的负责人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公司财产管理处于混乱的状态,政府申请信宜法院重点查封公司财产,是为了便于解决日后救灾重建。“下游灾民认为紫金矿业有很大责任,为了处理以后的赔偿问题,需要保全财产,防止他们转移走银行内的财产。”陈海清说。当初政府方面只静悄悄地进行官司。陈海清说,政府不想公开此事,因为怕“舆论参与进来会有杂音”。

法院立案后一个星期内,舆论没有动静。直到10月18日,紫金矿业按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定,发布公告称其旗下两家子公司被诉,这桩诉讼才公之于众,这让信宜市政府方面措手不及。连信宜市代市长黄玉华都觉得“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既然他们公告了,我们也得有个回应。”市政府一位官员说,他们花了整个下午拟定新闻通稿,最终的稿子经过了五轮以上的修改,市政府连夜召集媒体发布通稿。“哪句话能说,哪句话不能说,都咨询过我们法院民事庭的庭长,让他一字一句一个标点地给我们改。”这位官员担心“说错了站不住脚就被动了”。

接下来几天,媒体纷至沓来,外界多持正面评价,律师王思鲁甚至认为信宜市政府此举是“对法治的跨越、对民本的回归”。信宜市政府一位负责媒体事务的官员说,他们也是看了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才知道事情原来这么复杂。

怎么处理会很敏感

眼下,信宜市政府不得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双方都把事情摆在台面上了,怎么处理都会显得很敏感。”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作为信宜市“十大工业建设项目”和“八大特色龙头企业”之一,根据规划,银岩锡矿建成投产后年利税总额6000万元。

对于地处粤西山区的县级市信宜来说,这是当地求之不得的招商引资大手笔,如今政府不惜得罪这位大财神,似乎不合常理。

直至溃坝事故发生时为止,该矿依然处于试产阶段,其“税收贡献还没有体现”。

实际上,当地村民中对该矿的开发一直存在反对意见。去年高旗岭尾矿库大坝修建时,当地村民因为质疑其选址位置,曾试图阻止矿方施工。达垌村党支部书记刘传富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确有村民与紫金矿业发生冲突。为了平息冲突,企业出具了相关文件,包括项目选址意见书、环评报告等。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安监局给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颁发了安全生产许可证,溃坝事故后该许可证被依法注销。

刘传富说,除了带来安全隐患,采矿企业给村子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很少,村里因紫金矿业开矿而获得的仅仅是每年3万元的“协调费”。

溃坝发生后,尽管有上级的援助,因为财政底子薄,信宜市政府在救灾方面非常吃力。

一位官员透露,依惯例,下半年是一些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冲刺的时候,但目前这些工作全部都搁置了,“四套班子领导全部在灾区”。

这位官员说,灾民的安置、赔偿,更是牵扯了政府的绝大部分精力,最近一个月他一直在接待上访、安抚村民。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对溃坝事件也负有责任。

信宜市政府方面反复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紫金两个子公司在此地开矿,有关审批权都在更高一级的行政机关,信宜市方面没有发言权。

紫金矿业两个子公司在灾后的表现,政府方面多有不满。“很多信宜之外的企业都捐款了,不少非信宜籍的老板也亲自送来财物,他们连矿泉水都没给一瓶。”上述官员说。

各种微妙的因素最后促成政府走上公堂。

外界普遍认为,信宜市政府向对方索赔的1950万,对救灾重建是杯水车薪。陈海清告诉记者,这个数额肯定不够,只是因为信宜市法院能受理的案件标的额最多只有2000万。

当被记者问到“为何不去标的限额更高的茂名市起诉”时,信宜市政府内部人员的回答是“不要把压力交给他们”,此外还可以“简化手续”。

政府方面不仅不想让外界知道起诉一事,甚至不希望法院开庭审理,按照他们的想法,能庭外和解最好。政府方面没有料到,原本出发点很单纯的起诉,现在已是一着“险棋”。

有当地官员透露,既然已经公之于众,接下来的处理步步都得谨慎,每个部门都得谨慎,政府不希望和紫金闹得太僵,毕竟这么大一个企业当初引进来也不容易。

采访中有官员不止一次提到,因为事件还在调查中,他们必须保持低调,否则怕省工作组怪罪下来就不好办了。

村民对诉讼进展的关切,更让政府必须“步步谨慎”。“既然都告了,村民会问,为什么还不开庭呢?我也想去听一下,最好当庭说说我家有多惨。”市政府一位官员坦率地说。

采访中有村民告诉记者,他暂时不再上访了,想等诉讼结果出来后再作打算。

“歪打正着”的进步

陈海清认为,这起案件比较复杂,开庭时间很难预期。他说,如果能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会更好,政府方面更倾向于协商解决。

信宜市政府专门成立了负责这次诉讼的工作组,由司法局和政府法制局牵头。他们正在接触一些律师,希望获得更专业的意见。

尽管信宜市政府方面最初“无心插柳”,客观上已经走上了用法律解决问题的道路。律师王思鲁认为,这是一种出乎意料又最为理智的方式,反映了思维的转变,尤为难得。“不管信宜政府动机为何,起诉的举动客观上维护了受害民众利益,值得鼓励。”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律师高尚涛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高尚涛说,他多年来接触到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大多站在企业一边,使得案件在立案之初就困难重重,即便立上了案,想胜诉也难上加难。

迄今为止公开的判例中,政府出面索赔的,南方周末记者只查到一起。2008年,佛山市南海市丹灶镇政府状告非法排放污染物的个人和企业,最后获得了赔偿。不同的是,在那个案件中,丹灶镇政府是在当地检察院督促下起诉,并非主动而为。

近年来,检察院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扮演积极探索的角色。云南、江苏等地都出现过检察院向企业或个人索赔的判例,为环境侵权诉讼开辟了一条新路。

但检察院当原告,一直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检察院往往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在法律没有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下,作为原告不符合民诉法的规定。

信宜市政府的这次诉讼一定程度上也面临这个问题。王思鲁认为,信宜市政府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国有土地、水流、海域的一级国家机关,有权就上述国有财产要求紫金矿业子公司进行损害、污染赔偿。至于人员伤亡、房屋等私有财产的损害,信宜市政府难以越俎代庖,代为提起诉讼。

民法学者梁慧星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村民的授权,政府只能为自己遭受的损害提起诉讼,村民应该单独提起对紫金子公司的诉讼。不过,如果政府已经向村民支付了一部分安置费或补偿费,有权代位向紫金子公司追索这部分钱。由于重大灾害往往是由政府主导救灾,政府的诉求中当然包含了受害民众的利益。

对此,陈海清也表示:“现在受灾的群众都是依赖政府比较多。他自己去打官司的话,可能经费、精力不够,再加上要求赔偿的数额又比较大,所以政府有这个责任去做。”有村民担心,即便政府胜诉了,自己也不一定能从1950万元中分到赔偿款。

目前信宜市政府的起诉状中,只提“给信宜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未提受侵害的具体事实和证据,法院最终如何认定、受害村民能从政府起诉中获益多少,确实是个未知数。陈海清说,目前损失还在统计中,政府官司打赢后,对方赔的钱有多少会直接给受灾群众,是下一步的工作。

此案被公开报道后,有评论者冀望信宜市政府此举能开启“官告民”新时代,改变以往企业重大侵权事件的处理模式:“试想一下,如果在毒奶粉案件中,政府能站出来告奶粉企业,效果和意义将大不相同。”在信宜市政府看来,上述评论者的看法,就是把政府想得太复杂了。如果他们能换个思维,可能会发现这种想法再简单不过,无非是希望政府能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方可成 赵蕾 发自广东信宜、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