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蕾记者 老翁倒在路边满脸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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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周华蕾记者 老翁倒在路边满脸是血
首页>>新闻 老男孩的复仇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范承刚
2011-01-20 10:12:30
来源:南方周末
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喝狼奶的下一代，最终成为刽子手
71岁，在一个最与世无争的年纪，翁元鑅死于谋杀。
2010年11月13日，福建莆田涵江区。凌晨，牌局散去，老翁晃晃悠悠回家。
一个小时后，有下班的酒店服务员，借着月光，看见老翁倒在路边，呈一个“大”字仰面躺着，满脸是血。
消息传开，罐头厂的老人们都蒙了。
如今，这个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厂子破产了，一些退休职工还留在这儿。茶馆，麻将馆，菜市场，是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全部。
而老翁的生活圈子，绕来绕去也出不了这巴掌大的地方。
起初人们想是贼娃子干的。这里治安糟得很，快过年了总出小偷。老翁是个热心肠，一连好几天半夜起床，义务为小区巡逻；又有人怀疑是老翁的亲生儿子。自从老翁二婚，从前的孩子跟了前妻，多年断绝往来。
林家人试图找人联名上书，希望对复仇的林云涛网开一面。
最终谜底揭晓，却是所有人不曾想到的——
杀人者林云涛，罐头厂下岗职工，一个长着胡茬和肿眼泡的中年男人。
三十多年来，从童年到中年，他一直盘算着向那个不复存在的年代复仇。
爸爸给人害死了
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
罐头厂往东南四十公里，是莆田秀屿的溪边村。1970年，林云涛出生在这里。
母亲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父亲林建阳则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在国企莆田罐头厂当文书。
父亲很少回家，直到1977年秋的某天。那一天，溪边村后厝大队的坝子里，黑黝黝全是人。林云涛钻进人群，看见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你爸爸给人害死了。”周围的人跟他说。父亲的样子让他浑身发抖，上和下牙咯咯地冲撞。
这与父亲此前的形象仿佛火与冰的两极。从前，他是大学生、共产党员、援越军人、国企罐头厂的文书，前途无量；如今，他是一具死尸，荣光灰飞烟灭。
没有人相信林建阳是自杀的。他是硬骨头的复员军人，几天前，厂里有人经不住批斗自杀，他还感慨别人太傻。
林建阳不明不白地死了，罐头厂说他畏罪自杀，村里人都不服气。林家纠集了几十个亲戚，差点把尸体抬去县里闹。之后，还有赤脚医生做了尸检报告，认定为他杀。
而最终，都不了了之。
1981年，林云涛补员进莆田市罐头厂当工人。那时候他小学二年级没毕业，还是个傻里傻气的农村娃。
补员的机会，是家里人上访四年的结果。他们每天写信申冤，十年间，至少寄出500多封，甚至寄给中央领导。得到的反馈是：抚养费606元，安葬费90元，以及一个罐头厂的补员名额。
林家人自此明白，“走法律这条路，肯定没有办法”。
人数逾千的罐头厂里，11岁的林云涛比所有人都小出一大截。厂里开了后门，把他户籍上的年龄往上添了5岁。
进厂后，他试图拨开父亲自杀的迷雾。他看到了父亲投身的那口黑漆漆的机打井。听说父亲是因为得罪了红派的人，被勒死以后丢进井里的。
厂里人偷偷告诉他杀父仇人的名字：黄文美，傅玉炳（音），翁元鑅。他们是红派的活跃分子。
那是他第一次听说翁元鑅的名字，在童年。
革命之末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
红派、革命，这些关键词在70后林云涛眼里，比父亲打仗的越南还远。
1966年，革命的热情席卷了城里。毛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涵江，到了罐头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就成了“东风吹，战鼓擂”。整个涵江迅速站队：红派和新派，不愿站队的叫“逍遥派”。父亲林建阳就是逍遥派。
起初红派保皇，新派造反，政治主张一致就是同志，后来就变成了两拨人的你死我活。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光是涵江，武斗死亡人数23人以上，罐头厂死亡无统计。
1977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
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又被红派一锅端了，有的蹲了监狱，有的进了学习班，其中就有学员林建阳。
进了那些由车间、澡堂改造的隔离审查室，跟进了集中营无异。如今，已经没有活着的人能说得出，那一届文革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
总之，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自杀未遂，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最蹊跷的是，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了井里。
人们更愿意相信，林死于他杀。
补员进厂的林云涛在按部就班的生产里嗅到了“文革”的血腥，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
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而在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看来，红不红的他不管，但冤有头，债有主。仇家就锁定了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鑅。他们在红派里最积极，是革命的动力。
尤其许多人提起翁元鑅就恨，说他上蹿下跳没干什么好事，属于典型的机会分子，整人的事没少干。
其他的证据还有，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鑅，说他底子臭。自此得罪了翁元鑅。而翁在那时候是得罪不起的。
越来越多捕风捉影的“证据”经过民间分析更加言之凿凿。
比如，翁元鑅唱戏，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都不用化装，众人皆称，他天生是个叛徒的料；翁元鑅家变了，前妻威胁他，“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出去！”这随即成为民间最有力的证据；前妻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就说，林建阳显灵了。
其后，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发现尸体时，草帽的绳勒在了脖子上。更有传言，林建阳在复仇。
那已经是“文革”的尾声。人们渐渐不愿纠结于你死我活的往事，再过几年，活人大都平反了，升官了，也便没有提它的必要了。于是不再想起。
而林建阳的“畏罪自杀”始终没有平反。
“如果林建阳还在……”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许多年过去，虽然伤痕从未消逝，但随着80年代大经商的十年，在温饱中“文革”的记忆被日益涤荡。
新涵大街438号，林云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做汽修工人，每天无非上班，加班，带孩子。他从不向妻子提起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放着父亲年轻时候的三寸照片，如影随形。他像林建阳，长脸，大块头。
妻子纳闷，林云涛总爱和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和罐头厂师傅在一起，泡一壶茶，聊聊罐头厂过去的人和事，一上午慢悠悠就过了。他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绝大多数时候，林云涛寡言少语，极少提起父亲。一副倦怠的样子，日子平铺直叙。也许只有一个时刻，才能刺激他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涵江小，七拐八拐总能遇见熟面孔。林云涛记得每一次撞见翁元鑅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着翁，但他觉得翁总在躲闪，从来眼睛往外不看他。这更坚定了他心里“杀父仇人”的判断。
30年来，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愈发地不景气，大批工人停薪留职。
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文革”初期，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在税务局、公安局和罐头厂里，相中了后者。那时候，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还出口枇杷罐头到西欧；而现在，老翁这辈子被套牢了。
多数年轻人则看不到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25岁的林云涛。
很快他结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他在涵江闷头做五金建材生意，亏本。也试过走出去，到武汉、天津打工，又疲惫地回来了。
生活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在走下坡路。今天，身边的人都发大财去了，他还是工人，挣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父亲的死，是他们家摆脱不了的宿命。
林云涛的成长史里，提得最多的是“被欺负”。没有爸爸，村里孩子欺负他；11岁进了罐头厂，工人也欺负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吱声。
长大后，儿时的“被欺负”异化为更深重的失落。
林家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把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
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不稳定的工作，高企的房价，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偶尔他喝醉给妹妹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说着说着哭起来。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可是，林建阳死在了“文革”的尾声。
2005年，因为风水，林建阳迁墓。仪式中，林家人看到林建阳的腐骨发黑，一使劲就成灰了。这在林云涛眼里，是父亲不瞑目。
一个念头在日益复辟。那是罐头厂的图书馆里林云涛读到的，关于伍子胥的复仇。春秋时，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出逃吴国后，伍子胥借吴国之力雪恨，其时楚平王已死，“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再不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翁慌乱地捂着脖子说：“不是我单个人，不是我单个人……”
翁云鑅同样不是时代的赢家。“文革”时表现太积极，得罪了不少人，自始至终是个搞宣传的普通工人。领导层对他的评价不高：嘴抹油。
千年古镇涵江，现在是莆田市涵江区了，它有中国所有小城市的千人一面，肯德基，加油站，房地产。你从那些金碧辉煌的名字里，看到这座城的热望：香格里拉娱乐城，皇冠大酒店，连成片的银行。罐头厂就在这小城的东北隅，等待着旧城改造的重塑，而后新生。厂门口绕着一圈水泥墙，当年铺天盖地的口号和大字报，是理论阵地。现如今口号依旧气势汹汹——“乱倒垃圾者断子绝孙”。
今年翁云鑅七十一岁了，嗓门还大，身子骨也不错。二婚后再无子嗣。指着每月一千多的退休金过日子。
他有剪贴报纸的习惯，适逢中央的重要指示，像“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一类，他都会细心剪下贴到笔记本上。最近赶上第六次人口普查，他又自愿报名当工作人员，每天走门串户地查户口。
老翁爱打牌赌钱，这是家人眼里他唯一的坏毛病。他赌得小，身边的人都笑他是“铁公鸡”。牌局往往在家门口两位一体的“四元殿”：道教协会分会，兼铺尾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殿中央一幅毛泽东像，亮堂堂地照耀着牌桌子；有时也聚在凤岭饭店，一对罐头厂下岗的年轻夫妻开的。
原本翁元鑅的生活轨迹应该是——打牌，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参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勒紧裤头的日子。但11月13日，一切被终止。
凤岭饭店里，当林云涛喝完最后一口百威啤酒，要求加入牌局的时候，翁元鑅并没有在意。他也许会记得前天中午买的大白菜涨到了一块五，但三十多年前的事，对他，对罐头厂的元老们而言，都模糊不清了。
直到在一条狭长的黑路上，他遇到了拿刀的林云涛。
林云涛想不到会在饭店撞见翁元鑅。好多年不见，仇人看上去又年轻了，精神奕奕的；可是父亲，此刻却是地下一包发黑的骨头。
他计划着等孩子结婚了再找翁算账。这天他拼命给自己灌酒。他想，黄文美老死，傅玉炳横死，翁元鑅七十多岁了，再不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从牌局出来的路细细长长，夜里很安静，他走过便利店。他偷走了一柄红色的剪刀，别在裤头上。
一个小时后，这把剪刀刺向了翁云荣的脖子。他想起了父亲脖子上的勒痕。
据林云涛供述，刺伤后，他问翁：“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
翁慌乱地捂着脖子说：“不是我单个人，不是我单个人……”
这是33年来，林云涛第一次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案。他更加坚定，朝翁元鑅乱捅，直到一动不动。
丢掉剪刀。回家，他像很多天没有合眼一样昏睡。第二天家长座谈会。继续睡。睡到下午五点，警察来电话了，通知他过去一趟。
他想，“我没有爸爸。现在我的孩子也没有爸爸了。”
如今的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宿舍已经破败，和周围的城市有些不搭。
林氏孤儿
有人说，这孩子大孝啊，只是脑子不好使，拿四十岁的命抵七十岁的命，值得吗？
林云涛在看守所里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莆田正全城热映《赵氏孤儿》。
直到当地报纸大字登出《冤冤相报何时了》，说起这个替父报仇的中年男人，罐头厂的老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才依稀想起，当年厂里好像真有这么个苦孩子。但他们都不太关心几十年前父辈的是非。
扎堆打牌、喝茶的时候，当年卷入这场灾难的老人们，会就这起离奇的复仇案发表评论。
有人说，这孩子大孝啊，只是脑子不好使，拿四十岁的命抵七十岁的命，值得吗？
有人说，肯定是新派有人教唆、怂恿他去干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翁真的害了他父亲，他也不应该杀人，我们这是法治社会，应该相信政府，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也有人说，这是一笔糊涂账，别提了，要怪就怪“四人帮”！
讨论也就局限在罐头厂。出了罐头厂，更没什么人在意了，不过是一则装点报纸的社会新闻，这年头，再耸人听闻的事，也不过引起人们五分钟的关注。
于是，像一个没完没了的轮回，只剩下翁林两家的纠结。翁家人态度至今很强硬：“我们现在就是杀人偿命一个想法。追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没有意义。”
而林家人在找罐头厂的工人们联名上书，希望对复仇的林云涛网开一面，签名盖手印的已有39人。
冬至了，铺尾社区比以前更冷清。有的老人不再出门，宅在家里。一些翁元鑅过去的牌搭子，在四元殿里毛主席亲切的注视下，哗啦啦搓起了又一圈麻将。
就像一场冷空气南下途经了罐头厂，人们普遍只是打了个寒颤而已。
新闻 被恶性绑架的命运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2011-01-20 10:08:10
【记者手记】
铁栅栏里的林云涛不怎么说话，背弓着，很混沌的样子。对于大多数问题他都响应迟缓，然后不着调地答，“嗯”。
40年前，林云涛出生在福建沿海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村里。尽管它还因袭着许多天主教的礼仪，告解，佩戴十字架，诸灵节扫墓，但这是仅存的躯壳。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多数不再信它。
“宽恕七千个七次”，这是天主的诫命。而林最终选择了杀戮。林云涛不了解“文革”。他甚至搞不清楚爸爸是新派还是别的什么派。冯骥才在1996年写道，“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文革”给几亿人留下难以估量的心灵创伤。家破人亡者累累。林云涛是其中的一员，却是最极端的一员。
别人的伤口慢慢愈合，他的伤口则一路溃烂。
林家试图靠法律伸张正义，但只凭几个老头子的集体记忆和村里赤脚医生郑凤龙手写的一页尸检报告，始终证据不足。当年的红派则有的否认，有的死去，有的将继续缄默直到死去——
如今20年法律追诉期已过，林建阳的死更成了一桩不了了之的悬案。
物理时间一去三十年，但林云涛的心理时间还停留在目击父亲死亡的七岁。他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描述那一幕。有几年他外出打工，不再想起父亲的死。但当他受挫归来，进入涵江这座罐头之城，所有的愤懑又都回来了。种种现实压力挤压着他。越是不堪，他越是怀念逝去的父亲。
刑法专家阮齐林有着林云涛类似的经历，他的父亲亦死于“文革”时的学习班。他理解那年代，人们跟疯了一样。张牙舞爪的年月里，他看到河上游漂来一具尸体，就像漂来一片树叶。多年来，阮齐林体悟着没有父亲的失落和痛苦。很多人如他，都挺过来了。
唯独林云涛被悲伤压倒。他举起私刑的刀，处决了“杀父仇人”。现在，轮到翁家对林家说：杀人偿命。
刑法的一个功能是制止复仇。如果说从前特殊年代时刑法不适用，那么如今，公正的审判将是冤冤相报的终结。
阮齐林认为，在林云涛并非臆想症患者、且许多人认为翁元鑅害死林建阳的前提下，林云涛的犯罪动机并不算恶劣，具有可宽恕性，可适当减轻量刑。
一些罐头厂的老员工也在联名上书，请求从宽处理。
他的母亲，村里尚存的天主教信徒，一次次在涵江找神父告解，求神让阿涛鼓早日放出来。
莆田市第一看守所里，林云涛倒是看得很开，心想即便死不了，也出不去了。所里的改造任务是给新鞋绑鞋带。他觉得没什么不好，在里边就跟在工厂一样，“只是不发工资”。
唯一担心的是孩子。他怕孩子的同学知道自己坐牢，会欺负他们。他还在看守所里给家人写明信片。他给妻子写道，“在苦在难你们也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错别字一大把。
二十多天以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片荒地里，走到哪里都是棺材，装着死去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他隐约觉得不安。后来有“室友”解梦说，梦是反的，梦见棺材是好事。他方才释怀。
首页>>新闻 老男孩的复仇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范承刚
2011-01-20 10:12:30
来源:南方周末
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喝狼奶的下一代，最终成为刽子手
71岁，在一个最与世无争的年纪，翁元鑅死于谋杀。
2010年11月13日，福建莆田涵江区。凌晨，牌局散去，老翁晃晃悠悠回家。
一个小时后，有下班的酒店服务员，借着月光，看见老翁倒在路边，呈一个“大”字仰面躺着，满脸是血。
消息传开，罐头厂的老人们都蒙了。
如今，这个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厂子破产了，一些退休职工还留在这儿。茶馆，麻将馆，菜市场，是他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全部。
而老翁的生活圈子，绕来绕去也出不了这巴掌大的地方。
起初人们想是贼娃子干的。这里治安糟得很，快过年了总出小偷。老翁是个热心肠，一连好几天半夜起床，义务为小区巡逻；又有人怀疑是老翁的亲生儿子。自从老翁二婚，从前的孩子跟了前妻，多年断绝往来。
林家人试图找人联名上书，希望对复仇的林云涛网开一面。
最终谜底揭晓，却是所有人不曾想到的——
杀人者林云涛，罐头厂下岗职工，一个长着胡茬和肿眼泡的中年男人。
三十多年来，从童年到中年，他一直盘算着向那个不复存在的年代复仇。
爸爸给人害死了
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
罐头厂往东南四十公里，是莆田秀屿的溪边村。1970年，林云涛出生在这里。
母亲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父亲林建阳则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在国企莆田罐头厂当文书。
父亲很少回家，直到1977年秋的某天。那一天，溪边村后厝大队的坝子里，黑黝黝全是人。林云涛钻进人群，看见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你爸爸给人害死了。”周围的人跟他说。父亲的样子让他浑身发抖，上和下牙咯咯地冲撞。
这与父亲此前的形象仿佛火与冰的两极。从前，他是大学生、共产党员、援越军人、国企罐头厂的文书，前途无量；如今，他是一具死尸，荣光灰飞烟灭。
没有人相信林建阳是自杀的。他是硬骨头的复员军人，几天前，厂里有人经不住批斗自杀，他还感慨别人太傻。
林建阳不明不白地死了，罐头厂说他畏罪自杀，村里人都不服气。林家纠集了几十个亲戚，差点把尸体抬去县里闹。之后，还有赤脚医生做了尸检报告，认定为他杀。
而最终，都不了了之。
1981年，林云涛补员进莆田市罐头厂当工人。那时候他小学二年级没毕业，还是个傻里傻气的农村娃。
补员的机会，是家里人上访四年的结果。他们每天写信申冤，十年间，至少寄出500多封，甚至寄给中央领导。得到的反馈是：抚养费606元，安葬费90元，以及一个罐头厂的补员名额。
林家人自此明白，“走法律这条路，肯定没有办法”。
人数逾千的罐头厂里，11岁的林云涛比所有人都小出一大截。厂里开了后门，把他户籍上的年龄往上添了5岁。
进厂后，他试图拨开父亲自杀的迷雾。他看到了父亲投身的那口黑漆漆的机打井。听说父亲是因为得罪了红派的人，被勒死以后丢进井里的。
厂里人偷偷告诉他杀父仇人的名字：黄文美，傅玉炳（音），翁元鑅。他们是红派的活跃分子。
那是他第一次听说翁元鑅的名字，在童年。
革命之末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
红派、革命，这些关键词在70后林云涛眼里，比父亲打仗的越南还远。
1966年，革命的热情席卷了城里。毛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到了涵江，到了罐头厂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就成了“东风吹，战鼓擂”。整个涵江迅速站队：红派和新派，不愿站队的叫“逍遥派”。父亲林建阳就是逍遥派。
起初红派保皇，新派造反，政治主张一致就是同志，后来就变成了两拨人的你死我活。武斗最厉害时，街上枪战不息。光是涵江，武斗死亡人数23人以上，罐头厂死亡无统计。
1977年，粉碎四人帮，红派上台。
上头说“除恶务尽”，于是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又被红派一锅端了，有的蹲了监狱，有的进了学习班，其中就有学员林建阳。
进了那些由车间、澡堂改造的隔离审查室，跟进了集中营无异。如今，已经没有活着的人能说得出，那一届文革学习班里发生了什么。
总之，班里有人用石头猛砸自己的头，自杀未遂，有人把棉被撕成条在宿舍自缢，最蹊跷的是，乐天派林建阳也死在了井里。
人们更愿意相信，林死于他杀。
补员进厂的林云涛在按部就班的生产里嗅到了“文革”的血腥，虽然那个年代对于他从未真实存在过，但革命激荡的血仍未冷却。
人们还是以敌我矛盾分析着眼前的一切。“派性”两个字隐隐作祟。
于是，林建阳死于他杀，那肯定是被红派害死的。而在林云涛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看来，红不红的他不管，但冤有头，债有主。仇家就锁定了黄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鑅。他们在红派里最积极，是革命的动力。
尤其许多人提起翁元鑅就恨，说他上蹿下跳没干什么好事，属于典型的机会分子，整人的事没少干。
其他的证据还有，林建阳曾经揭发过翁元鑅，说他底子臭。自此得罪了翁元鑅。而翁在那时候是得罪不起的。
越来越多捕风捉影的“证据”经过民间分析更加言之凿凿。
比如，翁元鑅唱戏，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都不用化装，众人皆称，他天生是个叛徒的料；翁元鑅家变了，前妻威胁他，“要把林建阳的事情抖出去！”这随即成为民间最有力的证据；前妻寻死，不上吊，不吃药，偏往井里跳。众人就说，林建阳显灵了。
其后，红派头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发现尸体时，草帽的绳勒在了脖子上。更有传言，林建阳在复仇。
那已经是“文革”的尾声。人们渐渐不愿纠结于你死我活的往事，再过几年，活人大都平反了，升官了，也便没有提它的必要了。于是不再想起。
而林建阳的“畏罪自杀”始终没有平反。
“如果林建阳还在……”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许多年过去，虽然伤痕从未消逝，但随着80年代大经商的十年，在温饱中“文革”的记忆被日益涤荡。
新涵大街438号，林云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做汽修工人，每天无非上班，加班，带孩子。他从不向妻子提起父亲的事。只是钱包里放着父亲年轻时候的三寸照片，如影随形。他像林建阳，长脸，大块头。
妻子纳闷，林云涛总爱和上了年纪的人，尤其和罐头厂师傅在一起，泡一壶茶，聊聊罐头厂过去的人和事，一上午慢悠悠就过了。他说同龄人只谈挣钱和泡妞，没意思。
绝大多数时候，林云涛寡言少语，极少提起父亲。一副倦怠的样子，日子平铺直叙。也许只有一个时刻，才能刺激他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涵江小，七拐八拐总能遇见熟面孔。林云涛记得每一次撞见翁元鑅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着翁，但他觉得翁总在躲闪，从来眼睛往外不看他。这更坚定了他心里“杀父仇人”的判断。
30年来，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进入新世纪，大国企罐头厂愈发地不景气，大批工人停薪留职。
翁元鑅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文革”初期，他从部队复员回来，在税务局、公安局和罐头厂里，相中了后者。那时候，罐头厂在福建省光芒万丈，还出口枇杷罐头到西欧；而现在，老翁这辈子被套牢了。
多数年轻人则看不到奔头，陆续离开。其中包括25岁的林云涛。
很快他结婚，当了上门女婿。对福建男人而言，入赘并不光彩。他在涵江闷头做五金建材生意，亏本。也试过走出去，到武汉、天津打工，又疲惫地回来了。
生活还是原地踏步，甚至在走下坡路。今天，身边的人都发大财去了，他还是工人，挣一个月三四千的工资。
父亲的死，是他们家摆脱不了的宿命。
林云涛的成长史里，提得最多的是“被欺负”。没有爸爸，村里孩子欺负他；11岁进了罐头厂，工人也欺负他。他不敢还手，也不敢吱声。
长大后，儿时的“被欺负”异化为更深重的失落。
林家三姐弟，姐姐是农村妇女，一次意外把脊椎折断，从此瘫在生锈的轮椅上；妹妹没上过学，常年在广东打工。
林云涛努力想撑起这个家。但他时常感到被看不见的权力和倾轧包围着：不稳定的工作，高企的房价，两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偶尔他喝醉给妹妹电话，说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说着说着哭起来。
这些年，“如果林建阳还在……”的句式，逐渐成了林家的口头禅。他们反复说，如果林建阳还在，起码是个县级以上干部！
可是，林建阳死在了“文革”的尾声。
2005年，因为风水，林建阳迁墓。仪式中，林家人看到林建阳的腐骨发黑，一使劲就成灰了。这在林云涛眼里，是父亲不瞑目。
一个念头在日益复辟。那是罐头厂的图书馆里林云涛读到的，关于伍子胥的复仇。春秋时，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出逃吴国后，伍子胥借吴国之力雪恨，其时楚平王已死，“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再不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翁慌乱地捂着脖子说：“不是我单个人，不是我单个人……”
翁云鑅同样不是时代的赢家。“文革”时表现太积极，得罪了不少人，自始至终是个搞宣传的普通工人。领导层对他的评价不高：嘴抹油。
千年古镇涵江，现在是莆田市涵江区了，它有中国所有小城市的千人一面，肯德基，加油站，房地产。你从那些金碧辉煌的名字里，看到这座城的热望：香格里拉娱乐城，皇冠大酒店，连成片的银行。罐头厂就在这小城的东北隅，等待着旧城改造的重塑，而后新生。厂门口绕着一圈水泥墙，当年铺天盖地的口号和大字报，是理论阵地。现如今口号依旧气势汹汹——“乱倒垃圾者断子绝孙”。
今年翁云鑅七十一岁了，嗓门还大，身子骨也不错。二婚后再无子嗣。指着每月一千多的退休金过日子。
他有剪贴报纸的习惯，适逢中央的重要指示，像“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一类，他都会细心剪下贴到笔记本上。最近赶上第六次人口普查，他又自愿报名当工作人员，每天走门串户地查户口。
老翁爱打牌赌钱，这是家人眼里他唯一的坏毛病。他赌得小，身边的人都笑他是“铁公鸡”。牌局往往在家门口两位一体的“四元殿”：道教协会分会，兼铺尾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殿中央一幅毛泽东像，亮堂堂地照耀着牌桌子；有时也聚在凤岭饭店，一对罐头厂下岗的年轻夫妻开的。
原本翁元鑅的生活轨迹应该是——打牌，回家睡觉，第二天继续参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勒紧裤头的日子。但11月13日，一切被终止。
凤岭饭店里，当林云涛喝完最后一口百威啤酒，要求加入牌局的时候，翁元鑅并没有在意。他也许会记得前天中午买的大白菜涨到了一块五，但三十多年前的事，对他，对罐头厂的元老们而言，都模糊不清了。
直到在一条狭长的黑路上，他遇到了拿刀的林云涛。
林云涛想不到会在饭店撞见翁元鑅。好多年不见，仇人看上去又年轻了，精神奕奕的；可是父亲，此刻却是地下一包发黑的骨头。
他计划着等孩子结婚了再找翁算账。这天他拼命给自己灌酒。他想，黄文美老死，傅玉炳横死，翁元鑅七十多岁了，再不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从牌局出来的路细细长长，夜里很安静，他走过便利店。他偷走了一柄红色的剪刀，别在裤头上。
一个小时后，这把剪刀刺向了翁云荣的脖子。他想起了父亲脖子上的勒痕。
据林云涛供述，刺伤后，他问翁：“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
翁慌乱地捂着脖子说：“不是我单个人，不是我单个人……”
这是33年来，林云涛第一次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案。他更加坚定，朝翁元鑅乱捅，直到一动不动。
丢掉剪刀。回家，他像很多天没有合眼一样昏睡。第二天家长座谈会。继续睡。睡到下午五点，警察来电话了，通知他过去一趟。
他想，“我没有爸爸。现在我的孩子也没有爸爸了。”
如今的罐头厂是个失落的所在。宿舍已经破败，和周围的城市有些不搭。
林氏孤儿
有人说，这孩子大孝啊，只是脑子不好使，拿四十岁的命抵七十岁的命，值得吗？
林云涛在看守所里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莆田正全城热映《赵氏孤儿》。
直到当地报纸大字登出《冤冤相报何时了》，说起这个替父报仇的中年男人，罐头厂的老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才依稀想起，当年厂里好像真有这么个苦孩子。但他们都不太关心几十年前父辈的是非。
扎堆打牌、喝茶的时候，当年卷入这场灾难的老人们，会就这起离奇的复仇案发表评论。
有人说，这孩子大孝啊，只是脑子不好使，拿四十岁的命抵七十岁的命，值得吗？
有人说，肯定是新派有人教唆、怂恿他去干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翁真的害了他父亲，他也不应该杀人，我们这是法治社会，应该相信政府，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也有人说，这是一笔糊涂账，别提了，要怪就怪“四人帮”！
讨论也就局限在罐头厂。出了罐头厂，更没什么人在意了，不过是一则装点报纸的社会新闻，这年头，再耸人听闻的事，也不过引起人们五分钟的关注。
于是，像一个没完没了的轮回，只剩下翁林两家的纠结。翁家人态度至今很强硬：“我们现在就是杀人偿命一个想法。追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没有意义。”
而林家人在找罐头厂的工人们联名上书，希望对复仇的林云涛网开一面，签名盖手印的已有39人。
冬至了，铺尾社区比以前更冷清。有的老人不再出门，宅在家里。一些翁元鑅过去的牌搭子，在四元殿里毛主席亲切的注视下，哗啦啦搓起了又一圈麻将。
就像一场冷空气南下途经了罐头厂，人们普遍只是打了个寒颤而已。
新闻 被恶性绑架的命运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2011-01-20 10:08:10
【记者手记】
铁栅栏里的林云涛不怎么说话，背弓着，很混沌的样子。对于大多数问题他都响应迟缓，然后不着调地答，“嗯”。
40年前，林云涛出生在福建沿海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村里。尽管它还因袭着许多天主教的礼仪，告解，佩戴十字架，诸灵节扫墓，但这是仅存的躯壳。这一辈的男男女女多数不再信它。
“宽恕七千个七次”，这是天主的诫命。而林最终选择了杀戮。林云涛不了解“文革”。他甚至搞不清楚爸爸是新派还是别的什么派。冯骥才在1996年写道，“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文革”给几亿人留下难以估量的心灵创伤。家破人亡者累累。林云涛是其中的一员，却是最极端的一员。
别人的伤口慢慢愈合，他的伤口则一路溃烂。
林家试图靠法律伸张正义，但只凭几个老头子的集体记忆和村里赤脚医生郑凤龙手写的一页尸检报告，始终证据不足。当年的红派则有的否认，有的死去，有的将继续缄默直到死去——
如今20年法律追诉期已过，林建阳的死更成了一桩不了了之的悬案。
物理时间一去三十年，但林云涛的心理时间还停留在目击父亲死亡的七岁。他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描述那一幕。有几年他外出打工，不再想起父亲的死。但当他受挫归来，进入涵江这座罐头之城，所有的愤懑又都回来了。种种现实压力挤压着他。越是不堪，他越是怀念逝去的父亲。
刑法专家阮齐林有着林云涛类似的经历，他的父亲亦死于“文革”时的学习班。他理解那年代，人们跟疯了一样。张牙舞爪的年月里，他看到河上游漂来一具尸体，就像漂来一片树叶。多年来，阮齐林体悟着没有父亲的失落和痛苦。很多人如他，都挺过来了。
唯独林云涛被悲伤压倒。他举起私刑的刀，处决了“杀父仇人”。现在，轮到翁家对林家说：杀人偿命。
刑法的一个功能是制止复仇。如果说从前特殊年代时刑法不适用，那么如今，公正的审判将是冤冤相报的终结。
阮齐林认为，在林云涛并非臆想症患者、且许多人认为翁元鑅害死林建阳的前提下，林云涛的犯罪动机并不算恶劣，具有可宽恕性，可适当减轻量刑。
一些罐头厂的老员工也在联名上书，请求从宽处理。
他的母亲，村里尚存的天主教信徒，一次次在涵江找神父告解，求神让阿涛鼓早日放出来。
莆田市第一看守所里，林云涛倒是看得很开，心想即便死不了，也出不去了。所里的改造任务是给新鞋绑鞋带。他觉得没什么不好，在里边就跟在工厂一样，“只是不发工资”。
唯一担心的是孩子。他怕孩子的同学知道自己坐牢，会欺负他们。他还在看守所里给家人写明信片。他给妻子写道，“在苦在难你们也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错别字一大把。
二十多天以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一片荒地里，走到哪里都是棺材，装着死去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他隐约觉得不安。后来有“室友”解梦说，梦是反的，梦见棺材是好事。他方才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