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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永宏局长 如果我是那个红卫兵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12-04-29 18:15:10 点击次数: 0
摘            要:  
       这天晚上,老席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

简介:
谢永宏局长 如果我是那个红卫兵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马云龙



2010年的清明,连月雾锁的重庆难得透出了阳光。一大早,老席就跑来找我,说:“我领你去看看红卫兵墓园吧。”

这是我早就期许的行程,只因为来重庆几个月一直忙,没有机会成行。重庆的一群画家用五年多的时间画了一幅长达八九百米的长卷《浩气长流》,记录和重现了伟大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使我深为震惊和感动,我就作为一个志愿者跑来参加这个传奇性的团队,为这幅巨画在台湾的首展做些服务工作。老席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他虽然不会画画和写文字,却是一个有思想、有悟性的策划者和忠诚实干的服务者。

他叫席庆生,是个生在重庆、长在重庆、已经在山城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重庆”。这个身材不高却敦实精干的汉子,混入山城高低不平、人潮汹涌的街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连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放在重庆也不算稀罕——吃多了麻辣火锅的重庆人似乎大多都有一张这样的大喇叭。但是,只有了解他底细的朋友才知道,这个平凡的重庆人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我曾经断断续续地听他讲过自己在“文革”中亲历的惊险故事,也知道他和那个如今已经渐渐引起关注的“文革墓园”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虽然她并不是红卫兵,只是个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平民。

我跟着老席来到了这个全国仅存的官方认可的“文革”文物单位——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园。

墓园藏在僻静的沙坪坝公园深处,不知谁用油漆在大门边的石砌围墙上刷上“文革墓园”几个猩红大字。里面青塚累累,老树枝柯横斜,枯藤委地,凄凉而又阴森。一座座残破的“红卫兵纪念碑”高低错落地掩映在荒草中,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永垂不朽”之类的豪壮文字,但字迹斑驳陆离,有些已难以辨识。

在1967年到1968年的武斗时期,沙坪坝一带是重庆“八一五”派的势力范围,该派战死人员就选定在这里埋葬。这里现存113座武斗战死者的墓碑,下面掩埋了大约404名武斗死难者(其中少数是意外事故死亡的“八一五”派成员)。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60岁。席庆生的母亲能埋葬在这里,大概因为她是“八一五”的家属。

老席母亲的坟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亲黄培英之墓”几个字,下面署着席庆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老席说,原来的墓碑已经破蚀了,这个墓碑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重新立的。

老席在母亲的墓碑前坐下,点燃一支烟,向我详细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文革”中千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剧也在他家上演了:本来是汽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这一派在新华书店发行所的一个小头目,他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而当时只有15岁的中学生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善良的母亲居间中立,既要照顾丈夫,又要保护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庆的两派斗争进入武斗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城市,有抗战时期建成的兵工厂,有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是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地。武斗一开,两派都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之外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

战火一起,15岁的席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要和同学们一样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一方的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母亲更是跑到学校把他拉回到父亲坚守的仓库,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水浇了一身,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流着泪瘫倒在地,一双手却终于没有松开……

四十多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幕,老席都痛哭不已。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老席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大“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这天晚上,老席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

8月24日席庆生和弟弟跟着母亲匆匆离家,汇入逃难的人群。

离家时,38岁的母亲带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能带走的东西,还有两只老母鸡——这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富。母亲还特意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衬衣,她想以此来标识身份,说明他们是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希望交战双方不会把枪口指向他们。

三人仓皇上路了。两个孩子各抱着一个包袱,母亲一手抱着两只母鸡,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逃难的人扶老携幼,在枪炮声中艰难地穿行。

席庆生清楚地记得,走着走着,枪炮声奇怪地沉寂了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小鸟清脆的叫声。那已是午后时分,母子三人走到毛线沟屠宰场附近,来到一片开阔地。隔着一道山脊,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一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午后宁静的天空,一颗子弹嗖地一下掠过了席庆生的头顶,15岁的少年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凄厉地响起,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啊——”一声惨叫,庆生扭头一看,母亲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

席庆生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扑到母亲身上,他拉开母亲的手,才看清楚子弹是从左边乳房部位射入,横穿整个胸腔,再从右胸穿出,鲜血喷泉般从弹孔处汩汩涌出来,不停地翻冒着血红的泡沫。少年紧紧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妈妈!妈妈”,摇动着她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唤醒已经无知觉的母亲。

突然,奇迹出现了。母亲竟然苏醒过来,她奋力挣扎,终于仰起了头,睁大眼睛寻找着,仿佛寻找她另一个孩子。这时的母亲已无力说话,只是无声地向眼前心爱的长子送来最后一瞥。席庆生从这一瞥中读出了绝望、祈求、愤怒,甚至还有点歉疚——她就要离开了,可五个孩子还太小啊……然后,母亲的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母亲的最后目光,定格成一张永不褪色的底片,从此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讲到这里,老席已经泪流满面,半晌无语。等情绪稳定下来,又点燃一支烟,他才又接着讲下去:

“这时候,重钢厂山头阵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开始疯狂地扫射。我突然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对面山头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

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仆倒地上。子弹密集地从耳边突突噗噗地射过,飞溅起来的沙土纷纷落在他头上身上。枪声歇下来以后,他又跑过去,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条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劳的救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母亲再流血了!

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将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红。少年绝望地抬起头望着太阳,他记得,那时的太阳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他扑在母亲身上,跟母亲一起躺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一会儿,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仔细听,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民房里躲着的农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这喊声将他拉回到现实中,也让他有了逃生的意识。他慢慢爬去,爬到一块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一看就是恐惧到了极点。他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后慢慢爬了二十几米,终于爬到农民的房门外。他们刚站起来,机枪哒哒哒地又打过来。两兄弟扑进门,躲在门口石柱子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们,全部要剃成光头。

看到父亲,席庆生才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老席说,在一刹那间,他只觉得被钢钎钻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而仇恨也在这一刻萌生了。

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在烈日曝晒下的山脊上,母亲的白衣衫在绿野中是那么醒目耀眼……他知道,从此他没有妈妈了。那个死死攥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外出参加武斗的妈妈,再也不会大声嚷嚷:“庆生,你给我回来!”

他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在炎炎夏日里曝晒十几个小时,已经使母亲的尸体肿胀变形。这时父亲的“战友”押来四个“俘虏”,命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

慈母虽然掩埋在黄土之下了,但她那血淋淋的影子却日夜在席庆生眼前晃动。这个15岁的少年似乎在一天中长大了。不久,他又看到了更多的鲜血,更残酷的死亡,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发生在他面前的一次对“俘虏”的大屠杀。

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爷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他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他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后来,他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此人姓苏,当时并没有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因为他是“自己人”和“战友”啊。

老席于1969年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重庆,在工厂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还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磨难和变化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他,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凶手会得到严惩,母亲的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革”结束后,老席获知,杀母凶手被追究了,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愤怒的席庆生决定,既然法律不能公正,他自己就要开始复仇了。

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知道凶手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就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某,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同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为此,他先后三次化装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212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在行动前和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席庆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和弟弟开车驶进重庆钢铁公司医院,准时于11点半到达病房楼三楼,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推开了苏某所住的病房门——他呆立在那里了:病房内阒静无声,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寻找了整整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那一刹那,席庆生紧紧攥住的拳头已经捏出了汗,他的心发出阵阵的抽搐,几乎窒息。他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此刻化为泡影。

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那次精心准备的行动,为什么会失败,他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报告了公安局,通知凶手躲开了。因为行动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跪在地上向父亲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他怀疑父亲是用这种方法制止了他的行动,但父亲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

讲到这里,老席沉默了,慢慢地用衣襟擦着被泪水打湿的眼镜,接着又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见到那个姓苏的,你还会杀了他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会了,但一定会扇他几个耳光!”

他告诉我,这是他想了好多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