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生主任 是否可以亲吻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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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史晨生主任 是否可以亲吻我的爱
安全戛纳.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发自：法国戛纳 2014-05-30 09:09:11
“那一刻，于我而言，她代表所有伊朗电影人。我们亲吻脸颊后，她又变回她自己。”亲吻伊朗女演员蕾拉·哈塔米后，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写信给伊朗政府。
这可能是雅各布在戛纳电影节遇到的最后一个麻烦。2015年，中国电影人的老朋友雅各布将正式卸任，戛纳电影节近四十年“雅各布时代”也将宣告终结。
一个吻的麻烦
2014年5月14日，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率领评委会评委们走上了开幕式红地毯。雅各布向沸腾的人群挥了挥手，挨个亲吻每个评委的脸颊。他也亲吻了主竞赛单元评委、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主演蕾拉·哈塔米。
这一吻给哈塔米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一个伊朗大学生组织以“亲吻陌生男子”为由，向伊朗司法部投诉了哈塔米。在伊朗法规里，女人不能和没有关系的男人在公开场合拥抱，甚至不能露出头发，否则将面临最高50次的鞭刑或者10年监禁。伊朗媒体认为这种行为冒犯了伊朗女性的“神圣”和“贞洁”，伊朗文化部副部长侯赛因·努沙巴蒂也站出来表态，指责哈塔米的行为“不符合宗教信仰”。
随后，西方媒体刊登了雅各布亲自给伊朗政府写的信，信中写道：“在那一刻，对于我而言她代表所有伊朗电影人，我们亲吻脸颊之后，她又变回了她自己。在西方再平常不过的礼仪也会引发争议，那实在是没有必要。”
雅各布的戛纳生涯，总是跟“信”有关。
1999年，中国导演张艺谋将影片《一个都不能少》送去戛纳电影节参赛，谁知，这位中国电影人的老朋友却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也不能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
当年4月18日，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了著名的《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先后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2014年的第67届戛纳电影节，也是“雅各布时代”的最后一年，2015年，执掌戛纳近四十年的雅各布将正式离任，法国电视人皮埃尔·雷斯科尔接替他成为新的掌门人。为了向这位勤奋的“戛纳公民”致敬，本届电影节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导演几乎全是戛纳的老朋友：土耳其独立导演努里·比格·锡兰，早就获得过戛纳评审团大奖、最佳导演奖，也曾担任戛纳评委；加拿大惊悚片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曾担任戛纳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凭借《欲望号快车》、《暴力史》，他拿下了评审会大奖、“金棕榈奖”。日本导演河瀬直美、意大利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更是戛纳的受益者。
被媒体认为“从商业片回归艺术片”的张艺谋，带着新片《归来》也来到了戛纳——只不过不是主竞赛单元，而是展映单元。
事实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里，18部入围片，没有一部来自中国。除了《归来》外，只有中国导演王超的《幻想曲》入围“一种关注”。
但红地毯上绝不少中国脸，中国导演贾樟柯是戛纳竞赛单元评委，他和妻子赵涛一起出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并不令人惊奇，相比而言，出演过几部电影的年轻演员李宇春，会让人稍稍感觉意外——她作为颁奖嘉宾，和伊朗导演阿巴斯一起为最佳短片颁奖。
“发现并扶持新人，凌驾于所有快乐之上。”雅各布曾在自传《戛纳公民》中写道。
还有一些熟脸，会站在红毯边缘，穿着优雅得体的华服，请自带的摄影师拍下他们“走红毯”的照片。
因为一个礼节性的亲吻，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挥手者）和伊朗女演员蕾拉·哈塔米（右一）惹上了麻烦。 （东方IC/图）
“我以为会睡过去”
“三个小时？太疯狂了！我肯定会睡过去。”评审团主席简·坎皮恩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第一次看到《冬眠》片长时的反应。虽然3个多小时，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是很常见的时长，但对她和其他评审来说，那时他们已经连续看了四五部竞赛影片，实在疲惫不堪了。
2014年5月24日晚，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这部影片，3小时16分的《冬眠》获得了第6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颁奖典礼结束后，坎皮恩终于可以开口讲电影了。
坎皮恩回忆了不久前看《冬眠》的感受。当她坐下来，电影展开时，时间飞逝，甚至希望可以再长一点。
评委贾樟柯的感受也是一样：“《冬眠》非常广阔，这种对人生、人性和生活理解的视野广阔性，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的视野不仅在文学中少见，在电影中就更少见了。”
与柏林电影节浓郁的“政治性”相比，今年戛纳电影节玩的是“小资情调”。入围主竞赛单元的18部影片，在题材选择上大多“安全”，没有宏大的叙事主题和尖锐的政治诉求，即使像阿根廷导演达米安·斯兹弗隆拍摄的，讲述社会暴戾的《蛮荒故事》，用的也是黑色喜剧的手法。导演们面对的是：生活本身、爱与“关系”。
《冬眠》颇能反映“戛纳趣味”：在土耳其风景如画的卡帕多西亚大草原地区，一个个古老的蘑菇状山洞凿出的石头房子，组成了奇异壮观的“石头村”，村子看上去遗世独立。镜头缓缓地摇向了故事的主人公——站在一块巨石上，头发蜷曲灰白的老男人艾登，他眉头紧锁，望向空洞无物的远方。艾登曾是一名戏剧演员，退休后，他从伊斯坦布尔回到故乡，在“石头村”经营着一家名为“奥瑟罗”的酒店。
影片在艾登的三段关系中展开：他与房客一家的关系；他与姐姐之间的关系；他与年轻美丽的妻子的关系。
这是一部看似平淡的电影，三个小时的叙事里，几乎一次高潮也没有出现。每一段关系里填充的是大段大段语速飞快的长对白，说的还是土耳其语。艾登和姐姐在午夜书房关于生活的意义的讨论就可以持续十分钟，包括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来讲述生活的哲理。
“我非常喜欢使用对白，这可以增强角色的力量。”在《冬眠》的媒体群访时间，锡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在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小镇》中，就运用了许多对白，但因为当时没有直接在拍摄时加入声音，成片后合成出了问题，后来有些害怕再出问题，就避免使用对白。“在电影中使用这种非常文学性的对白比较少见，也比较危险，但我试着打破常规，做做实验。”
贾樟柯认为这些长对白一点也不多余：“谈话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活动形式，而且《冬眠》并不是依赖谈话来推动剧情，谈话代表着人物的困境和人物自身的思维形式。”贾樟柯1998年带着电影《小武》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时，看到了锡兰的《小镇》，当时他专门写文章评论了这部作品。跟《冬眠》一样，《小镇》里充满了诗意的氛围描绘，“银幕上，一个孩子穿过山峦去上学，他进入教室，把雪打湿的鞋子脱下来，烤在火上。火炉温暖，窗外寒冷，这不就是我小学时冬天的记忆吗？”没有听懂对白，没有看懂字幕，但贾樟柯在锡兰的电影里看懂了乡愁。
喜欢锡兰“絮叨”的人不止坎皮恩和贾樟柯。事实上，早在电影节开幕前，《好莱坞报道》专栏作者尼尔·扬运营的一家电影博彩公司就开出了一赔五的赔率，预测锡兰的《冬眠》将是本届金棕榈奖的最佳影片，远超其他入围影片。
2014年5月16日，《冬眠》在电影节主放映厅卢米埃尔厅首映时，距离影片放映还有一小时，工作人员就把排成长龙的媒体队伍拦在了门外——对不起，你来晚了一步。坐席全满，影院已经塞不下更多的人；同一天，由梦工场制作的3D动画大片《驯龙2》举行首映，影院内，还有大把位子等待填满。很多媒体称这是“独立电影PK好莱坞的胜利”。
锡兰是一位“任性”的导演，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即使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他也坚持只说土耳其语，任由同声传译束手无策。最后主办方只能找来会土耳其语的翻译，把他的话翻译成法语，再由同声传译译成英语。
他的“任性”还有，一直拍摄低成本影片，自己做影片出品人。在他2006年拍摄的影片《适合分手的季节》中，拍摄主场地就是他自己的家，拉下百叶窗，就变成了主角摄影师的工作室，主人公开的车，就是锡兰自己的车。
锡兰和妻子埃布鲁还常常自编自导自演，他影片里的演员也大多是非职业演员，锡兰的爸爸、妈妈都出演过他的影片。主演他影片《远方》的艾明·托普拉克，是锡兰的亲侄子，他和另外一位男主角穆扎菲·奥德默一起成为了2003年戛纳电影节“影帝”。可惜托普拉克刚得知自己入围的第二天，就因车祸而丧生。
人们试图在《冬眠》中寻找隐喻，锡兰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如果我要表现现状，我可以让演员等三年再来拍摄。我拍电影不太会考虑现状，政治不太让我产生动力。我觉得一个导演和记者是不一样的，记者记录现实，导演应该考虑一些更深刻的事情，在电影里注入人们感情的灵魂，从人的本质、人类灵魂上去考虑。”锡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担心走红地毯时跌倒”
尽管最后是与戈达尔分享了评委会奖，但25岁的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的《妈咪》得“金棕榈奖”的呼声此前一点也没比锡兰少。
“《妈咪》不仅能吸引大量的艺术电影粉丝，还有极大的潜在商业号召力。”《综艺》杂志如此评论；《时代》周刊也毫不掩饰对多兰的喜爱：“在一个大导演水平不愠不火，令人昏昏欲睡的戛纳电影季，《妈咪》无疑像一记电击，为电影节掀起了不可或缺的波澜。如果多兰获得金棕榈奖，他将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捧走最高奖项的最年轻的一名导演。”
多兰身上至少反映了两个“戛纳标准”：鼓励年轻人，拍一部真实、自由的电影。雅各布1976年担任戛纳电影节总代表时，首先设立的奖项就是“金摄影机奖”，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导演处女作颁发的奖项。
2009年，多兰20岁，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杀死了我妈妈》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亮相，就击败了同时入围的许多成熟导演，拿下艺术电影奖、青年视野奖大奖，很多媒体惊叹多兰是“天才导演”。《我杀死了我妈妈》是一部半自传式的电影，多兰16岁时就写好了剧本，电影讲述了一个同性恋少年与他的单亲妈妈之间的爱和挣扎。多兰本人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位同性恋。
比起《冬眠》平淡基调，《妈咪》里的关系则要强烈得多。《妈咪》讲的也是“小故事”：漂亮时尚的中年妈妈戴安娜与患有“过动症”的问题儿子史蒂夫之间激烈的关系，挣扎的亲情。
“《妈咪》本质上是一部阴暗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它在外表上应该被打造成阳光温暖的样子。”多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用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视觉色彩和节奏明快的剪辑完成了“阳光温暖”的外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编织故事的能力，快乐的野餐聚会和精神病院医生将歇斯底里的史蒂夫强行带离场景平行出现，让悲剧的意味更浓。“这种对陷入困境的母子关系的爆发性的情感肖像，是多兰迄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好莱坞报道》写道。
“我太爱《妈咪》了，特别爱，我不否认，儿子和妈妈的感情让我感同身受，这种强烈的亲情让我哭了好几次。”坎皮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在评审会比较多强调的是，能看出他真的是一个年轻人，这个电影有他二十多岁的身体里面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电影。可能塑造的人物有点心理问题，小孩有点多动症什么的，看起来是有点假定性的。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自己，因为他真实的自我投射在里面了，非常难得。”贾樟柯在电影节闭幕式后的小型媒体讨论会上说道。
“你只有25岁，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多看上去超越你年龄、生活经验的对话和场景？”《妈咪》首映结束后的媒体群访时间，一位荷兰记者问多兰。
“当我还只是一个8岁孩子的时候，我记得我看了《泰坦尼克号》，我看到杰克和罗斯在车后……做爱的场景，我也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多兰的回答逗笑了全场。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太吸引他了，以至于他还直接给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写信。
“我想说的是，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它的野心和疯狂的想法植入了我的心，让我也不担心任何野心和疯狂。我不担心人们喜不喜欢我的电影，或者恨我的电影。我也有我的恐惧，我担心在走红地毯时跌倒在那些红色阶梯上，我担心在不该口吃的时候口吃，但我从来不害怕讲那些启发我、给我灵感的故事。”多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安全戛纳.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发自：法国戛纳 2014-05-30 09:09:11
“那一刻，于我而言，她代表所有伊朗电影人。我们亲吻脸颊后，她又变回她自己。”亲吻伊朗女演员蕾拉·哈塔米后，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写信给伊朗政府。
这可能是雅各布在戛纳电影节遇到的最后一个麻烦。2015年，中国电影人的老朋友雅各布将正式卸任，戛纳电影节近四十年“雅各布时代”也将宣告终结。
一个吻的麻烦
2014年5月14日，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率领评委会评委们走上了开幕式红地毯。雅各布向沸腾的人群挥了挥手，挨个亲吻每个评委的脸颊。他也亲吻了主竞赛单元评委、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主演蕾拉·哈塔米。
这一吻给哈塔米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一个伊朗大学生组织以“亲吻陌生男子”为由，向伊朗司法部投诉了哈塔米。在伊朗法规里，女人不能和没有关系的男人在公开场合拥抱，甚至不能露出头发，否则将面临最高50次的鞭刑或者10年监禁。伊朗媒体认为这种行为冒犯了伊朗女性的“神圣”和“贞洁”，伊朗文化部副部长侯赛因·努沙巴蒂也站出来表态，指责哈塔米的行为“不符合宗教信仰”。
随后，西方媒体刊登了雅各布亲自给伊朗政府写的信，信中写道：“在那一刻，对于我而言她代表所有伊朗电影人，我们亲吻脸颊之后，她又变回了她自己。在西方再平常不过的礼仪也会引发争议，那实在是没有必要。”
雅各布的戛纳生涯，总是跟“信”有关。
1999年，中国导演张艺谋将影片《一个都不能少》送去戛纳电影节参赛，谁知，这位中国电影人的老朋友却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也不能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
当年4月18日，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了著名的《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先后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2014年的第67届戛纳电影节，也是“雅各布时代”的最后一年，2015年，执掌戛纳近四十年的雅各布将正式离任，法国电视人皮埃尔·雷斯科尔接替他成为新的掌门人。为了向这位勤奋的“戛纳公民”致敬，本届电影节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导演几乎全是戛纳的老朋友：土耳其独立导演努里·比格·锡兰，早就获得过戛纳评审团大奖、最佳导演奖，也曾担任戛纳评委；加拿大惊悚片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曾担任戛纳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凭借《欲望号快车》、《暴力史》，他拿下了评审会大奖、“金棕榈奖”。日本导演河瀬直美、意大利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更是戛纳的受益者。
被媒体认为“从商业片回归艺术片”的张艺谋，带着新片《归来》也来到了戛纳——只不过不是主竞赛单元，而是展映单元。
事实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里，18部入围片，没有一部来自中国。除了《归来》外，只有中国导演王超的《幻想曲》入围“一种关注”。
但红地毯上绝不少中国脸，中国导演贾樟柯是戛纳竞赛单元评委，他和妻子赵涛一起出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并不令人惊奇，相比而言，出演过几部电影的年轻演员李宇春，会让人稍稍感觉意外——她作为颁奖嘉宾，和伊朗导演阿巴斯一起为最佳短片颁奖。
“发现并扶持新人，凌驾于所有快乐之上。”雅各布曾在自传《戛纳公民》中写道。
还有一些熟脸，会站在红毯边缘，穿着优雅得体的华服，请自带的摄影师拍下他们“走红毯”的照片。
因为一个礼节性的亲吻，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挥手者）和伊朗女演员蕾拉·哈塔米（右一）惹上了麻烦。 （东方IC/图）
“我以为会睡过去”
“三个小时？太疯狂了！我肯定会睡过去。”评审团主席简·坎皮恩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第一次看到《冬眠》片长时的反应。虽然3个多小时，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是很常见的时长，但对她和其他评审来说，那时他们已经连续看了四五部竞赛影片，实在疲惫不堪了。
2014年5月24日晚，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这部影片，3小时16分的《冬眠》获得了第6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颁奖典礼结束后，坎皮恩终于可以开口讲电影了。
坎皮恩回忆了不久前看《冬眠》的感受。当她坐下来，电影展开时，时间飞逝，甚至希望可以再长一点。
评委贾樟柯的感受也是一样：“《冬眠》非常广阔，这种对人生、人性和生活理解的视野广阔性，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的视野不仅在文学中少见，在电影中就更少见了。”
与柏林电影节浓郁的“政治性”相比，今年戛纳电影节玩的是“小资情调”。入围主竞赛单元的18部影片，在题材选择上大多“安全”，没有宏大的叙事主题和尖锐的政治诉求，即使像阿根廷导演达米安·斯兹弗隆拍摄的，讲述社会暴戾的《蛮荒故事》，用的也是黑色喜剧的手法。导演们面对的是：生活本身、爱与“关系”。
《冬眠》颇能反映“戛纳趣味”：在土耳其风景如画的卡帕多西亚大草原地区，一个个古老的蘑菇状山洞凿出的石头房子，组成了奇异壮观的“石头村”，村子看上去遗世独立。镜头缓缓地摇向了故事的主人公——站在一块巨石上，头发蜷曲灰白的老男人艾登，他眉头紧锁，望向空洞无物的远方。艾登曾是一名戏剧演员，退休后，他从伊斯坦布尔回到故乡，在“石头村”经营着一家名为“奥瑟罗”的酒店。
影片在艾登的三段关系中展开：他与房客一家的关系；他与姐姐之间的关系；他与年轻美丽的妻子的关系。
这是一部看似平淡的电影，三个小时的叙事里，几乎一次高潮也没有出现。每一段关系里填充的是大段大段语速飞快的长对白，说的还是土耳其语。艾登和姐姐在午夜书房关于生活的意义的讨论就可以持续十分钟，包括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来讲述生活的哲理。
“我非常喜欢使用对白，这可以增强角色的力量。”在《冬眠》的媒体群访时间，锡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在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小镇》中，就运用了许多对白，但因为当时没有直接在拍摄时加入声音，成片后合成出了问题，后来有些害怕再出问题，就避免使用对白。“在电影中使用这种非常文学性的对白比较少见，也比较危险，但我试着打破常规，做做实验。”
贾樟柯认为这些长对白一点也不多余：“谈话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活动形式，而且《冬眠》并不是依赖谈话来推动剧情，谈话代表着人物的困境和人物自身的思维形式。”贾樟柯1998年带着电影《小武》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时，看到了锡兰的《小镇》，当时他专门写文章评论了这部作品。跟《冬眠》一样，《小镇》里充满了诗意的氛围描绘，“银幕上，一个孩子穿过山峦去上学，他进入教室，把雪打湿的鞋子脱下来，烤在火上。火炉温暖，窗外寒冷，这不就是我小学时冬天的记忆吗？”没有听懂对白，没有看懂字幕，但贾樟柯在锡兰的电影里看懂了乡愁。
喜欢锡兰“絮叨”的人不止坎皮恩和贾樟柯。事实上，早在电影节开幕前，《好莱坞报道》专栏作者尼尔·扬运营的一家电影博彩公司就开出了一赔五的赔率，预测锡兰的《冬眠》将是本届金棕榈奖的最佳影片，远超其他入围影片。
2014年5月16日，《冬眠》在电影节主放映厅卢米埃尔厅首映时，距离影片放映还有一小时，工作人员就把排成长龙的媒体队伍拦在了门外——对不起，你来晚了一步。坐席全满，影院已经塞不下更多的人；同一天，由梦工场制作的3D动画大片《驯龙2》举行首映，影院内，还有大把位子等待填满。很多媒体称这是“独立电影PK好莱坞的胜利”。
锡兰是一位“任性”的导演，他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即使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他也坚持只说土耳其语，任由同声传译束手无策。最后主办方只能找来会土耳其语的翻译，把他的话翻译成法语，再由同声传译译成英语。
他的“任性”还有，一直拍摄低成本影片，自己做影片出品人。在他2006年拍摄的影片《适合分手的季节》中，拍摄主场地就是他自己的家，拉下百叶窗，就变成了主角摄影师的工作室，主人公开的车，就是锡兰自己的车。
锡兰和妻子埃布鲁还常常自编自导自演，他影片里的演员也大多是非职业演员，锡兰的爸爸、妈妈都出演过他的影片。主演他影片《远方》的艾明·托普拉克，是锡兰的亲侄子，他和另外一位男主角穆扎菲·奥德默一起成为了2003年戛纳电影节“影帝”。可惜托普拉克刚得知自己入围的第二天，就因车祸而丧生。
人们试图在《冬眠》中寻找隐喻，锡兰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如果我要表现现状，我可以让演员等三年再来拍摄。我拍电影不太会考虑现状，政治不太让我产生动力。我觉得一个导演和记者是不一样的，记者记录现实，导演应该考虑一些更深刻的事情，在电影里注入人们感情的灵魂，从人的本质、人类灵魂上去考虑。”锡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担心走红地毯时跌倒”
尽管最后是与戈达尔分享了评委会奖，但25岁的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的《妈咪》得“金棕榈奖”的呼声此前一点也没比锡兰少。
“《妈咪》不仅能吸引大量的艺术电影粉丝，还有极大的潜在商业号召力。”《综艺》杂志如此评论；《时代》周刊也毫不掩饰对多兰的喜爱：“在一个大导演水平不愠不火，令人昏昏欲睡的戛纳电影季，《妈咪》无疑像一记电击，为电影节掀起了不可或缺的波澜。如果多兰获得金棕榈奖，他将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捧走最高奖项的最年轻的一名导演。”
多兰身上至少反映了两个“戛纳标准”：鼓励年轻人，拍一部真实、自由的电影。雅各布1976年担任戛纳电影节总代表时，首先设立的奖项就是“金摄影机奖”，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导演处女作颁发的奖项。
2009年，多兰20岁，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杀死了我妈妈》在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亮相，就击败了同时入围的许多成熟导演，拿下艺术电影奖、青年视野奖大奖，很多媒体惊叹多兰是“天才导演”。《我杀死了我妈妈》是一部半自传式的电影，多兰16岁时就写好了剧本，电影讲述了一个同性恋少年与他的单亲妈妈之间的爱和挣扎。多兰本人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位同性恋。
比起《冬眠》平淡基调，《妈咪》里的关系则要强烈得多。《妈咪》讲的也是“小故事”：漂亮时尚的中年妈妈戴安娜与患有“过动症”的问题儿子史蒂夫之间激烈的关系，挣扎的亲情。
“《妈咪》本质上是一部阴暗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它在外表上应该被打造成阳光温暖的样子。”多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用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视觉色彩和节奏明快的剪辑完成了“阳光温暖”的外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编织故事的能力，快乐的野餐聚会和精神病院医生将歇斯底里的史蒂夫强行带离场景平行出现，让悲剧的意味更浓。“这种对陷入困境的母子关系的爆发性的情感肖像，是多兰迄今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好莱坞报道》写道。
“我太爱《妈咪》了，特别爱，我不否认，儿子和妈妈的感情让我感同身受，这种强烈的亲情让我哭了好几次。”坎皮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在评审会比较多强调的是，能看出他真的是一个年轻人，这个电影有他二十多岁的身体里面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电影。可能塑造的人物有点心理问题，小孩有点多动症什么的，看起来是有点假定性的。但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自己，因为他真实的自我投射在里面了，非常难得。”贾樟柯在电影节闭幕式后的小型媒体讨论会上说道。
“你只有25岁，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多看上去超越你年龄、生活经验的对话和场景？”《妈咪》首映结束后的媒体群访时间，一位荷兰记者问多兰。
“当我还只是一个8岁孩子的时候，我记得我看了《泰坦尼克号》，我看到杰克和罗斯在车后……做爱的场景，我也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多兰的回答逗笑了全场。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太吸引他了，以至于他还直接给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写信。
“我想说的是，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它的野心和疯狂的想法植入了我的心，让我也不担心任何野心和疯狂。我不担心人们喜不喜欢我的电影，或者恨我的电影。我也有我的恐惧，我担心在走红地毯时跌倒在那些红色阶梯上，我担心在不该口吃的时候口吃，但我从来不害怕讲那些启发我、给我灵感的故事。”多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