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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子春县长 秀才遭遇一个地痞无赖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16-08-11 18:02:50 点击次数: 0
摘            要:  
       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政府院内发生血案,29岁的镇干部李坤身中9刀。根据县政府通报,犯罪嫌疑人是该镇东王家村62岁的村民王立军。高青县公安局已将王立军刑事拘留。
简介:
明子春县长  秀才遭遇一个地痞无赖 

——乡镇血案背后的贫困救助难题
山东一低保户刀刺乡镇干部,当地人称嫌疑人多次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索要钱物

2016年07月06日 星期三 新京报

6月29日上午,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政府院内发生血案,29岁的镇干部李坤身中9刀。根据县政府通报,犯罪嫌疑人是该镇东王家村62岁的村民王立军。
高青县公安局已将王立军刑事拘留。截至记者发稿,李坤仍在淄博市中心医院救治,未脱离危险期。

据高青县政府通报,事件起因为王立军找到唐坊镇有关负责人,要求为其做贷款担保人,供王立军个人购买汽车。李坤对王立军进行说服劝阻时,突遭伤害。
唐坊镇政府干部说,作为村里的低保户,王立军以上访要挟,向政府要钱救助成了他生活的重要来源。有学者认为,信访压力下,当地镇政府与救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平衡。这种脆弱的平衡下,凸显了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我要贷100万”
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普敏、王仕军都表示,不管贷款多少,王立军一定是有贷无还的,他们做担保人,一旦贷款成功,还钱恐怕就要自己承担。
6月的高青县唐坊镇,乡野间笼上一层薄薄的雾气,麦子、玉米、棉花延伸在灰色的天际线里。6月29日上午8点多钟,有村民看见王立军开着三轮摩托来到了镇政府。13里地,大约要20分钟。车上放着两个铁笼,一个大铁钳,是他用来装狗贩狗用的。夏天不是贩狗的季节,他的笼子是空的。
镇政府没有门禁,王立军开着车进去,没有人拦他。
进了镇政府大院,依次经过食堂、宿舍、会议楼,就是办公楼。办公楼只有两层,镇委副书记王仕军在一楼。
王仕军回忆,他当时和县里派下来的驻村干部陈强等人正在办公室谈事情,王立军进门后,开门见山,表明来意:“我现在没钱,你给我担保贷款,我要买车。”
镇干部们事后了解,在找王仕军之前,王立军已找过很多人。提的要求都是:他想买车,自己没钱,要找人做贷款担保。
多位东王家村村民说,这个62岁的老汉,在村里问了一圈,没人搭理。村民说,王立军曾被判刑,加上名声不好,借钱借东西从来不还,没人愿意给他担保。
唐坊镇政府提供的信息,王立军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先后因为盗窃罪,扒窃罪两次被判刑,两次被劳教。唐坊镇分管信访的蔡普敏回忆,自己也被王立军找过一次。王立军问他:“能不能给我做贷款担保?”

蔡普敏问:“你要贷款多少,干什么?”
王立军答:“我要贷100万,买个车收狗,再找个媳妇。”
蔡普敏拒绝了:“这个我担保不了。”多次碰壁后,6月29日这一天,王立军找到了镇党委副书记王仕军。
王仕军也没有答应王立军的要求。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普敏、王仕军都表示,不管贷款多少,王立军一定是有贷无还的,他们做担保人,一旦贷款成功,还钱恐怕就要自己承担。

见王仕军不答应,王立军坐在办公室不走。不多时,李坤走进了办公室。王立军所在的东王家村属于申家管区,李坤是管区书记。
“你看你平常也有低保,平常照顾的也挺好,你现在的条件不允许贷款。”王仕军记得,李坤正在劝阻的时候,没有征兆,王立军突然拔出了刀,捅向李坤。
29岁的李坤,是体育特长生,一米八多的个子,身子壮实,但事情来得突然,他没有丝毫防备。
李坤被王立军捅了9刀,脖子、胸口、腹部、手臂,大腿都中了刀。鲜血涌出,染红衣服。一切发生得太快,王仕军缓过神来时,李坤已经捂着肚子,向门外跑去。没跑几步,他跌倒在走廊里。
王立军拿着刀,呆立在现场。很快,被出警的民警制服。
“他会赖上你”
唐坊镇多名工作人员均对王立军印象深刻,他们表示,这些年里,王立军一直用各种理由,找镇里要钱,有时水管坏了,房顶漏了,他也到镇政府要求政府出钱维修。
东王家村在高青县北部,57户,200多人口。王立军家在村子东头,门口一片杂草,院里狗吠声起伏。这间破败的泥土房,和周围邻居们的砖瓦房形成鲜明对比。
村民们说,王立军没有正当职业,他有时做贩狗生意。就是把收上来的狗卖到饭店。但这是门季节性生意,冬天有活儿,夏天萧条,收入不稳定。
村民们告诉新京报记者,王立军曾因为盗窃罪两次被判刑。刑满后回到村里,他不种地,也不打工。四处借钱借粮,但通常有借无还。

一位村民说,王立军好吃懒做,他有九亩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每年收4000多元。王友国住在王立军斜对门,一次见王立军实在揭不开锅,就送了一袋麦子过去。不曾想,吃完麦子后,王立军依然问他要。
“我是好心,又不欠你的。”王友国有点生气。

“你不欠我的,当初为什么给我麦子呢?”王立军的回答令王友国哭笑不得。村民们说,王立军小偷小摸的毛病也没有改,一次偷邻居家的电被发现后,他一锤子打掉了邻居半颗门牙。
王立军有一个姐姐王丽凤,外嫁邻村。王丽凤说,对于这个弟弟,她已经寒心了,王立军借粮借钱,却总是有借无还。两人已有多年没有联系。
王丽凤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春节前,王立军又来借粮,在争执中把姐姐、外甥打伤。

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从监狱出来后不久,王立军成了家,他的“老婆”是原来一位狱友的妹妹。说是成家,但两人并未办结婚证。
2005年,王立军的女儿小雨(化名)出生。
在村里人的记忆中,王立军还是很珍惜这个家,对老婆孩子都很好,一家人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唐坊镇副镇长梁文宝告诉新京报记者,转折出现在2009年春天,王立军在滨州打工时,他的老婆女儿出了车祸。“人在路边沟道里被发现,三轮摩托翻了,大人死了,小孩还活着。”

失去女人之后,王立军的生活似乎回到了从前,他不再外出打工,每天游荡在村里,四处借钱借粮。
这一年,镇里给王立军办了低保,每年4600元。根据低保材料显示,给王立军低保是“和小女相依为命且女儿年幼需人照料,致使一人无法正常劳作,生活特困难。”
梁文宝说,也就是从办低保后,王立军开始频繁向镇政府伸手要钱。
一位唐坊镇干部分析,因为王立军和亲戚、村民们关系紧张,很难再“借”到钱物,他就把施以援手的目光盯住了镇政府。
唐坊镇多名工作人员均对王立军印象深刻,他们表示,这些年里,王立军一直用各种理由,找镇里要钱,有时水管坏了,房顶漏了,他也到镇政府要求政府出钱维修。
唐坊镇信访办负责人蔡普敏记得,王立军“几乎每一星期都到镇上来”。在把女儿小雨送到学校后,早晨或傍晚,王立军就骑着三轮摩托,来镇里一趟,说说家里缺钱的事。
梁文宝告诉新京报记者,对王立军合理的诉求镇上会尽量满足,但也不会满足王立军所有的要求。蔡普敏说,镇里的安抚救济,王立军没有表现出知足。在一次次要钱成功后,他依然会接着要钱。
“我跟他说了,并不是每次要钱都能给你,都是有程序的。”

对于王立军,蔡普敏也有自己的矛盾,一方面,“看到他生活真的很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想帮助也不敢主动,因为他会赖上你”,况且,“我们也不能对他太过迁就,要不然别人会怎么想”。
根据蔡普敏的说法,出事前王立军的低保和各类救济,每月从镇政府领取的金额接近1000元左右。

“要挟式”上访
蔡普敏告诉新京报记者,王立军与普通的上访户不一样,既没有上访材料,也无上访单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上访为要挟,找政府要钱。
2012年11月的一天,王立军没有通知任何人,带着女儿去了北京。
据蔡普敏讲述,王立军在住店登记时,主动告知自己是来上访的。第二天凌晨一点,蔡普敏带着管区书记、村支书一起,开车赶往北京。
清晨六点,他们见到了王立军,问他,究竟有什么诉求来上访?

王立军回答,低保的钱不够,养不活自己和女儿,希望来要点钱。当天下午四五点,王立军被接回了村里,同时得到了镇政府的几百元钱。
一位镇干部说,从北京回来后,王立军似乎找到了镇政府的软肋,每当重大节日,或者全国重要会议的时候,他会通知镇里,准备去北京上访了。
由于在镇里分管信访,蔡普敏对王立军十分熟悉。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王立军与普通的上访户不一样,既没有上访材料,也无上访单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上访为要挟,找政府要钱。
最令蔡普敏头疼的是,除了要钱,王立军并没有其他问题反映,但他频频地往北京跑,也令镇干部们无所适从。
按镇干部的说法,王立军需要的也不是大钱,两三百元就能满足。有时,在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给他安排在申家管区打扫卫生,每天50元工资,也算是变相给予补助。

镇里也会派人帮他接送女儿小雨上下学,目的也是通过小雨“留住”王立军。
一位镇干部坦承,对于王立军的这种“要挟式”上访,唐坊镇政府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信访制度的压力下,又不能听之任之。他们只能采取访前看,访后接的方式,但总有疏忽。

2012年之后,王立军又去了两次北京。最后一次是在今年春节之前,村支书王庆林说,按要求,他应该和蔡普敏一起去北京接王立军回来,但那时正好是大雪天,高速都被封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通知北京方面,帮忙先给王立军买张票送他回来,车票钱再转过去补上。

“他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蔡普敏说,全镇像王立军这样的低保户不少,但真正给镇上带来麻烦,以缺钱为理由靠上访要钱的,只有王立军一人。在2013年信访排名还没有取消时,镇里出了王立军,作为分管干部,他的压力尤其大。
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有学者称,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乡村贫困救助也呈现复杂局面。发展为暴力事件虽然是王立军的个人问题,但是类似的以上访为砝码的求助者却不是个案。
2013年3月,申家管区书记换成了李坤,他也成了这几年与王立军接触最多的镇政府公务员之一。
李坤生于1987年,烟台大学法学专业、运动训练专业毕业,2009年8月,考取大学生村官,到唐坊镇工作,任唐坊镇和店村党支部书记助理。2011年8月,李坤考取山东省委选调生,再次分配至唐坊镇。

李坤在当地有不错的口碑,唐坊镇干部们介绍,这个年轻人上进有为,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大学生村官、山东省优秀团员、淄博市优秀团员。
镇干部们说,比起旁人避之唯恐不及,李坤对王立军照顾有加,只要政策允许,他总是会满足王立军的要求,比如帮王立军买电话,充话费,看病,申请补助,在村里人看来,除了他,没有谁能对王立军这么好。

蔡普敏回忆,春节前王立军从北京上访回来,李坤给王立军带去了米面粮油,让他安心过年。
李坤对王立军的好,换来的是王立军越来越多的要求。镇干部们对此感觉明显,王立军来镇政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早几年是一个月一两次,后来则成了一个星期一两次。
“他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多,难以被满足,直到这次一开口就让镇干部为他做100万贷款担保”。一位镇干部说。

最后,这位在旁人眼里对王立军最好的李坤,因为对他说服劝阻,被失去理智的王立军连捅9刀——就像他当年对姐姐外甥暴力相向一样。
李坤被送往了县人民医院,进入重症监护室,第二天凌晨,又被转至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据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世富介绍,李坤身上多处受伤,比较严重的是胸口与腹部的伤,由于伤及肺部、脾脏等器官,目前仍未度过危险期。
申家管区办公室,曾经李坤的工作地,现在王立军女儿小雨住在了里面。
由于父亲王立军被刑拘,唐坊镇政府派出四位工作人员,对小雨进行照顾。他们还不敢告诉这个小女孩,她的父亲用刀捅了人。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有专家学者就此发表观点,认为此事件凸显了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有学者称,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乡村贫困救助也呈现复杂局面。发展为暴力事件虽然是王立军的个人问题,但是类似的以上访为砝码的求助者却不是个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信访体制的特殊性,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信访体制解决了绝大多数问题,但是它也产生了非常特定的问题。大多数上访者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少数偏执的上访者,通过这个体系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好处。”

贺雪峰说,对政府救济有无限要求的群体在基层十分普遍。
“这个群体他看到了信访机制的软肋,你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他去上访,上面就要下面解决,基层往往只能用金钱、低保各种福利来安抚他。其中有些人就会发现,只要我上访,政府就会给我好处,最后小好处他还不满意,他要更大的好处。”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解决此类困局的途径在于,利益分配的渠道机制要有变化,尤其是低保之外的非常规救助,决策权要由现在的镇政府下放到村里。
“有些上访者抓住了基层政府害怕上访的弱点,如果政府把一些权力下放到村一级社区,这些人有生活需要只能去村里面沟通,形成这么种机制。而一般来说,农村社会的社区精英对贫困群体是有影响的,因为熟人社会在小范围内会起作用,形成道德压力。”

党国英说,“如果还有极个别的人依然胡闹,那就没办法,只能依法办事。”
新京报记者 刘子珩 实习生 黄斌 山东高青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