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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 你妹妹是一个秋天的童话
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09-08-18 10:56:03 点击次数: 0
摘            要:  
       我爱看的电影,他不爱看。我们一起去看《瞧这一家予》,走出电影院,我说:“张岚演得真逗。”“张岚?张岚是不是演胡主任得那个?”
简介:
遇罗克 你妹妹是一个秋天的童话


2009年05月18日10:10 《法律与生活》杂志

  ——“遇罗锦离婚案”始末

  文/王丽英

  提要:是单纯追求爱情,还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一件小小的离婚案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只因为那个时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与现在不同。

  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前后,社会出现了一轮离婚潮,其主体主要是“上山下乡”后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其中的“遇罗锦离婚案”更是引人注目。

  遇罗锦,是因一篇《出身论》而受极刑的烈士遇罗克的妹妹。“文革”结束后不久,遇罗锦发表了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详实记录了她的家庭、经历和婚恋,甚至大胆地写出自己的婚外情,这在当时堪称文坛的一颗炸弹。几年以后,在人们谈离婚色变的年代,她又因第二次婚姻破裂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结婚:“为了生存的选择”

  遇罗锦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是出色的土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曾两度留学日本,是成功的实业家,并当选过市人大代表。1957年,遇崇基和王秋林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遇家开始遭遇劫难。

  “文革”初期,遇罗锦的哥哥遇罗克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而遭逮捕,并于 1970年3月被处死刑。遇罗克被捕前,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于是,遇罗锦被定为 “思想反动分子”,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3年。

  1970年3月,劳改农场解散,遇罗锦又被转到河北临西县插队落户。那里的工资多年没有超过一毛钱。迫于生活 ,她到黑龙江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结了婚,户口得以从贫困地区迁到东北。他们婚后生有一子,但由于没有感情基础,4年后离婚。没有出路的遇罗锦又回到北京谋生,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其间母亲经常发脾气,要她尽快嫁人。现实的困境和家庭的压力使她不得不考虑再找个对象。

  经人介绍,1978年7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据她事后自己的总结,他们两人各有三图:“他图我:(1)我永远不想生孩子。(2)介绍人说我很能干,在经济上绝不会亏累他,他很相信并也看出我不是懒虫。(3)他认为我的外表和他原来的爱人不同,他喜欢学生样的人,尽管他出身城市贫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却希望女方是知识分子。我图他:(1)他有个孩子,而且从小就和她奶奶单过,我很满意。(2)他有间房,我可以有落脚之处。(3)他给我的印象还算老实、忠厚、正派。”

  离婚:追求幸福还是忘恩负义

  但是,两人一起生活才两年,婚姻就触礁了。1980年5月16日,时年34岁的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状,提出离婚。

  这个离婚的背景是,就在1年前,也就是1979年5月,遇罗锦的日记问题得到了平反。两个月后,她回到原先工作的玩具六厂上班。4个月后,遇罗克的问题也得到平反,遇家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遇罗锦的户口也已在婚后不久就从东北调回了北京。

  生活境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她的婚姻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1980年4月,也就是提出离婚一个月前,她突然在外面找了一间农民房,开始与蔡钟培分居。

  对于离婚理由,遇罗锦在诉状中说,“我们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语言。玩不到一块,想不到一块,说不到一块。”在向法院呈交的材料中以及其他场合,她不止一次举过这样的例子:

  我爱看的电影,他不爱看。我们一起去看《瞧这一家予》,走出电影院,我说:“张岚演得真逗。”“张岚?张岚是不是演胡主任得那个?”

  去香山游玩,我心里想的是这片景色多美多静,他却忽然说:“昨天我路过菜市场,那儿正卖处理黄花鱼,两毛五一斤,我真想去排队。”

  看画展,人们都在静静地看,唯有他的声音响彻室内,大言不惭地给孩子讲绘画“原理”。

  ……

  “钟培是好人”,遇罗锦在写给单位的材料里写道,“但绝不是我心目中的爱人”。“他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希望我能从爱人身上学点什么,能对我的精神有所启发……我对他没有爱人的感情。我应当结束这种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 ”

  突然的离婚请求给了过惯普通生活的蔡钟培非常大的打击。他在答辩中写道:“我们经人介绍自由恋爱,结婚以来两人根本没发生过什么大的口角……生活一直很美满,经常一起去看电影。5月2日,她还买了两张《蝴蝶梦》的票,看完后回家吃的中午饭,怎么能说玩不到一起呢?”

  他还强调:“我们在婚后两年多,齐心协力办了3件大事:第一件,把遇罗锦的户口调到北京。第二件,帮遇罗锦找工作。第三件,为遇罗克平反。这证明我们婚后并不是如遇罗锦说的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而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

  “遇罗锦提出要结束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而实际呢?她是在自己的环境、地位、条件发生变化后,变了心。我觉得,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考察她的几次婚姻状况,她实际上是想把婚姻当作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个个跳板。”

  面对道德谴责,遇罗锦坦然答道:“我并不是不懂道德,而是有罪:自欺罪、欺骗罪。我没有爱过谁,却要和谁去结婚。”她大声疾呼:“我是否应当因为我自欺过,而把继续和蔡钟培凑合过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永远自欺地过下去?”

  审判:一波三折终解脱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蔡钟培起初坚持不离婚,后来态度发生转变,但他强调,婚前遇罗锦说没结过婚,也没说劳动教养3年的事,是欺骗了他,必须把问题的性质说清楚才同意离婚,并且要遇罗锦赔偿他的饭钱以及买自行车等方面的经济损失。其后,他又向法院反映遇罗锦与别人有不正当关系。

  遇罗锦也开始反击,证明婚后自己在经济上为全家做出的贡献更大,并且要分一半家产。显然,双方定然不会在一起生活了,但一个想要结果,另一个想要说法。

  审理期间,想要说法的蔡钟培主动给报社写信,要求组织群众就自己的离婚诉讼开展讨论。其后,两家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杂志公开组织了大讨论: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 ?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报社、给法院,也有要求法院转给遇罗锦本人的。

  尽管有部分人倾向于支持遇罗锦,但是当时的主流舆论还是一边倒地谴责遇罗锦,指责她利用婚姻做跳板,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人民日报》甚至刊登消息称遇罗锦是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新华社更是刊发了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内参。一件小小的离婚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80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党春源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因此,判决两人离婚。判决宣告后,蔡钟培不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1981年1月1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认为原判对“草率结婚”和“婚后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决定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1981年1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于是,遇罗锦与蔡钟培又开始了新的拉锯战。

  1981年2月,在案件重新审理过程中,遇罗锦又写出《今天的童话》,想用文字来回答舆论的谴责。她还认为新华社内参中很多是“无中生有”、“任意夸大”,尤其是“她对一个老干部的追求”。

  根据遇罗锦自己的表述:1979年4月,自己与某报社马姓老干部认识后,马向自己暗示没有爱人,并且主动写信、赠送照片和纪念品追求她,由于他曾表示出支持哥哥遇罗克的倾向,并且有着自己向往的“精神交流”,所以自己也并非没有表示过好感,但没有不正当关系。遇罗锦提出离婚后,马向法院以及媒体说是遇罗锦主动追求他,但一直遭到他的严厉批评。

  在进一步查清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法院对遇罗锦和蔡钟培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双方最终同意调解离婚。

  28年过去了,这桩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离婚案早已退出人们的视野,在那个极左思潮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里真实地表达自己、勇敢地解放自己的遇罗锦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据说,与蔡钟培离婚后不久,遇罗锦与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师吴范军相识并结婚。1983年,曾经翻译《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一名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遇罗锦到德国短期访问。其后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一直没有回来过。期间她多次想接丈夫赴德,但吴范军坚决不去。1992年,在僵持的情况下,吴范军主动提出离婚。1993年,遇罗锦和德国人海曼结了婚,她说自己过得相当安宁愉快。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5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