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 是谁批判你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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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马寅初 是谁批判你的学术思想
1982 计划生育
全国6.01938035亿人，大陆人口5.806亿，城市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这是1954年11月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49年后的首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发现中国远不止“四万万同胞”，建国之初沿用民国时期中国4.7亿人口的数据得到修正。
建国后四年，经济得到一定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大规模战乱终结，加上政策鼓励的因素，4年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3%。经过这次人口普查，中央认识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节制生育的观念在国家领导人中普遍萌生。
然而在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前，节制生育并未成为主流看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建国初全盘学习苏联，在人口与生育政策上深受其影响，但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苏联则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把多生多育和人口增长当作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生子众多的妇女常获“英雄母亲”称号。
鉴于诸多原因，节制生育的观念常被贴上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标签。“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49年9月，毛泽东撰写《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反驳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因其认为如何解决吃饭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作为美国左派政党政治家，艾奇逊关注人口与吃饭问题不足为奇。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认为，革命加生产能解决吃饭问题。虽然毛泽东没有提到今后是否控制人口的问题，但无疑为今后中国的人口政策曲折变迁，留下不少伏笔。总之，建国头四年，“人多是好事”，这是主导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初，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对“绝育”和“流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办法。最早的一部法规是《机关部队干部妇女打胎限制的办法》，1950年颁布，规定了极严格的打胎流程，如要丈夫同意，医生证明，首长批准，擅自打胎者，要给予处分。
后来又有《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及《婚前健康检查试行办法》，卫生部还通知海关，对避孕药具的进口，严加禁止。头几年人口猛增，客观上与这一系列措施有莫大关系。
人口普查结果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节制生育的观点在国家决策层逐渐占据上风。国家计委1957年1月呈报《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年底的八大三次会议，毛又指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周恩来在首次人口普查后立即做出这个指示。两年后，周恩来在党的八大“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要求卫生部门应胁助有关方面对节育进行宣传，并采取措施。
邓小平更是严厉批评一系列限制节育的办法，要求卫生部门给予修正，在他的指示下，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这才解禁。1954年11月卫生部已明令，“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1956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明确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大环境如此，从决策层到知识界，自然形成一股节制生育问题讨论热潮。在民主党派中，以邵力子为代表；在知识界，以马寅初为代表，均为最活跃的节制生育提倡者。邵曾发表《避孕知识普及概况》、《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等文，呼吁避孕和人工流产是市民权利……人们一旦掌握了避孕手段，就可以减少盲目生育，减少妇女的痛苦。
1954年启动避孕工作，全国印制500万册宣传指导避孕的书籍，3000多套避孕挂图和展览图片，700多套避孕幻灯片。
反右中，马寅初等人遭到批评，伴随大跃进带来的浮夸与冒进，节制生育再次成为标靶，既使在决策层，人口观念也出现反复与混乱。
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节育的。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出现非正常趋势，但没想到，1962年困难时期过去，人口出现第二次暴增。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和1963年分别是27.14‰和33.5‰。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总数达7.2307亿，中国大陆人口达到6.9458亿，逼近7亿。
计生工作在此期间，虽受政治运动影响，但也未彻底停顿，1962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仍要“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卫生部曾提出，1963年开始，计生列入国家和省的计划之内，提倡适龄结婚，国务院后批准卫生部建议，提出争取在三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20以‰以下，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降到15‰以下。这一年，部分省分和城市开始设立计生机构，配有少量专职人员，全国约有2000人从事此项工作。
进入文革，差不多有四年时间，全国因处于混乱状态，计生工作实质上名存实亡，陷入彻底停顿。70年代初，建国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期诞生的那一代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再度呈过快增长趋势，就业压力也日益加大。
与此同时，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965年的2.14亩减至1970年的1.84亩，1970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93公斤，比五十年代还少，在周恩来主持和关心下，控制人口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计生工作再次开始起步，并开始形成真正的计生工作体制雏形。
经周恩来指示，1973年的《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5年，把城市人口净增率降到10‰左右，农村人口净增率降到15‰以下，要求各级主要负责人认真抓好这项工作，人口规划首度被正式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第二年年底对国家计委的报告批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此时，国家提出了了“晚、稀、少”的计生政策，晚是指晚婚、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各级计生组织机构逐渐恢复与扩充，最早出现的是1970年山东省革委会设立的计生领导小组。1975年，各地市县开始配置专门计生干部，省一级的计生领导小组有编制12人，隶属卫生局，至1978年，14个省的计生办公室已单独设置。
不过那时候，计生工作抓得并不紧。1980年9月，“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口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口号来自中共中央写给党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带头执行。第二年国家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口号也变得家喻户晓。
1982年两件大事，最终使计划生育升华到基本国策的地位，9月份，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的大发展阶段。新世纪的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标志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法律和政府行政力量，投入巨额资源，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国家。
计划生育功大于过——专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网易新闻：计划生育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陆：计划生育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而且城镇居民也比较好管理，因为那时候的城镇居民几乎都是企业职工。可以从工厂对企业员工的管理上着手，发生育证，独生子女证等等。如果超生的话，是直接跟工资、福利待遇挂钩的。不过各地情况还是不同，例如发达城市来讲，上海、北京比较好管理，一段时间后生育率就降到了1.5，广州那时候还是2.8，这也是各地经济状况，经济结构不同所造成的。
真正麻烦的是农村人口。因为当时已经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己拥有了土地，自负盈亏了，没办法用管理城镇居民的办法去管理他们。所以当时对于农村人口的管理办法就是以罚款为主，叫做超生费。现在改成社会抚养费了。费用的多少，是要按照该农民的收入水平比例来罚款的。比例根据各地情况不同而不同。但是，因为是自主规定数额，所以也有很多地区存在着乱罚的现象。
网易新闻：这种农村和城市人口出生率的差别导致城乡人口差距，但是城市的教育环境要优于农村，这种比例的扩大会不会导致人口总体素质的下降？
陆：这个问题，几年前也有一些学者在讨论。我个人认为，人口素质的高低，教育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国外也有家庭是2、3个孩子的，你不能说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一定不如独生子女家庭。我们还要看其他的方面，例如个人能力啊，人格培养方面等等，不能太片面了。农村和城市的孩子应该是形成一个互补的趋势。况且国家的经济在发展，教育体制也在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
网易新闻：现在国家放宽了第二胎的生育限制，这会造成人口的大量增长吗？
陆：我认为不会，现在放宽的第二胎生育条件，主要是指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第二胎。这个就主要是说的城市人口，因为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嘛。但是城市里的人面临生育成本大的问题，所以在城市里是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
例如韩国，国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控制，但是韩国也普遍是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就是因为生育成本比起以前来提高太多了。丁克家族的比率也在逐年上升。所以说，就算放宽了第二胎的生育限制，也不会造成人口大量增长。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现在争议依然比较大，有人说如果中国60年代就实行，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将更加发达，也有人是全盘否定了计划生育政策。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陆：首先说第一个观点，人口问题，只是经济发展中一个方面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制度问题。六、七十年代，国家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科学技术也不发达，正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期。后面提出改革开放了，提出市场经济了，我们国家才真正开始快速发展。控制人口数量只是加快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个手段，经济制度才是重点。
全盘否定计划生育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计划生育政策起码减少了四亿人的出生，算算看这减少了多少资源的浪费。这几年国际上提出的“节能减炭”，少生四亿人，能减少多少的能源浪费，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方面上说，计划生育是有必要的。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政策是国际社会抨击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点，您怎么看这种国际社会的评论？
这里面有罚款的问题，因为各省标准不一样，有很大的人为控制空间。所以容易造成乱罚款的现象。尤其是农村里，罚款数额往往超出了一个家庭的承受范围，人为地造成了家庭的赤贫。有些地方更为荒唐，规定了每年必须要有多少超生罚款。例如2007年广西博白的事件，也是政府官员的错误决定造成的。
不过中国政府一直在改进计划生育的执行方式，尤其是近些年，许多措施也人性化了。
网易新闻：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有弊端吗？
陆：有，主要就是在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上。
因为我们控制了人口的数量，所以老龄人口在整个人口比例中就上升了，这意味着国家将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养老方面。个人的压力也很大，一个独生子女要负担两个老人的生活费用，一对独生子女夫妻，就要供养四个老人。尤其是一些空巢家庭，儿女不在身边，这些老人极需要关怀。
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主要是针对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养老补助。各地每月补助50至80元不等。但实际上，这个补助一是少了，跟不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第二没办法弥补空巢家庭老人的失落感。
其次就是性别比例在逐年地扩大，这些人一旦到了适婚年龄，就会出现一个人口挤压，由此又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但是现在国家政策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民生压倒计生，虽然对计生家庭不公平，但是也是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因为人均GDP的关系，仍严抓人口控制，对于二胎政策是不反对不鼓励。这样容易使老龄化问题、人口性别比例问题，越来越严重。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了高风险家庭形成，子女的死亡很容易造成家庭的毁灭，怎么从政策上对这些家庭进行弥补呢？
陆：首先在经济上，对其进行照顾。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伤残、死亡的，可以一次性领取5000元抚恤金，以后每个月还能领取120至200元的补助。现在北京市累计有1000户家庭得到了这样的补助。不过还有一些家庭不愿意去面对孩子伤亡的这一事实，所以不愿意领取。
其次是从精神上的补助。对很多家庭来说，钱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失去孩子的悲痛和失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例如让大学生和这些家庭互相结对，也有认领“兵孩子”的。我认为，精神抚慰应该是要大于经济抚慰的。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陆：现在普遍认为的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74。但我认为实际的数字还要更高。因为各地存在隐瞒生育人口的现象，等到明年第六次的人口普查，男女比例差距应该是更高。
为什么比例失调这么严重呢？一个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只生一个，所以有的家庭一定要等到第一胎是男孩才要。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们已经禁止产前性别检查。还有就是各地法规不同，有些地方规定，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的话就不允许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性别歧视政策。
我们现在要完善法律法规，限制男女比例的进一步扩大。
网易新闻：您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走过的这30年？
陆：功大于过。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凸显了人口老龄化加速，空巢家庭、高危家庭的增多，以及男女比例失调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他毕竟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节约了大量的能源。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不但是控制人口数量，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或者说是只生两个，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人性化管理，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让每一个出生的宝宝是健康的。 (本文来源：网易 )
1982 计划生育
全国6.01938035亿人，大陆人口5.806亿，城市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这是1954年11月公布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949年后的首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发现中国远不止“四万万同胞”，建国之初沿用民国时期中国4.7亿人口的数据得到修正。
建国后四年，经济得到一定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大规模战乱终结，加上政策鼓励的因素，4年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3%。经过这次人口普查，中央认识到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节制生育的观念在国家领导人中普遍萌生。
然而在人口普查结果出来之前，节制生育并未成为主流看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建国初全盘学习苏联，在人口与生育政策上深受其影响，但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苏联则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把多生多育和人口增长当作制度优越性的表现，生子众多的妇女常获“英雄母亲”称号。
鉴于诸多原因，节制生育的观念常被贴上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标签。“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己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己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1949年9月，毛泽东撰写《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反驳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因其认为如何解决吃饭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作为美国左派政党政治家，艾奇逊关注人口与吃饭问题不足为奇。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认为，革命加生产能解决吃饭问题。虽然毛泽东没有提到今后是否控制人口的问题，但无疑为今后中国的人口政策曲折变迁，留下不少伏笔。总之，建国头四年，“人多是好事”，这是主导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初，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对“绝育”和“流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办法。最早的一部法规是《机关部队干部妇女打胎限制的办法》，1950年颁布，规定了极严格的打胎流程，如要丈夫同意，医生证明，首长批准，擅自打胎者，要给予处分。
后来又有《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及《婚前健康检查试行办法》，卫生部还通知海关，对避孕药具的进口，严加禁止。头几年人口猛增，客观上与这一系列措施有莫大关系。
人口普查结果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节制生育的观点在国家决策层逐渐占据上风。国家计委1957年1月呈报《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年底的八大三次会议，毛又指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1千万，那么10年就是1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周恩来在首次人口普查后立即做出这个指示。两年后，周恩来在党的八大“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要求卫生部门应胁助有关方面对节育进行宣传，并采取措施。
邓小平更是严厉批评一系列限制节育的办法，要求卫生部门给予修正，在他的指示下，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这才解禁。1954年11月卫生部已明令，“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凡请求避孕节育者，医疗卫生机关应予以正确的节育指导”。1956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明确提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大环境如此，从决策层到知识界，自然形成一股节制生育问题讨论热潮。在民主党派中，以邵力子为代表；在知识界，以马寅初为代表，均为最活跃的节制生育提倡者。邵曾发表《避孕知识普及概况》、《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等文，呼吁避孕和人工流产是市民权利……人们一旦掌握了避孕手段，就可以减少盲目生育，减少妇女的痛苦。
1954年启动避孕工作，全国印制500万册宣传指导避孕的书籍，3000多套避孕挂图和展览图片，700多套避孕幻灯片。
反右中，马寅初等人遭到批评，伴随大跃进带来的浮夸与冒进，节制生育再次成为标靶，既使在决策层，人口观念也出现反复与混乱。
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节育的。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出现非正常趋势，但没想到，1962年困难时期过去，人口出现第二次暴增。人口自然增长率1962年和1963年分别是27.14‰和33.5‰。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总数达7.2307亿，中国大陆人口达到6.9458亿，逼近7亿。
计生工作在此期间，虽受政治运动影响，但也未彻底停顿，1962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仍要“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卫生部曾提出，1963年开始，计生列入国家和省的计划之内，提倡适龄结婚，国务院后批准卫生部建议，提出争取在三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20以‰以下，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降到15‰以下。这一年，部分省分和城市开始设立计生机构，配有少量专职人员，全国约有2000人从事此项工作。
进入文革，差不多有四年时间，全国因处于混乱状态，计生工作实质上名存实亡，陷入彻底停顿。70年代初，建国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期诞生的那一代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再度呈过快增长趋势，就业压力也日益加大。
与此同时，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965年的2.14亩减至1970年的1.84亩，1970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93公斤，比五十年代还少，在周恩来主持和关心下，控制人口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计生工作再次开始起步，并开始形成真正的计生工作体制雏形。
经周恩来指示，1973年的《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提出争取到1975年，把城市人口净增率降到10‰左右，农村人口净增率降到15‰以下，要求各级主要负责人认真抓好这项工作，人口规划首度被正式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毛泽东第二年年底对国家计委的报告批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此时，国家提出了了“晚、稀、少”的计生政策，晚是指晚婚、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不超过两个孩子。各级计生组织机构逐渐恢复与扩充，最早出现的是1970年山东省革委会设立的计生领导小组。1975年，各地市县开始配置专门计生干部，省一级的计生领导小组有编制12人，隶属卫生局，至1978年，14个省的计生办公室已单独设置。
不过那时候，计生工作抓得并不紧。1980年9月，“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口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口号来自中共中央写给党团员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带头执行。第二年国家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口号也变得家喻户晓。
1982年两件大事，最终使计划生育升华到基本国策的地位，9月份，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的大发展阶段。新世纪的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标志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依靠法律和政府行政力量，投入巨额资源，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国家。
计划生育功大于过——专访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网易新闻：计划生育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陆：计划生育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而且城镇居民也比较好管理，因为那时候的城镇居民几乎都是企业职工。可以从工厂对企业员工的管理上着手，发生育证，独生子女证等等。如果超生的话，是直接跟工资、福利待遇挂钩的。不过各地情况还是不同，例如发达城市来讲，上海、北京比较好管理，一段时间后生育率就降到了1.5，广州那时候还是2.8，这也是各地经济状况，经济结构不同所造成的。
真正麻烦的是农村人口。因为当时已经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自己拥有了土地，自负盈亏了，没办法用管理城镇居民的办法去管理他们。所以当时对于农村人口的管理办法就是以罚款为主，叫做超生费。现在改成社会抚养费了。费用的多少，是要按照该农民的收入水平比例来罚款的。比例根据各地情况不同而不同。但是，因为是自主规定数额，所以也有很多地区存在着乱罚的现象。
网易新闻：这种农村和城市人口出生率的差别导致城乡人口差距，但是城市的教育环境要优于农村，这种比例的扩大会不会导致人口总体素质的下降？
陆：这个问题，几年前也有一些学者在讨论。我个人认为，人口素质的高低，教育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国外也有家庭是2、3个孩子的，你不能说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一定不如独生子女家庭。我们还要看其他的方面，例如个人能力啊，人格培养方面等等，不能太片面了。农村和城市的孩子应该是形成一个互补的趋势。况且国家的经济在发展，教育体制也在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
网易新闻：现在国家放宽了第二胎的生育限制，这会造成人口的大量增长吗？
陆：我认为不会，现在放宽的第二胎生育条件，主要是指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第二胎。这个就主要是说的城市人口，因为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嘛。但是城市里的人面临生育成本大的问题，所以在城市里是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
例如韩国，国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控制，但是韩国也普遍是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就是因为生育成本比起以前来提高太多了。丁克家族的比率也在逐年上升。所以说，就算放宽了第二胎的生育限制，也不会造成人口大量增长。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现在争议依然比较大，有人说如果中国60年代就实行，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将更加发达，也有人是全盘否定了计划生育政策。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陆：首先说第一个观点，人口问题，只是经济发展中一个方面而已，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制度问题。六、七十年代，国家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科学技术也不发达，正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期。后面提出改革开放了，提出市场经济了，我们国家才真正开始快速发展。控制人口数量只是加快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个手段，经济制度才是重点。
全盘否定计划生育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计划生育政策起码减少了四亿人的出生，算算看这减少了多少资源的浪费。这几年国际上提出的“节能减炭”，少生四亿人，能减少多少的能源浪费，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方面上说，计划生育是有必要的。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政策是国际社会抨击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点，您怎么看这种国际社会的评论？
这里面有罚款的问题，因为各省标准不一样，有很大的人为控制空间。所以容易造成乱罚款的现象。尤其是农村里，罚款数额往往超出了一个家庭的承受范围，人为地造成了家庭的赤贫。有些地方更为荒唐，规定了每年必须要有多少超生罚款。例如2007年广西博白的事件，也是政府官员的错误决定造成的。
不过中国政府一直在改进计划生育的执行方式，尤其是近些年，许多措施也人性化了。
网易新闻：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有弊端吗？
陆：有，主要就是在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例上。
因为我们控制了人口的数量，所以老龄人口在整个人口比例中就上升了，这意味着国家将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养老方面。个人的压力也很大，一个独生子女要负担两个老人的生活费用，一对独生子女夫妻，就要供养四个老人。尤其是一些空巢家庭，儿女不在身边，这些老人极需要关怀。
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主要是针对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养老补助。各地每月补助50至80元不等。但实际上，这个补助一是少了，跟不上现在的经济发展，第二没办法弥补空巢家庭老人的失落感。
其次就是性别比例在逐年地扩大，这些人一旦到了适婚年龄，就会出现一个人口挤压，由此又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但是现在国家政策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民生压倒计生，虽然对计生家庭不公平，但是也是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因为人均GDP的关系，仍严抓人口控制，对于二胎政策是不反对不鼓励。这样容易使老龄化问题、人口性别比例问题，越来越严重。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了高风险家庭形成，子女的死亡很容易造成家庭的毁灭，怎么从政策上对这些家庭进行弥补呢？
陆：首先在经济上，对其进行照顾。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伤残、死亡的，可以一次性领取5000元抚恤金，以后每个月还能领取120至200元的补助。现在北京市累计有1000户家庭得到了这样的补助。不过还有一些家庭不愿意去面对孩子伤亡的这一事实，所以不愿意领取。
其次是从精神上的补助。对很多家庭来说，钱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失去孩子的悲痛和失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例如让大学生和这些家庭互相结对，也有认领“兵孩子”的。我认为，精神抚慰应该是要大于经济抚慰的。
网易新闻：计划生育造成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陆：现在普遍认为的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74。但我认为实际的数字还要更高。因为各地存在隐瞒生育人口的现象，等到明年第六次的人口普查，男女比例差距应该是更高。
为什么比例失调这么严重呢？一个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只生一个，所以有的家庭一定要等到第一胎是男孩才要。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们已经禁止产前性别检查。还有就是各地法规不同，有些地方规定，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的话就不允许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性别歧视政策。
我们现在要完善法律法规，限制男女比例的进一步扩大。
网易新闻：您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走过的这30年？
陆：功大于过。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凸显了人口老龄化加速，空巢家庭、高危家庭的增多，以及男女比例失调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他毕竟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节约了大量的能源。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不但是控制人口数量，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或者说是只生两个，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人性化管理，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让每一个出生的宝宝是健康的。 (本文来源：网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