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 谁对历史灾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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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破四旧 谁对历史灾难负责
2010-01-09 07:12:09 来源: 国家历史(成都)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文章导读:
破四旧的时代背景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回忆1966年筹备“破四旧”展览
保卫灵隐寺
口述：那一年，我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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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的时代背景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破四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移风易俗，本是中共自建立就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出现在这两个文件里的 “破旧立新”非同以往，逾出文化习俗层面，而是直接与“文革”的目标、实现途径等挂钩。
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唯有诉诸群众，来一场大革命。
革命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五·一六通知》出台后的第13天，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贴出的大字报上，出现了“红卫兵”的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之后，其它学校贴的大字报也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十六条”通过之后的第11天，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目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
次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全面开展“文革”的动员会，后来习惯称之为“八·一八”大会。
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给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8月18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更多的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们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已故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说。
8月18日的“文革”动员大会召开之后，第一股狂飙运动，就是 “破四旧”。或者可以说，“破四旧”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战役”。之所以如此，在王年一看来，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号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
“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王年一认为，“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余音
离开展览馆时，张国义拿走了一张长达两米的纸条。这个纸条本来是贴在毛主席画像下的，“上面写了毛笔字，我喜欢书法嘛，就留下来了。”
“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丁大华介绍，
“破四旧，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张国义说，“有人说过，红卫兵破四旧对国家带来的损失，不亚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但后来想，确实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八国联军烧圆明园那只是一个点，红卫兵破四旧，毁的是一个面。全国上下，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等等。”
保卫灵隐寺
1966年8月23日傍晚5时许，杭州平海路上，一堆凤冠霞帔的余烬前，浙大机械系大四学生周城镐停下了脚步。路边，一家戏装道具店柜台被砸、玻璃粉碎，遍地狼籍。
眼前的场景，让周城镐联想到了北京“破四旧”。 近日，杭州城里也在热议这股数千里外的政治风潮。担忧西湖边众多名胜古迹的命运，他决定推迟返校，先绕道去看看岳庙。
岳庙已封闭，大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大字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岳庙该砸”。
回到学校后，他又得知，杭州另一古刹净慈寺已成瓦砾，西泠桥旁苏小小墓被扒平，平湖秋月乾隆手书“西湖十景”碑被砸断。岳庙里，红缨帅盔、紫袍金甲的岳飞坐像，也被套上绳索拉翻在地。
同日，数千里外的洛阳白马寺、哈尔滨极乐寺都遭捣毁焚烧，康有为尚带银发的头骨也被掘出，放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馆”，注明“中国最大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此时，正值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不久。19日，北京红卫兵率先把《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贴到街头，紧接着又在20日砸烂了荣宝斋、全聚德的招牌。这一举动在21日、22日先后得到《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盛赞。后者更鼓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23日，北京红卫兵进而冲击颐和园，砸了释迦牟尼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滚动直播，引发各地红卫兵狂热响应，风暴由此铺天盖地席卷大江南北。
有1600多年历史的杭州第一古刹灵隐寺，当天没有遭到冲击。但周城镐和同学们一致认为，第二天它恐怕还是在劫难逃。这个判断令同学中出现了“一片让人窒息的沉寂”。
“文革” 政治热情一天天加速升温，浙大也和其他高校一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处贴满大字报，喧闹而且无序”，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也都已瘫痪。
但周城镐说，对“破四旧”，浙大学生 “大多数冷眼旁观”，并不热衷。
他们觉得，虽然“灵隐寺内有许多东西属于四旧”，但“就整体而言，它不愧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轻率地将它毁坏。”
周成镐和同学林成孚两人自告奋勇，决定“明天早上先去看看”。
碰撞
24日天刚亮，周、林两人快步走出校门，抄隔壁杭州植物园的小路直奔灵隐寺。
刚进植物园，一个满头大汗的中年男子迎面飞奔而来。他说，将近2000名中学生红卫兵，手持棍棒、铁锨、绳索，正从市区浩浩荡荡杀向灵隐寺。
来不及询问报信人的身份背景，更无暇揣摩这个难以置信的“巧合”，两人一路狂奔而去。到灵隐路洪春桥站，他们拦下了一辆7路公交车。说明原委后，车上同样震惊的乘客和司机当即关闭车门，不停站直开到灵隐寺。
泉水淙淙、鸟鸣啾啾，清晨的雾气笼罩中，灵隐寺依旧气势恢宏，然而空寂无人。僧众在“文革”之初就已遣散，只剩几名老弱看门。
没在山门外看到中学生红卫兵，两人松了口气，从侧门进寺打探。
大雄宝殿里“晦暗、冷清得近乎阴森”，以致于林成孚觉得，那结跏趺坐在莲花之上的释迦牟尼佛，看上去也有些阴郁。大殿另一个角落，一名老僧不时抬头，目光疑惑且惊恐。
一转头，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正在转悠，其中一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
是红卫兵的哨探？两人对视一眼，神色凝重，决定回到门口静观其变。
这时，20余名身穿军装、腰束武装带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写着校名的旗帜引领下朝山门大步走来。
周城镐“听到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声”，看一眼林成孚，对方也紧绷着脸。
然而，到天王殿台阶前，红卫兵们就列队停下了，没有马上动手。
正当两人惴惴不安时，又一队人马疾步奔来，是浙大同学。他们边跑边高喊“把侧门关上”。七八个同学紧随喊声赶到，拉上了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颤颤巍巍的老和尚，忙不迭递过来两把沉甸甸的大铁锁。
等中学生们反应过来，天王殿所有入口都已被封死。攻方队伍开始骚动，准备强行冲击。20多名浙大学生，也在殿前手牵手筑成一道“人墙”，封死了红卫兵进寺的线路。
与此同时，双方都竭力避免着肢体冲突，局面进入了短暂相持。
相持
所有人都明白，相持只得一时。一旦近2000人的攻方大部队到达，仅20来号人的守方将不堪一击。
派人步行三四公里回浙大搬救兵，显然来不及。“ 要是能打个电话到学校就好了。”周成镐对身边的同学说，可是寺内没有。
“我带你们去打电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是几步远处的一位园林工人。
趁着守方几个人去打电话、人墙出现空档，中学生们决心再次强冲。三步，两步，一步……
就在双方即将零距离碰撞时，同学王定吾忽然振臂高喊“我们要辩论”，守方同学愣了一下，也紧跟着集体呼喊“要辩论”。
等到去打电话的同学回来，现场震天的口号、辩论声已经取代了“人墙”攻守。 当时，“辩论”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大力提倡，是一种政治时尚，红卫兵们无法拒绝对方，一时不知所措，硬生生刹住了脚步，被迫直面守方发起的“论战”。
针对红卫兵的“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浙大同学喊出了“造反要有理、以理服人”。
时隔40多年，周城镐仍然极赞这两句口号：“一字之差，却切中要害，完全压制了对方。”
增援
周城镐等人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广播台。随即，遍布浙大校园的高音喇叭里反复响起了“灵隐寺告急”。
顿时之间，一些心急的同学光着膀子就往校门口冲。紧随其后，有穿背心裤衩的，有趿拉着拖鞋的：一支衣冠不整、然而目标完全一致的队伍，在奔向灵隐寺的路上不断扩容。
他们在灵隐路赶上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眼看对方超过前头去的人马越来越多，中学生们急了，也开始跑步前进。
近五六千年轻人，在平时很少有人走的灵隐路上你追我堵，潮水般涌进了灵隐寺。已经对峙三个多小时的攻守双方，都高呼革命口号，为己方大部队的到来热烈鼓掌，许多人甚至激动流泪。
没有时间喘息，新到的生力军匆匆接替了先头部队，双方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攻防。
趁中学生们还没站稳脚跟，浙大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寺庙入口围了个严严实实，又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进对方队伍，十来个大学生包围着四五个中学生，在寺前的路上、空地上，东一堆、西一堆的继续辩论。疲于应付论战的红卫兵，始终无法组织起冲击行动。
然而形势并未缓解。到当天下午省、市领导闻讯赶来时，灵隐寺前还是人山人海，双方调门越来越高，激烈辩论慢慢升级成骂架动粗，大规模肢体冲突一触即发。
省、市领导决定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解决，同时传达了省市两级政府要求保存灵隐寺的几点意见，但是红卫兵坚决反对保存。
眼看协调会陷入僵局，浙江省委领导决定把情况上报国务院。同时要求，在得到国务院答复前，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行动。
这是当天唯一得到双方共同认可的意见，局势终于暂告缓解。
天色渐暗，中学生们毫无撤退的意思。浙大师生尽管疲惫不堪，也只能继续坚守，不少人已经饿了两餐，到深夜，更在阴冷的山风中直哆嗦。幸有灵隐寺周边村庄的一批青壮年，以及灵隐园林管理处职工来支援守寺。他们还为浙大师生带来了馒头、烧饼、饼干，甚至挡寒的帆布工作服。
这批熟悉地形的精壮人员，守住了灵隐寺山前山后所有通道，以防夜袭。
对峙中，灵隐寺终于平安迎来了8月24日黎明。
舆论
红卫兵仍然不肯撤退，危机没有解除。
前夜换岗回到学校的周城镐等同学，决定散发传单，发动更多杭州市民保护灵隐寺，同学胡庆国负责起草文告。
下午五时许，在又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夏日结束之前，“文革”以来杭州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亮相街头，意外得到了杭州舆论“一边倒”的支持。
参与散发传单的同学回忆，一些群众当场严厉批评中学生们冲击灵隐寺的行为，许多居民委员会则提醒、组织居民约束自家子女，“已经参与的要立即收手，没有参与的不能再加入围攻，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一夜之间，谴责中学生鲁莽无知、声援浙大师生保卫灵隐寺的大字报，从市区一直绵延到了灵隐寺山门外。尤其是杭州钢铁厂的工人们，在寺前大树上挂出了“誓保灵隐”的巨型条幅，每个字达1.5平方米大小。
中学生们也不甘示弱，也在灵隐寺周围到处张贴大字报：《一论砸灵隐寺菩萨有理》、《二论砸灵隐寺菩萨有理》……并且支起大喇叭进行宣传攻势，一边多次组织强行冲击。
25日清晨，雾气再次笼罩灵隐寺时，杭州多家企事业单位职工陆续前来加入了守方。曾参与灵隐寺修复重建的浙江美术学院师生，也打着红旗来了，他们向中学生们反复强调灵隐寺的巨大艺术价值，
这一天，由校学生会牵头，浙大各系学生会开始组织人手轮流参与守护。大学生们自发的保卫灵隐寺行为，至此步入了有序状态。
灵隐寺前“慢慢平静”，中学生们似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围着寺庙，没有任何动作。
局势暂时无忧，周城镐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守夜，回到宿舍睡下了。
煤油
晚11时左右，他被宿舍门口持续的电话铃声惊醒。
电话那头，浙大总机女话务员语声急促：有外线不明身份人来电，杭四中一批红卫兵正集结队伍向灵隐寺进发。
周城镐睡意顿消，放下电话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
顿时之间，校园里高音喇叭再度响起，学生寝室一个接一个亮起了灯。嘈杂鼎沸中，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自发集结。事后官方统计，这一次，浙大本部玉泉校区师生几乎“倾校而出”。
鉴于23日这天的仓促被动，这一次，杭州市政府、校方白天就预备好了一些应急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专用公交车。在学生到达校门口之前，汽车发动机已经开始轰鸣。
在灵隐寺与飞来峰之间，浙大师生筑起了第一道“人墙”。陆续赶到的人群，更把狭长的谷道堵了个严严实实。
杭四中红卫兵突然再次行动，始于当天上午的杭州5所中学红卫兵分头秘密会议。他们在会上认为“省委、市委领导都犯了严重错误，北京城里的东西（所谓‘四旧’）都打烂了。为什么灵隐寺还要保护？”决定继续组织砸灵隐寺。
中学生们高喊着“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冲了上来，但他们还是无法冲破浙大师生的阻挡。
几次攻守下来，有细心者注意到，中学生没有带任何工具，除了几只铁桶。想起此前围攻者曾扬言“打砸不成就火烧”，人们怀疑，铁桶里装有燃油。
这个推测激怒了浙大师生。盯着几只铁桶，他们开始主动进攻。混战中几经撕扯争夺，大学生们抢下了铁桶。一打开盖子，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
眼见计划破产，杭四中学生只好撤走。部分浙大师生仍不放心，一直坚守到了26日天亮才陆续返校。
此后几个白天里，攻守双方继续在寺外“捉对儿论战”， 每每到天黑才精疲力竭地收兵，第二天又精神焕发，继续舌战。
对峙中，浙大发现，围寺的中学生数量渐渐减少。后来得知，许多人离开灵隐寺参加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去了。
随着中学生们注意力逐渐转移，这场灵隐寺保卫战渐近尾声。最终为它画上句号的，则是8月27日周总理办公室传来的指示。
收兵
周总理的指示是“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浙江省委当即组织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此时已经是27日晚上。
当晚，灵隐寺前一块大岩石旁临时搭建的小台子四周人头攒动，高悬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照得透亮。
小台子上，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当众宣读了总理办公室来电记录：第一，希望革命小将们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希望能够保留下来……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瞬间淹没了王子达的声音，没有人再关心他没念完的几条指示。
“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周城镐说。
夹杂在欢呼的人群中，坚持围寺好几天的中学生们，则沉默地站立在灯光下。他们中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电话指示的真实性，把电话打进了杭州市委值班室，仔细查问周总理来电指示的全部内容。甚至还有人坚持认为，破“四旧”是革命行动，周总理一定会支持，指示肯定是“走资派捏造出来的”，坚持要捣毁灵隐寺。
到28日，总理指示内容传遍杭州，本来就得不到舆论支持的中学生红卫兵们，进而陷入了完全孤立。迫于压力，他们终于不再坚持，
当他们列队掉头时，现场不知是谁又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沉默片刻后，守方师生、群众也跟着一起喊口号，还伴以热烈的掌声。
周城镐说，他们那一刻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弃围攻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欢迎和尊敬”。
热烈的欢送场面使得中学生们也露出了笑容，略显尴尬但也愉快。举步维艰中，他们终得体面退场。
封闭
灵隐寺保卫战就此结束，可是周城镐等人一直没想明白，中学生红卫兵们的任何动作，为何都有人在第一时间告诉浙大师生？
如果说，那个中年干部在植物园里碰到周、林二人是巧合，那么25日深夜打电话到浙大的神秘人又作何解释？他是什么身份背景，为何如此清楚杭四中学生的动向？似乎，幕后有只大手完全掌控着一切、只是不便公开出面支持守方。
四十多年来，这些疑问始终没有官方解释。
倒是浙江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叶航，在博客上谈及了此事。他的消息来自“一位公安战线上的前辈叔叔”。
叶教授博文称，文革初期，地方政府未遭颠覆，各地安全保卫机关仍在有效运行，他们采用“内控”、“打入”等特殊手段，一直秘密监控着红卫兵组织。因此，灵隐寺要遭冲击的消息，最早被杭州公安局治安处掌握。
叶教授透露，他的这位前辈叔叔，正是这项秘密工作的参与者。
于是，在中学生们出发时，消息通过公安特勤“及时”通报给了浙大红卫兵。这才有了之后的灵隐寺保卫战。
他进而推断，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肯定知道并认可这一行动。从杭州市委市政府一直紧密配合浙大学生的自发行动这点来看，显然，领导层早已过问此事，并事先作出周详部署。
围攻队伍撤退后，杭州市政府在8月30日发布公告称，由于各方意见不一，辩论激烈期间，整个灵隐景区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这个主意也是出自王平夷。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则组织人手夜以继日施工，迅速用砖头、石灰等，把整个灵隐寺封闭得严严实实。
此后，灵隐寺直到1975年外宾来访才经国务院批准启封，并于是年11月开始第二次全面整修，三年后重新对外开放。而王平夷早已在1970年遭“四人帮”批斗致死。
那一年，我烧书
找到了古书，就等于找到了罪证。第二天过午，三小推车古书，一把火给烧了，纸灰象一个个黑蝴蝶，漫天飞舞。
口述：房学经（山东五莲县） 整理：杜兴
1967冬天，我在望户公社当公安特派员。有一天，公社主任打电话，要我马上赶到堡南村，说是发生了一件重要案件，跟“破四旧”有关。
堡南村正在白马山上搞“小流域治理”，领导蹲点抓。高音喇叭唱着“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突然，歌声象二胡断了弦。“喂，喂，全体贫下中农都听着，首先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下面，开始批斗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福全（化名）！”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头上顶着一摞古书，胸前背后贴着大字报，身后跟着五、六个人，有的打锣鼓，有的拿着纸壳做的广播筒，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打倒孔福全”。游行队伍在工地里来回转。工地战线很长，扯东到西有二里地，插满了彩旗和标语牌。
走进治理指挥部。公社主任坐在一张三抽桌旁边，两手捂着紫砂杯，见我进来，就说，“你马上组织几个人把孔福全的家搜查一下，看看他到底私藏了多少古书，这老家伙一派孔孟之道！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贩卖封资修的东西！”
“县公安局来人了没？”我问。“没有公安局你不办案了？”“那……”“那什么那！”我就没说什么了。
搜书
“这个孔福全，五、六十岁的人了，也没有住嘴的时候，抡着镢头也耽不了他讲《小八义》，弄得别人光听他讲，耽误了干活。正好叫公社主任碰上了，说说他，他还不服劲，咬着屎头子犟。更可恨的是，休息时，别人在学习毛主席语录，他跑倒一边去看书！” 去孔福全家的路上，村支部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白家银跟我说。
孔福全家在村子西头，一座小四合院，房子不算新。屋前不远就是白马河，靠河边打了一口大井，井内的水瓦蓝瓦蓝的。他老伴得偏瘫病多年了，坡上的活不能干。
“二娘娘！二娘娘！”推开大门，白家银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就说：“这老人有些痴呆，聋得象块土坷垃。”进了屋，看到孔福全的老伴坐在炕上，眯着眼在看着我们。
民兵连长说：“不行，咱自己找找吧，问这块木头也问不出个明末来。” 我们找遍了四间堂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和两间南屋，箱子、柜子、厨子、破粮食囤都找了，一本古书也没找着。
白家银望了一眼西屋说，“就是那两口棺材没揭开看看，还能藏在棺材里不成？”
“不行，就看看棺材。”我说。
“那是寿器，不能随便挪动，老人都很忌讳。”白家银说，“要不，就算了。”
这时，公社的干事小戴一步闯进来，说：“白书记，主任快叫你回去！”
“咋？”白家银问。
“孔福全，游着游着突然晕倒了，看样子是够呛了。”
调查
是够呛了。从工地上抬回来时，孔福全已经咽气。
白家银负责孔福全的丧事，我负责整理孔福全的材料。公社主任一再强调，一定叫县公安局来人参加调查。我心里说，这个时候你想起公安局了。
冬天的太阳落山格外早，不到五点就黑了。刚擦黑，县公安局治安科的一个副股长，骑自行车来了。开始开小雪，东北风在村子上空嘶鸣。孔福全家中传出儿孙们撕心裂肺的哭声。
当晚，我和副股长召开了“三老会议”，三老即老党员、老干部和老贫下中农。经过了解，孔福全的爷爷是左五右六十一个村庄的秀才，清朝末年，在这一带有名有号。要不是孔福全的爹吃大烟，把百十顷地吃光了，这个户肯定是大地主，后来破落了，解放后才划了个上中农。他爹在伪乡政府干过二年文书；大舅子说是去当八路军，但下落不明，有人说去了台湾；孔福全本人上过私塾，一到冬天就讲古书，有时在他家里，有时在街上，大约讲了三十多年了，“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公社主任听了汇报，把桌子一拍：“好了，孔福全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他活着要游斗，死了也要批判，这就叫‘抓革命促生产’，明天把他的尸体抬到工地上，开完了批判会再埋！”
第二天，整个工地都被雪覆盖，天寒地冻。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正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四个民兵用门板抬着尸体，在雪地里走，又有两个民兵，拿着纸壳做的广播筒，边走边一边吆喝：“打倒孔老二！打倒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福全！”可是，工地上的社员们，再也没有人跟着喊了，都缩着脖子，静静地看着游行队伍转了半天。
孔福全的尸体被抬到家的时候，白家银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书，还就是在棺材里，两口棺材满满的，棺材底下还有一个地窖子，里边有四木箱子古书。”
烧书
走进西厢房，一股刺鼻的霉味，呛得我一连打了两个喷嚏。那些书都被搬出来，堆在地上。都用麻线绳打着捆，有木刻本，有石刻本。打开两捆看了看，里边有《论语》、《孟子》《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古文雅正》、什么诗词集……大多数书名我从来没听说过。
找到了古书，就等于找到了罪证。第二天过午，三小推车古书，一把火给烧了，纸灰象一个个黑蝴蝶，漫天飞舞。
烧书的时候，公社医生王大夫也在。过了好多年，我和王大夫聊起来，王大夫笑着说，“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了两本，一本《康熙字典》，还有一本医书……”
他不知道的是，我也弄出了几本《足本王凤洲纲鉴会纂》、《海棠诗》等。我俩都感叹，咱们弄出的太少了，烧了那么多的书，真是疼人啊！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杜兴)
2010-01-09 07:12:09 来源: 国家历史(成都)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文章导读:
破四旧的时代背景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回忆1966年筹备“破四旧”展览
保卫灵隐寺
口述：那一年，我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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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的时代背景
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破四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移风易俗，本是中共自建立就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出现在这两个文件里的 “破旧立新”非同以往，逾出文化习俗层面，而是直接与“文革”的目标、实现途径等挂钩。
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唯有诉诸群众，来一场大革命。
革命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五·一六通知》出台后的第13天，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贴出的大字报上，出现了“红卫兵”的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之后，其它学校贴的大字报也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十六条”通过之后的第11天，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目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
次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全面开展“文革”的动员会，后来习惯称之为“八·一八”大会。
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给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8月18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更多的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们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已故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说。
8月18日的“文革”动员大会召开之后，第一股狂飙运动，就是 “破四旧”。或者可以说，“破四旧”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战役”。之所以如此，在王年一看来，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号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
“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王年一认为，“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如何“破四旧”——以北京为例
改名：8月24日，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不只是“改名”，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裤脚管，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
烧戏装、道具：8月23日，北京市一些红卫兵将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戏装、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心，纵火焚烧。
打人：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
砸文物：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教职工和家属273人，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佛像。几天之内圣安寺、昌平汉城遗址、延寿寺铜佛被毁殆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即破四旧期间。另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仅从各个炼铜厂就抢救出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数据320多万吨，古旧图书235.7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8万件。
打击爱国民主人士和摧残民主党派：除民主建国会外，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100人先后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36.5%。全国工商联8月24日下午有13人被斗。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个别红卫兵散发到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72小时内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各民主党派机关停止办公，贴出了内容大致如下的《通告》：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央处理。
抄家：所谓“牛鬼蛇神”，普遍遭到打骂、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被轰回原籍的85198人，被抄家的33695户。各地抄出的财物，大量的是生活用品，有家具、衣服、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一般存放在公共场合，堆积如山，后来廉价处理。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入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
“破四旧”展览记
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丁大华突然接到命令：啥都别干了，准备行李，去北京！那一年他27岁，是解放军第66军驻天津某部宣传干事。抵京后，被送到北京展览馆。
张国义和高玉森也来了。他俩当时均为18岁，在汇文中学念书，一个班，“老在一块玩”，一个多月前，又一并加入了红卫兵。
不止是他们，200多个来自解放军、北京各院校红卫兵组织、公安部及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 “骨干”，也陆续来展览馆报到。新的“革命工作”，是筹办一场大型展览。
展览的名称，丁大华回忆，最初叫“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抄家”，是“破四旧”的方式之一。而张国义和高玉森却记得，筹办时的名称是“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破四旧”的东西。
筹办
此时，北京的 “破四旧”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筹办展览，必先调查研究“辉煌战果”。展览会的牵头单位是“林彪办公室”，丁大华等人身穿军装，配有军车，随意出入各个“抄家”仓库。
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在中国文联，丁大华看到大量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以及所谓“封资修”的私人用品，封条上贴着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名字；尚钺收藏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从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里，以及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等著名京剧演员家里，也抄出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
有一天，张国义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个老太太拦着，交给他一个瓷罐：你拿走吧。“因为我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张国义说，“当时觉得，这个人还真主动。现在想来，她可能是害怕。”
事实上，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丁大华们发现，不少所谓的“抄家”大案要案是捕风捉影。有一项“战果”是，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揭发并抄了家。赶过去一看，所谓的证据，只是有“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北京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他怎么可能在监狱工作？”丁大华说。
筹备工作中的一项，是观看“破四旧”的原始记录片。丁大华记得，画面几乎都是红卫兵直接破门而入，任意翻找，屋主小心翼翼地站在角落。“连续看了一个星期，千篇一律，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在“抄家”的高潮中，北京也发生了几起“反抗”事件。崇文区揽杆市的一个市民，用菜刀砍伤了来抄家并暴力批斗他和家人的红卫兵。这个市民是丁大华一个朋友的父亲。
展览
经过8个多月的漫长筹办，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才开幕。展览名称里，将“成果”两个字抹掉了。张国义和高玉森回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开始说‘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破四旧抄来的物品，后来说，这造反要讲什么政治意义，做了很大的调整”。
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的研究印证了张、高两个人的说法。印红标调查发现：1966年就开始筹备的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会，后来因为造反派的兴起而被搁置，到1967年6月开幕时索性改为革命造反展览会，以造反派斗争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主线。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1967年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一书，清晰地介绍了四个展馆的主题，分别是：第一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第四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的材料，介绍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文字……都放在展厅的显著位置。
“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丁大华回忆说。
而第三馆，展出的恰好是“破四旧”的成果。
第一部分，介绍的是“大破剥削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称，“在英雄的红八月里，首都红卫兵高举革命造反大旗，天不怕，地不怕，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砸烂旧招牌，大改旧路名，铲除封建迷信，横扫妖风邪气，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和山东曲阜革命群众一起火烧‘孔家店’，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每个角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北京城里尽朝晖。”
“在苏修使馆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指的是“改名”浪潮。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倡议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王府井”三个字被革除，“东安市场”被改为“东风市场”。一些红卫兵还更改了自己学校的名称，如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
第二部分介绍，首都红卫兵在大破“四旧”的基础上，“乘胜前进，从各个阴暗角落，揪出时刻妄想变天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贼心不死，磨刀霍霍。他们把地契、反动证件当成‘命根子’……首都红卫兵……摧毁进行间谍活动的反动修女会，揪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资本家，缴获大量武器及发动罪证……”
展览的《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表（据1966年8月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战果”包括枪支268支；弹药11，056发；凶器19，676件；地契、变天帐41，294件；反动旗子1，048面；反动日记、诗文6，820本（篇）；反动证章、证件14，398件；反动官服902件；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
展览印制了门票，免费派发到各个单位和学校。一直持续到1968年底才结束。
余音
离开展览馆时，张国义拿走了一张长达两米的纸条。这个纸条本来是贴在毛主席画像下的，“上面写了毛笔字，我喜欢书法嘛，就留下来了。”
“撤展之后，枪支被公安部门处理了，珠宝黄金之类的送交金融部门，古董文物送博物馆，各有归属。而地契、大字报、红旗等物品，至今堆在午门的一个仓库里”。丁大华介绍，
“破四旧，现在想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的。”张国义说，“有人说过，红卫兵破四旧对国家带来的损失，不亚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夸大了，但后来想，确实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八国联军烧圆明园那只是一个点，红卫兵破四旧，毁的是一个面。全国上下，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等等。”
保卫灵隐寺
1966年8月23日傍晚5时许，杭州平海路上，一堆凤冠霞帔的余烬前，浙大机械系大四学生周城镐停下了脚步。路边，一家戏装道具店柜台被砸、玻璃粉碎，遍地狼籍。
眼前的场景，让周城镐联想到了北京“破四旧”。 近日，杭州城里也在热议这股数千里外的政治风潮。担忧西湖边众多名胜古迹的命运，他决定推迟返校，先绕道去看看岳庙。
岳庙已封闭，大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大字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岳庙该砸”。
回到学校后，他又得知，杭州另一古刹净慈寺已成瓦砾，西泠桥旁苏小小墓被扒平，平湖秋月乾隆手书“西湖十景”碑被砸断。岳庙里，红缨帅盔、紫袍金甲的岳飞坐像，也被套上绳索拉翻在地。
同日，数千里外的洛阳白马寺、哈尔滨极乐寺都遭捣毁焚烧，康有为尚带银发的头骨也被掘出，放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馆”，注明“中国最大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此时，正值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不久。19日，北京红卫兵率先把《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贴到街头，紧接着又在20日砸烂了荣宝斋、全聚德的招牌。这一举动在21日、22日先后得到《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盛赞。后者更鼓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23日，北京红卫兵进而冲击颐和园，砸了释迦牟尼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滚动直播，引发各地红卫兵狂热响应，风暴由此铺天盖地席卷大江南北。
有1600多年历史的杭州第一古刹灵隐寺，当天没有遭到冲击。但周城镐和同学们一致认为，第二天它恐怕还是在劫难逃。这个判断令同学中出现了“一片让人窒息的沉寂”。
“文革” 政治热情一天天加速升温，浙大也和其他高校一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处贴满大字报，喧闹而且无序”，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也都已瘫痪。
但周城镐说，对“破四旧”，浙大学生 “大多数冷眼旁观”，并不热衷。
他们觉得，虽然“灵隐寺内有许多东西属于四旧”，但“就整体而言，它不愧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轻率地将它毁坏。”
周成镐和同学林成孚两人自告奋勇，决定“明天早上先去看看”。
碰撞
24日天刚亮，周、林两人快步走出校门，抄隔壁杭州植物园的小路直奔灵隐寺。
刚进植物园，一个满头大汗的中年男子迎面飞奔而来。他说，将近2000名中学生红卫兵，手持棍棒、铁锨、绳索，正从市区浩浩荡荡杀向灵隐寺。
来不及询问报信人的身份背景，更无暇揣摩这个难以置信的“巧合”，两人一路狂奔而去。到灵隐路洪春桥站，他们拦下了一辆7路公交车。说明原委后，车上同样震惊的乘客和司机当即关闭车门，不停站直开到灵隐寺。
泉水淙淙、鸟鸣啾啾，清晨的雾气笼罩中，灵隐寺依旧气势恢宏，然而空寂无人。僧众在“文革”之初就已遣散，只剩几名老弱看门。
没在山门外看到中学生红卫兵，两人松了口气，从侧门进寺打探。
大雄宝殿里“晦暗、冷清得近乎阴森”，以致于林成孚觉得，那结跏趺坐在莲花之上的释迦牟尼佛，看上去也有些阴郁。大殿另一个角落，一名老僧不时抬头，目光疑惑且惊恐。
一转头，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正在转悠，其中一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
是红卫兵的哨探？两人对视一眼，神色凝重，决定回到门口静观其变。
这时，20余名身穿军装、腰束武装带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写着校名的旗帜引领下朝山门大步走来。
周城镐“听到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声”，看一眼林成孚，对方也紧绷着脸。
然而，到天王殿台阶前，红卫兵们就列队停下了，没有马上动手。
正当两人惴惴不安时，又一队人马疾步奔来，是浙大同学。他们边跑边高喊“把侧门关上”。七八个同学紧随喊声赶到，拉上了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颤颤巍巍的老和尚，忙不迭递过来两把沉甸甸的大铁锁。
等中学生们反应过来，天王殿所有入口都已被封死。攻方队伍开始骚动，准备强行冲击。20多名浙大学生，也在殿前手牵手筑成一道“人墙”，封死了红卫兵进寺的线路。
与此同时，双方都竭力避免着肢体冲突，局面进入了短暂相持。
相持
所有人都明白，相持只得一时。一旦近2000人的攻方大部队到达，仅20来号人的守方将不堪一击。
派人步行三四公里回浙大搬救兵，显然来不及。“ 要是能打个电话到学校就好了。”周成镐对身边的同学说，可是寺内没有。
“我带你们去打电话”。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是几步远处的一位园林工人。
趁着守方几个人去打电话、人墙出现空档，中学生们决心再次强冲。三步，两步，一步……
就在双方即将零距离碰撞时，同学王定吾忽然振臂高喊“我们要辩论”，守方同学愣了一下，也紧跟着集体呼喊“要辩论”。
等到去打电话的同学回来，现场震天的口号、辩论声已经取代了“人墙”攻守。 当时，“辩论”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大力提倡，是一种政治时尚，红卫兵们无法拒绝对方，一时不知所措，硬生生刹住了脚步，被迫直面守方发起的“论战”。
针对红卫兵的“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浙大同学喊出了“造反要有理、以理服人”。
时隔40多年，周城镐仍然极赞这两句口号：“一字之差，却切中要害，完全压制了对方。”
增援
周城镐等人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广播台。随即，遍布浙大校园的高音喇叭里反复响起了“灵隐寺告急”。
顿时之间，一些心急的同学光着膀子就往校门口冲。紧随其后，有穿背心裤衩的，有趿拉着拖鞋的：一支衣冠不整、然而目标完全一致的队伍，在奔向灵隐寺的路上不断扩容。
他们在灵隐路赶上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眼看对方超过前头去的人马越来越多，中学生们急了，也开始跑步前进。
近五六千年轻人，在平时很少有人走的灵隐路上你追我堵，潮水般涌进了灵隐寺。已经对峙三个多小时的攻守双方，都高呼革命口号，为己方大部队的到来热烈鼓掌，许多人甚至激动流泪。
没有时间喘息，新到的生力军匆匆接替了先头部队，双方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攻防。
趁中学生们还没站稳脚跟，浙大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寺庙入口围了个严严实实，又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进对方队伍，十来个大学生包围着四五个中学生，在寺前的路上、空地上，东一堆、西一堆的继续辩论。疲于应付论战的红卫兵，始终无法组织起冲击行动。
然而形势并未缓解。到当天下午省、市领导闻讯赶来时，灵隐寺前还是人山人海，双方调门越来越高，激烈辩论慢慢升级成骂架动粗，大规模肢体冲突一触即发。
省、市领导决定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解决，同时传达了省市两级政府要求保存灵隐寺的几点意见，但是红卫兵坚决反对保存。
眼看协调会陷入僵局，浙江省委领导决定把情况上报国务院。同时要求，在得到国务院答复前，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行动。
这是当天唯一得到双方共同认可的意见，局势终于暂告缓解。
天色渐暗，中学生们毫无撤退的意思。浙大师生尽管疲惫不堪，也只能继续坚守，不少人已经饿了两餐，到深夜，更在阴冷的山风中直哆嗦。幸有灵隐寺周边村庄的一批青壮年，以及灵隐园林管理处职工来支援守寺。他们还为浙大师生带来了馒头、烧饼、饼干，甚至挡寒的帆布工作服。
这批熟悉地形的精壮人员，守住了灵隐寺山前山后所有通道，以防夜袭。
对峙中，灵隐寺终于平安迎来了8月24日黎明。
舆论
红卫兵仍然不肯撤退，危机没有解除。
前夜换岗回到学校的周城镐等同学，决定散发传单，发动更多杭州市民保护灵隐寺，同学胡庆国负责起草文告。
下午五时许，在又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夏日结束之前，“文革”以来杭州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亮相街头，意外得到了杭州舆论“一边倒”的支持。
参与散发传单的同学回忆，一些群众当场严厉批评中学生们冲击灵隐寺的行为，许多居民委员会则提醒、组织居民约束自家子女，“已经参与的要立即收手，没有参与的不能再加入围攻，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一夜之间，谴责中学生鲁莽无知、声援浙大师生保卫灵隐寺的大字报，从市区一直绵延到了灵隐寺山门外。尤其是杭州钢铁厂的工人们，在寺前大树上挂出了“誓保灵隐”的巨型条幅，每个字达1.5平方米大小。
中学生们也不甘示弱，也在灵隐寺周围到处张贴大字报：《一论砸灵隐寺菩萨有理》、《二论砸灵隐寺菩萨有理》……并且支起大喇叭进行宣传攻势，一边多次组织强行冲击。
25日清晨，雾气再次笼罩灵隐寺时，杭州多家企事业单位职工陆续前来加入了守方。曾参与灵隐寺修复重建的浙江美术学院师生，也打着红旗来了，他们向中学生们反复强调灵隐寺的巨大艺术价值，
这一天，由校学生会牵头，浙大各系学生会开始组织人手轮流参与守护。大学生们自发的保卫灵隐寺行为，至此步入了有序状态。
灵隐寺前“慢慢平静”，中学生们似乎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围着寺庙，没有任何动作。
局势暂时无忧，周城镐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守夜，回到宿舍睡下了。
煤油
晚11时左右，他被宿舍门口持续的电话铃声惊醒。
电话那头，浙大总机女话务员语声急促：有外线不明身份人来电，杭四中一批红卫兵正集结队伍向灵隐寺进发。
周城镐睡意顿消，放下电话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
顿时之间，校园里高音喇叭再度响起，学生寝室一个接一个亮起了灯。嘈杂鼎沸中，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自发集结。事后官方统计，这一次，浙大本部玉泉校区师生几乎“倾校而出”。
鉴于23日这天的仓促被动，这一次，杭州市政府、校方白天就预备好了一些应急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专用公交车。在学生到达校门口之前，汽车发动机已经开始轰鸣。
在灵隐寺与飞来峰之间，浙大师生筑起了第一道“人墙”。陆续赶到的人群，更把狭长的谷道堵了个严严实实。
杭四中红卫兵突然再次行动，始于当天上午的杭州5所中学红卫兵分头秘密会议。他们在会上认为“省委、市委领导都犯了严重错误，北京城里的东西（所谓‘四旧’）都打烂了。为什么灵隐寺还要保护？”决定继续组织砸灵隐寺。
中学生们高喊着“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冲了上来，但他们还是无法冲破浙大师生的阻挡。
几次攻守下来，有细心者注意到，中学生没有带任何工具，除了几只铁桶。想起此前围攻者曾扬言“打砸不成就火烧”，人们怀疑，铁桶里装有燃油。
这个推测激怒了浙大师生。盯着几只铁桶，他们开始主动进攻。混战中几经撕扯争夺，大学生们抢下了铁桶。一打开盖子，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
眼见计划破产，杭四中学生只好撤走。部分浙大师生仍不放心，一直坚守到了26日天亮才陆续返校。
此后几个白天里，攻守双方继续在寺外“捉对儿论战”， 每每到天黑才精疲力竭地收兵，第二天又精神焕发，继续舌战。
对峙中，浙大发现，围寺的中学生数量渐渐减少。后来得知，许多人离开灵隐寺参加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去了。
随着中学生们注意力逐渐转移，这场灵隐寺保卫战渐近尾声。最终为它画上句号的，则是8月27日周总理办公室传来的指示。
收兵
周总理的指示是“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浙江省委当即组织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此时已经是27日晚上。
当晚，灵隐寺前一块大岩石旁临时搭建的小台子四周人头攒动，高悬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照得透亮。
小台子上，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当众宣读了总理办公室来电记录：第一，希望革命小将们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希望能够保留下来……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瞬间淹没了王子达的声音，没有人再关心他没念完的几条指示。
“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周城镐说。
夹杂在欢呼的人群中，坚持围寺好几天的中学生们，则沉默地站立在灯光下。他们中许多人不相信这个电话指示的真实性，把电话打进了杭州市委值班室，仔细查问周总理来电指示的全部内容。甚至还有人坚持认为，破“四旧”是革命行动，周总理一定会支持，指示肯定是“走资派捏造出来的”，坚持要捣毁灵隐寺。
到28日，总理指示内容传遍杭州，本来就得不到舆论支持的中学生红卫兵们，进而陷入了完全孤立。迫于压力，他们终于不再坚持，
当他们列队掉头时，现场不知是谁又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沉默片刻后，守方师生、群众也跟着一起喊口号，还伴以热烈的掌声。
周城镐说，他们那一刻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弃围攻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欢迎和尊敬”。
热烈的欢送场面使得中学生们也露出了笑容，略显尴尬但也愉快。举步维艰中，他们终得体面退场。
封闭
灵隐寺保卫战就此结束，可是周城镐等人一直没想明白，中学生红卫兵们的任何动作，为何都有人在第一时间告诉浙大师生？
如果说，那个中年干部在植物园里碰到周、林二人是巧合，那么25日深夜打电话到浙大的神秘人又作何解释？他是什么身份背景，为何如此清楚杭四中学生的动向？似乎，幕后有只大手完全掌控着一切、只是不便公开出面支持守方。
四十多年来，这些疑问始终没有官方解释。
倒是浙江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叶航，在博客上谈及了此事。他的消息来自“一位公安战线上的前辈叔叔”。
叶教授博文称，文革初期，地方政府未遭颠覆，各地安全保卫机关仍在有效运行，他们采用“内控”、“打入”等特殊手段，一直秘密监控着红卫兵组织。因此，灵隐寺要遭冲击的消息，最早被杭州公安局治安处掌握。
叶教授透露，他的这位前辈叔叔，正是这项秘密工作的参与者。
于是，在中学生们出发时，消息通过公安特勤“及时”通报给了浙大红卫兵。这才有了之后的灵隐寺保卫战。
他进而推断，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肯定知道并认可这一行动。从杭州市委市政府一直紧密配合浙大学生的自发行动这点来看，显然，领导层早已过问此事，并事先作出周详部署。
围攻队伍撤退后，杭州市政府在8月30日发布公告称，由于各方意见不一，辩论激烈期间，整个灵隐景区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这个主意也是出自王平夷。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则组织人手夜以继日施工，迅速用砖头、石灰等，把整个灵隐寺封闭得严严实实。
此后，灵隐寺直到1975年外宾来访才经国务院批准启封，并于是年11月开始第二次全面整修，三年后重新对外开放。而王平夷早已在1970年遭“四人帮”批斗致死。
那一年，我烧书
找到了古书，就等于找到了罪证。第二天过午，三小推车古书，一把火给烧了，纸灰象一个个黑蝴蝶，漫天飞舞。
口述：房学经（山东五莲县） 整理：杜兴
1967冬天，我在望户公社当公安特派员。有一天，公社主任打电话，要我马上赶到堡南村，说是发生了一件重要案件，跟“破四旧”有关。
堡南村正在白马山上搞“小流域治理”，领导蹲点抓。高音喇叭唱着“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突然，歌声象二胡断了弦。“喂，喂，全体贫下中农都听着，首先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下面，开始批斗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福全（化名）！”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头上顶着一摞古书，胸前背后贴着大字报，身后跟着五、六个人，有的打锣鼓，有的拿着纸壳做的广播筒，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打倒孔福全”。游行队伍在工地里来回转。工地战线很长，扯东到西有二里地，插满了彩旗和标语牌。
走进治理指挥部。公社主任坐在一张三抽桌旁边，两手捂着紫砂杯，见我进来，就说，“你马上组织几个人把孔福全的家搜查一下，看看他到底私藏了多少古书，这老家伙一派孔孟之道！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贩卖封资修的东西！”
“县公安局来人了没？”我问。“没有公安局你不办案了？”“那……”“那什么那！”我就没说什么了。
搜书
“这个孔福全，五、六十岁的人了，也没有住嘴的时候，抡着镢头也耽不了他讲《小八义》，弄得别人光听他讲，耽误了干活。正好叫公社主任碰上了，说说他，他还不服劲，咬着屎头子犟。更可恨的是，休息时，别人在学习毛主席语录，他跑倒一边去看书！” 去孔福全家的路上，村支部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白家银跟我说。
孔福全家在村子西头，一座小四合院，房子不算新。屋前不远就是白马河，靠河边打了一口大井，井内的水瓦蓝瓦蓝的。他老伴得偏瘫病多年了，坡上的活不能干。
“二娘娘！二娘娘！”推开大门，白家银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就说：“这老人有些痴呆，聋得象块土坷垃。”进了屋，看到孔福全的老伴坐在炕上，眯着眼在看着我们。
民兵连长说：“不行，咱自己找找吧，问这块木头也问不出个明末来。” 我们找遍了四间堂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和两间南屋，箱子、柜子、厨子、破粮食囤都找了，一本古书也没找着。
白家银望了一眼西屋说，“就是那两口棺材没揭开看看，还能藏在棺材里不成？”
“不行，就看看棺材。”我说。
“那是寿器，不能随便挪动，老人都很忌讳。”白家银说，“要不，就算了。”
这时，公社的干事小戴一步闯进来，说：“白书记，主任快叫你回去！”
“咋？”白家银问。
“孔福全，游着游着突然晕倒了，看样子是够呛了。”
调查
是够呛了。从工地上抬回来时，孔福全已经咽气。
白家银负责孔福全的丧事，我负责整理孔福全的材料。公社主任一再强调，一定叫县公安局来人参加调查。我心里说，这个时候你想起公安局了。
冬天的太阳落山格外早，不到五点就黑了。刚擦黑，县公安局治安科的一个副股长，骑自行车来了。开始开小雪，东北风在村子上空嘶鸣。孔福全家中传出儿孙们撕心裂肺的哭声。
当晚，我和副股长召开了“三老会议”，三老即老党员、老干部和老贫下中农。经过了解，孔福全的爷爷是左五右六十一个村庄的秀才，清朝末年，在这一带有名有号。要不是孔福全的爹吃大烟，把百十顷地吃光了，这个户肯定是大地主，后来破落了，解放后才划了个上中农。他爹在伪乡政府干过二年文书；大舅子说是去当八路军，但下落不明，有人说去了台湾；孔福全本人上过私塾，一到冬天就讲古书，有时在他家里，有时在街上，大约讲了三十多年了，“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给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公社主任听了汇报，把桌子一拍：“好了，孔福全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他活着要游斗，死了也要批判，这就叫‘抓革命促生产’，明天把他的尸体抬到工地上，开完了批判会再埋！”
第二天，整个工地都被雪覆盖，天寒地冻。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正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四个民兵用门板抬着尸体，在雪地里走，又有两个民兵，拿着纸壳做的广播筒，边走边一边吆喝：“打倒孔老二！打倒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福全！”可是，工地上的社员们，再也没有人跟着喊了，都缩着脖子，静静地看着游行队伍转了半天。
孔福全的尸体被抬到家的时候，白家银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书，还就是在棺材里，两口棺材满满的，棺材底下还有一个地窖子，里边有四木箱子古书。”
烧书
走进西厢房，一股刺鼻的霉味，呛得我一连打了两个喷嚏。那些书都被搬出来，堆在地上。都用麻线绳打着捆，有木刻本，有石刻本。打开两捆看了看，里边有《论语》、《孟子》《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古文雅正》、什么诗词集……大多数书名我从来没听说过。
找到了古书，就等于找到了罪证。第二天过午，三小推车古书，一把火给烧了，纸灰象一个个黑蝴蝶，漫天飞舞。
烧书的时候，公社医生王大夫也在。过了好多年，我和王大夫聊起来，王大夫笑着说，“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了两本，一本《康熙字典》，还有一本医书……”
他不知道的是，我也弄出了几本《足本王凤洲纲鉴会纂》、《海棠诗》等。我俩都感叹，咱们弄出的太少了，烧了那么多的书，真是疼人啊！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