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 你来生到底跟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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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邱会作 你来生到底跟着谁
2010-02-01 07:26:49 来源: 网易历史
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了。邱会作看后，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党史博采》 2009年第6期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了共产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让我们来看一看邱会作浮沉的历程吧。
从小投身革命
邱会作在1981年受审时，在最后陈述阶段所宣读他的《认罪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
的确，邱会作数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大恩。
邱会作1914年4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祖父，都是贫农，正是处在江西兴国贫农中生活水平最低的阶层。从毛泽东当年的调查材料中可以印证，邱会作一家无劳动工具，吃不饱，穿不暖，要靠砍柴、挑脚，添补生活。
邱会作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自然从小过得很苦。他出生的1914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土地兼并严重、阶级分化严重的年代，他家里的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了。
上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率部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巩固之后，向周边扩大。江西兴国也就成了红色区域之一。邱会作的家乡，来了共产党和红军。红军的到来，使江西兴国县的广大穷苦农民都获得了解放。邱会作一家，同当地广大农民一样，得到了解放。邱会作的父亲、祖父，从受苦、受穷、受欺负的“泥腿子”，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邱会作的父亲、祖父，都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农会的活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样的家庭，自然对邱会作影响很大。邱会作从小就受到了共产党、农会的教育，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也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参加当地农民搞的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他当过儿童团员，村子里的站岗、放哨活动，他都积极参加。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还是个孩子。
邱会作参加红军后，很爱学习。在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方面，都走在前面，打仗也很勇敢。由于他爱学习，肯钻研，很快就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由于邱会作表现很好，红军中的党组织便十分注重对他的培养，邱会作本人的进步也很快。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邱会作在做群众宣传工作时讲话生动，摆道理深入浅出，所以很受欢迎。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于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不久，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这个宣传队长，实际上是红五军团政委(党代表)领导下的一个思想政治工作机关，侧重于宣传工作。当这个队长，也算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干部了。邱会作担任这个职务时，还不到20岁。他这样小的年龄就担任这样的职务，说明他在当时是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和重用的，也说明他在那时还是积极向上的。
邱会作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脑子好使，计算和管理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中，他的文化知识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关系。邱会作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红军首长们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这方面的才干。当年的红军队伍中，是唯才是举的，特别对于年纪小的红军。更是视之为革命后代，十分注意培养，在红军中，凡是有某方面才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并且用其所长。邱会作的才能被发现后，很快就受到重用，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任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这时，他既做部队供给方面的具体工作，又做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他的善于宣传、会计算：会管理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在军委机关，邱会作有机会在红军高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里的精英人物，文化素养高，革命经验丰富，政治理论过硬，工作能力强。邱会作能在他们身边工作，感到很幸运，经过耳濡目染以及自己虚心请教，这样，邱会作本人也提高得很快，同时，他也不断地受到组织上的重用。
组织上看邱会作搞后勤是一把好手，后来就注意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被中央军委领导人视为得力干部之一。
邱会作在中央苏区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在严酷的战争中，邱会作主要是搞后勤工作。当时，后勤工作是很难做的。在敌军重重封锁下，红军的物资供给十分困难，缺粮、缺药、缺武器弹药，生活相当艰苦。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在军委领导人的统一指挥下，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前方的粮食和武器弹药的供给，也解决了一部分药品问题，使红军能在与强敌周旋中，吃上饭，有武器弹药可用，伤病员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医治，这是很不简单的。在这其中，邱会作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邱会作参加了长征。在长征中，他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人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方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具体办法是：搞后勤工作的同志，在长征途中收集到一些打草鞋的草，分发给红军战士，教红军战士打草鞋。红军战士宿营后，睡觉前，头一件事，是打两双草鞋，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穿上一双，带上一双，路上鞋坏了，就把另一双用上，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了关键作用，保证了红军通过草地时的供给。
受到林彪的重用
邱会作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由于他工作干得很好，加上部队的扩大，编制的增加和工作的需要，他的职务也不断提高。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央的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为解决我军在抗日战争的物资供应问题，做了不少工作。此时，邱会作已经是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了。
后来，我党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经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长。此时，邱会作已经是被中央重视的独任一个方面重要工作的军队高级干部了。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由于邱会作在工作中表现很出色，有一定功劳，加上他是延安整风的拥护者，在工作中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因此，组织上把他作为重要“苗子”，加以培养。这一年，他当上了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这一年，他刚刚31岁。
七大之后，中央对邱会作更加重视。1946年，派他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热中地委书记。这是中央有意让他做军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独当一面，进一步提高邱会作的全面工作能力。后来，中央又调邱会作担任军调部北平执行部党委副书记，也是这个用意。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去工作，一是为了加强我党在东北的干部力量，二是为了让邱会作进一步在大规模战争中经受锻炼。邱会作到东北后，就在林彪麾下工作。由此，建立了他与林彪的历史渊源关系。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与林彪相处一段时间后，林彪就看上了他。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善于打仗，在长期的指挥作战中，他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全面意识，不光看重调兵遣将，布阵冲锋，也十分重视军队后勤，而邱会作在这方面恰恰是行家里手。当年，军队里是缺乏像邱会作这样，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又能做后勤工作的高级干部的，因此，林彪很重视邱会作。此外，林彪自己爱学习，而邱会作也有一个爱读书的习惯，二人志趣相投，这也是林彪重视邱会作的原因之一。再有，林彪爱动脑子想问题，也很重视爱思考、办法多的干部。邱会作从15岁当红军起，就养成了爱动脑筋想办法的习惯，在艰苦的战争中，对于看似极难解决的问题，他总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一点，使林彪对邱会作很有好感。
但是，当年，东北战事正紧，急需的是在前线工作的高级干部，因此，林彪对邱会作的使用，考虑得很多，很远，他决定，把邱会作派到前线去带兵，既发挥他做政治工作的特长，也发挥他能指挥打仗的特长，正是由于林彪有这种考虑，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简称八纵)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我军也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的战士，大多数是东北当地的农民子弟，他们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后，感谢共产党，拥护人民军队，但也有恋家思想。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幻想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目光看得不远，不愿意再打仗了。邱会作当上八纵政委后，针对这种思想，做了不少政治思想工作。他较为实际地向农民子弟兵提出了“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的口号，告诉新参军的战士们，如果我们不打败蒋介石，分到手的土地，还会再被蒋介石夺回去，被打倒的地主和老财们还会回来反攻倒算，我们就会重新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切近农民子弟兵思想实际的宣传，很有效果。八纵的士兵们提高了觉悟，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发誓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作战中敢于冲锋陷阵，不怕死，这样，八纵很快就成为东北我军的主力部队之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就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000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总之，八纵一建立，就纵横在黑土地上，屡建战功。邱会作不光是会搞后勤工作，也会指挥打仗，他也是一员战将。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邱会作既要参与全纵队军事行动的谋划、决策、部署，又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着实劳累。但邱会作不辞辛苦，与八纵司令员一起，做了大量工作，把八纵建设成为一支能打善战的部队。在辽沈战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后，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东北全部解放后，东北我军入关，入关后，立即包围了平津之敌，八纵主要承担包围天津、塘沽地区之敌的任务。1949年1月14日，我包围天津、塘沽的部队，对守敌发起进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于15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此役，八纵立下了不小的功劳。邱会作作为八纵的政委，在这一战役中，参与指挥作战，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1949年春，我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四野下属之第八纵队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建国后在林彪的关照下爬得很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由于邱会作在战争年代立有功劳，加上他年纪也不算大，建国时刚刚35岁多一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年纪较轻的高级将领，因此，中央对邱会作十分重视。特别是邱会作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邱会作另眼相看，偏爱有加。建国后，林彪对他工作情况也更加了解，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十分听林彪的话，在内心，邱会作也是很敬佩林彪的，这自然会在工作中，日常言行中表现出来。正是基于此种情况，林彪更加重用邱会作了。经林彪推荐，中央批准，邱会作屡受提拔，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年，他刚刚41岁，在中将中是较为年轻的。
建国后，邱会作虽然屡受提拔，在军队中的地位也很高，但他毕竟还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没有管军队一个方面的工作，因此，可以说，他还没有进入军队的枢要位置。1959年，邱会作的这一情况有所改变。
1959年，原来主管军队工作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被撤职，林彪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部长，同时，林彪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头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林彪主 管军队工作。林彪主管军队工作后，即着手提拔他所信任的干部，并且把他们调到中央军委来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此时，林彪想到了邱会作。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这四个头衔，可不一般，这意味着邱会作进入了军队的枢要部门，在军队中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这四个头衔，哪一个，都分量很重。总后勤部归他管了，他是那里的“一把手”，总后勤部下属，就有18个军和军以上的单位，而国防工办是中央最重视的部门之一，中央拨了大量经费，主任是由中央领导人兼任，邱会作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相当多的日常工作由邱会作来做，因此，在国防工办，他有很大权力。而邱会作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也不光是一个荣誉职务。而是在国防委员会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掌握军队某方面实际权力的“要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按毛泽东一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在军队中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是要揪军队内的“走资派”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的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但林彪却要保护邱会作。
1966年，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经过酝酿，决定开会批斗邱会作。他们把邱会作拉到批斗会场，由事先准备好批判稿的人轮番上台发言，批斗邱会作。邱会作趁批斗者不备，偷偷地急草了一封给林彪的求救信，让他身边的一个亲信干部赶快送到林办交给主任叶群。叶群收到信一看，是邱会作写给林彪、向林彪求救的信，就立即送给林彪看。林彪看了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事不宜迟，林彪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的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乘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老婆送到这个别墅去，陪同邱会作。不久，经当时的副统帅林彪提名，邱会作又当上了军队要员，还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他从此后下决心，唯林彪之命是从，永远为林彪效命。
紧跟林彪为林彪效命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而且，陷害的范围，不限于总后勤部。此时，邱会作丧失了人格。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委员长是很尊敬的，在中央苏区时，邱会作在军委搞后勤时，就在朱德手下工作，朱德对邱会作也很注意培养、帮助，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也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发，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在这份材料的前言部分，引用林彪的话，吹捧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全军总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总后勤部带头起来搞垮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成了搞“文化大革命”最积极的单位。
邱会作为林彪效命，不光表现在政治上紧跟林彪，还表现在他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向邱会作表示了这个意思，邱会作立即行动起来。他为林立衡找对象，为林立果找对象，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他自己跑不过来，就让他老婆胡敏替他跑，动用了地方和军队大量人力、物力。如果说，同事之间，关系密切，为其家事也尽一些力，是正常的，但邱会作为林彪家事“操心”这件事却不是这样。邱会作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去给林彪子女选对象，亲自找人谈话，让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谈话，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内查外调，动用大量地方和军队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就不正常了。实际上，邱会作这样做，不光是讨好林彪，而且是考虑到未来会是林家的天下，他也想到林立果会上台接班了，他在为自己今后的地位做打算。
常言道：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邱会作为了紧跟林彪，向上爬，竟然对他领导之下的总后勤部开刀。“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定了一个调子“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邱会作对林彪的指示，加紧落实。为了落实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总后勤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冲击，总后勤部18个军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烂了17个，大部分政治工作干部被罢了官。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陷害各级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法西斯式的迫害，汤平、傅连璋被迫害致死。
傅连璋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红军医生，是陈云同志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好同志，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但建国后，傅连璋却与林彪发生了矛盾，被林彪怀恨在心。林彪指使邱会作诬陷傅连璋。邱会作就立即行动。1966年的八九月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会上多次说：“傅连璋是个大毒蛇，他放过毒，”，“他反对过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火烧傅连璋”，要由卫生部组织火烧，“一定要烧透，卫生部不烧，就没有党性。”当毛泽东得知傅连璋被斗后，曾批示，对傅连璋“应予以保护。”可是，邱会作依仗有副统帅林彪的支持，根本不听毛泽东的话，他仍然由总后勤部立了傅连璋的专案组，将傅连璋逮捕下狱。傅连璋在狱中，仅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后，被送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有一张序号为001435号的火葬证，没有住址、年龄、死亡原因，连姓名都没有，死亡时双手还带着手铐。傅连璋死后，邱会作仍然不放过他，还指使人搞了一份傅连璋的“罪行”材料存档。
由于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时时、处处紧跟林彪，为林彪卖力，林彪也竭力提拔邱会作。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时，邱会作成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邱会作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就已经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了，但他仍然唯林彪之命是从，紧跟林彪，替林彪卖力。他已经成了林彪的亲信死党。
庐山上的一个走卒
随着林彪的势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扩大，他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他要进一步掌握党和国家更多更大的权力。他把实现自己野心的希望寄托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开全会之前的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本来，毛泽东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但林彪却与毛泽东唱反调，在这次预备会议上，林彪发言，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23日，全会正式开幕，当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后，林彪抢先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林彪还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观”颂扬毛泽东。随后，林彪的话锋一转，影射攻击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发言后，叶群把邱会作等人召集到她的住处来，告诉他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对此，邱会作心领神会，他决心在这次会议上继续紧跟林彪，他心甘情愿地当林彪的一只走卒。第二天，即8月24日，邱会作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根据林彪的讲话精神，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还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的发言，在西北组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便十分气愤，也纷纷发言，予以谴责。还有人提出要“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要在宪法中写上“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林彪等人掀起的恶浪被止住了，当时毛泽东为了争取林彪，只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对林彪还是采取团结的方式，没有点他。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在庐山上起哄的人写检查。邱会作不得不写出检查书上交毛泽东。邱会作写的检查书，秉承林彪关于“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的旨意，写得很不真实。尽管如此，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也没有过分追究邱会作等人责任的意思。
死心塌地跟林彪
但是，林彪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单位和地方，拒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另一方面，用假检讨欺骗毛泽东，而林彪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并且用种种行动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数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伙的情况。毛泽东南下，巡视大江南北，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并且说了很重的话。毛泽东在话中，把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提到了“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他历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九次大的路线斗争后，把“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列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毛泽东就把他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分歧的规格提高了。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大的路线斗争的结果，最后必然会有被打倒的主要人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大的机会主义头头，改也难。那么，这次大的路线斗争中，对方的主要人物会是谁?毛泽东在与各地主要领导干部的谈话中虽然没有点出林彪的名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该是谁了。而且，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林彪的事情摆了出来。毛泽东说：“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我一向不 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笔者注)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发表这些谈话时，邱会作正在北京。他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邱会作是聪明人，一听便知，毛泽东指的是林彪。本来，邱会作此时下林彪的“船”，还来得及，但是他不下船，决心死心塌地跟林彪跟到底。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所说的话，都有人密报给了正在北戴河的林彪。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后，对形势进行了反复的权衡，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已经不可能见谅于毛泽东，被列人大的路线斗争的对立面的头子，下场总不好。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要暗杀毛泽东。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笔者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了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8日当天，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说现在首长(指林彪——笔者注)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笔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计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笔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1971年11月22日李伟信的交待材料)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不肯束手就擒。他此时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然而，这两个阴谋最终都没有得逞，而是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九一三事件”之后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对包括邱会作在内的林彪亲信死党，采取了措施，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并自我爆炸的消息，他的心情很复杂。但他更多的是恐惧，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成为林彪死党后，与林彪一起干了很多坏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伙，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开始销毁林彪、叶群与他的来往信件、材料，同时，把他自己记的林彪谈话的笔记本，他与林彪等人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销毁。邱会作尽可能地毁灭罪证，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了。邱会作看后，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了如何处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看林彪死党十天，自然，也没有处理邱会作。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邱会作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也知道了他们在拼命烧材料。认定：“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此时，中央才下决心处理邱会作等人。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邱会作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与邱会作一同受审的，有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这些人在受审时，态度并不算好。与他们相比，邱会作在受审时，是态度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受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汤平副部长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团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同志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收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这给在场旁听的人以一个好印象，觉得邱会作的认罪是真诚的。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的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在《认罪书》中写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我的罪行事实的法庭调查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在调查中，我对自己的罪行加深了认识。我犯了罪，应当受到审判和法律制裁。对我的审判是严肃法纪、伸张正义的正确措施。”“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行做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我看到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我从小参加了革命，党培养了我，重用过我。我犯罪之前跟党走过来了，今后仍要跟着党活下去。我的决心就是认罪服法，跟党走到底!”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而且，由于邱会作的认罪态度好，表现也好，中央对他也更加关心。不久，他就被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使他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89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党史博采》－霞飞)
2010-02-01 07:26:49 来源: 网易历史
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了。邱会作看后，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党史博采》 2009年第6期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了共产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让我们来看一看邱会作浮沉的历程吧。
从小投身革命
邱会作在1981年受审时，在最后陈述阶段所宣读他的《认罪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
的确，邱会作数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大恩。
邱会作1914年4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祖父，都是贫农，正是处在江西兴国贫农中生活水平最低的阶层。从毛泽东当年的调查材料中可以印证，邱会作一家无劳动工具，吃不饱，穿不暖，要靠砍柴、挑脚，添补生活。
邱会作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自然从小过得很苦。他出生的1914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土地兼并严重、阶级分化严重的年代，他家里的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了。
上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率部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巩固之后，向周边扩大。江西兴国也就成了红色区域之一。邱会作的家乡，来了共产党和红军。红军的到来，使江西兴国县的广大穷苦农民都获得了解放。邱会作一家，同当地广大农民一样，得到了解放。邱会作的父亲、祖父，从受苦、受穷、受欺负的“泥腿子”，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邱会作的父亲、祖父，都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农会的活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样的家庭，自然对邱会作影响很大。邱会作从小就受到了共产党、农会的教育，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也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去参加当地农民搞的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他当过儿童团员，村子里的站岗、放哨活动，他都积极参加。1929年，邱会作参加了红军。这一年，他仅15岁，还是个孩子。
邱会作参加红军后，很爱学习。在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方面，都走在前面，打仗也很勇敢。由于他爱学习，肯钻研，很快就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由于邱会作表现很好，红军中的党组织便十分注重对他的培养，邱会作本人的进步也很快。1930年，邱会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邱会作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邱会作在做群众宣传工作时讲话生动，摆道理深入浅出，所以很受欢迎。红军中的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的宣传才干，也注意在这方面培养他。红军每到一地，都让邱会作担任宣传工作，邱会作在工作中也于得很认真，组织能力也有所提高。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不久，组织上让他担任了红五军团的宣传队队长。这个宣传队长，实际上是红五军团政委(党代表)领导下的一个思想政治工作机关，侧重于宣传工作。当这个队长，也算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干部了。邱会作担任这个职务时，还不到20岁。他这样小的年龄就担任这样的职务，说明他在当时是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和重用的，也说明他在那时还是积极向上的。
邱会作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脑子好使，计算和管理能力很强。邱会作从小没有多少文化，但当上红军后，在红军这所大学校中，他的文化知识提高得很快。他在计算和记数字方面，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才干。不论什么数字，他只要听一遍，就能记得住，他还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数字之间的关系。邱会作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强。凡是经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条、丝毫不差。对物品的调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数，从不乱套。红军首长们很快就发现了邱会作这方面的才干。当年的红军队伍中，是唯才是举的，特别对于年纪小的红军。更是视之为革命后代，十分注意培养，在红军中，凡是有某方面才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并且用其所长。邱会作的才能被发现后，很快就受到重用，他被调到军委总供给部工作，任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这时，他既做部队供给方面的具体工作，又做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他的善于宣传、会计算：会管理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展示。同时，在军委机关，邱会作有机会在红军高级领导干部身边工作，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里的精英人物，文化素养高，革命经验丰富，政治理论过硬，工作能力强。邱会作能在他们身边工作，感到很幸运，经过耳濡目染以及自己虚心请教，这样，邱会作本人也提高得很快，同时，他也不断地受到组织上的重用。
组织上看邱会作搞后勤是一把好手，后来就注意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他的才能。邱会作调到军委机关后，职务有过变化，但是，不论是担任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担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还是后来担任西北供给部粮秣处处长，他都是干后勤这一行，并且干得都很好，被中央军委领导人视为得力干部之一。
邱会作在中央苏区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在严酷的战争中，邱会作主要是搞后勤工作。当时，后勤工作是很难做的。在敌军重重封锁下，红军的物资供给十分困难，缺粮、缺药、缺武器弹药，生活相当艰苦。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在军委领导人的统一指挥下，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前方的粮食和武器弹药的供给，也解决了一部分药品问题，使红军能在与强敌周旋中，吃上饭，有武器弹药可用，伤病员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医治，这是很不简单的。在这其中，邱会作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邱会作参加了长征。在长征中，他仍然做后勤工作。红军长途行军的物资供应，困难就更大了。不用说更多的方面，仅每天要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的鞋子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同时，还要解决数万红军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就更困难了，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敌人手里缴获。对这些问题，邱会作都与红军中搞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人一起，想尽种种办法，加以解决。他们还找到了许多代用方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种野菜、野果代粮食，动员红军战士自己动手打草鞋。具体办法是：搞后勤工作的同志，在长征途中收集到一些打草鞋的草，分发给红军战士，教红军战士打草鞋。红军战士宿营后，睡觉前，头一件事，是打两双草鞋，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穿上一双，带上一双，路上鞋坏了，就把另一双用上，红军过草地前，邱会作等后勤干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给战士们带上，尽管数量很少，行军中，战士们还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带、杀战马来生存，但发下来的青稞，还是起了关键作用，保证了红军通过草地时的供给。
受到林彪的重用
邱会作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然做军队的后勤工作。由于他工作干得很好，加上部队的扩大，编制的增加和工作的需要，他的职务也不断提高。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央的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为解决我军在抗日战争的物资供应问题，做了不少工作。此时，邱会作已经是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了。
后来，我党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调邱会作到豫皖苏边区财经委员会担任主任，兼任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政治部组织部长。此时，邱会作已经是被中央重视的独任一个方面重要工作的军队高级干部了。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由于邱会作在工作中表现很出色，有一定功劳，加上他是延安整风的拥护者，在工作中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因此，组织上把他作为重要“苗子”，加以培养。这一年，他当上了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了党的七大。这一年，他刚刚31岁。
七大之后，中央对邱会作更加重视。1946年，派他到热辽军区去出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热中地委书记。这是中央有意让他做军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独当一面，进一步提高邱会作的全面工作能力。后来，中央又调邱会作担任军调部北平执行部党委副书记，也是这个用意。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派邱会作到东北去工作，一是为了加强我党在东北的干部力量，二是为了让邱会作进一步在大规模战争中经受锻炼。邱会作到东北后，就在林彪麾下工作。由此，建立了他与林彪的历史渊源关系。
邱会作到东北不久，与林彪相处一段时间后，林彪就看上了他。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善于打仗，在长期的指挥作战中，他早已经形成了一种全面意识，不光看重调兵遣将，布阵冲锋，也十分重视军队后勤，而邱会作在这方面恰恰是行家里手。当年，军队里是缺乏像邱会作这样，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又能做后勤工作的高级干部的，因此，林彪很重视邱会作。此外，林彪自己爱学习，而邱会作也有一个爱读书的习惯，二人志趣相投，这也是林彪重视邱会作的原因之一。再有，林彪爱动脑子想问题，也很重视爱思考、办法多的干部。邱会作从15岁当红军起，就养成了爱动脑筋想办法的习惯，在艰苦的战争中，对于看似极难解决的问题，他总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一点，使林彪对邱会作很有好感。
但是，当年，东北战事正紧，急需的是在前线工作的高级干部，因此，林彪对邱会作的使用，考虑得很多，很远，他决定，把邱会作派到前线去带兵，既发挥他做政治工作的特长，也发挥他能指挥打仗的特长，正是由于林彪有这种考虑，邱会作到东北不久，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再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简称八纵)政委。当时我军的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八纵政委，实际上就是军政委。东北民主联军一开始只有六个纵队。后来，仗打得很顺利，我军也进一步征兵，扩大队伍，又增加了几个纵队。八纵就是新增加的纵队之一。
八纵的战士，大多数是东北当地的农民子弟，他们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后，感谢共产党，拥护人民军队，但也有恋家思想。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幻想过上“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目光看得不远，不愿意再打仗了。邱会作当上八纵政委后，针对这种思想，做了不少政治思想工作。他较为实际地向农民子弟兵提出了“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土地改革成果”的口号，告诉新参军的战士们，如果我们不打败蒋介石，分到手的土地，还会再被蒋介石夺回去，被打倒的地主和老财们还会回来反攻倒算，我们就会重新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切近农民子弟兵思想实际的宣传，很有效果。八纵的士兵们提高了觉悟，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发誓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作战中敢于冲锋陷阵，不怕死，这样，八纵很快就成为东北我军的主力部队之
八纵是1947年八九月间编成的。编成后不久，即在当年的9月上旬，就投入战斗，与第九纵队一起，在锦西以西的杨家杖子歼灭敌军三个师大部，共15000多人。紧接着，八纵与九纵一起于9月底，在北宁路锦榆段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攻克敌据点十余个。10月，八纵与七纵、九纵一起又向北宁路沿线积极出击，全歼敌暂编第五十师两个团，解放黑山县，攻克阜新。八纵还单独包围了义县，迫使华北援敌改变了方向。总之，八纵一建立，就纵横在黑土地上，屡建战功。邱会作不光是会搞后勤工作，也会指挥打仗，他也是一员战将。
在辽沈战役期间，八纵是攻打锦州之敌的五个纵队之一，在攻锦战斗中，邱会作既要参与全纵队军事行动的谋划、决策、部署，又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着实劳累。但邱会作不辞辛苦，与八纵司令员一起，做了大量工作，把八纵建设成为一支能打善战的部队。在辽沈战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后，在解放沈阳战役中，八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东北全部解放后，东北我军入关，入关后，立即包围了平津之敌，八纵主要承担包围天津、塘沽地区之敌的任务。1949年1月14日，我包围天津、塘沽的部队，对守敌发起进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于15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此役，八纵立下了不小的功劳。邱会作作为八纵的政委，在这一战役中，参与指挥作战，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1949年春，我军实行统一编制，东北野战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四野下属之第八纵队改编为第四十五军，邱会作担任四十五军政委。四十五军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下作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战功。
建国后在林彪的关照下爬得很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邱会作仍然在部队中工作。由于邱会作在战争年代立有功劳，加上他年纪也不算大，建国时刚刚35岁多一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年纪较轻的高级将领，因此，中央对邱会作十分重视。特别是邱会作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邱会作另眼相看，偏爱有加。建国后，林彪对他工作情况也更加了解，邱会作在工作中也十分听林彪的话，在内心，邱会作也是很敬佩林彪的，这自然会在工作中，日常言行中表现出来。正是基于此种情况，林彪更加重用邱会作了。经林彪推荐，中央批准，邱会作屡受提拔，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东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5年，邱会作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年，他刚刚41岁，在中将中是较为年轻的。
建国后，邱会作虽然屡受提拔，在军队中的地位也很高，但他毕竟还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没有管军队一个方面的工作，因此，可以说，他还没有进入军队的枢要位置。1959年，邱会作的这一情况有所改变。
1959年，原来主管军队工作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被撤职，林彪代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部长，同时，林彪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头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林彪主 管军队工作。林彪主管军队工作后，即着手提拔他所信任的干部，并且把他们调到中央军委来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此时，林彪想到了邱会作。1959年，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这四个头衔，可不一般，这意味着邱会作进入了军队的枢要部门，在军队中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这四个头衔，哪一个，都分量很重。总后勤部归他管了，他是那里的“一把手”，总后勤部下属，就有18个军和军以上的单位，而国防工办是中央最重视的部门之一，中央拨了大量经费，主任是由中央领导人兼任，邱会作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相当多的日常工作由邱会作来做，因此，在国防工办，他有很大权力。而邱会作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也不光是一个荣誉职务。而是在国防委员会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掌握军队某方面实际权力的“要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按毛泽东一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在军队中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是要揪军队内的“走资派”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军队一个方面的领导人的邱会作也受到了冲击。但林彪却要保护邱会作。
1966年，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经过酝酿，决定开会批斗邱会作。他们把邱会作拉到批斗会场，由事先准备好批判稿的人轮番上台发言，批斗邱会作。邱会作趁批斗者不备，偷偷地急草了一封给林彪的求救信，让他身边的一个亲信干部赶快送到林办交给主任叶群。叶群收到信一看，是邱会作写给林彪、向林彪求救的信，就立即送给林彪看。林彪看了信后，知道邱会作处境困难，事不宜迟，林彪立即表态：邱会作是左派，不能打倒。林彪还派叶群调动部分警卫人员，冲进批斗会的会场，把邱会作救出来，由几个人保护着，乘上小车，快速驶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别墅里，还让那里的工作人员严格保密，邱会作在别墅里过上了有服务员照顾的生活。林彪还派人把邱会作的老婆送到这个别墅去，陪同邱会作。不久，经当时的副统帅林彪提名，邱会作又当上了军队要员，还参与领导军队的“文革”工作。邱会作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这件事，使邱会作对林彪感激不尽。他从此后下决心，唯林彪之命是从，永远为林彪效命。
紧跟林彪为林彪效命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野心膨胀，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然后，篡夺党、国家、军队中更多的权力。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认为对他篡权有威胁的人。而邱会作则紧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谁，他就陷害谁。而且，陷害的范围，不限于总后勤部。此时，邱会作丧失了人格。
本来，邱会作对朱德委员长是很尊敬的，在中央苏区时，邱会作在军委搞后勤时，就在朱德手下工作，朱德对邱会作也很注意培养、帮助，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诬陷朱德，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便于他们搞上层、中层、下层全面夺权。林彪有此意图，邱会作就当起了诬陷朱德的“先锋”。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诬陷朱德说他(指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会作的这个讲话，经他的秘书整理出一份记录稿，送给邱会作。邱会作在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阅，可以印发。要用机密件发，并要编号，不能失掉。”
林彪要“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诬陷徐向前，邱会作也当起了诬陷徐向前的“先锋”。1967年6月，邱会作指使总后勤部“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王希克等人编写诬陷徐向前的材料。当年7月，他们又盗用群众的名义，印发传单，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传单上煽动“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枪的刘邓!”经邱会作布置，总后勤部编写了一份《徐向前对抗毛主席、对抗林副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必须清算》的传单，在全军散发，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里有了“炮弹”，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诬陷徐向前的恶浪，影响极坏。
林彪历来对总政治部有成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从根本上搞垮总政治部，于1967年7月25日公开提出“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林彪此话一发，邱会作立即紧跟。邱会作利用其副总参谋长和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干部中，大肆宣传说：“总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差不多，有生杀予夺之权”，总政治部“在全军很臭”，总政治部是总后勤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小阎王”，并且把诬陷材料送给了叶群，由叶群送给林彪，向林彪“邀功”。林彪看了这份诬陷材料后，很高兴，对邱会作的行动表示肯定，还授意邱会作继续大干。邱会作即在总后勤部成立了“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他利用这个小组，非法批斗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部59人，他们还编写了16万字的材料，在这份材料的前言部分，引用林彪的话，吹捧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材料的主要内容则是诬陷总政治部的，材料中诬陷总政治部领导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份材料印了一万多册，向全军总后勤部门散发，煽动军队干部“砸烂总政”。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总后勤部带头起来搞垮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成了搞“文化大革命”最积极的单位。
邱会作为林彪效命，不光表现在政治上紧跟林彪，还表现在他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叶群有意要给他们找个好对象。向邱会作表示了这个意思，邱会作立即行动起来。他为林立衡找对象，为林立果找对象，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他自己跑不过来，就让他老婆胡敏替他跑，动用了地方和军队大量人力、物力。如果说，同事之间，关系密切，为其家事也尽一些力，是正常的，但邱会作为林彪家事“操心”这件事却不是这样。邱会作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出面去给林彪子女选对象，亲自找人谈话，让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谈话，还动用大量军队组织干部，内查外调，动用大量地方和军队的人员、物资、交通工具，跑了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看了上万人，就不正常了。实际上，邱会作这样做，不光是讨好林彪，而且是考虑到未来会是林家的天下，他也想到林立果会上台接班了，他在为自己今后的地位做打算。
常言道：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邱会作为了紧跟林彪，向上爬，竟然对他领导之下的总后勤部开刀。“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定了一个调子“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罢免一批、杀掉一批。”邱会作对林彪的指示，加紧落实。为了落实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总后勤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冲击，总后勤部18个军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烂了17个，大部分政治工作干部被罢了官。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陷害各级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汤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庆，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给他们扣上了“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对他们进行逮捕、刑讯逼供，实施法西斯式的迫害，汤平、傅连璋被迫害致死。
傅连璋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红军医生，是陈云同志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好同志，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但建国后，傅连璋却与林彪发生了矛盾，被林彪怀恨在心。林彪指使邱会作诬陷傅连璋。邱会作就立即行动。1966年的八九月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会上多次说：“傅连璋是个大毒蛇，他放过毒，”，“他反对过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火烧傅连璋”，要由卫生部组织火烧，“一定要烧透，卫生部不烧，就没有党性。”当毛泽东得知傅连璋被斗后，曾批示，对傅连璋“应予以保护。”可是，邱会作依仗有副统帅林彪的支持，根本不听毛泽东的话，他仍然由总后勤部立了傅连璋的专案组，将傅连璋逮捕下狱。傅连璋在狱中，仅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后，被送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有一张序号为001435号的火葬证，没有住址、年龄、死亡原因，连姓名都没有，死亡时双手还带着手铐。傅连璋死后，邱会作仍然不放过他，还指使人搞了一份傅连璋的“罪行”材料存档。
由于邱会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时时、处处紧跟林彪，为林彪卖力，林彪也竭力提拔邱会作。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时，邱会作成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邱会作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就已经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了，但他仍然唯林彪之命是从，紧跟林彪，替林彪卖力。他已经成了林彪的亲信死党。
庐山上的一个走卒
随着林彪的势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扩大，他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他要进一步掌握党和国家更多更大的权力。他把实现自己野心的希望寄托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8月，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开全会之前的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本来，毛泽东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但林彪却与毛泽东唱反调，在这次预备会议上，林彪发言，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23日，全会正式开幕，当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后，林彪抢先讲话，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林彪还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观”颂扬毛泽东。随后，林彪的话锋一转，影射攻击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发言后，叶群把邱会作等人召集到她的住处来，告诉他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对此，邱会作心领神会，他决心在这次会议上继续紧跟林彪，他心甘情愿地当林彪的一只走卒。第二天，即8月24日，邱会作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根据林彪的讲话精神，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鼓吹“天才论”，邱会作在小组会上，还手拿陈伯达搞的“国家主席”宪法条文和“论天才”的语录，振振有词地说：设国家主席，承认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谁反对这两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邱会作还攻击那些不赞成设国家主席，反对“天才论”的人，是“反对毛主席”。他说“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邱会作的发言，在西北组造成了恶劣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便十分气愤，也纷纷发言，予以谴责。还有人提出要“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要在宪法中写上“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林彪等人掀起的恶浪被止住了，当时毛泽东为了争取林彪，只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对林彪还是采取团结的方式，没有点他。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让包括邱会作在内的在庐山上起哄的人写检查。邱会作不得不写出检查书上交毛泽东。邱会作写的检查书，秉承林彪关于“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的旨意，写得很不真实。尽管如此，毛泽东为了争取、团结他们，也没有过分追究邱会作等人责任的意思。
死心塌地跟林彪
但是，林彪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一方面在他们控制的单位和地方，拒不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另一方面，用假检讨欺骗毛泽东，而林彪则一句检讨的话也不说，并且用种种行动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数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伙的情况。毛泽东南下，巡视大江南北，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并且说了很重的话。毛泽东在话中，把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提到了“大的路线斗争”的高度。他历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九次大的路线斗争后，把“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的斗争”列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毛泽东就把他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分歧的规格提高了。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大的路线斗争的结果，最后必然会有被打倒的主要人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大的机会主义头头，改也难。那么，这次大的路线斗争中，对方的主要人物会是谁?毛泽东在与各地主要领导干部的谈话中虽然没有点出林彪的名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该是谁了。而且，毛泽东在谈话中已经把林彪的事情摆了出来。毛泽东说：“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我一向不 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笔者注)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发表这些谈话时，邱会作正在北京。他从李作鹏、黄永胜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邱会作是聪明人，一听便知，毛泽东指的是林彪。本来，邱会作此时下林彪的“船”，还来得及，但是他不下船，决心死心塌地跟林彪跟到底。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所说的话，都有人密报给了正在北戴河的林彪。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后，对形势进行了反复的权衡，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已经不可能见谅于毛泽东，被列人大的路线斗争的对立面的头子，下场总不好。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要暗杀毛泽东。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即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秘密建立的由效忠林彪父子的人组成的武装部队——笔者注)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书)林彪的这个手令，实际上把他的死党及其所属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交给了林立果、周宇驰，由他们组织实施暗杀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计划，并发动武装政变。8日当天，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成员研究在毛泽东南巡的途中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在动员时还说现在首长(指林彪——笔者注)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他们给毛泽东确定的代号——笔者注)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他们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手段主要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零”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毛泽东专列，派强击机炸毁毛泽东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同时做好准备，待杀害毛泽东得手，他们准备攻击中南海和钓鱼台，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也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政治经验丰富的毛泽东十分敏感，他从一路巡视所见到的蛛丝马迹中预感到了林彪集团有反常举动。这引起了他的警觉。1971年9月11日中午，毛泽东打破了预计行动计划，突然命令专列离沪北上，谁也不通知，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于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丰台约见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并与他们谈话后，要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预备对付突发事件。安排好这一切之后，于下午4时回到中南海休息。
毛泽东突然返京，打乱了林立果等人的部署。上海的王维国于9月11日晚上才得知毛泽东离沪北上，但仍不知毛泽东的去向。王维国急忙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向他们报告。林立果得知情况后，完全绝望了，他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笔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1971年11月22日李伟信的交待材料)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完全落空时，认定他们的阴谋肯定败露无疑了，他感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了。但是，他不肯束手就擒。他此时做出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一个选择是逃往苏联。然而，这两个阴谋最终都没有得逞，而是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九一三事件”之后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对包括邱会作在内的林彪亲信死党，采取了措施，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并自我爆炸的消息，他的心情很复杂。但他更多的是恐惧，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成为林彪死党后，与林彪一起干了很多坏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伙，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开始销毁林彪、叶群与他的来往信件、材料，同时，把他自己记的林彪谈话的笔记本，他与林彪等人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销毁。邱会作尽可能地毁灭罪证，剩下的只有听天由命了。
但是，邱会作对于林彪在北戴河的决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就在林彪出逃的当晚，中央即把查获的林彪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等材料，给邱会作看了。邱会作看后，十分吃惊，一言不发。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了如何处理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人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1971年9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央按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看林彪死党十天，自然，也没有处理邱会作。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邱会作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待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也知道了他们在拼命烧材料。认定：“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此时，中央才下决心处理邱会作等人。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经毛泽东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此时，邱会作实际上已经被关了起来。
1973年8月，中央决定，开除邱会作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公审。邱会作被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与邱会作一同受审的，有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这些人在受审时，态度并不算好。与他们相比，邱会作在受审时，是态度比较好的。
法庭在审讯邱会作时，邱会作曾当众向受他迫害致死的总后勤部汤平副部长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
汤平在红军时期工作在红三军团，与彭德怀、黄克诚等同志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团老家接老人来北京。回来后向黄克诚同志汇报工作时，顺便谈了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这件事让邱会作抓住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硬说汤平是回农村收集情况，作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发难的“炮弹”，他还四次就此事给叶群写信报告。邱会作还对汤平非法立案、关押，使汤平含冤而死。1981年，在审判邱会作的法庭上，汤平的妻子刘伯音在出庭作证时，流着泪，讲述了汤平被邱会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经过，悲愤得泣不成声。邱会作当庭对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还良心发现，当庭向汤平的妻子刘伯音下跪请罪，这给在场旁听的人以一个好印象，觉得邱会作的认罪是真诚的。
邱会作对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认。在法官询问时，他多次表示指控的他的罪行，“都是事实。”“是我的罪行，我完全应当认罪。”“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认罪。”邱会作还写了一个《认罪书》。在法庭让他行使最后陈述权时，邱会作当庭宣读了他的《认罪书》。邱会作在《认罪书》中写道“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我的罪行事实的法庭调查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在调查中，我对自己的罪行加深了认识。我犯了罪，应当受到审判和法律制裁。对我的审判是严肃法纪、伸张正义的正确措施。”“我对自己的罪行，完全认罪，永远认罪!”“特别法庭即将对我的罪行做出判决，我完全服从，并且要努力做到自觉地认罪服法，保证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历史事实，改变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决心接受改造。”“我看到我的上两代和下两代，连我自己一代，五代人受到了共产党的恩情。我从小参加了革命，党培养了我，重用过我。我犯罪之前跟党走过来了，今后仍要跟着党活下去。我的决心就是认罪服法，跟党走到底!”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对邱会作进行了宣判，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
邱会作被判刑后，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对待那些历史上有战功的人的方针是要照顾。因此，邱会作在监狱中待遇较好，而且，由于邱会作的认罪态度好，表现也好，中央对他也更加关心。不久，他就被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中央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妥善安排，使他过上了安静的晚年生活。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89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党史博采》－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