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最多的民族 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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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口最多的民族 何去何从
3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如今，计生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时期是否已经来到？
学界已有诸多呼吁，甚至连“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也表态支持逐步放开二胎。而国家计生委仍然是最为明确的反对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梅岭 丁婷婷
在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
张茵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两会也有很多人提案计划生育，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我们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事实上，中国计生政策实行已逾三十年。
而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一公开信距今恰好30年，中国人口政策到底会不会有所变化？
在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有关计生政策的调整言论上演了多次罗生门。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
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1月24日，有京城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
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这一幕，让人联想起2008年两会。当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而计生委计划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变，以免引发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称此报道“不属实、不准确”，稍后将在官网上公布消息不属实的声明。
时隔两年，这番如罗生门般的争论又再次上演，社会对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间学者易富贤却因这一蹊跷的现象，认为高层态度有微妙变化。
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2008年以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
“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说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易富贤说。另有一些民间学者，也逐渐登陆主流媒体。
在易富贤看来，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胎，权威学者从反对到赞成
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忽然抛出 “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起人口政策的重新调整。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更爆出一条消息：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三十年之期”似乎恰好解释了2008年以来人口学界热闹的原因。
“我国的公共政策的时限一般不会超过10年，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持续了30年。”胡鞍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突然转变，他说：“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人均资源紧缺，应当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但是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
胡鞍钢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也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此，易富贤认为：“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而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人口学界也曾出现过此种“异动”：民间学者纷纷发言，建议调整人口政策。“抢十一五的时候，他们赢了，我们输了，现在是抢十二五的时候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口中的“他们”即是计生委。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这项300余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亦婉拒了采访。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
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
“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本报记者张华亦有贡献）
下一页：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梅岭 丁婷婷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
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
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令人震惊的是，25年后，这个试点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什么是翼城
“30年前的翼城试点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梁中堂说。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梁中堂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领导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我认为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而在听取了梁中堂和试点的介绍后，我同意他关于人口的算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与梁一番谈话后，最终“花”落翼城。
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在试点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就是：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一位不到30岁的农村妇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用一半是疑问、一半是哀怨和忧虑的眼神盯着我。这个图像一直到现在都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1988年的事，至今在梁中堂印象里不曾抹去。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在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的去进行“家访”，再到后面组织群众开群众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数据直观的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施行的30年间产生的负面影响，梁中堂不遗余力的四处奔走以寻求调整政策，但均告无果。“翼城我现在已经很少去了，我要做的是将那段历史记录下来。”梁说。
2009年，梁中堂与易富贤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提案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政策。今年两会，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30年前梁中堂就对“一胎化”政策会导致的影响进行过预判：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结构导致的压力正逐一的变成现实，被众多体制内外的学者反复研究并讨论，其中包括了当年的强硬派宋健、田雪原等人。但人口政策决策层对翼城县的试点尚无明确表态。
梁中堂感慨：“历史实际上是一股大势，而这是由民众构成的，我们能做的，也不过是在几十年人们谈及这问题时，会发现有我们在提出反对意见。”
胡鞍钢是中国高层智囊人士之一，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至今，此机构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他长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后来他的思想开始转向，2009年11月26日，他在《经济参考报》撰文《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提出应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指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一胎化政策当年是提倡，而非强制
南方周末：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为什么期限是30年？当时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胡鞍钢：当时它是按照一代人即25—30年为一个周期来考虑的。我认为当时确定这一政策时已经确认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2亿，人均收入已达到邓小平说提出的800美元到1000美元。这一政策主要是服从当时的经济目标。而1980年党中央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实际上是提倡，不是完全强制性的，这就说明在30年后，根据当年的人口会有所减缓，建议调整政策。
南方周末：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有过变化吗？
胡鞍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前，我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现代化第一大的限制因素，到了1990年在我写的一篇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文章中，就换了另外一个思路：认为从当时到2015年，抚养系数还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在提高的情况，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好的时代。200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中国到2020年会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一个转变。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热议调整计生政策？
胡鞍钢：一般我们的公共政策周期是7到8年，没有超过10年的政策，而且它都是适应性的进行调整。客观的说，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它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当时的政策我觉得它实现了在低收入条件下控制人口的目标，但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中等收入。生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确实需要政策辩论，因为它更加专业化，也更加知识化。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些知识，可能后面的人就要不断地付出代价。
现在的二胎建议没有超越马寅初
南方周末：目前我国的人口状况如何？
胡鞍钢：自1991年江泽民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从8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2.7—2.8降到2000年的1.7—1.8，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国家，突然进入到“少子化阶段”。我定义的少子化阶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现在城市不到1.3，那么就是过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国不光是老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出现了。
南方周末：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调整？
胡鞍钢：我国人力资源、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提出这个政策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到2010年会达到9年以上，翻了一倍。因此简单地去看人口基数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在某种意义上，人力资本提高以后，其实它是个财富，消费财富，然后有消费市场，又是一个发展的动力。这是在30年前制定政策时不会想到的。所以，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地进行调整，而不要陷入到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一胎化？
胡鞍钢：关于一胎的观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人口学界的主流了。中国的政策是这样的，首先看学术界，现在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这个已经不是主流了。经济学界主流观点也赞同“二胎”。
我还觉得，（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亚洲地区形成共识了。三个月前，我参加了早稻田大学讨论亚洲一体化的会议，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人口问题，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有点晚了。
南方周末：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胡鞍钢：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曾经提过“人口软着陆”，就是说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一对夫妇两个孩子，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软着陆。更详细的计划还有晚、稀、少，生一胎能不能隔三年甚至五年，他都有建立模型，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可惜“十一五”没有接受，我们2005年就弄这事了。
现在又面临“十二五”，有没有可能接受，我估计可能也比较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政策调整的过程。但是现在看来，调整势在必行，我觉得调不调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了，只不过现在就是怎么调，既要避免生育高峰，同时平滑下去。
具体操作可能有待于计生部门育人口来做。现在还有上海和其他几个地区的试点。这些试点也在探索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后会由实践来检验。
南方周末：您怎么评价中国人口政策30年？
胡鞍钢：总而言之，其实我们也是在调整前人错误代价的结果。早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的想法，像马寅初、孙本文、费孝通等学者也提出这些想法，很可惜当时没有成为国策。直到70年代初，中国人口太多了，毛泽东才说人口非控制不可。
实际上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后，它决定了后面的人要不断付出调整的代价。所以，它不是简单对30年前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从建国以后的政策就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是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3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如今，计生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时期是否已经来到？
学界已有诸多呼吁，甚至连“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也表态支持逐步放开二胎。而国家计生委仍然是最为明确的反对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梅岭 丁婷婷
在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
张茵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两会也有很多人提案计划生育，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我们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事实上，中国计生政策实行已逾三十年。
而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一公开信距今恰好30年，中国人口政策到底会不会有所变化？
在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有关计生政策的调整言论上演了多次罗生门。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
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1月24日，有京城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
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这一幕，让人联想起2008年两会。当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而计生委计划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变，以免引发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称此报道“不属实、不准确”，稍后将在官网上公布消息不属实的声明。
时隔两年，这番如罗生门般的争论又再次上演，社会对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间学者易富贤却因这一蹊跷的现象，认为高层态度有微妙变化。
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2008年以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
“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说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易富贤说。另有一些民间学者，也逐渐登陆主流媒体。
在易富贤看来，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胎，权威学者从反对到赞成
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忽然抛出 “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起人口政策的重新调整。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更爆出一条消息：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三十年之期”似乎恰好解释了2008年以来人口学界热闹的原因。
“我国的公共政策的时限一般不会超过10年，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持续了30年。”胡鞍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突然转变，他说：“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人均资源紧缺，应当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但是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
胡鞍钢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也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此，易富贤认为：“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而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人口学界也曾出现过此种“异动”：民间学者纷纷发言，建议调整人口政策。“抢十一五的时候，他们赢了，我们输了，现在是抢十二五的时候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口中的“他们”即是计生委。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这项300余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亦婉拒了采访。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
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
“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本报记者张华亦有贡献）
下一页：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特约撰稿 梅岭 丁婷婷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
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
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
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令人震惊的是，25年后，这个试点县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什么是翼城
“30年前的翼城试点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梁中堂说。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其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同时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梁中堂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领导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我认为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而在听取了梁中堂和试点的介绍后，我同意他关于人口的算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与梁一番谈话后，最终“花”落翼城。
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在试点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就是：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一位不到30岁的农村妇女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用一半是疑问、一半是哀怨和忧虑的眼神盯着我。这个图像一直到现在都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1988年的事，至今在梁中堂印象里不曾抹去。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在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的去进行“家访”，再到后面组织群众开群众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数据直观的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施行的30年间产生的负面影响，梁中堂不遗余力的四处奔走以寻求调整政策，但均告无果。“翼城我现在已经很少去了，我要做的是将那段历史记录下来。”梁说。
2009年，梁中堂与易富贤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提案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政策。今年两会，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30年前梁中堂就对“一胎化”政策会导致的影响进行过预判：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结构导致的压力正逐一的变成现实，被众多体制内外的学者反复研究并讨论，其中包括了当年的强硬派宋健、田雪原等人。但人口政策决策层对翼城县的试点尚无明确表态。
梁中堂感慨：“历史实际上是一股大势，而这是由民众构成的，我们能做的，也不过是在几十年人们谈及这问题时，会发现有我们在提出反对意见。”
胡鞍钢是中国高层智囊人士之一，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至今，此机构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他长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后来他的思想开始转向，2009年11月26日，他在《经济参考报》撰文《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提出应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并指出：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一胎化政策当年是提倡，而非强制
南方周末：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为什么期限是30年？当时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胡鞍钢：当时它是按照一代人即25—30年为一个周期来考虑的。我认为当时确定这一政策时已经确认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2亿，人均收入已达到邓小平说提出的800美元到1000美元。这一政策主要是服从当时的经济目标。而1980年党中央提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实际上是提倡，不是完全强制性的，这就说明在30年后，根据当年的人口会有所减缓，建议调整政策。
南方周末：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有过变化吗？
胡鞍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前，我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现代化第一大的限制因素，到了1990年在我写的一篇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文章中，就换了另外一个思路：认为从当时到2015年，抚养系数还在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在提高的情况，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最好的时代。200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中国到2020年会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一个转变。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热议调整计生政策？
胡鞍钢：一般我们的公共政策周期是7到8年，没有超过10年的政策，而且它都是适应性的进行调整。客观的说，唯一没有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它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当时的政策我觉得它实现了在低收入条件下控制人口的目标，但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中等收入。生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确实需要政策辩论，因为它更加专业化，也更加知识化。如果你不能很好地对待这些知识，可能后面的人就要不断地付出代价。
现在的二胎建议没有超越马寅初
南方周末：目前我国的人口状况如何？
胡鞍钢：自1991年江泽民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从8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2.7—2.8降到2000年的1.7—1.8，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国家，突然进入到“少子化阶段”。我定义的少子化阶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现在城市不到1.3，那么就是过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国不光是老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出现了。
南方周末：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调整？
胡鞍钢：我国人力资源、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提出这个政策时，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年，到2010年会达到9年以上，翻了一倍。因此简单地去看人口基数就有一定的问题了，在某种意义上，人力资本提高以后，其实它是个财富，消费财富，然后有消费市场，又是一个发展的动力。这是在30年前制定政策时不会想到的。所以，公共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适当地进行调整，而不要陷入到我们所说的教条主义。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一胎化？
胡鞍钢：关于一胎的观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人口学界的主流了。中国的政策是这样的，首先看学术界，现在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界这个已经不是主流了。经济学界主流观点也赞同“二胎”。
我还觉得，（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亚洲地区形成共识了。三个月前，我参加了早稻田大学讨论亚洲一体化的会议，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人口问题，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有点晚了。
南方周末：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胡鞍钢：北京大学的曾毅教授曾经提过“人口软着陆”，就是说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一对夫妇两个孩子，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软着陆。更详细的计划还有晚、稀、少，生一胎能不能隔三年甚至五年，他都有建立模型，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相当不错的。很可惜“十一五”没有接受，我们2005年就弄这事了。
现在又面临“十二五”，有没有可能接受，我估计可能也比较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政策调整的过程。但是现在看来，调整势在必行，我觉得调不调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了，只不过现在就是怎么调，既要避免生育高峰，同时平滑下去。
具体操作可能有待于计生部门育人口来做。现在还有上海和其他几个地区的试点。这些试点也在探索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后会由实践来检验。
南方周末：您怎么评价中国人口政策30年？
胡鞍钢：总而言之，其实我们也是在调整前人错误代价的结果。早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的想法，像马寅初、孙本文、费孝通等学者也提出这些想法，很可惜当时没有成为国策。直到70年代初，中国人口太多了，毛泽东才说人口非控制不可。
实际上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后，它决定了后面的人要不断付出调整的代价。所以，它不是简单对30年前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从建国以后的政策就开始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建议没超过马寅初先生，马寅初是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