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 正义在这里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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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白莲教 正义在这里扑朔迷离
——李福达案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五年
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教。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明代赵全、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义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
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后被巡抚赵彦、袁可立等镇压剿抚下去。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时期，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李福达案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七月，定案在六年九月。不料四十年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翻转过来。其间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可以说复杂之极。
李福达是山西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人，又名李午，因“谋反”罪充军山丹卫，逃还后改名李午，匿居陕西洛川县（今陕西洛川县东北），又与叔父李越共创白莲教，聚众数千，“劫掠”鄜州、洛川。后明军围捕，李越被捕杀，李福达逃亡到徐沟县（今山西清徐县徐沟），改名张寅，与县中大姓认为同宗，掩人耳目。
不久，他携巨资入京，混入匠籍，捐了个山西太原位指挥之职。他的三个儿子叫大仁、大义、大礼，都是匠人。他们结交了权贵武定侯郭勋，频频往来。此后李福达又移居同戈镇。在同戈镇，李的仇家薛良识破了他的行踪，便向官府告发，李福达逃到京城，但因两个儿子被捕，李便返回山西自投狱中。此案经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杜惠、胡伟等审结，上报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呈报巡按御史张英，审实张寅即是李福达，无异词。唯独山西巡抚毕昭，认为这是薛良诬告。但毕昭不久离职。
此时御史马录巡按山西，判李福达死罪。郭勋知情后去信马录，嘱他从轻发落，马录不听，仍判死罪，妻、子连坐；又向世宗进奏本，弹劾郭勋与谋反贼一党，并奉上郭勋书信为证。世宗将案批转都察院复审，都察院的席书帮助郭勋，为李福达开脱；大理寺评事杜鸾弹劾席书、郭勋，请求将此两人处罪。世宗见各执一词，下旨移案三法司会审。
会审前后，证实张寅即李福达的人证有：徐沟的乡绅、给事中常态，郎中、鄜州人刘仕（李福达曾在鄜州“大掠”），鄜州、洛川的父老人多。在人证面前，李福达只得认罪。这一切均发生在世宗嘉靖五年。同年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奏：“李福达谋反事实俱在，按律应磔（分尸酷刑）死。”世宗准奏，李福达在狱中囚禁待决。
此案到此，应该说是大局已定。谁知从中又生波折。因为郭勋为李福达开脱，而在大议礼中郭勋已支持张璁、桂萼的观点。观点相反的一方，如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御史高世魁等，借此弹劾郭勋，要定郭勋“连坐”之罪。世宗当然不会同意，而郭勋向世宗泣诉说，自己因议礼时支持张璁等，触怒了另一派，所以他们乘此欲置自己于死地。这么一来，李福达案就演变为大议礼时两派不同观点朝臣间的互相斗争中去。李福达按律应判磔刑，一派大臣要郭勋“连坐”，另一派要保郭勋，就必须翻李福达之案。世宗从大议礼的角度出发，自然同情张璁、郭勋。结果，主张处死李福达的刑部主事被斥为民，刑部尚书颜颐寿害怕了，便违心地说李福达案是“疑狱”。
颜颐寿在原来的立场上的后退，是李福达案全而推翻的前奏。原来主张处李福达磔刑，怎么又不再坚持而称“疑案”了呢？这越发勾起了世宗的怀疑。于是，在嘉靖六年（1527）四月，下令逮捕马录，命原审官李璋等赴京受讯。同年八月，世宗任命桂萼为代理刑部尚书，张璁代理都察院事，这些人既党护郭勋，将马录严刑拷打。马录受刑不过，诬认“挟私情而故意判李福达死罪”。形势急转直下，李福达被释，郭勋无罪；马录充军南丹卫，给事中刘琦、御史高世魁、刑部郎中刘仕、大理寺评事杜鸾等均被逮入昭狱，有的被拷打至死，有的被充军边关，牵连朝官达四十余人。张璁等自以为平反有功，请奏编了一本《钦明大狱录》记载此事。
不料四十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此案又被翻了过来。其时四川蔡伯贯“谋反”被擒，招认山西的李同是他的老师。四川巡抚移文山西，逮捕李同。在狱中，李同招承是李午的孙子，李大礼的儿子，世代参加白莲教。还招出“惑民倡乱”的种种罪状。李福达又名李午；李福达之子名大礼，李同所招认名与《钦明大狱录》中人都对得上号，从而证实李福达当年确是白莲教，“谋反”事也属实。马录等人是正确的，张璁等人则完全错了。于是，来了个再次翻案，冤死的予以昭雪，充军的放还，马录等人受褒奖，而郭勋则被追夺了官爵。然此时的世宗已经去世，也就是说，直到闭眼咽气，世宗未曾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反而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明”呢！
对于李福达这个白莲教徒的评价，史书中是称之为“妖人”“谋反”的，然毕竟语焉不祥。其作为究竟是以宗教为掩盖而针对封建统治的“起义”呢，抑或是聚众作乱残害百姓，迄今尚未有充足材料加以鉴定，当然不能妄加臆测。
（殷雄 沈松）
——李福达案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五年
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教。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明代赵全、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义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
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后被巡抚赵彦、袁可立等镇压剿抚下去。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时期，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李福达案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七月，定案在六年九月。不料四十年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翻转过来。其间真真假假，扑朔迷离，可以说复杂之极。
李福达是山西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人，又名李午，因“谋反”罪充军山丹卫，逃还后改名李午，匿居陕西洛川县（今陕西洛川县东北），又与叔父李越共创白莲教，聚众数千，“劫掠”鄜州、洛川。后明军围捕，李越被捕杀，李福达逃亡到徐沟县（今山西清徐县徐沟），改名张寅，与县中大姓认为同宗，掩人耳目。
不久，他携巨资入京，混入匠籍，捐了个山西太原位指挥之职。他的三个儿子叫大仁、大义、大礼，都是匠人。他们结交了权贵武定侯郭勋，频频往来。此后李福达又移居同戈镇。在同戈镇，李的仇家薛良识破了他的行踪，便向官府告发，李福达逃到京城，但因两个儿子被捕，李便返回山西自投狱中。此案经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杜惠、胡伟等审结，上报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呈报巡按御史张英，审实张寅即是李福达，无异词。唯独山西巡抚毕昭，认为这是薛良诬告。但毕昭不久离职。
此时御史马录巡按山西，判李福达死罪。郭勋知情后去信马录，嘱他从轻发落，马录不听，仍判死罪，妻、子连坐；又向世宗进奏本，弹劾郭勋与谋反贼一党，并奉上郭勋书信为证。世宗将案批转都察院复审，都察院的席书帮助郭勋，为李福达开脱；大理寺评事杜鸾弹劾席书、郭勋，请求将此两人处罪。世宗见各执一词，下旨移案三法司会审。
会审前后，证实张寅即李福达的人证有：徐沟的乡绅、给事中常态，郎中、鄜州人刘仕（李福达曾在鄜州“大掠”），鄜州、洛川的父老人多。在人证面前，李福达只得认罪。这一切均发生在世宗嘉靖五年。同年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奏：“李福达谋反事实俱在，按律应磔（分尸酷刑）死。”世宗准奏，李福达在狱中囚禁待决。
此案到此，应该说是大局已定。谁知从中又生波折。因为郭勋为李福达开脱，而在大议礼中郭勋已支持张璁、桂萼的观点。观点相反的一方，如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御史高世魁等，借此弹劾郭勋，要定郭勋“连坐”之罪。世宗当然不会同意，而郭勋向世宗泣诉说，自己因议礼时支持张璁等，触怒了另一派，所以他们乘此欲置自己于死地。这么一来，李福达案就演变为大议礼时两派不同观点朝臣间的互相斗争中去。李福达按律应判磔刑，一派大臣要郭勋“连坐”，另一派要保郭勋，就必须翻李福达之案。世宗从大议礼的角度出发，自然同情张璁、郭勋。结果，主张处死李福达的刑部主事被斥为民，刑部尚书颜颐寿害怕了，便违心地说李福达案是“疑狱”。
颜颐寿在原来的立场上的后退，是李福达案全而推翻的前奏。原来主张处李福达磔刑，怎么又不再坚持而称“疑案”了呢？这越发勾起了世宗的怀疑。于是，在嘉靖六年（1527）四月，下令逮捕马录，命原审官李璋等赴京受讯。同年八月，世宗任命桂萼为代理刑部尚书，张璁代理都察院事，这些人既党护郭勋，将马录严刑拷打。马录受刑不过，诬认“挟私情而故意判李福达死罪”。形势急转直下，李福达被释，郭勋无罪；马录充军南丹卫，给事中刘琦、御史高世魁、刑部郎中刘仕、大理寺评事杜鸾等均被逮入昭狱，有的被拷打至死，有的被充军边关，牵连朝官达四十余人。张璁等自以为平反有功，请奏编了一本《钦明大狱录》记载此事。
不料四十年后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此案又被翻了过来。其时四川蔡伯贯“谋反”被擒，招认山西的李同是他的老师。四川巡抚移文山西，逮捕李同。在狱中，李同招承是李午的孙子，李大礼的儿子，世代参加白莲教。还招出“惑民倡乱”的种种罪状。李福达又名李午；李福达之子名大礼，李同所招认名与《钦明大狱录》中人都对得上号，从而证实李福达当年确是白莲教，“谋反”事也属实。马录等人是正确的，张璁等人则完全错了。于是，来了个再次翻案，冤死的予以昭雪，充军的放还，马录等人受褒奖，而郭勋则被追夺了官爵。然此时的世宗已经去世，也就是说，直到闭眼咽气，世宗未曾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反而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明”呢！
对于李福达这个白莲教徒的评价，史书中是称之为“妖人”“谋反”的，然毕竟语焉不祥。其作为究竟是以宗教为掩盖而针对封建统治的“起义”呢，抑或是聚众作乱残害百姓，迄今尚未有充足材料加以鉴定，当然不能妄加臆测。
（殷雄 沈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