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教授 可怜这些四处漂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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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燕教授 可怜这些四处漂流的孩子
北京超过1000万的流动人口中，有2/3为农民工。他们子女的入园问题，被理所当然的忽视。有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说，之所以未将他们纳入学前教育规划，是因为“实在管不过来”。
这些“流动”儿童的父母，既无“关系”让孩子进公办园，也没财力送孩子上民办园。他们只能按市场法则，选择质劣价廉的黑幼儿园（即未经教育部门合法注册）。这些儿童要面临安全隐患、教育质量差、黑园随时被关闭等各种问题。
北师大教授张燕认为，“入园难”背后的社会不公，在这些生活于最底层的孩子身上体现最多。而他们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未来。
张晓东的一天，都是从家长的敲门声开始。他是一家黑幼儿园的园长。
在朝阳东坝乡西北门村，像张晓东这样的“黑园”共有6家。它们的开园时间，大都是从早7点到晚6点。但家长不顾这些，他们往往在早6点半不到就送孩子来，或许到晚7点还没过来接。
张晓东知道，这些外地人在时间上自己都做不了主。他们都在农贸市场和小工厂里讨生活，收入微薄。
他们只能送孩子到“黑幼儿园”。
据北京市政协去年的调查，北京市共有1298家黑幼儿园，比合法幼儿园还多32家。这些园安全卫生条件、教学水平不容乐观。有人呼吁关掉它们。但更多的声音则追问，关了黑园，孩子去哪里？
张晓东和村里的那些黑园园长，都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给予他们机会转“白”，“不用政府出资，只要注册门槛低些，能指导我们如何规范办园。那就好了。”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调研后发现，目前北京市对学前教育的规划，没有流动儿童的位置。
张燕说，流动儿童接受质量低劣的学前教育，这不仅是那些家庭的损失，也是这个国家的损失。
“毁了，全毁了”
园长石梅认为，超过90%的“黑园”老师均不是幼师毕业，而孩子在学龄前智力未开发，上小学后会掉队
张晓东的黑园名叫育苗幼儿园，开在一个小院内，有350平米。这里即将拆迁，房东为多得一点补偿，在院中央又加盖了一间房，成为孩子们的活动室。
70多个孩子共有4个老师，其中包括张晓东的妻子。他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院子里，节假日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春节，会放一周的假。
7月8日，小班上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了蘑菇和辣椒，代替1到5的数字，领着大家读。当有孩子趴到桌子上后，老师会提醒，“小手背背后”，20多个孩子马上就会挺直腰。
有几个年龄太小的跟不上，有人抠脚丫，有人左顾右盼。老师说，“再这样老师就不要你了。”孩子听了，嘿嘿地笑。
下边是英语课，学了四个单词：星星、太阳、月亮、天空.。老师板书星星（star）时，少写了一个r，她没注意到，一直在教大家念“sta、sta”。
一个被提问的女生很顺畅地读完了上述单词后，老师竖起了大拇指。
“你真棒，棒棒棒！”孩子们齐声喊。
“黑幼儿园都宣传自己的老师是幼师毕业的，其实，超过90%都不是。”西北门村早期教育艺术幼儿园尽管也是一所“黑园”，但园长石梅还是对行内的潜规则表示了看法。
石梅辨别的办法很简单，在人才市场，凡是幼师毕业的女生，月薪至少一千三四才能招来，北京户口的还要更贵，而北京的黑幼儿园教师，月薪普遍为千元左右。
师资和待遇跟不上，再加上先天不足，使得黑幼儿园的教育只能是“教到哪里是哪里”。石梅遇到过一个转学的5岁男孩，读大班了，阿拉伯数字还是只能写个“0”。
西北门村的6家幼儿园中，只有两个园长有教育职业的背景。而其中，有一个园长的前一个职业是卖菜。
“毁了，全都毁了。”石梅曾做过10年的小学民办教师，多次获奖，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她认为，当孩子在学龄前智力没有开发出来，进入小学后，马上就掉队。
张晓东的老家在张家口，21岁时来北京做营销员。
2007年6月，经亲戚牵头，他花了5万元，从前园长——一个老太太那里盘来了这家幼儿园。5万元中，包括两个月的房租3万5千元，滑梯和桌椅板凳，更重要的是，有60个孩子。
一旦火灾，如何逃生
东坝乡有黑园曾因火灾烧死女童；农民工马晓云选园时尤其注意“逃生”，走廊狭窄的，不选来自市区的拆迁，越来越逼近西北门村。待拆的出租屋低矮阴暗，街道晴则灰尘，雨则泥水。
2个多月前，山东女人马晓云（化名）和丈夫从大兴搬到西北门，继续打工。为了女儿的教育，他们也希望政府能让村里那些便宜的黑园快速规范起来。
她对西北门村没有特别的印象。
从1993年起，她就辗转在北京的多个城乡接合部。以前只需要为自己操心，直到3年前，她生下了女儿。
去年5月，因无暇照顾，她开始把不到两岁的女儿送到大兴一家幼儿园，学费每个月1100元。读了两个月后，女儿转到另一家每月收费三四百元的幼儿园。
她不承认转学是出自经济原因，“那个贵的园太远了，接着不方便。”
来到西北门村后，马晓云一直没有工作，她专门考察了村里的幼儿园，都不太满意。
她到过张晓东的育苗幼儿园，发现那个小院几乎被平房占满，走廊狭窄，教室内桌椅拥挤，寝室内小床一张挨一张……就否定了该园。
马晓云担心，一旦发生火灾，女儿无处逃生。
她的担心，源自这样一条新闻：今年1月17日，就在东坝乡，一家名为“阳光乐园”的幼儿园，因小孩玩取暖器起火，烧死了一名两岁的女童。失职的幼儿园保育员在法庭上下跪，以求原谅。
网上搜索发现，幼儿园内因设施和照看不善而引发的事故，在全国屡见报端。2009年9月27日中午，北京昌平区鹤立幼儿园正午餐时，水泥屋顶脱落，砸伤4名孩子。
上述两所发生事故的幼儿园，都是未经注册的所谓“黑园”。
马晓云最终选择了石梅的“黑园”，那里的每月收费为350元。
整个东坝乡，共有18家“黑园”，收费均在300元左右。唯一一家“白园”，每个月学费要一两千。
马晓云之所以看重石梅的幼儿园，是因为那里场地大，共有1130平米，是西北门村里所有园中最大的，相对安全更有保证。
她说，黑园毕竟缺乏政府管理，所以总会让人不那么放心。
手足口病高发区
北京疾控表示，“黑园”因面积小，多个孩子用一盆水洗手、用一个容器如厕，易使疾病传播
7月8日上午，在学完等几个单词后，育苗幼儿园小班的孩子们开始喝早晨带来的水。大多数孩子都喝白开水，有少数在喝“小洋人”之类的饮品。
喝完了，不安分的男孩用手作出机枪的模样，嘴里念叨着，互相“射击”。
“把声音关掉！”老师喝道。
突然，一个女孩“哇”一声哭起来。她的眼睛被对面的男生捅了一下。在老师面前，她抽泣了半天。捅人的男生被罚站，他走到门前，倚在门边，噘着嘴玩了一会儿后，回到座位。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
要撒尿了。小班学生们在院子里排成两队。一绿，一白两个尿壶，男一个，女一个，依次进行。
坐在尿壶上的小朋友还会互相打招呼，聊聊天。老师有点急。“快一点，下一个！”
然后，就是玩游戏。
就在7月8日这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庞星火对媒体表示，本市手足口病发病以5岁以下的散居儿童和托幼机构的儿童为主，城乡接合部的“黑幼儿园”是发病高发机构。
庞星火说，“黑幼儿园”硬件设施不到位，面积小，活动空间及休息室面积不符合国家卫生要求，存在多个孩子用一盆水洗手、用一个容器如厕等情况，易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7月22日，北京市卫生局又公布称，7月12日至7月18日一周内，北京报告手足口病1755例，比去年同期上升约123％，报告重症28例，死亡1例。6月21日至7月18日，北京市就有7名患儿死于手足口病。
官方没有公布死亡者的姓名和所在区域。只是透露，这些死亡病例以城乡接合部“黑幼儿园”里的幼托儿童居多。
而在北京市第一幼儿园这样的示范园内，卫生规定极为严格，细致到连婴幼儿毛巾之间悬挂的距离，都必须大于10厘米。
而张晓东并不知道这些。他也没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也没有相关部门教他怎么做。而孩子们撒完尿后，又继续做游戏。
关还是不关？
朝阳区教委学前办表示，关闭黑园谁来接收学生；不关，教育部门财力有限，无法顾及
在西北门村，十几名外来家长都表示，他们周围的孩子们，普遍有喜欢吃零食、不讲卫生、不讲礼貌，缺乏注意力等问题。
大部分家长将这些毛病的解决，推给时间，“现在还小呢”，而不会想到现有幼儿园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我国《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擅自招收幼儿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止办园的行政处罚。
朝阳区教委学前办负责人表示，这些黑幼儿园关不得，“关的话我们就得接收学生，怎么接收？”
据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入托难”并非朝阳一区独有，教育部门人力物力有限，目前还无法顾及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
目前，朝阳区教委“学前办”主要管理辖区内24所公办幼儿园。至于那些未经注册的“黑幼儿园”，均由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管理。一般也只管“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安全和传染病防疫之类，并不涉及教学。
据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工作人员透露，朝阳区共有300多家面对流动儿童的黑幼儿园，有时会下去检查卫生和安全，但更具体的管理事务，按“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乡镇负责。
而在东坝乡政府负责对民办幼儿园管理的相关科室里，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
乡政府信访办人员则对记者表示，外来儿童的入园问题，乡里管不着，家长可以在村里自行选择。
7月8日，育苗幼儿园的孩子坐在地上，茫然四顾。还有的坐在一起聊天，大人们很难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这是孩子们少有的游戏时光。几个送孩子进幼儿园的家长都说，他们都想让孩子尽快在幼儿园里学会数数字，学点简单的汉字，以应付几年后的小学入学测试。
而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内，就很少有人陪他们玩了。大人们还不许他们随便出去，街面上，有太多偷小孩的。
张燕说，一旦连黑幼儿园都没得上，情况会更加糟糕。
2004年3月，她去积水潭附近的老农贸市场———四环市场，发现市场内80%的学龄期儿童都处于“放养”状态，他们手持零食，在市场内打闹喧嚣，随地便溺。
张燕表示，若没有了这些黑幼儿园，那些孩子将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政府不帮助它们转白，一样存在各种隐患。
期待教育公平那一天
黑园园长石梅希望转白，但500万资金要求的门槛太高；学者建议政府应扶持，促进教育公平
7月8日午饭，育苗幼儿园的孩子们吃的是茄子和土豆的混炒，里面有一些肉末。吃完饭，他们唱起歌，“我们从小爱学习，学习使人变聪明，长大为国立功劳……”
在政府没有扶持的日子里，张晓东和石梅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今年上半年，外地发生几起针对儿童的暴力攻击，全国各地都加强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舍的安保。
在北京市，包括黑幼儿园在内的幼儿园，都接受了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检查。张晓东和石梅都被告知必须自费安装探头，与村委会的监控联网，还得购置木棒和辣椒水等物。
石梅的园更大，东坝乡更为重视。乡里和石梅共同出资，在园门口设了一个保安。
但张晓东只买了两根木棍，他不知道去哪里买辣椒水。他也拿来数家公司的监控设备招标书，发现最便宜也得7千多。
他开始犹豫装还是不装。如果不装，这园很可能就办不下去了，但装的话，又觉得开支太大不划算。
因为拆迁，东坝乡黑幼儿园越来越少。前两年，张晓东去乡里开会，还可以遇到30多家，现在只剩下一半。并且，政府的规定是拆一家少一家，不许新开“黑园”。
张晓东对未来开始变得不乐观。他已数次劝阻房东在园内加盖楼层的打算，怕的是房租上涨，还给孩子们造成安全隐患。但他可以劝阻即将到来的拆迁吗？
石梅则不同，她是本地人，之前曾被评选为朝阳区的优秀教师，在东坝乡有很多学生。她的理想是将“黑园”转白，办一个5000多平米，有三五百学生的幼儿园。
但由黑转白，仍很难。据行内测算，民办园如果想获得注册手续，除了要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还得至少500万元左右的投资，这还不包括土地的支出。
石梅认为，教育部门这是在放纵那些不负责任的幼儿园误人子弟，也使一些质量较高的黑园无法获得应有的评价。
张燕也认为，政府不应只大力发展公办园，也需要有一些资金和政策解决民工子女入园难题。政府应尽快将其纳入规划。
7月26日，马晓云告诉记者，女儿已经从石梅的幼儿园里退学。她有一次去幼儿园，看到女儿所在班的孩子们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老师在一边，没有教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带着做游戏。
女儿就跟着同学一起发呆，“太可怜了”。
马晓云说，她还是想给女儿找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外国有没有“入园难”
美国人会为顶级私立园“排队”，部分发达国家提供免费教育孔璞
■他山之石
提前数年排队入园，并非中国特色。
美国作家艾伦·埃森斯托克在纪实作品《幼儿园大战》的开头讲述了这样一幕。一名年轻贵妇人仔细参观了一家著名幼儿园并和园长进行了恳谈，当园长要她谈谈自己的孩子，她说她还没怀孕。
这名妇人“出手”如此早，原因是，在这个城市，让孩子进入一个高层次幼儿园太困难了。
这并不是个案。《幼儿园大战》描写了多个美国家庭为把孩子送到顶级幼儿园，父母们展开一场场激烈的“战争”。
不同的是，他们争夺的是私立园，在中国争夺的是公立园。
据美国哈佛大学职工王晓林介绍，在美国可供选择的幼儿园种类很多，“入园难”只是个人选择问题，“所以没人抱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将幼儿园定位于准公共产品，政府提供一定程度免费教育。
法国、瑞典等大多数北欧国家则将幼儿园定义为公共产品，无论公立、私立幼儿园，都会得到财政补贴，家庭只承担极少费用。
红缨教育集团总裁王红兵常到各国考察学前教育，7月16日，他介绍，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儿童入园率高，多在80%以上；二是社会各阶层儿童学前教育问题都能得到保障。
他认为，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经验，或可为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美英：私立供选择，公立来“兜底”
7月27日，与丈夫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王晓林在线告诉记者，学校附近有6家颇有名气的私立园，为保证孩子能顺利入园，她刚怀孕时就挨个到幼儿园登记排队。“这几个私立园每月要1500至200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3000美元，着实不便宜。”
不过王晓林说，这并非意味着“入园难”，像她这样选择昂贵又难进的私立园的其实是少数。家长们不排队就可选择较便宜的家庭式幼儿园。如还嫌贵，可选择免费的公立园，那里连学习用具都免费。
此外，在美国，学前一年教育免费。同时，政府为3至5岁、家境不佳的儿童，设立有“提前开端”的免费教育项目。
综合资料看，在部分发达国家，私立教育机构往往是高质量教育的代表，私立幼儿园也是如此。
在日本，有接近80%的孩子就读私立幼儿园，20%的儿童就读国立幼儿园。
王红兵介绍，在一些国家，私立幼儿园是“选择性”的，提供更高质量和更有特色的服务，公立幼儿园是“兜底”性的，向大部分普通家庭提供质量稳定、收费低的服务。
这与中国目前的幼儿园体制相反。在中国，教育资源的倾斜令公立园拥有明显竞争优势，做到了“物美价廉”，但进入公立园的竞争激烈，除提前报名和耐心等待，“关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幼儿园几乎都是条子生。”北京某区一著名公立园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普通家庭的孩子没太大可能到这里。
中国的民办幼儿园除了个别“贵族园”，大多数在师资软实力上无法和公立园竞争，但收费较公立园高了不少。
北京比较好的公立园月收费约1000元。而据育强体育才艺幼儿园董事长李大军介绍说，北京的中档民办园，收费都在每月2000元以上。
目前体制下，低收入家庭家长若没能排上公立园的话，很难支付得起民办园的费用，儿童学前教育难有保障。
北欧：政府解决大部分费用
“上幼儿园从来不是问题。”7月26日，家住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张洋说。
她介绍，在瑞典，公立园和私立园都只是象征性收费，并且收费一致，条件都很优越。国家财政补贴了绝大部分学费。
孩子们在到三岁的入园年龄前可以在网上登记，国家会按入学远近分配公立园。如果想进私立园，则需要到私立园提前登记排队。不过这不意味着私立园条件更好，而是教育理念恰好被一些父母接受。
她为儿子选了一所“崇尚自然”的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孩子一天大部分时间在室外玩耍。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局发布的系列年度报告显示，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已普及学前教育，约66%的儿童就读于公立幼儿园。
各国的幼儿园中，法国是完全免费的类型，学前教育机构全部属于公立。
世界各国中，日本的学前教育体系最类似中国，私立园占的比重大，不属于义务教育，无论公立、私立，家长均需缴费。日本私立幼儿园占到80%以上，由于政府补贴，收费不高。7月27日，生活在日本的林艳告诉记者，她甚至不知道有公立幼儿园这回事。
她和丈夫一个月收入约50万日元，属中等水平，家附近私立幼儿园收费在2万至4万日元。她说除了名门幼儿园，日本大多数幼儿园条件都差不多，收费也相似，都不用排队。
据介绍，目前在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已成为学前教育主要经费来源。北师大学前教育专家、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介绍，目前中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约占教育经费的1.3%，国际平均水平是3.8%。甚至在2004年时，欧洲有十几个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到教育经费的10％以上。
中国：学前教育纳入教改纲要
幸福泉教育集团法定代表人程淮也曾到多个国家考察学前教育体系，在他看来，政府应明确公办幼儿园的功能和地位。他认为公办园应该成为最低保障线，而非“众人争抢的稀缺资源”。
北师大学前教育专家刘焱教授也认为，“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应该是保底”，承担保障功能。
在红缨教育集团总裁王红兵看来，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简单地增加投入是不够的，还应保证这些投入能够落实到弱势群体头上，而非投向示范园、优质园。
他认为可以学习美国、日本等国家对民办园进行资金补贴的经验，降低民办园成本，减轻家长负担，“民办园的儿童占到总数的一半，他们理应和上公办园的孩子一样，得到国家的补贴。”
王红兵的希望，在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有体现。纲要首次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
纲要还提出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
或许，“入园难”、“入园贵”，届时将成为历史名词。
□本报记者孔璞北京报道
(本文来源：新京报 )
北京超过1000万的流动人口中，有2/3为农民工。他们子女的入园问题，被理所当然的忽视。有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说，之所以未将他们纳入学前教育规划，是因为“实在管不过来”。
这些“流动”儿童的父母，既无“关系”让孩子进公办园，也没财力送孩子上民办园。他们只能按市场法则，选择质劣价廉的黑幼儿园（即未经教育部门合法注册）。这些儿童要面临安全隐患、教育质量差、黑园随时被关闭等各种问题。
北师大教授张燕认为，“入园难”背后的社会不公，在这些生活于最底层的孩子身上体现最多。而他们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未来。
张晓东的一天，都是从家长的敲门声开始。他是一家黑幼儿园的园长。
在朝阳东坝乡西北门村，像张晓东这样的“黑园”共有6家。它们的开园时间，大都是从早7点到晚6点。但家长不顾这些，他们往往在早6点半不到就送孩子来，或许到晚7点还没过来接。
张晓东知道，这些外地人在时间上自己都做不了主。他们都在农贸市场和小工厂里讨生活，收入微薄。
他们只能送孩子到“黑幼儿园”。
据北京市政协去年的调查，北京市共有1298家黑幼儿园，比合法幼儿园还多32家。这些园安全卫生条件、教学水平不容乐观。有人呼吁关掉它们。但更多的声音则追问，关了黑园，孩子去哪里？
张晓东和村里的那些黑园园长，都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给予他们机会转“白”，“不用政府出资，只要注册门槛低些，能指导我们如何规范办园。那就好了。”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调研后发现，目前北京市对学前教育的规划，没有流动儿童的位置。
张燕说，流动儿童接受质量低劣的学前教育，这不仅是那些家庭的损失，也是这个国家的损失。
“毁了，全毁了”
园长石梅认为，超过90%的“黑园”老师均不是幼师毕业，而孩子在学龄前智力未开发，上小学后会掉队
张晓东的黑园名叫育苗幼儿园，开在一个小院内，有350平米。这里即将拆迁，房东为多得一点补偿，在院中央又加盖了一间房，成为孩子们的活动室。
70多个孩子共有4个老师，其中包括张晓东的妻子。他们每天和孩子们待在院子里，节假日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春节，会放一周的假。
7月8日，小班上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了蘑菇和辣椒，代替1到5的数字，领着大家读。当有孩子趴到桌子上后，老师会提醒，“小手背背后”，20多个孩子马上就会挺直腰。
有几个年龄太小的跟不上，有人抠脚丫，有人左顾右盼。老师说，“再这样老师就不要你了。”孩子听了，嘿嘿地笑。
下边是英语课，学了四个单词：星星、太阳、月亮、天空.。老师板书星星（star）时，少写了一个r，她没注意到，一直在教大家念“sta、sta”。
一个被提问的女生很顺畅地读完了上述单词后，老师竖起了大拇指。
“你真棒，棒棒棒！”孩子们齐声喊。
“黑幼儿园都宣传自己的老师是幼师毕业的，其实，超过90%都不是。”西北门村早期教育艺术幼儿园尽管也是一所“黑园”，但园长石梅还是对行内的潜规则表示了看法。
石梅辨别的办法很简单，在人才市场，凡是幼师毕业的女生，月薪至少一千三四才能招来，北京户口的还要更贵，而北京的黑幼儿园教师，月薪普遍为千元左右。
师资和待遇跟不上，再加上先天不足，使得黑幼儿园的教育只能是“教到哪里是哪里”。石梅遇到过一个转学的5岁男孩，读大班了，阿拉伯数字还是只能写个“0”。
西北门村的6家幼儿园中，只有两个园长有教育职业的背景。而其中，有一个园长的前一个职业是卖菜。
“毁了，全都毁了。”石梅曾做过10年的小学民办教师，多次获奖，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她认为，当孩子在学龄前智力没有开发出来，进入小学后，马上就掉队。
张晓东的老家在张家口，21岁时来北京做营销员。
2007年6月，经亲戚牵头，他花了5万元，从前园长——一个老太太那里盘来了这家幼儿园。5万元中，包括两个月的房租3万5千元，滑梯和桌椅板凳，更重要的是，有60个孩子。
一旦火灾，如何逃生
东坝乡有黑园曾因火灾烧死女童；农民工马晓云选园时尤其注意“逃生”，走廊狭窄的，不选来自市区的拆迁，越来越逼近西北门村。待拆的出租屋低矮阴暗，街道晴则灰尘，雨则泥水。
2个多月前，山东女人马晓云（化名）和丈夫从大兴搬到西北门，继续打工。为了女儿的教育，他们也希望政府能让村里那些便宜的黑园快速规范起来。
她对西北门村没有特别的印象。
从1993年起，她就辗转在北京的多个城乡接合部。以前只需要为自己操心，直到3年前，她生下了女儿。
去年5月，因无暇照顾，她开始把不到两岁的女儿送到大兴一家幼儿园，学费每个月1100元。读了两个月后，女儿转到另一家每月收费三四百元的幼儿园。
她不承认转学是出自经济原因，“那个贵的园太远了，接着不方便。”
来到西北门村后，马晓云一直没有工作，她专门考察了村里的幼儿园，都不太满意。
她到过张晓东的育苗幼儿园，发现那个小院几乎被平房占满，走廊狭窄，教室内桌椅拥挤，寝室内小床一张挨一张……就否定了该园。
马晓云担心，一旦发生火灾，女儿无处逃生。
她的担心，源自这样一条新闻：今年1月17日，就在东坝乡，一家名为“阳光乐园”的幼儿园，因小孩玩取暖器起火，烧死了一名两岁的女童。失职的幼儿园保育员在法庭上下跪，以求原谅。
网上搜索发现，幼儿园内因设施和照看不善而引发的事故，在全国屡见报端。2009年9月27日中午，北京昌平区鹤立幼儿园正午餐时，水泥屋顶脱落，砸伤4名孩子。
上述两所发生事故的幼儿园，都是未经注册的所谓“黑园”。
马晓云最终选择了石梅的“黑园”，那里的每月收费为350元。
整个东坝乡，共有18家“黑园”，收费均在300元左右。唯一一家“白园”，每个月学费要一两千。
马晓云之所以看重石梅的幼儿园，是因为那里场地大，共有1130平米，是西北门村里所有园中最大的，相对安全更有保证。
她说，黑园毕竟缺乏政府管理，所以总会让人不那么放心。
手足口病高发区
北京疾控表示，“黑园”因面积小，多个孩子用一盆水洗手、用一个容器如厕，易使疾病传播
7月8日上午，在学完等几个单词后，育苗幼儿园小班的孩子们开始喝早晨带来的水。大多数孩子都喝白开水，有少数在喝“小洋人”之类的饮品。
喝完了，不安分的男孩用手作出机枪的模样，嘴里念叨着，互相“射击”。
“把声音关掉！”老师喝道。
突然，一个女孩“哇”一声哭起来。她的眼睛被对面的男生捅了一下。在老师面前，她抽泣了半天。捅人的男生被罚站，他走到门前，倚在门边，噘着嘴玩了一会儿后，回到座位。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
要撒尿了。小班学生们在院子里排成两队。一绿，一白两个尿壶，男一个，女一个，依次进行。
坐在尿壶上的小朋友还会互相打招呼，聊聊天。老师有点急。“快一点，下一个！”
然后，就是玩游戏。
就在7月8日这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庞星火对媒体表示，本市手足口病发病以5岁以下的散居儿童和托幼机构的儿童为主，城乡接合部的“黑幼儿园”是发病高发机构。
庞星火说，“黑幼儿园”硬件设施不到位，面积小，活动空间及休息室面积不符合国家卫生要求，存在多个孩子用一盆水洗手、用一个容器如厕等情况，易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7月22日，北京市卫生局又公布称，7月12日至7月18日一周内，北京报告手足口病1755例，比去年同期上升约123％，报告重症28例，死亡1例。6月21日至7月18日，北京市就有7名患儿死于手足口病。
官方没有公布死亡者的姓名和所在区域。只是透露，这些死亡病例以城乡接合部“黑幼儿园”里的幼托儿童居多。
而在北京市第一幼儿园这样的示范园内，卫生规定极为严格，细致到连婴幼儿毛巾之间悬挂的距离，都必须大于10厘米。
而张晓东并不知道这些。他也没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也没有相关部门教他怎么做。而孩子们撒完尿后，又继续做游戏。
关还是不关？
朝阳区教委学前办表示，关闭黑园谁来接收学生；不关，教育部门财力有限，无法顾及
在西北门村，十几名外来家长都表示，他们周围的孩子们，普遍有喜欢吃零食、不讲卫生、不讲礼貌，缺乏注意力等问题。
大部分家长将这些毛病的解决，推给时间，“现在还小呢”，而不会想到现有幼儿园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我国《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擅自招收幼儿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限期整顿、停止招生、停止办园的行政处罚。
朝阳区教委学前办负责人表示，这些黑幼儿园关不得，“关的话我们就得接收学生，怎么接收？”
据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入托难”并非朝阳一区独有，教育部门人力物力有限，目前还无法顾及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
目前，朝阳区教委“学前办”主要管理辖区内24所公办幼儿园。至于那些未经注册的“黑幼儿园”，均由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管理。一般也只管“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安全和传染病防疫之类，并不涉及教学。
据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工作人员透露，朝阳区共有300多家面对流动儿童的黑幼儿园，有时会下去检查卫生和安全，但更具体的管理事务，按“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乡镇负责。
而在东坝乡政府负责对民办幼儿园管理的相关科室里，负责人拒绝接受采访。
乡政府信访办人员则对记者表示，外来儿童的入园问题，乡里管不着，家长可以在村里自行选择。
7月8日，育苗幼儿园的孩子坐在地上，茫然四顾。还有的坐在一起聊天，大人们很难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这是孩子们少有的游戏时光。几个送孩子进幼儿园的家长都说，他们都想让孩子尽快在幼儿园里学会数数字，学点简单的汉字，以应付几年后的小学入学测试。
而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内，就很少有人陪他们玩了。大人们还不许他们随便出去，街面上，有太多偷小孩的。
张燕说，一旦连黑幼儿园都没得上，情况会更加糟糕。
2004年3月，她去积水潭附近的老农贸市场———四环市场，发现市场内80%的学龄期儿童都处于“放养”状态，他们手持零食，在市场内打闹喧嚣，随地便溺。
张燕表示，若没有了这些黑幼儿园，那些孩子将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政府不帮助它们转白，一样存在各种隐患。
期待教育公平那一天
黑园园长石梅希望转白，但500万资金要求的门槛太高；学者建议政府应扶持，促进教育公平
7月8日午饭，育苗幼儿园的孩子们吃的是茄子和土豆的混炒，里面有一些肉末。吃完饭，他们唱起歌，“我们从小爱学习，学习使人变聪明，长大为国立功劳……”
在政府没有扶持的日子里，张晓东和石梅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今年上半年，外地发生几起针对儿童的暴力攻击，全国各地都加强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舍的安保。
在北京市，包括黑幼儿园在内的幼儿园，都接受了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检查。张晓东和石梅都被告知必须自费安装探头，与村委会的监控联网，还得购置木棒和辣椒水等物。
石梅的园更大，东坝乡更为重视。乡里和石梅共同出资，在园门口设了一个保安。
但张晓东只买了两根木棍，他不知道去哪里买辣椒水。他也拿来数家公司的监控设备招标书，发现最便宜也得7千多。
他开始犹豫装还是不装。如果不装，这园很可能就办不下去了，但装的话，又觉得开支太大不划算。
因为拆迁，东坝乡黑幼儿园越来越少。前两年，张晓东去乡里开会，还可以遇到30多家，现在只剩下一半。并且，政府的规定是拆一家少一家，不许新开“黑园”。
张晓东对未来开始变得不乐观。他已数次劝阻房东在园内加盖楼层的打算，怕的是房租上涨，还给孩子们造成安全隐患。但他可以劝阻即将到来的拆迁吗？
石梅则不同，她是本地人，之前曾被评选为朝阳区的优秀教师，在东坝乡有很多学生。她的理想是将“黑园”转白，办一个5000多平米，有三五百学生的幼儿园。
但由黑转白，仍很难。据行内测算，民办园如果想获得注册手续，除了要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还得至少500万元左右的投资，这还不包括土地的支出。
石梅认为，教育部门这是在放纵那些不负责任的幼儿园误人子弟，也使一些质量较高的黑园无法获得应有的评价。
张燕也认为，政府不应只大力发展公办园，也需要有一些资金和政策解决民工子女入园难题。政府应尽快将其纳入规划。
7月26日，马晓云告诉记者，女儿已经从石梅的幼儿园里退学。她有一次去幼儿园，看到女儿所在班的孩子们都挤在一间教室里，老师在一边，没有教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带着做游戏。
女儿就跟着同学一起发呆，“太可怜了”。
马晓云说，她还是想给女儿找个好一点的幼儿园。
外国有没有“入园难”
美国人会为顶级私立园“排队”，部分发达国家提供免费教育孔璞
■他山之石
提前数年排队入园，并非中国特色。
美国作家艾伦·埃森斯托克在纪实作品《幼儿园大战》的开头讲述了这样一幕。一名年轻贵妇人仔细参观了一家著名幼儿园并和园长进行了恳谈，当园长要她谈谈自己的孩子，她说她还没怀孕。
这名妇人“出手”如此早，原因是，在这个城市，让孩子进入一个高层次幼儿园太困难了。
这并不是个案。《幼儿园大战》描写了多个美国家庭为把孩子送到顶级幼儿园，父母们展开一场场激烈的“战争”。
不同的是，他们争夺的是私立园，在中国争夺的是公立园。
据美国哈佛大学职工王晓林介绍，在美国可供选择的幼儿园种类很多，“入园难”只是个人选择问题，“所以没人抱怨”。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将幼儿园定位于准公共产品，政府提供一定程度免费教育。
法国、瑞典等大多数北欧国家则将幼儿园定义为公共产品，无论公立、私立幼儿园，都会得到财政补贴，家庭只承担极少费用。
红缨教育集团总裁王红兵常到各国考察学前教育，7月16日，他介绍，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儿童入园率高，多在80%以上；二是社会各阶层儿童学前教育问题都能得到保障。
他认为，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经验，或可为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美英：私立供选择，公立来“兜底”
7月27日，与丈夫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王晓林在线告诉记者，学校附近有6家颇有名气的私立园，为保证孩子能顺利入园，她刚怀孕时就挨个到幼儿园登记排队。“这几个私立园每月要1500至200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3000美元，着实不便宜。”
不过王晓林说，这并非意味着“入园难”，像她这样选择昂贵又难进的私立园的其实是少数。家长们不排队就可选择较便宜的家庭式幼儿园。如还嫌贵，可选择免费的公立园，那里连学习用具都免费。
此外，在美国，学前一年教育免费。同时，政府为3至5岁、家境不佳的儿童，设立有“提前开端”的免费教育项目。
综合资料看，在部分发达国家，私立教育机构往往是高质量教育的代表，私立幼儿园也是如此。
在日本，有接近80%的孩子就读私立幼儿园，20%的儿童就读国立幼儿园。
王红兵介绍，在一些国家，私立幼儿园是“选择性”的，提供更高质量和更有特色的服务，公立幼儿园是“兜底”性的，向大部分普通家庭提供质量稳定、收费低的服务。
这与中国目前的幼儿园体制相反。在中国，教育资源的倾斜令公立园拥有明显竞争优势，做到了“物美价廉”，但进入公立园的竞争激烈，除提前报名和耐心等待，“关系”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幼儿园几乎都是条子生。”北京某区一著名公立园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普通家庭的孩子没太大可能到这里。
中国的民办幼儿园除了个别“贵族园”，大多数在师资软实力上无法和公立园竞争，但收费较公立园高了不少。
北京比较好的公立园月收费约1000元。而据育强体育才艺幼儿园董事长李大军介绍说，北京的中档民办园，收费都在每月2000元以上。
目前体制下，低收入家庭家长若没能排上公立园的话，很难支付得起民办园的费用，儿童学前教育难有保障。
北欧：政府解决大部分费用
“上幼儿园从来不是问题。”7月26日，家住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张洋说。
她介绍，在瑞典，公立园和私立园都只是象征性收费，并且收费一致，条件都很优越。国家财政补贴了绝大部分学费。
孩子们在到三岁的入园年龄前可以在网上登记，国家会按入学远近分配公立园。如果想进私立园，则需要到私立园提前登记排队。不过这不意味着私立园条件更好，而是教育理念恰好被一些父母接受。
她为儿子选了一所“崇尚自然”的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孩子一天大部分时间在室外玩耍。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局发布的系列年度报告显示，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已普及学前教育，约66%的儿童就读于公立幼儿园。
各国的幼儿园中，法国是完全免费的类型，学前教育机构全部属于公立。
世界各国中，日本的学前教育体系最类似中国，私立园占的比重大，不属于义务教育，无论公立、私立，家长均需缴费。日本私立幼儿园占到80%以上，由于政府补贴，收费不高。7月27日，生活在日本的林艳告诉记者，她甚至不知道有公立幼儿园这回事。
她和丈夫一个月收入约50万日元，属中等水平，家附近私立幼儿园收费在2万至4万日元。她说除了名门幼儿园，日本大多数幼儿园条件都差不多，收费也相似，都不用排队。
据介绍，目前在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已成为学前教育主要经费来源。北师大学前教育专家、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介绍，目前中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约占教育经费的1.3%，国际平均水平是3.8%。甚至在2004年时，欧洲有十几个国家学前教育经费占到教育经费的10％以上。
中国：学前教育纳入教改纲要
幸福泉教育集团法定代表人程淮也曾到多个国家考察学前教育体系，在他看来，政府应明确公办幼儿园的功能和地位。他认为公办园应该成为最低保障线，而非“众人争抢的稀缺资源”。
北师大学前教育专家刘焱教授也认为，“政府最基本的责任应该是保底”，承担保障功能。
在红缨教育集团总裁王红兵看来，解决学前教育问题，简单地增加投入是不够的，还应保证这些投入能够落实到弱势群体头上，而非投向示范园、优质园。
他认为可以学习美国、日本等国家对民办园进行资金补贴的经验，降低民办园成本，减轻家长负担，“民办园的儿童占到总数的一半，他们理应和上公办园的孩子一样，得到国家的补贴。”
王红兵的希望，在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有体现。纲要首次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大政府投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给予补助。”
纲要还提出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5%。
或许，“入园难”、“入园贵”，届时将成为历史名词。
□本报记者孔璞北京报道
(本文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