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德维特 你即将死去我救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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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克里斯•德维特 你即将死去我救不救
在此前的大连漏油事故中，一名摄影师用47张照片记录了清污消防员牺牲的全过程。照片经媒体刊发后引起了网友极大的争论：面对险情，摄影师是应该救人，还是应该记录。这涉及到的其实是记者职业属性和伦理属性的矛盾，这在传媒业发达的西方早有充分探讨。明晰讨论中不同的观点，虽然不能得出结论，但仍对我们理解此事件有所帮助。
克里斯•德维特《在安全带上晃荡》
比尔·佩里《洪水中的解救行动》（摄影师在拍摄前已经实施救助）
“我先做了应该做的，才拿起相机”
1998年2月，俄亥俄州的《莱马新闻报》记者克里斯•德维特在公路上偶遇一起车祸，一辆小车底朝天翻倒，一位妇女被困在车里，头向下吊着。德维特说：“我的第一个本能是去帮助她。”他赶到出事的车旁，看到那位妇女伤得不重，并被告知已经有人给护理中心打过电话时，这才拿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是，由于发表照片时并没有说明记者当时如何做的，该报仍然接到了大量电话和信件，怀疑记者的拍摄有悖道德。德维特事后在谈到他的心情时说：我先做了应该做的，才拿起相机。
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记者
在该案中学者普遍认为，道德同情应当优先，记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当时部分舆论从道义论与专业主义两个角度提出了看法，认为应该不留余地地服从基本的社会道义，挽救损失，并在选择的过程中，选择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一种。“没人愿意要一个顺从讨好、逃避争论、听任恶行大行其道的新闻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富有同情心、尊重公众和避免无谓伤害的新闻界”
特殊情况下“专业”应该让位于“常人”
毫无疑问，新闻记者也是一种“多角色扮演者”类型的群体——既是新闻专业工作者，又是是社会大众中的普通一员。体现在新闻记者身上的这两种角色，即“专业”与“常人”之间，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冲突的。换句话说，在多数情况下，新闻记者只要扮演好“新闻记者”的角色就可以了，就会满足他人对其的“角色期待”。但在某些特殊状态下，两者之间却可能发生冲突，即作为新闻记者的专业职责与作为一般常人的道德规范之间发生对立。当这种冲突与对立发生时，新闻记者也许有着自己的千百个理由，但社会大众却有着他们明确的价值指向：即新闻记者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起码的社会道德规范，一般常人能够做到的，新闻记者也应该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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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才是秃鹫——凯文•卡特 《饥饿的小女孩》
凯文•卡特 《饥饿的小女孩》，该照片显示1993年一个饥饿的苏丹小女孩正爬向救济站的情形，一只老鹰停在距离她不远的地方。该片确实受到了指责，因为那只老鹰有可能扑向这个幼童，而记者却首先是拍照（事实上凯文•卡特在拍照之后就进行了救助，只是由于照片比起救助行传播范围更广而已）。但是卡特自杀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受到批评，事实是由于他目睹苏丹饥饿的人群精神受到刺激、一个摄影密友在工作中被枪杀、他工作时丢失一包未冲洗的胶卷等综合因素造成其精神崩溃，而在1994年7月自杀。
真正的秃鹰是战争、饥饿甚至是无止境的指责，而非卡特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卡特是一名好记者，他的照片帮助了千千万万个“饥饿的小女孩”。很多人称卡特就是照片中的秃鹰，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卡特也是那个“饥饿的小女孩”，真正的秃鹰是社会无止境指责和一味的拷问。让小女孩饥饿的不是卡特也不是秃鹰，是社会问题本身。其实卡特并没有只顾拍照而袖手旁观，他最后还是帮了她一把，卡特没有像人们所说“人性泯灭”。
记者只是记录者，不是残忍的创造者
社会容得下战争及其带给人们的饥饿，却容不下一个真实记录这一现实的记者。如果当时卡特放下摄像机帮小女孩，不去履行一个记者该履行的义务，之后的照片就不会有，被照片改变的现状也不会有。记者只不过是把血腥和残忍的想象反映出来，而非记者创造了这一切，我们该指责的是谁呢？
相比双手，记者的相机和笔能有更大的力量
当然，记者需要有爱心，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但记者有他发挥爱的方式。相比起记者的手，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笔能有更大的力量。新闻记者履行专业职责是最终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行和人们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记者需要博爱，“能容天下”才能容现实。我想凯文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上帝呀，我必须工作，不然我不该来这里”。
记者是船上的瞭望者，甲板上有情况时瞭望者也不应放弃职责
真正合格的记者不是干涉者而是记录者。记者要像法官而不是带有倾向性的律师。当记者在危急中时应该给他们一些宽容，让他们去完成职责，去真实的记录下事实，善的或恶的。不会有人希望自己看到的现实都是经过“英雄记者”们参与干涉的。普利策曾描述记者：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居于船桥上的瞭望者，因此他的职责就是观察地平线上的细小情况与变化。那么当甲板上有情况时，我们不能要求瞭望者放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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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期盼道德宽容——爱迪•亚当斯《枪杀越共》
爱迪•亚当斯《枪杀越共》，照片中的战俘当场被射杀，执行者后来移民美国，并没有受到制裁。
能对真相无动于衷，却不能对记录者有所宽容
爱迪•亚当斯《枪杀越共》照片里的战俘被当场杀死。看到这幅照片的人们，包括一些新闻界人士，都责怪亚当斯，当时不应该抓拍这一残酷的场面，而应放下相机阻止屠杀发生。第二年，这幅战地摄影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是各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亚当斯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困惑之中，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不敢去看自己这幅作品，并且毕生都在寻找为战争创伤赎罪的机会。
更让亚当斯痛心的是，当年枪杀越共的警官后来移民美国开了一家小店谋生，但人们去他的小店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去看看这个著名的刽子手。这些现实折磨着亚当斯，他挖苦自己说：“两个人的生命因此而毁掉了，而我因此获了奖，我可真是个英雄。”
给新闻专业主义多一分宽容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爱迪•亚当斯和凯文•卡特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他们的报道震惊了世界，甚至影响了历史，但他们自己却因此而承担了无尽的道德谴责和心灵煎熬。在他们看来，在面对战争、动乱等大的灾难时，记者个体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更有意义。在此事件中，舆论普遍倾向于给新闻专业主义更多的宽容，也应对新闻人在职业追求和社会道德之间的选择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就意味着对揭露真相多一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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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太奢侈
照片显示一位行人遭遇水坑摔倒（中国），摄影师由于选择拍照而不是告知行人遭受到舆论压力。
缺的是尽职尽责和事实真相，不缺道德伦常
学者长平认为，讨论类似事件都有一个前提：新闻已经专业化甚至过度专业化。换句话说，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后现代问题，是在充分现代化、记者已经充分专业化、真相已经充分的揭露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社会分工精细化和普遍人性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培养职业精神？怎样揭露真相？
在中国，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管理模式已经坍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厦门发生的这个案例中，有人要求记者做交警，去立一块路牌；有人要求记者做路人，一走了之，总之就是不能做符合他职业身份的记者。当前，前现代问题与后现代问题可能并存，比如真相和事实还没有充分报道的情况下就探讨真相之上的新闻伦理问题，比如整体尚未职业化的新闻记者可能同时存在个别过度职业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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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在道德伦理与专业主义之间轻易做出取舍，这也是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原因。但这其实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在当今中国讨论此事过于奢侈，在事实本身仍然匮乏的前提下，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在此前的大连漏油事故中，一名摄影师用47张照片记录了清污消防员牺牲的全过程。照片经媒体刊发后引起了网友极大的争论：面对险情，摄影师是应该救人，还是应该记录。这涉及到的其实是记者职业属性和伦理属性的矛盾，这在传媒业发达的西方早有充分探讨。明晰讨论中不同的观点，虽然不能得出结论，但仍对我们理解此事件有所帮助。
克里斯•德维特《在安全带上晃荡》
比尔·佩里《洪水中的解救行动》（摄影师在拍摄前已经实施救助）
“我先做了应该做的，才拿起相机”
1998年2月，俄亥俄州的《莱马新闻报》记者克里斯•德维特在公路上偶遇一起车祸，一辆小车底朝天翻倒，一位妇女被困在车里，头向下吊着。德维特说：“我的第一个本能是去帮助她。”他赶到出事的车旁，看到那位妇女伤得不重，并被告知已经有人给护理中心打过电话时，这才拿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但是，由于发表照片时并没有说明记者当时如何做的，该报仍然接到了大量电话和信件，怀疑记者的拍摄有悖道德。德维特事后在谈到他的心情时说：我先做了应该做的，才拿起相机。
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记者
在该案中学者普遍认为，道德同情应当优先，记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当时部分舆论从道义论与专业主义两个角度提出了看法，认为应该不留余地地服从基本的社会道义，挽救损失，并在选择的过程中，选择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一种。“没人愿意要一个顺从讨好、逃避争论、听任恶行大行其道的新闻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富有同情心、尊重公众和避免无谓伤害的新闻界”
特殊情况下“专业”应该让位于“常人”
毫无疑问，新闻记者也是一种“多角色扮演者”类型的群体——既是新闻专业工作者，又是是社会大众中的普通一员。体现在新闻记者身上的这两种角色，即“专业”与“常人”之间，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冲突的。换句话说，在多数情况下，新闻记者只要扮演好“新闻记者”的角色就可以了，就会满足他人对其的“角色期待”。但在某些特殊状态下，两者之间却可能发生冲突，即作为新闻记者的专业职责与作为一般常人的道德规范之间发生对立。当这种冲突与对立发生时，新闻记者也许有着自己的千百个理由，但社会大众却有着他们明确的价值指向：即新闻记者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起码的社会道德规范，一般常人能够做到的，新闻记者也应该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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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才是秃鹫——凯文•卡特 《饥饿的小女孩》
凯文•卡特 《饥饿的小女孩》，该照片显示1993年一个饥饿的苏丹小女孩正爬向救济站的情形，一只老鹰停在距离她不远的地方。该片确实受到了指责，因为那只老鹰有可能扑向这个幼童，而记者却首先是拍照（事实上凯文•卡特在拍照之后就进行了救助，只是由于照片比起救助行传播范围更广而已）。但是卡特自杀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这张照片受到批评，事实是由于他目睹苏丹饥饿的人群精神受到刺激、一个摄影密友在工作中被枪杀、他工作时丢失一包未冲洗的胶卷等综合因素造成其精神崩溃，而在1994年7月自杀。
真正的秃鹰是战争、饥饿甚至是无止境的指责，而非卡特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卡特是一名好记者，他的照片帮助了千千万万个“饥饿的小女孩”。很多人称卡特就是照片中的秃鹰，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卡特也是那个“饥饿的小女孩”，真正的秃鹰是社会无止境指责和一味的拷问。让小女孩饥饿的不是卡特也不是秃鹰，是社会问题本身。其实卡特并没有只顾拍照而袖手旁观，他最后还是帮了她一把，卡特没有像人们所说“人性泯灭”。
记者只是记录者，不是残忍的创造者
社会容得下战争及其带给人们的饥饿，却容不下一个真实记录这一现实的记者。如果当时卡特放下摄像机帮小女孩，不去履行一个记者该履行的义务，之后的照片就不会有，被照片改变的现状也不会有。记者只不过是把血腥和残忍的想象反映出来，而非记者创造了这一切，我们该指责的是谁呢？
相比双手，记者的相机和笔能有更大的力量
当然，记者需要有爱心，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但记者有他发挥爱的方式。相比起记者的手，他们手中的相机和笔能有更大的力量。新闻记者履行专业职责是最终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社会系统的有效运行和人们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记者需要博爱，“能容天下”才能容现实。我想凯文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上帝呀，我必须工作，不然我不该来这里”。
记者是船上的瞭望者，甲板上有情况时瞭望者也不应放弃职责
真正合格的记者不是干涉者而是记录者。记者要像法官而不是带有倾向性的律师。当记者在危急中时应该给他们一些宽容，让他们去完成职责，去真实的记录下事实，善的或恶的。不会有人希望自己看到的现实都是经过“英雄记者”们参与干涉的。普利策曾描述记者：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居于船桥上的瞭望者，因此他的职责就是观察地平线上的细小情况与变化。那么当甲板上有情况时，我们不能要求瞭望者放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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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期盼道德宽容——爱迪•亚当斯《枪杀越共》
爱迪•亚当斯《枪杀越共》，照片中的战俘当场被射杀，执行者后来移民美国，并没有受到制裁。
能对真相无动于衷，却不能对记录者有所宽容
爱迪•亚当斯《枪杀越共》照片里的战俘被当场杀死。看到这幅照片的人们，包括一些新闻界人士，都责怪亚当斯，当时不应该抓拍这一残酷的场面，而应放下相机阻止屠杀发生。第二年，这幅战地摄影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是各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亚当斯由此陷入无休止的困惑之中，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不敢去看自己这幅作品，并且毕生都在寻找为战争创伤赎罪的机会。
更让亚当斯痛心的是，当年枪杀越共的警官后来移民美国开了一家小店谋生，但人们去他的小店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去看看这个著名的刽子手。这些现实折磨着亚当斯，他挖苦自己说：“两个人的生命因此而毁掉了，而我因此获了奖，我可真是个英雄。”
给新闻专业主义多一分宽容
在坚持报道新闻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爱迪•亚当斯和凯文•卡特选择了新闻专业主义，他们的报道震惊了世界，甚至影响了历史，但他们自己却因此而承担了无尽的道德谴责和心灵煎熬。在他们看来，在面对战争、动乱等大的灾难时，记者个体现场的任何努力，都比不上向世界报道真相更有意义。在此事件中，舆论普遍倾向于给新闻专业主义更多的宽容，也应对新闻人在职业追求和社会道德之间的选择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就意味着对揭露真相多一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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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太奢侈
照片显示一位行人遭遇水坑摔倒（中国），摄影师由于选择拍照而不是告知行人遭受到舆论压力。
缺的是尽职尽责和事实真相，不缺道德伦常
学者长平认为，讨论类似事件都有一个前提：新闻已经专业化甚至过度专业化。换句话说，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后现代问题，是在充分现代化、记者已经充分专业化、真相已经充分的揭露之后，才会产生这种社会分工精细化和普遍人性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培养职业精神？怎样揭露真相？
在中国，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管理模式已经坍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厦门发生的这个案例中，有人要求记者做交警，去立一块路牌；有人要求记者做路人，一走了之，总之就是不能做符合他职业身份的记者。当前，前现代问题与后现代问题可能并存，比如真相和事实还没有充分报道的情况下就探讨真相之上的新闻伦理问题，比如整体尚未职业化的新闻记者可能同时存在个别过度职业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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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在道德伦理与专业主义之间轻易做出取舍，这也是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原因。但这其实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在当今中国讨论此事过于奢侈，在事实本身仍然匮乏的前提下，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