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裕董事长 两百万人观看集体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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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炳裕董事长 两百万人观看集体上访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实习生 赵一丹 寇爱哲
2010-09-21 22:42:43
台湾大埔当地政府强制征地，动用推土机毁田，导致一农妇愤而喝农药自杀。全台湾反对征地的农户在“总统府”前集体抗争，“行政院长”邀请农户代表与宜兰县长“谈判”。事件后，台湾“内政部”会同各方代表，研讨修订《土地征收条例》。
光着脚在“总统府”前抗议的大埔农民。
“凌晨三点多，政府派出的二百多名警察准时一起行动。二十多辆挖土机、铲土车开进稻田，它们或开挖或推土，甚至只是在稻田里绕几圈就开走。
“闻讯赶来的民众隐忍着不敢阻止，其中一位愤怒的农民大声喊要放火烧挖土机，但换来的是稻田被铲成平地，放眼看去几乎看不到还站立着的稻禾。”
这是台湾公民记者dino.utopia在博客中的一段文字，记录的是6月9日台湾苗栗县竹南大埔发生的政府强征土地的一幕。当地要建科学园区，不过尚有24户农民不同意征地条款，于是政府“依法动用强制力”。
事态进一步恶化。8月3日，大埔一位73岁的农妇，因不堪忍受没有土地的痛苦，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征地计划这才“暂停”下来。
终于，在最近，24户农户中的23户和当地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农户的房子得以保留，在房屋附近，他们将得到与被征地面积一致的农地，继续耕种。剩下的一户，因为其房屋正位于规划中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其拆迁方案还在谈判中。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抗争中，农户、民意代表、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展开了怎样的博弈？
98%的“投降率”
台湾威权时代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现在依然生效。根据这一条例，只要多数用户同意征地方案，政府就可以对钉子户强制征收。
而在大埔，98%的农户同意征地计划，这成为当地政府强制拆迁的重要依据。
从2004年开始，苗栗县政府即以扩大科学园区为由，开始在大埔征地。最初征地面积为163公顷。然而2008年3月，县政府突然宣布为鸿海集团下属的群创公司多征收近5公顷，这24户农民就在这5公顷区域内。
如果农民接受政府的征地计划，会得到相当于被征用农地面积的40%的建筑用地。因为建筑用地地价更高，农户一般都可以借此获利。但是，大埔的不少农户换得的建筑用地不是靠近高压线，就是靠近坟地，地价太低。
即便如此，在当地政府制定的征地方案中，拒绝征地的农民只能得到政府支付的“赔偿金”，而且金额更少。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户最终接受了政府的征地方案。“98%不是同意率，是投降率。”农村阵线联络人蔡培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农村阵线”是台湾一家旨在帮助农民维权的民间组织。为了帮助大埔的24户“钉子户”，该组织从2009年起，就持续请当地农民到台北开记者会，向各界表达诉求。农村阵线还组织位于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师生，每周坐30分钟汽车，跑到农户家中调查情况，把他们的诉求发到网络上。
另一位长期为“钉子户”们请愿的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康世儒。过去一年间，他组织农民辗转各个行政机构抗议，县政府、检察院、“行政院”、“总统府”，“每一个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就在事发前1个多月，康世儒还给台湾“总统府”打电话，当面向“内政部长”江宜桦提出，希望找一位公正的人做中间人，解决农民和政府间的矛盾。但事与愿违，所有的上级行政单位都不愿插手。“他们不在乎，觉得那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康世儒对本报记者说。“任何征收都是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苗栗县政府秘书长叶志航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我们对2%的少数意见还是会尊重。”
不过，在黄秋琴的印象里，他们收到的来自宜兰县政府的公文，远多于“尊重”。
大埔的钉子户们自己组织了“自救会”，黄秋琴就是成员之一。6月5日，她收到宜兰县政府发下的一纸公文，上写“将进行道路施工”；6月8日，她又收到一纸没有附地图的“封路通知”。再一天后，推土机就开进了她家的农田。
“台湾土地的征收办法，由大多数的人来决定你家的土地要怎样用，是一种恶法。”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康世儒用八个字形容：“‘中央’无能，地方鸭霸”。
两百万人观看的“集体上访”
大埔一位朱姓农妇自杀后，蔡培慧听她的家人说，“有好几次老人家拿着锄头、戴着斗笠准备要去田里，但是走到一半却又回来，嘴里喃喃地说‘田没有了’”。
客观上看，“大埔事件”的暴力程度并不甚于往年。前些年，台湾出现过多次推土机直接摧毁民房的案例，也时常出现拆迁户用石头、棍棒与政府抗争的激烈画面。
6月19日，在苗栗大埔被政府毁坏的农田旁边，农村阵线将各地反征收的农民聚集起来，发布“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宣言，号召所有反对土地征收的农民团结起来。
4天后，农民们开始到“监察院”和“总统府”陈情，但事情依然没有进展。甚至到了6月28日，几十台推土机又开进大埔农田，甚至把肥沃的土壤都运走了。在蔡培慧看来，“政府这么做是在展示他们的公权力，要农民死心”。
被逼上绝路的农民，开始策划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夜宿”。
7月17日晚，不只是大埔农民，包括竹东二重埔、苗栗后龙湾宝等全台湾8个有征地矛盾地区的自救会，都到场表达诉求，主题被定为“土地正义，圈地恶法，立即停止”，受害农民们要求全面暂停台湾现行农地征收，重新评估农地征收的“必要性”、“公益性”与程序问题。
“本以为来一千人就很了不起，结果来了三四千人。”当晚主持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主任徐世荣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台湾《中国时报》统计，当晚台湾有两百万人观看了这场“集体上访”。
“政府这样胡乱征收土地，已经违背了‘宪法’对于人民财产权、工作权的保障，我们必须站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徐世荣如是解释这次行动的目的。
随后两天，徐世荣和农民代表密集到“总统府”陈情，台湾政府终于开始实质性回应。在马英九指示下，“行政院长”吴敦义邀请大埔自救会负责人和苗栗县长刘政鸿三方沟通，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只是沟通一个半小时，县长刘政鸿丝毫不松口，气愤的自救会代表叶秀桃两度落泪。
在此期间，推土机在大埔农田的工程作业丝毫没有停止，政府派人将土地用围栏围住，日夜开工。
尽管23户钉子户刚刚跟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农户们其实也依然不满意。“本来我们要求撤销征地方案。”徐世荣对本报记者说，“但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大了。”
未来征地将按市场价补偿
徐世荣与自杀的朱阿嬷的儿子做了一期电视访谈节目。录完节目后，他问徐世荣，“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怎么会这么订？让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逼得我妈妈走上绝路！”
事实上，在宜兰县政府强制拆迁前，24户钉子户已经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依据现行的台湾《土地征收条例》，政府只需将应该补贴的钱款放到法院指定的账户中作为押金，就可执行强制拆迁。
对于政府的暴力执法，苗栗县政府秘书长叶志航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台湾这个法制社会里，行政单位务必要依照程序来做。”
“法是政府跟人民的契约。”农村阵线联络人蔡培慧说，“法里面规定了政府可以启动征地、怎么征收，可是没有规定人民表达意见的程序。”
在他看来，这种土地政策从台湾威权时代遗留至今，即便经过民主化进程，“政府威权也早就习惯了”。所以，台湾面积虽只有日本的1/10，每年发生的征地案却是日本的10倍。
“征地在日本是不得不出鞘的尚方宝剑，台湾却把它当菜刀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陈立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大埔事件”后，台湾“内政部”开始研究《土地征收条例》的修订问题。8月16日，徐世荣参加了“内政部”召集的土地征收座谈会，各地负责土地政策的官员悉数到场，“内政部”部长江宜桦特别握着他的手说，“这一次《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完全开放，不设定任何立场”。
“在那些土地被征收人眼里，土地不只是一个生产要素，更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是一个家。”所以徐世荣建议，“台湾一定要扬弃过去那种只要提高补偿费就能够解决土地征收问题的单纯想法。”
“民众的抗争的重点并不是金钱，而是在维护原来的生活方式。”徐说。
然而现实是，台湾的农业在GDP的比例已低至10%，占据主流声音的是中产阶级，不断开发出的科学园区，对于他们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在博弈过程中，把土地当唯一救命稻草的农民，却成了最弱势的群体。
“以前政府补偿土地的价格是市价的60%左右”。在经历“大埔事件”后，徐世荣接触的政府官员告诉他，“目前的共识是，未来政府若要征地将按照正常的市场价补偿农民。”
时至今日，“推土机毁农田”已过三月，苗栗县政府的办公电话里，依然是“五星县长”刘政鸿录制的“欢迎彩铃”。只是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苗栗县新闻科长侯淑芳礼貌地回答说：“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不会再发表针对此事的任何言论。”
“我们是农民，只是想把自己的农地留下来耕种而已，就这么简单。”“钉子户”之一叶秀桃对本报记者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实习生 赵一丹 寇爱哲
2010-09-21 22:42:43
台湾大埔当地政府强制征地，动用推土机毁田，导致一农妇愤而喝农药自杀。全台湾反对征地的农户在“总统府”前集体抗争，“行政院长”邀请农户代表与宜兰县长“谈判”。事件后，台湾“内政部”会同各方代表，研讨修订《土地征收条例》。
光着脚在“总统府”前抗议的大埔农民。
“凌晨三点多，政府派出的二百多名警察准时一起行动。二十多辆挖土机、铲土车开进稻田，它们或开挖或推土，甚至只是在稻田里绕几圈就开走。
“闻讯赶来的民众隐忍着不敢阻止，其中一位愤怒的农民大声喊要放火烧挖土机，但换来的是稻田被铲成平地，放眼看去几乎看不到还站立着的稻禾。”
这是台湾公民记者dino.utopia在博客中的一段文字，记录的是6月9日台湾苗栗县竹南大埔发生的政府强征土地的一幕。当地要建科学园区，不过尚有24户农民不同意征地条款，于是政府“依法动用强制力”。
事态进一步恶化。8月3日，大埔一位73岁的农妇，因不堪忍受没有土地的痛苦，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征地计划这才“暂停”下来。
终于，在最近，24户农户中的23户和当地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农户的房子得以保留，在房屋附近，他们将得到与被征地面积一致的农地，继续耕种。剩下的一户，因为其房屋正位于规划中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其拆迁方案还在谈判中。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抗争中，农户、民意代表、非政府组织与当地政府展开了怎样的博弈？
98%的“投降率”
台湾威权时代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现在依然生效。根据这一条例，只要多数用户同意征地方案，政府就可以对钉子户强制征收。
而在大埔，98%的农户同意征地计划，这成为当地政府强制拆迁的重要依据。
从2004年开始，苗栗县政府即以扩大科学园区为由，开始在大埔征地。最初征地面积为163公顷。然而2008年3月，县政府突然宣布为鸿海集团下属的群创公司多征收近5公顷，这24户农民就在这5公顷区域内。
如果农民接受政府的征地计划，会得到相当于被征用农地面积的40%的建筑用地。因为建筑用地地价更高，农户一般都可以借此获利。但是，大埔的不少农户换得的建筑用地不是靠近高压线，就是靠近坟地，地价太低。
即便如此，在当地政府制定的征地方案中，拒绝征地的农民只能得到政府支付的“赔偿金”，而且金额更少。所以绝大多数的农户最终接受了政府的征地方案。“98%不是同意率，是投降率。”农村阵线联络人蔡培慧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农村阵线”是台湾一家旨在帮助农民维权的民间组织。为了帮助大埔的24户“钉子户”，该组织从2009年起，就持续请当地农民到台北开记者会，向各界表达诉求。农村阵线还组织位于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师生，每周坐30分钟汽车，跑到农户家中调查情况，把他们的诉求发到网络上。
另一位长期为“钉子户”们请愿的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康世儒。过去一年间，他组织农民辗转各个行政机构抗议，县政府、检察院、“行政院”、“总统府”，“每一个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就在事发前1个多月，康世儒还给台湾“总统府”打电话，当面向“内政部长”江宜桦提出，希望找一位公正的人做中间人，解决农民和政府间的矛盾。但事与愿违，所有的上级行政单位都不愿插手。“他们不在乎，觉得那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康世儒对本报记者说。“任何征收都是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苗栗县政府秘书长叶志航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我们对2%的少数意见还是会尊重。”
不过，在黄秋琴的印象里，他们收到的来自宜兰县政府的公文，远多于“尊重”。
大埔的钉子户们自己组织了“自救会”，黄秋琴就是成员之一。6月5日，她收到宜兰县政府发下的一纸公文，上写“将进行道路施工”；6月8日，她又收到一纸没有附地图的“封路通知”。再一天后，推土机就开进了她家的农田。
“台湾土地的征收办法，由大多数的人来决定你家的土地要怎样用，是一种恶法。”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康世儒用八个字形容：“‘中央’无能，地方鸭霸”。
两百万人观看的“集体上访”
大埔一位朱姓农妇自杀后，蔡培慧听她的家人说，“有好几次老人家拿着锄头、戴着斗笠准备要去田里，但是走到一半却又回来，嘴里喃喃地说‘田没有了’”。
客观上看，“大埔事件”的暴力程度并不甚于往年。前些年，台湾出现过多次推土机直接摧毁民房的案例，也时常出现拆迁户用石头、棍棒与政府抗争的激烈画面。
6月19日，在苗栗大埔被政府毁坏的农田旁边，农村阵线将各地反征收的农民聚集起来，发布“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宣言，号召所有反对土地征收的农民团结起来。
4天后，农民们开始到“监察院”和“总统府”陈情，但事情依然没有进展。甚至到了6月28日，几十台推土机又开进大埔农田，甚至把肥沃的土壤都运走了。在蔡培慧看来，“政府这么做是在展示他们的公权力，要农民死心”。
被逼上绝路的农民，开始策划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夜宿”。
7月17日晚，不只是大埔农民，包括竹东二重埔、苗栗后龙湾宝等全台湾8个有征地矛盾地区的自救会，都到场表达诉求，主题被定为“土地正义，圈地恶法，立即停止”，受害农民们要求全面暂停台湾现行农地征收，重新评估农地征收的“必要性”、“公益性”与程序问题。
“本以为来一千人就很了不起，结果来了三四千人。”当晚主持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主任徐世荣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台湾《中国时报》统计，当晚台湾有两百万人观看了这场“集体上访”。
“政府这样胡乱征收土地，已经违背了‘宪法’对于人民财产权、工作权的保障，我们必须站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徐世荣如是解释这次行动的目的。
随后两天，徐世荣和农民代表密集到“总统府”陈情，台湾政府终于开始实质性回应。在马英九指示下，“行政院长”吴敦义邀请大埔自救会负责人和苗栗县长刘政鸿三方沟通，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只是沟通一个半小时，县长刘政鸿丝毫不松口，气愤的自救会代表叶秀桃两度落泪。
在此期间，推土机在大埔农田的工程作业丝毫没有停止，政府派人将土地用围栏围住，日夜开工。
尽管23户钉子户刚刚跟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农户们其实也依然不满意。“本来我们要求撤销征地方案。”徐世荣对本报记者说，“但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大了。”
未来征地将按市场价补偿
徐世荣与自杀的朱阿嬷的儿子做了一期电视访谈节目。录完节目后，他问徐世荣，“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怎么会这么订？让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逼得我妈妈走上绝路！”
事实上，在宜兰县政府强制拆迁前，24户钉子户已经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依据现行的台湾《土地征收条例》，政府只需将应该补贴的钱款放到法院指定的账户中作为押金，就可执行强制拆迁。
对于政府的暴力执法，苗栗县政府秘书长叶志航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台湾这个法制社会里，行政单位务必要依照程序来做。”
“法是政府跟人民的契约。”农村阵线联络人蔡培慧说，“法里面规定了政府可以启动征地、怎么征收，可是没有规定人民表达意见的程序。”
在他看来，这种土地政策从台湾威权时代遗留至今，即便经过民主化进程，“政府威权也早就习惯了”。所以，台湾面积虽只有日本的1/10，每年发生的征地案却是日本的10倍。
“征地在日本是不得不出鞘的尚方宝剑，台湾却把它当菜刀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陈立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大埔事件”后，台湾“内政部”开始研究《土地征收条例》的修订问题。8月16日，徐世荣参加了“内政部”召集的土地征收座谈会，各地负责土地政策的官员悉数到场，“内政部”部长江宜桦特别握着他的手说，“这一次《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完全开放，不设定任何立场”。
“在那些土地被征收人眼里，土地不只是一个生产要素，更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是一个家。”所以徐世荣建议，“台湾一定要扬弃过去那种只要提高补偿费就能够解决土地征收问题的单纯想法。”
“民众的抗争的重点并不是金钱，而是在维护原来的生活方式。”徐说。
然而现实是，台湾的农业在GDP的比例已低至10%，占据主流声音的是中产阶级，不断开发出的科学园区，对于他们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在博弈过程中，把土地当唯一救命稻草的农民，却成了最弱势的群体。
“以前政府补偿土地的价格是市价的60%左右”。在经历“大埔事件”后，徐世荣接触的政府官员告诉他，“目前的共识是，未来政府若要征地将按照正常的市场价补偿农民。”
时至今日，“推土机毁农田”已过三月，苗栗县政府的办公电话里，依然是“五星县长”刘政鸿录制的“欢迎彩铃”。只是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苗栗县新闻科长侯淑芳礼貌地回答说：“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不会再发表针对此事的任何言论。”
“我们是农民，只是想把自己的农地留下来耕种而已，就这么简单。”“钉子户”之一叶秀桃对本报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