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张爱玲与半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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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张爱玲与半生缘
1969年，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同年，皇冠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至此，“张爱玲热”开始在台湾、香港两地正式掀起。
“她是华文世界最传奇的作家。”这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官方网站“皇冠读乐网”上对张爱玲的评价。“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多年以后，“皇冠”创始人、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在自己的自传《逆流而上》中，回忆了“皇冠”和张爱玲的结缘。这一次的结缘促成了张爱玲与皇冠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皇冠出版社独家出版了张爱玲的22本著作，对于推动“张爱玲热”在港台的兴起，功不可没。
“国民党威权时期，共产党的书他们不能看，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不能看，只有张爱玲的书可以看。而且张爱玲确实也不错，所以他们当然接受张爱玲了。”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对于这一波的“张爱玲热”进行了这样的解说。而台湾作家林俊颖认为，“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她与其念兹在兹、全力描述的上海与香港，为台湾读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想象中国’。”
台湾人有多“迷”张爱玲？当时的“垃圾事件”可为依证。张爱玲迁居美国之后，台湾女记者戴文采为了获得独家消息，不惜在张的寓所边上，用每月380美元的价钱租房居住，对张爱玲进行全程“跟踪”。她甚至“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以便分析出张的行踪喜好，她还将淘垃圾记撰文发表。在台湾轰动一时。
受到台湾“张爱玲热”的影响，香港和大陆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张爱玲在“华语文坛”的独特存在，在香港，根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各种形式的影视剧、舞台剧开始大量涌现；在大陆，被忽视了多年张爱玲被重新挖掘出来，受到了“专业阅读”的重视。1985年，北大教师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张爱玲和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以前不能入史或者不被重视的作家进入了大陆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迄今已经29次印刷，印数达到60多万本，是现代文学教学覆盖面最大的教材，很多学生就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它也推动了大陆第二次“张爱玲”研究的全面展开。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温儒敏说。事实上，这位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作家，从50年代初之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大陆销声匿迹，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而彼时的港台，张爱玲正在成为新的文学传奇。
温儒敏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关。“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说。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张爱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盛赞“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像“出土文物”一般，浮出历史地表。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从1986年出版社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小心翼翼出版，到盗版书籍的大量涌现，一发不可收拾。
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在大陆大学校园里手捧《张爱玲文集》曾是一道时尚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市民文学”甚至“小女人散文”中，也都依稀能看到张的影子。一批青年作家在各自创作中都难免留下了被张爱玲影响的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爱玲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
著名作家李碧华这样评价：“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 是以拍电视的恣意炒杂锦。拍电影的恭敬谨献。写小说的谁没看过她？看完了少不免忍不住模仿一下。搅新派舞台剧的又借题发挥，沾沾光彩。迟一点也许有人把文字给舞出来了……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她的作品，与政治无关、与民族无关，是大上海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是人性中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层窗户纸。她的这种写作姿态成为以后的小资们竞相仿效的范本，在小资写作中你永远看不到政治、国家那些大命题。她成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正如柯灵先生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她以自己特意的现代性体验来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人生世态。温儒敏在《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这一章节里如此评价张爱玲给现代文学史带来的影响：“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地位，不仅在于她与20世纪40年代前期上海沦陷区的环境相适应，没有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在表现当时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方面堪称独步，而且还在于她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完全摆脱了所谓"新文艺腔"，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她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次转型。
吴福辉也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接近上海的真面目，把中国都市文学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杨义认为张爱玲具有鲜明的“才子+浪子”的真正艺术家品格，是“海派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严家炎认为她达到了新感觉派的作家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高度。……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盛赞张爱玲的艺术技巧，凡是读过她的作品的人都会被她的奇异风格迷住。
她的读者有一个只属于她的称喟：张迷。像歌星、舞星、影星和球星，她拥有无数的痴迷的崇拜者。但她不是“星”，它是“家”——作家、艺术家、人性探索家。她的文风有一个只属于她的命名：张爱玲体。包括人性的主题、女人的命运、“犯冲”的色彩、苍凉的基调、参差的结构、繁复的意象。她甚至成了“祖师奶奶”，开一派之先河，香港学者刘绍铭最初提出了这一主张，知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则整理出了的“张派”系谱，将曾受张爱玲影响或与之气息相近的作家们一一盘点：“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语出王德威教授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一文。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这样写道：“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热”达到高潮。那以后影视改编、或新作出版，一波接一波。据温儒敏统计，内地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事实上，张爱玲已发表作品的创作时期就集中在1943～1945年，其后，她的创作开始下滑，抗战胜利后，她逐渐进入沉寂期，最终远走他乡，定居美国。可随着1969年后台湾掀起的、不断升温的张爱玲热潮，张爱玲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渐渐产生了类似于电影《大话西游》的后期效应——不仅其作品和主人公被无数研究者和粉丝乐此不疲地解读，她本人也被大家无休无止地进行臆想和猜测。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从没落的贵族家庭中出走，经历了香港求学时期的战火、沪上卖文成名的风光，经历了抗战时期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姻缘；五十年代初远走异国，尔后再嫁他乡；老年寂寞自得，住在“雪洞一般” 素净的房间里，看书写作度日，甚至寂寞的客死于中秋前夕的异乡。尽管还有不少的人在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参透这位女作家传奇的一生，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全集》衬页用一句话做出了最精准的概括：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初次走红文坛的时候，班公预言：“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经过这么多年学者的研究、评论，夏志清在对张爱玲的悼文中，证实了班公的预言：“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即使“她创作的灵感都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即使她“创作的题材略显狭窄”也还是无碍于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她对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的先驱作用。温儒敏在《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中说道：“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对于女性，张爱玲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李昂说：“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她笔下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们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张爱玲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 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 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
时下，正是张爱玲的第三次热潮，少了学者的研讨和评论，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以“小资”的面目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模仿。这是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的。“随着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温儒敏在《顺应时代的文化符号——张爱玲》如此解释。
余秋雨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她确实寂寞，寂寞到当今文坛，一睹她真容，得见她风韵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也只能仅凭众人描述中的样子去对这位传奇的女作家进行勾勒，“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她是那死去的蝴蝶，仍然一来再来，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 ”在所有能见到的影像中，我们记得有一位如此姿态的女子，一如李碧华的描述：“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朱红。”
1969年，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同年，皇冠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至此，“张爱玲热”开始在台湾、香港两地正式掀起。
“她是华文世界最传奇的作家。”这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官方网站“皇冠读乐网”上对张爱玲的评价。“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多年以后，“皇冠”创始人、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在自己的自传《逆流而上》中，回忆了“皇冠”和张爱玲的结缘。这一次的结缘促成了张爱玲与皇冠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皇冠出版社独家出版了张爱玲的22本著作，对于推动“张爱玲热”在港台的兴起，功不可没。
“国民党威权时期，共产党的书他们不能看，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不能看，只有张爱玲的书可以看。而且张爱玲确实也不错，所以他们当然接受张爱玲了。”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对于这一波的“张爱玲热”进行了这样的解说。而台湾作家林俊颖认为，“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她与其念兹在兹、全力描述的上海与香港，为台湾读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想象中国’。”
台湾人有多“迷”张爱玲？当时的“垃圾事件”可为依证。张爱玲迁居美国之后，台湾女记者戴文采为了获得独家消息，不惜在张的寓所边上，用每月380美元的价钱租房居住，对张爱玲进行全程“跟踪”。她甚至“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以便分析出张的行踪喜好，她还将淘垃圾记撰文发表。在台湾轰动一时。
受到台湾“张爱玲热”的影响，香港和大陆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张爱玲在“华语文坛”的独特存在，在香港，根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各种形式的影视剧、舞台剧开始大量涌现；在大陆，被忽视了多年张爱玲被重新挖掘出来，受到了“专业阅读”的重视。1985年，北大教师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张爱玲和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以前不能入史或者不被重视的作家进入了大陆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迄今已经29次印刷，印数达到60多万本，是现代文学教学覆盖面最大的教材，很多学生就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它也推动了大陆第二次“张爱玲”研究的全面展开。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温儒敏说。事实上，这位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作家，从50年代初之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大陆销声匿迹，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而彼时的港台，张爱玲正在成为新的文学传奇。
温儒敏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关。“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说。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张爱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盛赞“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像“出土文物”一般，浮出历史地表。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从1986年出版社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小心翼翼出版，到盗版书籍的大量涌现，一发不可收拾。
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在大陆大学校园里手捧《张爱玲文集》曾是一道时尚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市民文学”甚至“小女人散文”中，也都依稀能看到张的影子。一批青年作家在各自创作中都难免留下了被张爱玲影响的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爱玲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
著名作家李碧华这样评价：“我觉得"张爱玲"是一口井--不但是井，且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淘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古井无波，越淘越有。于她又有什么损失？ 是以拍电视的恣意炒杂锦。拍电影的恭敬谨献。写小说的谁没看过她？看完了少不免忍不住模仿一下。搅新派舞台剧的又借题发挥，沾沾光彩。迟一点也许有人把文字给舞出来了……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她的作品，与政治无关、与民族无关，是大上海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是人性中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层窗户纸。她的这种写作姿态成为以后的小资们竞相仿效的范本，在小资写作中你永远看不到政治、国家那些大命题。她成名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正如柯灵先生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她以自己特意的现代性体验来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人生世态。温儒敏在《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这一章节里如此评价张爱玲给现代文学史带来的影响：“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地位，不仅在于她与20世纪40年代前期上海沦陷区的环境相适应，没有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在表现当时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方面堪称独步，而且还在于她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完全摆脱了所谓"新文艺腔"，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她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次转型。
吴福辉也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接近上海的真面目，把中国都市文学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杨义认为张爱玲具有鲜明的“才子+浪子”的真正艺术家品格，是“海派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严家炎认为她达到了新感觉派的作家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高度。……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盛赞张爱玲的艺术技巧，凡是读过她的作品的人都会被她的奇异风格迷住。
她的读者有一个只属于她的称喟：张迷。像歌星、舞星、影星和球星，她拥有无数的痴迷的崇拜者。但她不是“星”，它是“家”——作家、艺术家、人性探索家。她的文风有一个只属于她的命名：张爱玲体。包括人性的主题、女人的命运、“犯冲”的色彩、苍凉的基调、参差的结构、繁复的意象。她甚至成了“祖师奶奶”，开一派之先河，香港学者刘绍铭最初提出了这一主张，知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教授则整理出了的“张派”系谱，将曾受张爱玲影响或与之气息相近的作家们一一盘点：“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语出王德威教授的《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一文。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里这样写道：“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热”达到高潮。那以后影视改编、或新作出版，一波接一波。据温儒敏统计，内地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事实上，张爱玲已发表作品的创作时期就集中在1943～1945年，其后，她的创作开始下滑，抗战胜利后，她逐渐进入沉寂期，最终远走他乡，定居美国。可随着1969年后台湾掀起的、不断升温的张爱玲热潮，张爱玲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渐渐产生了类似于电影《大话西游》的后期效应——不仅其作品和主人公被无数研究者和粉丝乐此不疲地解读，她本人也被大家无休无止地进行臆想和猜测。
张爱玲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从没落的贵族家庭中出走，经历了香港求学时期的战火、沪上卖文成名的风光，经历了抗战时期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姻缘；五十年代初远走异国，尔后再嫁他乡；老年寂寞自得，住在“雪洞一般” 素净的房间里，看书写作度日，甚至寂寞的客死于中秋前夕的异乡。尽管还有不少的人在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参透这位女作家传奇的一生，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全集》衬页用一句话做出了最精准的概括：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初次走红文坛的时候，班公预言：“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经过这么多年学者的研究、评论，夏志清在对张爱玲的悼文中，证实了班公的预言：“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即使“她创作的灵感都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即使她“创作的题材略显狭窄”也还是无碍于她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她对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的先驱作用。温儒敏在《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中说道：“她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
对于女性，张爱玲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李昂说：“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她笔下的女性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她们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张爱玲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 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 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
时下，正是张爱玲的第三次热潮，少了学者的研讨和评论，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以“小资”的面目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模仿。这是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的。“随着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温儒敏在《顺应时代的文化符号——张爱玲》如此解释。
余秋雨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她确实寂寞，寂寞到当今文坛，一睹她真容，得见她风韵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也只能仅凭众人描述中的样子去对这位传奇的女作家进行勾勒，“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她是那死去的蝴蝶，仍然一来再来，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 ”在所有能见到的影像中，我们记得有一位如此姿态的女子，一如李碧华的描述：“每以鹤姿仰视，冷静，自信，独立，而且毒辣。我们永远见不着她顶上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