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与婚姻自由
|
||||||||||||||||||
简介：
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史良与婚姻自由
1950年，司法部长史良主持落实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所制定的第一部大法。
“许多所谓进步同志，喜新厌旧，随意就抛弃老家的‘黄脸婆’，与年轻漂亮的城市进步知识女性结婚。”1950年，热门剧情《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样诉说当年的怪现象。
从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有关婚姻的法律，一直沿用《唐律•户婚篇》的基本内容。《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如果未经尊亲属同意、没有媒人，擅自结婚要杖打一百。女性无法自立，不得不依赖于男性，追求婚姻自由只是旧中国女性的梦想。
更糟的是，1948年，史良，邓颖超等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统治妇女，不准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1949年3月23日，100辆卡车和20辆吉普车，从河北西柏坡农村开往古都北平，其中，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携带一份重要文件，那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草案初稿，经过政治协商会议两次讨论和修改，1950年的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
毛泽东批注：《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而《婚姻法》是家庭的根本大法。
《婚姻法》一举“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
觉悟后的广大妇女纷纷冲破旧式包办、买卖婚姻的牢笼。一张张政府颁发的婚姻证，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的妇女终于和男子一样，拥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在《正是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如此回忆史良，章史两家为世交，章伯钧是第一届交通部长。
这位上海美女律师出任了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援救过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因邓中夏案闻名），是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赞其为“女中豪杰”。
“我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啊！”史良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侯戏谑自己。在她7岁之时，母亲就想把她订亲给一位姓刘的有钱人家，当父母把她的庚帖送给刘家时，她就蒙头睡觉绝食抗婚；在民主革命时期，她高举婚姻自由反对纳妾的旗帜而遭到一帮男人的谩骂和殴打，腰部受重伤。
年轻时候的史良（右一）【点击进入图集】
“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讲不上解放。”史良认为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法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她对督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婚姻法》始终不遗余力，并亲自到基层去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
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史良提出采取了“分片包干制”，以期做到家喻户晓。
那时流行农村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和话剧《李寡妇改嫁》之类，则是典型的宣传婚姻法方法，“争取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和小芹，勇敢斗争而最终获得幸福的李寡妇，还有反对家族迫害，反对混进乡政权里的坏人，大胆去追求心爱的人的小伙子……”台下妇女们看着一会笑，一会儿流泪。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全国各地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虐杀者达数万人，“这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里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史良执笔发表了《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一文，大力宣传婚姻政策，严惩侵害妇女人权者，同时改进审判制度与工作作风，对于执行不力和纵容、袒护，干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坚决查处。
“各地司法干部必须主动积极为群众处理婚姻案件，邀请当地妇联参加陪审某些婚姻案件，已是成熟的好经验，各地应更广泛建立或健全这一制度。”经史良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并由妇女担任庭长。
这是一个新陈代谢期，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新式婚礼在都市里流行开来。那时期，从革命友谊升华为爱情是时代主线，爱情成为努力工作的动力，志同道合。
50年代一位作家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一对新人去登记前回答民政干事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的？
——我们是自由的。
——你（女方）爱他哪一点？
——我爱他劳动好。
——你（男方）爱她什么？
——我爱她扫盲积极。
没有什么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更重要了，而史良，这位把丘比特之箭射到中国的女人，更用自身来充分诠释这两个“自由”。
史良比丈夫大7岁，那年代是罕见的。史良在当辩护律师期间认识了她的丈夫陆殿栋，两人齐营救当时被捕入案的中央委员邓中夏，在一来二回的拯救之旅中擦出火花，最后步入婚姻殿堂。
养女史小红至今仍保存着陆殿栋为他的妻子拍的相片：喝咖啡下馆子，后海游园……每一张都按照日期排列好，记录诸如“1948年12月17日我和爱妻看了小电影”，一张覆一张，如胶带般回放他们的婚姻生活，互相尊重，志同道合，厚厚相册洋溢着泛黄的幸福感。
章诒和在《侧影》中回忆史良是如此这般尊重婚姻中的伴侣：
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那天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洋专家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司法部部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合影。史良婉拒：“不行。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在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再提起史良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是如此评价史良的：“我们知道宋庆龄，我们知道邓颖超，但我们不知道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
1950年，司法部长史良主持落实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所制定的第一部大法。
“许多所谓进步同志，喜新厌旧，随意就抛弃老家的‘黄脸婆’，与年轻漂亮的城市进步知识女性结婚。”1950年，热门剧情《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样诉说当年的怪现象。
从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有关婚姻的法律，一直沿用《唐律•户婚篇》的基本内容。《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如果未经尊亲属同意、没有媒人，擅自结婚要杖打一百。女性无法自立，不得不依赖于男性，追求婚姻自由只是旧中国女性的梦想。
更糟的是，1948年，史良，邓颖超等从土改第一线归来，带回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些地方在土改中，统治妇女，不准出村，甚至命令所有寡妇一定要嫁贫雇农光棍，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1949年3月23日，100辆卡车和20辆吉普车，从河北西柏坡农村开往古都北平，其中，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携带一份重要文件，那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草案初稿，经过政治协商会议两次讨论和修改，1950年的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出炉。
毛泽东批注：《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而《婚姻法》是家庭的根本大法。
《婚姻法》一举“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
觉悟后的广大妇女纷纷冲破旧式包办、买卖婚姻的牢笼。一张张政府颁发的婚姻证，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的妇女终于和男子一样，拥有了爱与被爱的权利。
“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在《正是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如此回忆史良，章史两家为世交，章伯钧是第一届交通部长。
这位上海美女律师出任了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援救过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因邓中夏案闻名），是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赞其为“女中豪杰”。
“我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啊！”史良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侯戏谑自己。在她7岁之时，母亲就想把她订亲给一位姓刘的有钱人家，当父母把她的庚帖送给刘家时，她就蒙头睡觉绝食抗婚；在民主革命时期，她高举婚姻自由反对纳妾的旗帜而遭到一帮男人的谩骂和殴打，腰部受重伤。
年轻时候的史良（右一）【点击进入图集】
“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讲不上解放。”史良认为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法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她对督促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婚姻法》始终不遗余力，并亲自到基层去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
在宣传婚姻法和解决婚姻问题，史良提出采取了“分片包干制”，以期做到家喻户晓。
那时流行农村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和话剧《李寡妇改嫁》之类，则是典型的宣传婚姻法方法，“争取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和小芹，勇敢斗争而最终获得幸福的李寡妇，还有反对家族迫害，反对混进乡政权里的坏人，大胆去追求心爱的人的小伙子……”台下妇女们看着一会笑，一会儿流泪。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全国各地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虐杀者达数万人，“这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里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史良执笔发表了《认真贯彻执行婚姻法》一文，大力宣传婚姻政策，严惩侵害妇女人权者，同时改进审判制度与工作作风，对于执行不力和纵容、袒护，干涉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坚决查处。
“各地司法干部必须主动积极为群众处理婚姻案件，邀请当地妇联参加陪审某些婚姻案件，已是成熟的好经验，各地应更广泛建立或健全这一制度。”经史良提议，一些地方法院设立了婚姻庭，专门承办处理妇女婚姻案件，并由妇女担任庭长。
这是一个新陈代谢期，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新式婚礼在都市里流行开来。那时期，从革命友谊升华为爱情是时代主线，爱情成为努力工作的动力，志同道合。
50年代一位作家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一对新人去登记前回答民政干事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的？
——我们是自由的。
——你（女方）爱他哪一点？
——我爱他劳动好。
——你（男方）爱她什么？
——我爱她扫盲积极。
没有什么比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更重要了，而史良，这位把丘比特之箭射到中国的女人，更用自身来充分诠释这两个“自由”。
史良比丈夫大7岁，那年代是罕见的。史良在当辩护律师期间认识了她的丈夫陆殿栋，两人齐营救当时被捕入案的中央委员邓中夏，在一来二回的拯救之旅中擦出火花，最后步入婚姻殿堂。
养女史小红至今仍保存着陆殿栋为他的妻子拍的相片：喝咖啡下馆子，后海游园……每一张都按照日期排列好，记录诸如“1948年12月17日我和爱妻看了小电影”，一张覆一张，如胶带般回放他们的婚姻生活，互相尊重，志同道合，厚厚相册洋溢着泛黄的幸福感。
章诒和在《侧影》中回忆史良是如此这般尊重婚姻中的伴侣：
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那天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洋专家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司法部部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合影。史良婉拒：“不行。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在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再提起史良名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史良的养女史小红是如此评价史良的：“我们知道宋庆龄，我们知道邓颖超，但我们不知道史良，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