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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一濑敬一郎律师 春蚕到死
——帮中国人起诉日本
民间对日索赔二十年的背影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姚舒怡 王乐
发自：东京 北京 上海 浙江 2015-09-17 10:38:48
编者按：2015，抗战胜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记者，探访那个深刻伤害过中国，最后伤及自身的国家。
本期刊发的这一篇，我们选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二十年来的日本背影，作为观察的角度。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对日本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70年来，中日两国民众一直在携手治疗那场侵略战争造成的创伤。这种治疗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国耻日。
从1995年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花岗劳工诉讼”起，中日联手进行的对日索赔运动已经走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究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岁的旅日华侨林伯耀兴奋地从日本来到天津，来参加一个仪式——“花岗事件纪念园”的开园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为弥补劳动力不足，将四万余名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行掳往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其中被强掳到日本花岗的中国人不堪屈辱，进行了自杀性的暴动，震惊了整个日本。
用5年时间建成的“花岗事件纪念园”坐落于天津烈士陵园中，西侧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录墙上，镌刻着6830个死亡劳工的名字，作为永久纪念。这个纪念馆是由日方——当年使用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出资修建的。1995年开启的“花岗劳工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最后以和解收场。林伯耀带着幸存劳工递交起诉状的日子——6月30日，就是当年暴动的日子。
然而，对这起索赔案的结局，中国民间评价截然不同。赞扬的人说：它开启了中国民间索赔之路；批判的人说：它背叛了受害者。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结。同一天，一头银发的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盂县，这是她每年必来一次的地方。多年来，她都要探望自己当年的委托诉讼人——6名在二战中被强行掳为日军性奴隶的“慰安妇”。
第一次来盂县是17年前。当时，这里的贫困令她震撼，从而坚定了为这些受害女性讨回公道的决心。“她们就是在这种贫穷的山村里，带着屈辱的记忆生活了50年。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们的痛苦。”
不过，这一次她能见到的只是原告的后代——6名中国慰安妇都已相继辞世。这座县城更关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为山西唯一一个拥有高铁的县，它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和国家建设带来的“高铁福利”。从北京到这里乘高铁只需两个小时。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案件风起云涌。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细菌战诉讼、731人体试验诉讼、慰安妇诉讼、大轰炸诉讼等诉讼一次次将战争的罪恶推到中日两国民众的眼前。激发的民族情绪，与激发的对和平的热爱一样多。
作为推动者，来自日本的律师、历史学者、社会活动家，承担着来自两个国家的猜疑、愤怒和感激。二十年来，他们贯穿在每一起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案件中。
鬼子进村了
“现在，到了总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的时候了。”长谈之后，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这位63岁的浙江女性，已经担任了18年的“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的团长。描写日本细菌战的著作《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如此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然而，1995年，她带着日本律师来到曾经遭受日军细菌战残害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一个叫崇山村的村子时，从村民们那儿得到的评价是：“王选带着鬼子进村了！”
这里对“日本人”一词有着浓重的民族情绪。1940年，日军731部队奉命对浙江宁波、金华、温州等六个城市进行细菌战，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从飞机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个村民就这样感染了鼠疫，被恐惧的邻人关在二楼，撤掉了楼梯。儿子在楼下，听着父亲一会儿愤怒地吼叫，将被子、椅子砸下来，一会儿绝望地哀求人们救命，终于被活活饿死了。
“鬼子”共有三个。一个老太太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低着头，只是工作。一个日本中学历史教师带来了自制的调查表，调查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鼠疫、伤寒病菌害死的村民。这份表格让帮忙参与的一位当地退休干部王培根吃了一惊。他发现：里面要登记受害者坟墓的位置。
“解放后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时至今日，王培根仍惊讶得直摇头，而“鬼子”们又带来了一堆更详细的问题：受害者发病的时间、感染的症状、治疗的药物、对药物的反应、受害者临终的痛苦……
为了配合这次调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开了座谈会，要对崇山村当年的受害情况讨论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几千人。领略了日本人的严谨之后，王培根敏锐地领悟到：“这样的数字说出去只能坏事，不能提供。”
最后，死者数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户地走访、登记，他们共统计到了404人。三个“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这是他参与的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一濑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县。战争之时的说法是，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来最不要命。一濑的父亲就从中国的东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广西桂林。但战后，父亲却从不肯多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就在一濑为细菌战诉讼做准备的时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已经打响。当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岗劳工及死难者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页的起诉书，状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在战争期间强制奴役中国劳工。诉讼的组织者，是旅日华侨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
1942年，由于战时劳动力紧张，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到1945年5月，强行从中国移进劳工近4万名，包括战俘、强行抓捕的农民、学生，分散在日本全国135个作业场，从事码头装卸、矿业开采、建筑工地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的命运比自己预感的还要悲惨：中国劳工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业场超过一半。
鹿岛建设公司的铜矿山，就位于东京附近秋田县的花岗地区。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这里被强迫劳动的中国劳工举行暴动，用铁锹和铲子杀死了4名日本监工，想要夺船回国。第二天，两万日本军警包围了劳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国劳工在抓捕和随后的惩戒中死亡。
“村山谈话”——“中国诉讼热”
战后半个世纪，经历了萧条和繁荣、动荡和安稳的日本，有意或者无意，人们逐渐淡忘了战争，不提、不说、不关心成了时代主流。如果不是出于偶然，人们不会看到曾经的罪恶。
1995年，终战五十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村山谈话”，这是最受亚洲周边国家欢迎的一次首相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日本的战争之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将谦虚地对待这一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虽然随后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出现一个左翼倾向的首相，发表如此谈话，只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谈话为契机，1995年前后，在日本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多达三百余名日本律师自愿参与的“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律师团”成立，代理了11件中国劳工诉讼。
其中细菌战诉讼团的律师团长，是日本律师协会的会长土屋公献。这位已于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师，律所开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二战期间，他曾入伍与美军作战，这成了他反对战争的起点。由于他的名望，细菌战诉讼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此前，在日本民间，追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者、反省战争罪恶的自发行动，已经发酵了十年。1985年战败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争结束后，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罪魁亦被一并参拜，在日本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第二年，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在东京成立——铭心，就是将战争罪行铭记在心的意思。左翼政党成员、社会活动者、大学教授、普通市民纷纷加入。为了推动对旧日本帝国时期战争罪行的研究，铭心会促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运动——通过民间募捐，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请到日本来做证人。
中国劳工幸存者、细菌战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就这样纷纷来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讲演，通过亲身讲述，将战争罪行推到就快遗忘的日本国民眼前。
作为最初的“铭心会”成员，林伯耀将花岗暴动的幸存者请来日本演讲，这成为之后花岗索赔的肇始。作为出生在日本的华侨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许多。生于1938年，他的整个童年，都夹缝于漫长的中日战争，对这个生养他的国家，他熟悉又疏离。
“在战争期间，母亲背着布匹带着我去乡下叫卖。有一户人家的长子死在了中国，户主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放狗来咬。”七十年后，林伯耀依然记得：母亲带着自己滚进了稻田才得以脱身。将两个人满是泥污的外衣洗净，母亲放声大哭。
大森典子律师也是在铭心会组织的证人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国的慰安妇万爱花。而当她希望去中国取证时，却未被批准。“当时，外国人要来中国内地做调查很不方便。”她说。“1990年代已经有了韩国、菲律宾、荷兰的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作为慰安妇人数最多的中国，却一个起诉者都没有，这让我感到不正常。”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一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中日女性律师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问，“有没有中国律师愿意和我们合作，进行慰安妇诉讼的调查？”
北京女律师康健也在座。她记得：当时中方的律师们都愣住了，这超出了会议议程的内容。面对这个事关民族感情的问题，所有人都不敢答话。当沉默就要变得难堪的时候，她用两个“不”字委婉地说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联手合作，成为第一例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的代理律师。
另一位日本律师南典男加入律师团则是出于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律师事务所靠近原陆军医务所的原址，建筑工人在地基里发现了一百多具人骨，经过鉴定，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陆军医务所隔壁，是原日本陆军731部队的东京司令部。这支细菌生化部队因在中国东北使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队有没有关系？”南典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学生时代，他没有在书上读到过关于日军生化试验的历史。他发现在日本找不到答案，于是决定去中国东北，寻找731部队的受害者。在律师团中，他负责化学武器、毒气弹受害者的对日诉讼。
历史的复杂面容
“这里不存在施恩与受恩。日本律师和中国受害者之间，是为了追究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而携手的协作关系。”一濑敬一郎律师的事务所邻近东京霞关，这里是日本国的政治中枢：首相官邸、国会两院、外务省、防务省；隔着一条马路，就与天皇皇宫相邻。身处本国政治心脏，他的办公室内，堆满的直抵天花板的诉讼文件，却都是关于中国的。
“诉讼，是重现历史，同时也是中日之间的桥梁。”一濑今年67岁，眉毛有了白色。但语调一直坚定乐观。调查和诉讼，本身是严肃的，对战争遗留问题的诉讼，首先就是确定历史事实。这些并非历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寻找能经受以最严苛标准审视的历史。
在细菌战诉讼的调查取证阶段，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当地人记忆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声称他们亲眼看见日军飞机在头顶撒播病菌——“播撒烟雾一样的东西”。但无论是日军的作战报告，还是当时的疫情调查，都显示这不可能。事实上，崇山村的鼠疫是从其他遭播撒的地区二次传播而来。证言和历史资料抵触，在法庭上提交的话，会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开了一次针对细菌战暴行的控诉大会，村民们当年都参加过。会上群情激愤，却没有进行科学有序的统计取证工作，记忆也在充满国仇家恨的控诉中渐渐变形。“他们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细密的故事。”直到调查结束，一濑也无法说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与崇山村的受害历史被反复诉说不同，这里的细菌战受害者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接受一濑律师邀请，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调查。法庭作证后，一直沉默的日本法官突然问她，之前是否了解这样的历史？聂莉莉承认：自己之前从没听说过。
“鼠疫在当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人去整理搜集。”让聂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断了腿，也要等着见她，她的父母都殁于日军播撒的鼠疫。而之后数十年，她从未告诉过自己的丈夫和儿女。
历史可能沉默，也可能以最复杂的面容出现在调查者面前。1989年，“花岗受难者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有的劳工却冲出来，骂曾经的花岗暴动领袖耿谆是“汉奸”。林伯耀当时在现场，一下子有些懵。
耿谆，原本的抗日国军上尉，被俘后成了劳工，担任劳工大队长，领导了花岗暴动。但人们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队长并不是普通的劳工，他们不用干活，有着干净的衣服，还可以命令厨师在任何时候做自己想吃的东西。这源于日本政府当时设计的劳工管理政策：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不把中国劳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队长这个职务，甚至要出手惩戒违反“纪律”、胆敢逃跑的劳工，拥有生杀大权。
二十年来，陆续展开的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几乎都有着一样的过程：中国受害者与日本律师签订委托书，日本律师与中方参与者联合调查取证，诉讼全在日本法庭进行，由日方负责。中方原告和证人出庭作证，日本民间的和平团体则在法庭外进行宣传造势。
应不应该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败诉了。
从1995年至今，27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法院对于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历史事实，大多都进行了确认：慰安妇问题、细菌战、731部队人体试验、中国劳工被强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认。
有过胜诉记录的只有5件，其中4件发生在一审，1件发生在二审。而所有胜诉案件都在随后的二审、最高法院审判中败诉。重庆大轰炸是唯一还在诉讼中的案件。在七十多年前，日军的轰炸中，重庆、成都、乐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许多人家破人亡。依据历史材料，中日两国的原告与律师，为每一次日军轰炸都制作了示意图：包括飞机来袭方向、投弹位置、烧毁情况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索赔、细菌战诉讼、慰安妇问题，分别就相关诉讼进行了终审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这个判决之后，在日本诉讼的大门基本上就关闭了。”王选说。
然而，败诉不等于失败。
日本最高法院在驳回中国劳工一切诉求的判决书附言内，提出：“……希望曾经奴役过中国劳工的日方企业作出救济。”
庭外和解被摆上谈判桌，和解的主体，是中国劳工和日方企业——那些企业多数还在。这也是为何，在其他诉讼相继消沉的情况下，劳工索赔依然活跃的原因，这也是民间索赔争议最大的领域。“后来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岗和解’的模式来推动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陈根发说。
从一审打到二审，在胜诉无望的情况下，花岗劳工原告与代理律师接受了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职权和解劝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岗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所有花岗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
到2015年，花岗和解管理委员会，对记录在案的986个花岗劳工，每找到一个或者遗属，就向他们发放鹿岛建设提供的赔偿金。这实际也是从德国学来的先例。二战中，克虏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过犹太人、战俘等奴隶劳工。战后，它们在民间组织的追索下支付了类似的赔偿，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义。
“花岗和解是整体解决，之前在日本没有过一次性赔偿这么多劳工的先例。”林伯耀说。在日本，这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国，花岗和解引发巨大争议。鹿岛公司在和解声明中写明：“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同时，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着放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对鹿岛再次提起诉讼的权利。
“我们被朋友骗了。”中国原告代表、原花岗暴动的领袖耿谆曾长叹。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一种意见认为，花岗“和解”开创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恶例”。
但林伯耀的解释是：和解的初衷，是劳工幸存者，他们困顿一生，临到人生末尾，一点补偿对他们也不无裨益。许多老人已经等不起了。“我去耿谆家里，向他说明情况。他开始说理解，后来还是反对。”
耿谆曾提出“至少赔偿20亿日元”的谈判底线。当年，许多劳工回国后被认为有特务嫌疑，劳工经历成为历史污点，不仅影响自己，也祸及家人。花岗诉讼开始后，耿谆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这或许也成了他坚持更多赔偿权利的源头。“我和新美隆说，你不要急，中国人会理解你的。”林伯耀回忆：巨大争议之下，律师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脏病一度突发。
更多的劳工诉讼案也是以这种“和解”结束的，写入“谢罪”字样的极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争议。这些和解到底是“丧权辱国”还是“中日友好”的证据，成了一点就炸的话题。一些劳工索赔团体也分裂成反对“和解”的强硬派与支持“和解”的现实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汉奸”“没骨气”的地步。
当时，森田律师曾无奈地表示：“作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确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进入尾声，还是走向持久？
现今，有两件民间对日诉讼仍在持续。
一件是“三菱和解谈判”。作为曾奴役中国劳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预备与中方受害者达成全面和解协议，作出赔偿和道歉。将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币10万元，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康健律师旗帜鲜明地带领数十位劳工及遗属，宣布退出和解。
“将赔偿金表述为‘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资金支付款项’，避开赔偿两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责，如此卑劣的做法，岂容得逞。”康健逐条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从曾经的亲密战友，到现在对日本律师最严厉的批评者，她对大部分劳工和解都持批判态度。“日本律师老强调日本社会是什么状况，我说那要因为日本社会是不容事实真相的社会，我们的受害者就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吗？”
“原本中日双方协议签字的酒店都订好了。”林伯耀说，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劳工团体内部都是争议不断。另一件是一濑正在准备的重庆大轰炸诉讼二审。针对日军侵华时期对重庆地区无差别轰炸的诉讼，2015年2月第一审宣告败诉。作为代理律师，他正在准备上诉二审。
近十年的一审时间，他向法庭递交的证据多达上千份，由日方学者和中方学者分别撰写的大轰炸鉴定报告有上百万字。让一濑骄傲的是，每一次当原告律师举证完毕，被告方律师从来不质询。他们也知道，中方的证据无可辩驳。
然而，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诉讼。“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新的诉讼能够胜诉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明白一濑的用意：他想用诉讼，将民间索赔的问题延续下来，不让它冷却，被盖棺定论。
和劳工诉讼原告团一样，重庆大轰炸原告团内部也出现了矛盾，中方律师团首席律师林刚甚至向一濑发了一封申明信：“重庆方面受害人内部的矛盾，属于中国内政，应相信中国人自己解决，希望您不要干涉和过问。”
林刚对一濑也有不满。2012年，他希望将重庆大轰炸纳入国防教育的素材，在这年6月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联席会议上，将之写入了一份《重庆宣言》。没想到在座的一濑当即站起来反对。“从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庆宣言》，应该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众，这时候提‘加强国防’，就不大合适。”
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刘世龙见证了双方的冲突。一濑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挥了拳头。“我理解他的反对，因为‘爱国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是日本从西方翻译的，后来被用作宣扬军国主义。”
二十年间，双方的民族身份总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过一次次具体分歧凸显出来。这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阴里。进入尾声的对日诉讼，究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还不断有人想将它持续下去，推向未来。近年来王选致力于江浙地区“烂脚病”老人群体的调查，这有可能是细菌战造成的后遗症，但没有确实证据。有国人对她说：你去告日本啊。“我们这些到过日本的原告都变了。”曾经担任细菌战原告团秘书长的王培根对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干净，市民友好，东西物美价廉。”
他对日本的厌恶与仇恨，悄然转移到了报纸上、《新闻联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们继承了那些凶恶猥琐的“鬼子”形象。王选说：现在，到了总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的时候了。
——帮中国人起诉日本
民间对日索赔二十年的背影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姚舒怡 王乐
发自：东京 北京 上海 浙江 2015-09-17 10:38:48
编者按：2015，抗战胜利70周年，南方周末派出记者，探访那个深刻伤害过中国，最后伤及自身的国家。
本期刊发的这一篇，我们选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二十年来的日本背影，作为观察的角度。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对日本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70年来，中日两国民众一直在携手治疗那场侵略战争造成的创伤。这种治疗是互助，也是自救。
明天，又逢“9·18”国耻日。
从1995年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花岗劳工诉讼”起，中日联手进行的对日索赔运动已经走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究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2015年9月1日，77岁的旅日华侨林伯耀兴奋地从日本来到天津，来参加一个仪式——“花岗事件纪念园”的开园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为弥补劳动力不足，将四万余名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行掳往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其中被强掳到日本花岗的中国人不堪屈辱，进行了自杀性的暴动，震惊了整个日本。
用5年时间建成的“花岗事件纪念园”坐落于天津烈士陵园中，西侧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名录墙上，镌刻着6830个死亡劳工的名字，作为永久纪念。这个纪念馆是由日方——当年使用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出资修建的。1995年开启的“花岗劳工对日诉讼”，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最后以和解收场。林伯耀带着幸存劳工递交起诉状的日子——6月30日，就是当年暴动的日子。
然而，对这起索赔案的结局，中国民间评价截然不同。赞扬的人说：它开启了中国民间索赔之路；批判的人说：它背叛了受害者。这些都是林伯耀的心结。同一天，一头银发的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来到山西盂县，这是她每年必来一次的地方。多年来，她都要探望自己当年的委托诉讼人——6名在二战中被强行掳为日军性奴隶的“慰安妇”。
第一次来盂县是17年前。当时，这里的贫困令她震撼，从而坚定了为这些受害女性讨回公道的决心。“她们就是在这种贫穷的山村里，带着屈辱的记忆生活了50年。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们的痛苦。”
不过，这一次她能见到的只是原告的后代——6名中国慰安妇都已相继辞世。这座县城更关心的事情也不在此。作为山西唯一一个拥有高铁的县，它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和国家建设带来的“高铁福利”。从北京到这里乘高铁只需两个小时。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案件风起云涌。中国劳工对日诉讼、细菌战诉讼、731人体试验诉讼、慰安妇诉讼、大轰炸诉讼等诉讼一次次将战争的罪恶推到中日两国民众的眼前。激发的民族情绪，与激发的对和平的热爱一样多。
作为推动者，来自日本的律师、历史学者、社会活动家，承担着来自两个国家的猜疑、愤怒和感激。二十年来，他们贯穿在每一起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案件中。
鬼子进村了
“现在，到了总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的时候了。”长谈之后，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这位63岁的浙江女性，已经担任了18年的“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原告团”的团长。描写日本细菌战的著作《死亡工厂》的作者、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如此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然而，1995年，她带着日本律师来到曾经遭受日军细菌战残害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一个叫崇山村的村子时，从村民们那儿得到的评价是：“王选带着鬼子进村了！”
这里对“日本人”一词有着浓重的民族情绪。1940年，日军731部队奉命对浙江宁波、金华、温州等六个城市进行细菌战，以每平方公里1.5—2公斤的密度，从飞机上撒播感染了鼠疫病菌的跳蚤。崇山村一个村民就这样感染了鼠疫，被恐惧的邻人关在二楼，撤掉了楼梯。儿子在楼下，听着父亲一会儿愤怒地吼叫，将被子、椅子砸下来，一会儿绝望地哀求人们救命，终于被活活饿死了。
“鬼子”共有三个。一个老太太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低着头，只是工作。一个日本中学历史教师带来了自制的调查表，调查在日军侵华期间，被鼠疫、伤寒病菌害死的村民。这份表格让帮忙参与的一位当地退休干部王培根吃了一惊。他发现：里面要登记受害者坟墓的位置。
“解放后早推平了，不可能找到。”时至今日，王培根仍惊讶得直摇头，而“鬼子”们又带来了一堆更详细的问题：受害者发病的时间、感染的症状、治疗的药物、对药物的反应、受害者临终的痛苦……
为了配合这次调查，村里特意召集一些老人开了座谈会，要对崇山村当年的受害情况讨论个说法。有的说死了五百人，有的说死了几千人。领略了日本人的严谨之后，王培根敏锐地领悟到：“这样的数字说出去只能坏事，不能提供。”
最后，死者数目只能靠日本人自己一家一户地走访、登记，他们共统计到了404人。三个“鬼子”之一，是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这是他参与的第一起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一濑敬一郎祖籍日本西南的熊本县。战争之时的说法是，这里出生的士兵打起仗来最不要命。一濑的父亲就从中国的东部沿海，一直打到了广西桂林。但战后，父亲却从不肯多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就在一濑为细菌战诉讼做准备的时候，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已经打响。当年6月，11名幸存的花岗劳工及死难者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308页的起诉书，状告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在战争期间强制奴役中国劳工。诉讼的组织者，是旅日华侨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
1942年，由于战时劳动力紧张，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到1945年5月，强行从中国移进劳工近4万名，包括战俘、强行抓捕的农民、学生，分散在日本全国135个作业场，从事码头装卸、矿业开采、建筑工地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的命运比自己预感的还要悲惨：中国劳工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亡，死亡率最高的作业场超过一半。
鹿岛建设公司的铜矿山，就位于东京附近秋田县的花岗地区。1945年6月30日，700名在这里被强迫劳动的中国劳工举行暴动，用铁锹和铲子杀死了4名日本监工，想要夺船回国。第二天，两万日本军警包围了劳工躲藏的山谷，一百余名中国劳工在抓捕和随后的惩戒中死亡。
“村山谈话”——“中国诉讼热”
战后半个世纪，经历了萧条和繁荣、动荡和安稳的日本，有意或者无意，人们逐渐淡忘了战争，不提、不说、不关心成了时代主流。如果不是出于偶然，人们不会看到曾经的罪恶。
1995年，终战五十年之际，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村山谈话”，这是最受亚洲周边国家欢迎的一次首相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日本的战争之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将谦虚地对待这一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虽然随后二十年，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出现一个左翼倾向的首相，发表如此谈话，只是日本政党政治的意外。但以村山谈话为契机，1995年前后，在日本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多达三百余名日本律师自愿参与的“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律师团”成立，代理了11件中国劳工诉讼。
其中细菌战诉讼团的律师团长，是日本律师协会的会长土屋公献。这位已于2009年去世的老人生前是日本有名的大律师，律所开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二战期间，他曾入伍与美军作战，这成了他反对战争的起点。由于他的名望，细菌战诉讼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此前，在日本民间，追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者、反省战争罪恶的自发行动，已经发酵了十年。1985年战败纪念日，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战争结束后，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包括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罪魁亦被一并参拜，在日本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第二年，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在东京成立——铭心，就是将战争罪行铭记在心的意思。左翼政党成员、社会活动者、大学教授、普通市民纷纷加入。为了推动对旧日本帝国时期战争罪行的研究，铭心会促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运动——通过民间募捐，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受害者请到日本来做证人。
中国劳工幸存者、细菌战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就这样纷纷来到日本，在日本各大城市巡回讲演，通过亲身讲述，将战争罪行推到就快遗忘的日本国民眼前。
作为最初的“铭心会”成员，林伯耀将花岗暴动的幸存者请来日本演讲，这成为之后花岗索赔的肇始。作为出生在日本的华侨二代，林伯耀的日文比中文流利许多。生于1938年，他的整个童年，都夹缝于漫长的中日战争，对这个生养他的国家，他熟悉又疏离。
“在战争期间，母亲背着布匹带着我去乡下叫卖。有一户人家的长子死在了中国，户主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放狗来咬。”七十年后，林伯耀依然记得：母亲带着自己滚进了稻田才得以脱身。将两个人满是泥污的外衣洗净，母亲放声大哭。
大森典子律师也是在铭心会组织的证人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国的慰安妇万爱花。而当她希望去中国取证时，却未被批准。“当时，外国人要来中国内地做调查很不方便。”她说。“1990年代已经有了韩国、菲律宾、荷兰的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作为慰安妇人数最多的中国，却一个起诉者都没有，这让我感到不正常。”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一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中日女性律师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大森典子有些莽撞地问，“有没有中国律师愿意和我们合作，进行慰安妇诉讼的调查？”
北京女律师康健也在座。她记得：当时中方的律师们都愣住了，这超出了会议议程的内容。面对这个事关民族感情的问题，所有人都不敢答话。当沉默就要变得难堪的时候，她用两个“不”字委婉地说了一句，“也不是不可以。”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联手合作，成为第一例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的代理律师。
另一位日本律师南典男加入律师团则是出于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律师事务所靠近原陆军医务所的原址，建筑工人在地基里发现了一百多具人骨，经过鉴定，人骨都不是日本人。而陆军医务所隔壁，是原日本陆军731部队的东京司令部。这支细菌生化部队因在中国东北使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早已臭名昭著。
“人骨和731部队有没有关系？”南典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学生时代，他没有在书上读到过关于日军生化试验的历史。他发现在日本找不到答案，于是决定去中国东北，寻找731部队的受害者。在律师团中，他负责化学武器、毒气弹受害者的对日诉讼。
历史的复杂面容
“这里不存在施恩与受恩。日本律师和中国受害者之间，是为了追究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责而携手的协作关系。”一濑敬一郎律师的事务所邻近东京霞关，这里是日本国的政治中枢：首相官邸、国会两院、外务省、防务省；隔着一条马路，就与天皇皇宫相邻。身处本国政治心脏，他的办公室内，堆满的直抵天花板的诉讼文件，却都是关于中国的。
“诉讼，是重现历史，同时也是中日之间的桥梁。”一濑今年67岁，眉毛有了白色。但语调一直坚定乐观。调查和诉讼，本身是严肃的，对战争遗留问题的诉讼，首先就是确定历史事实。这些并非历史研究者出身的法律人要做的，偏偏是寻找能经受以最严苛标准审视的历史。
在细菌战诉讼的调查取证阶段，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当地人记忆的失真。如：崇山村里的老人声称他们亲眼看见日军飞机在头顶撒播病菌——“播撒烟雾一样的东西”。但无论是日军的作战报告，还是当时的疫情调查，都显示这不可能。事实上，崇山村的鼠疫是从其他遭播撒的地区二次传播而来。证言和历史资料抵触，在法庭上提交的话，会造成矛盾。
1950年代，在崇山村召开了一次针对细菌战暴行的控诉大会，村民们当年都参加过。会上群情激愤，却没有进行科学有序的统计取证工作，记忆也在充满国仇家恨的控诉中渐渐变形。“他们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细密的故事。”直到调查结束，一濑也无法说服老人。 而在湖南常德，与崇山村的受害历史被反复诉说不同，这里的细菌战受害者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接受一濑律师邀请，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战受害情况进行调查。法庭作证后，一直沉默的日本法官突然问她，之前是否了解这样的历史？聂莉莉承认：自己之前从没听说过。
“鼠疫在当地叫做瘟，得了是要被瞧不起的，受害者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人去整理搜集。”让聂莉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即使意外摔断了腿，也要等着见她，她的父母都殁于日军播撒的鼠疫。而之后数十年，她从未告诉过自己的丈夫和儿女。
历史可能沉默，也可能以最复杂的面容出现在调查者面前。1989年，“花岗受难者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有的劳工却冲出来，骂曾经的花岗暴动领袖耿谆是“汉奸”。林伯耀当时在现场，一下子有些懵。
耿谆，原本的抗日国军上尉，被俘后成了劳工，担任劳工大队长，领导了花岗暴动。但人们一般不知道的是，大队长并不是普通的劳工，他们不用干活，有着干净的衣服，还可以命令厨师在任何时候做自己想吃的东西。这源于日本政府当时设计的劳工管理政策：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不把中国劳工的反感指向日本人。大队长这个职务，甚至要出手惩戒违反“纪律”、胆敢逃跑的劳工，拥有生杀大权。
二十年来，陆续展开的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几乎都有着一样的过程：中国受害者与日本律师签订委托书，日本律师与中方参与者联合调查取证，诉讼全在日本法庭进行，由日方负责。中方原告和证人出庭作证，日本民间的和平团体则在法庭外进行宣传造势。
应不应该跟日本人和解？
所有的案件都败诉了。
从1995年至今，27件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法院对于日方加害和中方受害的历史事实，大多都进行了确认：慰安妇问题、细菌战、731部队人体试验、中国劳工被强制奴役等等，都在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了支持和承认。
有过胜诉记录的只有5件，其中4件发生在一审，1件发生在二审。而所有胜诉案件都在随后的二审、最高法院审判中败诉。重庆大轰炸是唯一还在诉讼中的案件。在七十多年前，日军的轰炸中，重庆、成都、乐山、松潘等地烈火熊熊，许多人家破人亡。依据历史材料，中日两国的原告与律师，为每一次日军轰炸都制作了示意图：包括飞机来袭方向、投弹位置、烧毁情况等。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索赔、细菌战诉讼、慰安妇问题，分别就相关诉讼进行了终审判决，驳回原告一切请求。“这个判决之后，在日本诉讼的大门基本上就关闭了。”王选说。
然而，败诉不等于失败。
日本最高法院在驳回中国劳工一切诉求的判决书附言内，提出：“……希望曾经奴役过中国劳工的日方企业作出救济。”
庭外和解被摆上谈判桌，和解的主体，是中国劳工和日方企业——那些企业多数还在。这也是为何，在其他诉讼相继消沉的情况下，劳工索赔依然活跃的原因，这也是民间索赔争议最大的领域。“后来的和解，基本上是按照‘花岗和解’的模式来推动的。”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陈根发说。
从一审打到二审，在胜诉无望的情况下，花岗劳工原告与代理律师接受了东京高等法院提出的“职权和解劝告”。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岗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所有花岗劳工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以及后代的教育。
到2015年，花岗和解管理委员会，对记录在案的986个花岗劳工，每找到一个或者遗属，就向他们发放鹿岛建设提供的赔偿金。这实际也是从德国学来的先例。二战中，克虏伯、法本等公司也使用过犹太人、战俘等奴隶劳工。战后，它们在民间组织的追索下支付了类似的赔偿，但用的也是“和解”的名义。
“花岗和解是整体解决，之前在日本没有过一次性赔偿这么多劳工的先例。”林伯耀说。在日本，这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在中国，花岗和解引发巨大争议。鹿岛公司在和解声明中写明：“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同时，中方原告接受和解，意味着放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对鹿岛再次提起诉讼的权利。
“我们被朋友骗了。”中国原告代表、原花岗暴动的领袖耿谆曾长叹。他指的朋友，就是林伯耀和日本律师新美隆。一种意见认为，花岗“和解”开创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恶例”。
但林伯耀的解释是：和解的初衷，是劳工幸存者，他们困顿一生，临到人生末尾，一点补偿对他们也不无裨益。许多老人已经等不起了。“我去耿谆家里，向他说明情况。他开始说理解，后来还是反对。”
耿谆曾提出“至少赔偿20亿日元”的谈判底线。当年，许多劳工回国后被认为有特务嫌疑，劳工经历成为历史污点，不仅影响自己，也祸及家人。花岗诉讼开始后，耿谆重新被看成民族英雄。而这或许也成了他坚持更多赔偿权利的源头。“我和新美隆说，你不要急，中国人会理解你的。”林伯耀回忆：巨大争议之下，律师新美隆急得大哭，心脏病一度突发。
更多的劳工诉讼案也是以这种“和解”结束的，写入“谢罪”字样的极少。而每一次和解，都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争议。这些和解到底是“丧权辱国”还是“中日友好”的证据，成了一点就炸的话题。一些劳工索赔团体也分裂成反对“和解”的强硬派与支持“和解”的现实派，甚至到了互指“叛徒”“汉奸”“没骨气”的地步。
当时，森田律师曾无奈地表示：“作为中方的受害者，不能明确发出统一的声音，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进入尾声，还是走向持久？
现今，有两件民间对日诉讼仍在持续。
一件是“三菱和解谈判”。作为曾奴役中国劳工最多的日本公司，三菱材料预备与中方受害者达成全面和解协议，作出赔偿和道歉。将向每名受害者支付人民币10万元，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康健律师旗帜鲜明地带领数十位劳工及遗属，宣布退出和解。
“将赔偿金表述为‘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资金支付款项’，避开赔偿两字，似乎可以逃避罪责，如此卑劣的做法，岂容得逞。”康健逐条分析了三菱的和解文字。从曾经的亲密战友，到现在对日本律师最严厉的批评者，她对大部分劳工和解都持批判态度。“日本律师老强调日本社会是什么状况，我说那要因为日本社会是不容事实真相的社会，我们的受害者就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咽肚子里了吗？”
“原本中日双方协议签字的酒店都订好了。”林伯耀说，就如何管理可能成立的“三菱和解基金”，劳工团体内部都是争议不断。另一件是一濑正在准备的重庆大轰炸诉讼二审。针对日军侵华时期对重庆地区无差别轰炸的诉讼，2015年2月第一审宣告败诉。作为代理律师，他正在准备上诉二审。
近十年的一审时间，他向法庭递交的证据多达上千份，由日方学者和中方学者分别撰写的大轰炸鉴定报告有上百万字。让一濑骄傲的是，每一次当原告律师举证完毕，被告方律师从来不质询。他们也知道，中方的证据无可辩驳。
然而，这是一件不被看好的诉讼。“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新的诉讼能够胜诉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王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明白一濑的用意：他想用诉讼，将民间索赔的问题延续下来，不让它冷却，被盖棺定论。
和劳工诉讼原告团一样，重庆大轰炸原告团内部也出现了矛盾，中方律师团首席律师林刚甚至向一濑发了一封申明信：“重庆方面受害人内部的矛盾，属于中国内政，应相信中国人自己解决，希望您不要干涉和过问。”
林刚对一濑也有不满。2012年，他希望将重庆大轰炸纳入国防教育的素材，在这年6月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联席会议上，将之写入了一份《重庆宣言》。没想到在座的一濑当即站起来反对。“从日方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但《重庆宣言》，应该是面向世界、包括面向日本民众，这时候提‘加强国防’，就不大合适。”
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刘世龙见证了双方的冲突。一濑拍了桌子，中方也有人挥了拳头。“我理解他的反对，因为‘爱国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是日本从西方翻译的，后来被用作宣扬军国主义。”
二十年间，双方的民族身份总是存在微妙的摩擦，通过一次次具体分歧凸显出来。这二十年，无论中方原告，还是日方律师、历史学者和民间活动家，大部分都由中年人变成了白发老人。而老人大多消逝在二十年的光阴里。进入尾声的对日诉讼，究竟起到了多少沟通两国民众、抚平战争创伤的“桥梁”作用，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和日本这对离不开的邻居之间，它从来都有说不清的微妙位置。
还不断有人想将它持续下去，推向未来。近年来王选致力于江浙地区“烂脚病”老人群体的调查，这有可能是细菌战造成的后遗症，但没有确实证据。有国人对她说：你去告日本啊。“我们这些到过日本的原告都变了。”曾经担任细菌战原告团秘书长的王培根对日本用上了如此的描述：“城市干净，市民友好，东西物美价廉。”
他对日本的厌恶与仇恨，悄然转移到了报纸上、《新闻联播》里的“日本右翼”身上。在他心中，他们继承了那些凶恶猥琐的“鬼子”形象。王选说：现在，到了总结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历史的时候了。
